中外经济关系的根本转折——中国“复关”和“入世”的历史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透视论文,中外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复关”和“入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学术界对此亦多有研究，但从历史的角度着眼者似不多见。本文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历史背景，对中国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渊源进行考察，进而透视近代以来对外经济关系中封闭与开放空错出现的曲折、复杂历史过程，展示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演进，以期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教训，澄清认识，并立足于现实地瞻望未来。
一、从“入关”和“退关”到“复关”和“入世”——中国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历史渊源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1946-1947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参加了国际贸易组织的筹备工作。在与美国等15个国家分别进行了关税减让谈判（这次谈判实际上是关贸总协定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后，1947年10月，中国作为23个发起国之一，草签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8年4月21日，中国正式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从而于1948年5月21日起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1949年4-10月，中国政府参加了在法国安纳西举行的关贸总协定第二轮多边贸易谈判，并相应降低了部分商品的关税。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公告明确宣布：“本届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此后，中国政府多次对外重申这一立场。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这一退出于1950年5月5日生效。在当时的环境下，此举是由美国和台湾当局联手炮制而成的，其目的在于“防止新中国利用关贸总协定而对其不利”（注：夏申、储祥银主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大辞典》，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更迭的既定事实，台湾当局已不能代表中国，其退出关贸总协定的行为是非法的。（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申明：“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对于台湾当局“退关”之举，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没有改变中国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台湾当局在无权代表中国情况下的退关是无效的，中国从未合法地退出过关贸总协定。但是，由于新中国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新生政权，加之对关贸总协定缺乏清晰正确的了解，当时对台湾当局宣布退关未作出反应，也没有对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发表看法。（注：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一些缔约国对台湾当局退关的合法性提出疑问。例如：1950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表示不承认台湾当局退关的合法性。1951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美国撤消对中国的关税减让提出质疑。1965年，台湾当局要求成为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该要求遭到捷克斯洛伐克、古巴、法国等国家的反对。参见张培田等编著：《关贸总协定概要及规范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台湾当局退关后不久，与中国进行过关税减让谈判的缔约方中有12个国家撤回了对中国所作出的关税减让（注：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一些缔约国对台湾当局退关的合法性提出疑问。例如：1950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表示不承认台湾当局退关的合法性。1951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美国撤消对中国的关税减让提出质疑。1965年，台湾当局要求成为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该要求遭到捷克斯洛伐克、古巴、法国等国家的反对。参见张培田等编著：《关贸总协定概要及规范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中断。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2758号决议，关贸总协定全体缔约国重新审议了1965年通过的接纳台湾为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的决定，主动撤销了台湾的观察员资格，承认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在关贸总协定代表中国。至此，中国与关贸总协定之间关系的最大障碍消除，中国开始与关贸总协定有所接触。然而，由于中国长期被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关贸总协定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关贸总协定缺乏了解，当时中国的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与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差距甚远。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中国并没有积极着手恢复自身的合法席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活动日益增多。1980年，开始与关贸总协定进行直接接触。1982年，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国。此后，中国多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关贸总协定的事务。从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对外贸易从主要是换取外汇的手段变成国民经济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在1980年中国即已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惟独迟迟未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早在1982年11月关贸总协定第38届缔约国大会上，中国即与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就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等法律问题交换了意见。同年，中国政府确定了重返关贸总协定的三项原则：1、以恢复方式参加关贸总协定，而非重新加入；2、以关税减让为承诺条件，而非承担具体进口义务；3、以发展中国家地位享受相应待遇，并承担与我国经济和贸易水平相适应的义务。1986年1月，关贸总协定总干事亚瑟·邓克尔应邀访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会见时向他表示了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愿望。同年7月11日，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大使钱嘉东向邓克尔递交了书面申请，正式要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并阐明了中国的三项原则。1987年2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6月，关贸总协定关于中国缔约方地位的中国工作组正式组成，由其负责审议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起草中国恢复缔约国地位议定书，以及组织中国恢复缔约国地位的关税减让谈判。从此，中国开始了艰难缓慢的“复关”进程。
在最初阶段，中国复关谈判进展迅速。但是，80年代末，国内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主要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复关采取了拖延战术，中国复关的干扰增多，难度加大，复关形势日益复杂。随着“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束，世贸组织成立在即。中国为成为世贸组织的创始国，加大了复关的努力，但是，由于西方国家以拖延为手段的阻挠，到1994年底，中国工作组在举行了第19次会议之后，未能与其他缔约方就中国成为世贸组织创始国问题达成协议。世贸组织成立后，1995年7月，中国被接纳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国。1996年3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非正式多边磋商开始，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但谈判依旧困难重重。1999年，入世谈判在扑朔迷离的形势下峰回路转。11月15日，入世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美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中美谈判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入世的最大难题业已解决。目前，乐观的估计认为：这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谈判已进入收尾阶段，入世曙光在前。
从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入关”和“退关”到改革开放后的“复关”和“入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的时代变迁，它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从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的实践和思想历程。中国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历史渊源导引出我们对近代以来封闭与开放交错出现的曲折历程做认真、深入的思索。
