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神话——商品和服务贸易与美元贸易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论文,和服务论文,差异论文,资本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影响决策的这一主流观点实际上成了流传甚广的神话：尽管有确凿证据表明，自由流动的资本有引发危机的天性，但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仍具有巨大合理性，一定会到来。许多人说，不要再小心翼翼地限制资本流动，只需记取一个教训，那就是义无反顾地取消一切限制，让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危机来了自有锦囊妙计，即进一步巩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最后贷款者的地位，由它向陷入危机的国家发放救援款。去年9月，IMF在香港召开年会，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当时临时委员会发表一份公报，实质上同意采取行动，最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意味着，只要在IMF成员国，你我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自由带出、带入任何数量的资本。然而，在1944年IMF的《协议章程》上，最初只规定成员国有义务“不得限制经常项目交易的支付”，并没有把资本项目可兑换当作一项义务，甚至不以此为目标。
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既然贸易自由化是好的，为什么不可以让资本也在各国自由流动呢？然而，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被说得天花乱坠，但没什么说服力。这些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得不到事实证明。而且，大多数好处都能通过直接股本投资获得。即使IMF变得更加财大气粗，并改变行动方式，可能也无法完全避免危机爆发，或者大大减轻危机的影响。但所谓的“华尔街－财政部集团”已经创造了一个资本神话。这是沿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叫法，他曾警告过当时的“工业－军事”集团。
资本流动已成为一种理念
直到亚洲危机爆发以后，公众对现实才恍然大悟：资本流动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危机。但在此之前，许多人认为，资本在所有国家之间自由流动，恰似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可以互利互惠。因此，限制资本流动，就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一样，对每个国家——无论贫富——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害的。
然而，亚洲危机与这些国家过多借入外国短期资本是分不开的。它们放松了资本项目管制，允许银行和企业对外举债。1996年，流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的私人资本总额达930亿美元，比1994年的410亿美元增长1倍多。不料1997年风云突变，反而出现12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显而易见，不能忽视资本流动可能产生的危机。
虽然许多人承认资本流动确有副作用，但他们宣称，即使对此不能完全消除，也可以有所缓和，使普天之下都享受到资本自由流动的巨大好处。为此，保守主义者的作法是顺其自然，让市场决定一切，IMF不得插手。它要么靠边站，要么干脆解散。相反，自由主义者将扶持IMF成为最后贷款者，让它在危机中酌情发放贷款，并监督、巩固和管理资本自由流动的大环境。
为什么说这两种作法都无济于事？有必要了解资本神话最初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正是它，一步一步地驱使IMF采取自大、危险的行动，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诚然，经济学家可能说过，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有相似之处，如果受到干扰，将导致效率损失。但只有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才会说：既然这样，那么装饰物和生命保险单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就一模一样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学家查理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资本流动的特征就是恐慌和狂热。
每次一国由于资本流入而遭到危机打击，都会付出沉重代价。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南美国家10年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墨西哥经济深受短期资本流入之害，终于1994年崩溃了。泰国、印尼、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短期债务负担都很沉重，将近1年前，它们就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不错，即使政府不太受短期借款的影响，经济也可能急剧下滑并爆发危机。例如，由于宏观经济管理不善，日本经济徘徊不前，至今已近7年，但它仍是资本净贷出国。但如果象资本自由流动的辩护士那样，以为这就可以推翻以下事实，显然是缺乏根据的：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短期借款都可能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大打折扣的收益
一旦某国爆发危机，资本的自由流动便会减少。为了吸引资本回流，该国必须不遗余力，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防止资本抽逃。这通常意味着提高利率，IMF正是要求印尼这样作的。债务累累的企业不可避免地遭到重创，整个亚洲概莫能外。此外，该国不得不抛售国内资产，由于信贷危机，它们的价值大大被低估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外国买主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将其纳入囊中。（当一国经济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时，经济学家常常出相反的点子，建议限制外国人染指本国资产，而置该国信贷已经枯竭的事实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和马来西亚被迫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其实刚开始，短期资本流入才是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
除经济下滑以外，危机国家还丧失了政治独立，无法推行它们认为适当的经济政策。聊以自慰的是，独立性并非直接拱手让给外国政府，而是势力日益强大的IMF。后者在美国国会的授意下，对别国的社会政策指手划脚。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桑德斯－弗兰克(Sanders-Frank)修正案，将受灾国的劳动状况与增加救援资金挂钩，就是一例。