二、封闭与开放——近代以来对外经济关系的曲折演进
近代以来，中国有一个从被动开放到被动封闭再到主动开放的历史过程。从“与世隔绝”到“面向世界”再到“走向世界”，中外经济关系沿着崎岖的道路曲折演进。
从14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逐渐走向自我封闭。明、清两代相继推行禁海政策，严格限制国民与海外的交往。封闭导致了闭目塞听，中国不知不觉中由一个领先世界的东方强国，变成了一个横向比较起来落后于西方的弱邦。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昧于天下时势，妄自尊大——“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以天朝尽美尽美的幻想自欺”（注：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统治者坚持“华夷之辨”，对中国以外的国家皆以“外夷”视之。1792年和1816年，英国为打破清朝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限制政策，开拓中国市场，分别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和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出使中国，但前者扩大通商的要求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后者因礼仪问题连皇帝都无法晋见，英国外交叩关的企图失败。（注：参见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记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256，301-308页。）1793年，乾隆帝弘历在致英王的“敕谕”中傲然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注：《清实录》第27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显然，在清朝皇帝的心目中，对华贸易是优势的中国给予英国的施舍，植根于封闭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虚骄心态溢于言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侵略活动，撬开了清朝紧闭的国门，中国自身的弱点在西方的炮舰面前暴露无遗。西方列强以征服者的姿态，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殖民主义者的方式在中国获取了种种特权，如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等。中国变成了一个主权残缺的国家，逐渐陷入半殖民地状态。
在国门洞开、藩篱尽失的情况下，西方依恃强大的军事、政治能力和经济实力开拓中国市场，攫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中国在各个领域与西方侵略抗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引进西方的资源、产品和科学技术。中国开始设立近代工厂企业，发展近代交通电讯事业，传播近代科技知识，此即所谓西力东侵背景下的西艺东传和西学东渐。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过程；中国丧失主权的过程，也是被迫开放的过程；中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关系被纳入国际关系框架之内，成为国际经济、政治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无论从其起源、发展过程，还是从其结果来看，这种不平等的开放都是半殖民地性质的被动开放。
被动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社会逐渐半殖民地化，利权操纵于他人，政事身不由己。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始有全国性进出口统计的1864年为0.95亿海关两，1894年为2.99亿海关两，1931年达到23.43亿海关两。从1864到1931年，总体上看来增长颇为可观。（注：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史实的综合分析(1840-1848)》附录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37页，文中1931年的数字包括东北地区。郑著指出，由于白银的黄金价格迅速跌落的原因，中国的对外贸易以美元或按物量指标来统计仅增加3倍左右，而以海关两统计则增加10倍左右，参见该书第264-267页。）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对华投资加强。外国在华的投资，1894年为1.19亿美元，1914年为16.72亿美元，1930年为36.48亿美元，1940年达到近代历史上的最高值67.62亿美元。从1894年到1940年，增长甚巨。（注：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00-601页。）到近代经济发展最高峰的1936年，在中国的产业资本构成中，外国资本占57.23%。（注：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26页。文中为包括东北在内数字。）外国资本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占据了垄断地位，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这是半殖民地经济的鲜明特征。在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外国人的身影频频出现，他们采取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插手中国的经济、政治活动。西方国家通过台前幕后的操纵，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因此，晚清和民国的国家政权曾被称为“洋人的朝廷”和“卖国政府”。
在饱尝侵略苦果的同时，国人从经验的积累中逐步认识到对外开放积极作用的一面，并在实践上开始了维护国家权益，争取主动开放的努力。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人反对不平等条约、收回利权的斗争高潮迭起，中国政府主动地采取了诸如开放通商口岸、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一系列举措。这是中国主动开放的最初尝试和历史先导。（注：近代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举措。关于这一问题，目前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前沿。例如：近年来史学界发现，近代除了西方通过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开放的“条约口岸”外，还有许多中国主动设立“自开商埠”。由此导致的是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并且涉及到对近代国家政权进行深入认识和全面、客观评价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谈判和斗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收回了一部分被列强攫取的国家利益，其中包括关税自主权。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对中国的有利形势，各国在华特权相继取消。抗战胜利后，中国响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倡议，以23个缔约国之一的身份于1948年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国民政府此举是为了争取美国援助而追随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步骤，中美在关贸总协定内达成的双边协议是标志着美国独霸中国经济权益的一系列双边条约、协议中的一个环节。当时，由于中国遭受连年的战争摧残，百业凋零，而且限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很弱，在国民政府参加的两轮多边贸易谈判中，中国的边境颇为困难。美、英、法等国对中国作出关税减让的商品多是工业制成品，而中国相应作出关税减让的商品多是原料和初级产品，因此，“这种减让实际上并非建立在互惠原则之上，表现出其不平等性。”（注：《关贸总协定概要及规范释义》，第34-35页。）也可以说，“入关”从协议的形式上看是平等的，但其实际效果却应另当别论。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从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段来考察，中国入关虽然在政治上被扭曲了，在经济上也暂未受惠，但是它却是近代以来争取主动开放这一倾向的自然延续和深化，它所昭示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
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摆脱了以往国家政权无力摆脱的半殖民地状态，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企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美国为遏制中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严重地限制了中外经济交往，许多西方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1950年，美国怂恿台湾当局退出关贸总协定，更使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大受影响。1951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终止了1948年关贸总协定实施后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就中国方面而言，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政治上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在经济上着重发展同苏东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在5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国对苏东国家的贸易额保持在占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其中，中苏贸易额占进出口总额的50%。（注：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苏东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在经济上支持中国。这对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受苏联的影响，中国把关贸总协定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认为它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一个支柱，在台湾当局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后的30年时间里，中国并未采取恢复自身合法席位的积极行动。但是，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没有因此而彻底断绝，中国采取措施努力开拓民间和政府贸易渠道。到1957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注：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5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国对苏东国家的贸易额剧减，中国也进一步打开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注：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开始取得突破，西方国家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对外经济关系起伏不定，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合作和贸易陷入徘徊局面。
总体上看来，改革开放之前，受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国内条件的影响，中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是有很大局限的，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受封闭状态。但是，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建国以后近30年的半封闭状态，与近代以前中国的闭关自守无论在主观、客观条件上，还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中国摆脱了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附属地位之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为保持国家主权独立而不得已的被动封闭。当时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无疑受到这种历史条件的制约，对双方的关系也要放在这种大环境下来考察。
从7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趋向于缓和，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显著改善，“冷战”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显得日益黯然无光。这种历史条件给中外关系的改善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打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倾禁锢，改革开放蓄势而发，进展迅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需要经济的开放，游离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是行不通的。改革开放启动之后，中国大规模地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产品、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外经济关系迅猛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至1997年的3250.6亿美元，增长14倍多，年均增长15.6%。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作为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10.2%上升到1997年的36.1%。实际利用外资额，1979-1983年总计仅为144.38亿美元，而到1997年，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644.08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483.48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随着地外开放的步伐，国民经济开始飞跃性地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至1997年的747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97年为1978年的5.92倍，年均增长9.8%（注：以上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版）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98年刊）》（中国经济年鉴社1998年版）以及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经济发展报告(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中的相关部分。）。实践证明，发展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国际地位日趋提高，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商品经济成份的增加，中国经济承受冲击的竞争能力也越来越强。中国为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与世界经济接轨，迫切需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而号称“经济联合国”的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是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衔接的桥梁，复关和入世就成为实现对外开放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保障和动力。中国的复关和入世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目标长远的战略抉择，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由重建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到争取复关和入世，中国正以主动的姿态对外开放。
三、“复关”和“入世”——对外经济关系的根本转折
从历史角度透视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思想和实践，我们认为，此次中国的复关和入世，体现了中国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指导思想和实践的根本转折。
首先，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实行的全面开放。这里面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它是中国历史上独立主权国家的第一次主动的对外开放。前面已经说过，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先是采取闭关自守政策，在无力抵御的情况下，被动开放过，即使有先进人士提出过开放思想，但均因主权的不独立而无法真正实现。第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自建国之日，中国就没有全面对外封闭过，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没有完全停止，但在80年代以前，这种开放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开放的范围（开放面向的国家和地区）上，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第三，由于它是主权国家的对外开放，所以，其主动权始终在中国自己手中。也就是说，这只能是对中国有利的开放。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中国对能否入世也正是持这样的态度，正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所说：“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历尽艰辛，一波三折。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而牺牲我们的重大利益。”（注：龙永图：《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序》，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能否入世和如何入世的立足点在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中国对此的认识是理性、明确而深刻的——中国坚决维护自身的合理利益，不会为入世付出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代价。
其次，它是中国审时度势，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决策，它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宏远眼光和伟大的魅力。由于世界经济的长足发展，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的贫困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邓小平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开放的问题。（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改革开放后中国复关和入世的努力是在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的实践行动，它与对外开放目标是内在的统一。复关和入世有得于提高开放的水平，是开放的必然选择和进一步开放的重要保障。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各个国家（地区）或经济实体之间荣损与俱，只有有秩序的竞争才能带来“双赢”的互惠结果。虽然入世后会带来一些暂时的冲击，但是从长远看，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安全性会得到提高，其动力大于压力，益处大于弊端，希望大于困难，机遇大于挑战。（注：参见王鼎咏：《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李善同、翟凡、徐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动态一般均衡分析》，《世界经济》2000年第2期。）因此，中国虽屡经挫折，但目前仍在积极地争取尽早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和标志，它使我国的进一步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可以认为，入世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