因此，任何国家如果想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权衡利弊得失，考虑是否可能爆发危机。即使如某些人假定的那样，资本自由流动不会引发危机，也要将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与所有损失相比较，才能作出明智决策。没有一位资本自由流动的支持者估计过相关收益的大小，他们甚至对危机注定会造成的损失视而不见。自由贸易的情况则不然，无数研究测算过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绝大多数贸易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贸易的收益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收益究竟有多大，则见仁见智。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收益太小，不必大惊小怪；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收益巨大，不可等闲视之。相比之下，资本自由流动的吹鼓手都告诉我们什么呢？无非是冲破了资本流动的障碍云云。例如，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前负责经济政策的副助理布雷德福·迪隆(Bradford De Long)说过：“现在我们可以享受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所有好处。由于可以向国外借款，美国经济增长的美梦才不致象一个鸡蛋那样，被里根时期的经济衰退击得粉碎；由于可以向国外借款，崭露头角的市场经济国家才能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向工业化国家靠拢，步伐快了两倍到三倍。”
还有，曾在克林顿和卡特政府的财政部任职的投资银行家罗格·C·阿特曼(Roger.C.Altman)说：“消除贸易和资本障碍的浪潮已经席卷全世界……它创造了全球性金融市场，源源不断地使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推动那里的经济增长和民主进步。”
这些说法假定资本自由流动将带来巨大好处，却没有一并评估危机爆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不经意地回眸历史，便会发现所谓的好处其实无足轻重。中国和日本在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历史传统等方面都大相径庭，但它们都在资本项目没有开放的情况下，经济迅速增长；西欧重新走上繁荣之路，资本项目仍然没有实现可兑换；除了瑞士，起初欧洲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相当缓慢，直到80年代末才加快步伐；而某些欧洲国家，包括葡萄牙和爱尔兰，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
此外，即使资本流动确实居功厥伟，到底是允许证券资本自由流动，还是推行吸引直接股本投资的政策，差异也很大。如果不允许证券资本自由流动，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可能会下降，但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即便如此，与鼓励外国投资而获得的收益比起来，区区损失不过占一小头。
华尔街—财政部集团
我们生活在神话之下：如果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就可以根除危机。当然，每次危机爆发前我们都听过这种说法，但还是遭到另一次危机的打击。象猫一样，危机有许多条命。确实，宏观经济学家这一伙人，从来都没有因为把事情摆布整齐或齐心协力而享有良好声誉。他们一直忙忙碌碌，给危机分门别类，再评头品足一番。现有的所谓高招，没有一个真能消除资本自由流动体制中的不稳定因素。
因而，虽然无人对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观点提出异议，即世界范围内银行体系的改革是有益的，但几乎没人同意，这样作就可以消除不受管制的资本流动必然带来的危机。解散IMF，放弃它的最后贷款救援计划，也无法创造奇迹。早在19世纪，作家沃尔特·巴吉霍特(Walter Bagehot)为各国中央银行发明最后贷款者这一职能之前，危机就已经存在了。而赋予IMF更大的权力，同样不能根除危机，也无法使之茅塞顿开，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智慧，以便在危机爆发时，用最小的成本将其制服。
简言之，当我们透过弥漫在资本自由流动之上的重重迷雾，就会发现，自由贸易及其收益的观点和理念被资本流动的吹鼓手们肆意发挥了。受其影响，世界贸易组织也在继续推行商品和金融等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他们惯于迷惑我们，让我们为新世界欢呼。在这里，数万亿的美元每天都在没有疆域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创造了巨大经济财富，并且奖优罚劣，明察秋毫。但实际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漂亮脸蛋只是一张面具，掩盖了痣疣和皱纹。
问题是，为什么世界仍继续朝这个方向走呢？和往常一样，无非是某种理念和利益，即院外活动使然。这种理念显然是市场至上。许多部门和国家已逐渐告别中央计划、过度管制和国家过分干预的作法，让市场发挥作用。这确实不错，是世界繁荣的保证。但这一来也迷惑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尽管他们在课堂上曾经弄明白市场天然就有某些缺陷，但到头来仍自以为是，把事实根据抛到脑后。资本自由流动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2月份，IMF的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在一次公开讲演中，实际上也承认，对资本流动可能产生的危机估计不足。
另一方面，利益驱动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华尔街的金融公司鼓吹资本自由流动，显然是考虑到自身利益。因为这样做，只会使它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大发其财。因此毫不奇怪，华尔街在华盛顿院外政治活动的急流中拼命划动强大的双桨，以便把航船引向这一方向。所以，当我1995年3月——恰在墨西哥爆发比索危机之后——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为南亚问题作证时，曾亲眼看到助理商务部长杰弗里·加藤(Jeff-rey E.Garten)受到连珠炮般的提问。当被问及为什么印度金融体系没有完全向美国企业开放时，他说了大实话：美国现在施加压力，要求印度开放金融市场，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IMF、以及世界银行等最著名的机构。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曾任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Ernest Stem)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J.P.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现任世界银行行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虽然这一势力强大的小集团略显松散，但可称之为“华尔街－财政部集团”。它无法过分疏远华尔街，对它来说，华尔街就是整个世界。因此，IMF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1994年向墨西哥提供救援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反过来说，华尔街的投资者也应该得到救助，就不合理了。确实，应该同时使用其它政策工具，如征收附加费等，让华尔街为其错误付出代价。从当前的亚洲危机、特别是韩国危机来说，应迫使美国所有银行都坐到谈判桌上，承担比现在多得多的损失。但它们被IMF拉了一把，IMF实际上成了最初贷款者，而不是最后贷款者。
尽管种种证据表明，资本自由流动天然就有风险，但华尔街－华盛顿集团仍在打自己的小算盘，积极鼓吹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确实最理想。其中，IMF及其救援行动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以保证其生存并使自身的地位更加稳固。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指向相反方向，即应该限制资本流动。是让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支持者拿出更多例证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