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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经济学原理，为了获得管理这一特有稀缺性资源，组织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这就是管理成本。企业组织的管理成本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内部组织成本、委托代理成本、外部交易成本和管理者时间的机会成本。
1.内部组织成本
过去的传统企业是依靠亚当·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这种市场机制来协调生产和分配的产品流量和资金流量，一句话，靠市场来配置企业的资源。而现代企业则利用了企业内部的行政力量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市场机制来配置企业内部的资源，也就是说，这些单位的活动和它们之间可能有的交易现在被“内部化”到企业内部了，由它们的支薪经理而不是市场机制来协调。
理想的管理学模型在管理实践中总是因为现实条件不符而毛病百出。于是，经理利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力量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有效组织企业内部资源并不是一项简单的管理理论模式套用工作，而是需要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的创造性活动。正是由于这一活动的代价高昂和复杂性，导致了职能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和支薪经理的专业化。内部组织活动作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替代，与市场交易订立“契约”需要成本一样，也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订立和具体物质和精神利益相结合的内部组织“契约”活动。相应的由订立内部“契约”活动带来了普遍存在和难以计量的成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部组织管理成本。
（1）现代企业要处理大量的相当不同的多种业务， 为使各项独立的资源能够有效地服务于组织使命的完成，必须构建一个正式框架，并将这些资源填充到框架各个层次及节点中，使其按照该框架确定的秩序及规则进行运作。这其实就是解释了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同时它也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任务。根据企业组织架构的理论和发展趋势看，组织架构的核心工作是围绕着人展开的。然而，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有才能的高级动物，而是一种有思想和各种需要的稀缺资源。企业组织中各种人群的目标和企业目标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为正式框架的构建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因此，订立有约束力的内部“契约”就十分必要了，如各类劳动聘用合同、内部各职能部门权限制度等等。企业内部契约的订立和市场交易中讨价还价一样，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才能达成协议。另外，内部契约涉及企业内部各类资源的分配，好的分配方式会促进企业的管理绩效，相对成本较低。在平时的管理实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每一次调整变动都遇到相当的阻力和争论，这充分证明了内部组织成本的存在和对企业管理绩效的重要性。
（2）在建立起组织正式框架之后，为使组织内部顺利地运作， 各级支薪经理必须不断地进行各项决策。然而，企业决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企业内部资源的流动过程。从信息的产生、收集和传递到信息的执行、监控和反馈，实际上是各级支薪经理内部管理交易的过程。如果这些内部管理交易协调不好的话，就会造成信息资源流动不畅或迟缓。为了使组织内部决策过程顺利运行，企业就必须花费相当的代价和协调成本来促使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交易有效完成。我们可以称之为企业内部“市场机制”的运行成本。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交易的增多，内部组织活动的运行成本是十分高昂的，直接影响企业的管理绩效。
2.委托代理成本
一般情形下，委托人通过对代理人进行适当的激励，以及通过承担用来约束代理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可以使其利益偏差有限。另外，在某些情形下，为确保代理人不采取某种危及委托人的行动，或者若代理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保证委托人能得到赔偿，可以由代理人支付一笔费用（保证金）。然而，即使委托人采用了上述纠正利益偏差措施，但始终不能消除这种偏差。委托人的福利将遭受一定的货币损失，实际也构成一种费用。毫无疑问，这些费用的支出直接影响企业的管理绩效。这种因为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而不可避免产生的费用，我们就称之为委托代理成本。与上述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协调活动相对应，委托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监督、激励成本。为了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偏差， 委托人可以对代理人符合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进行适当的激励，或者对代理人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进行监督约束。这些监督约束活动以及激励活动都需要成本。激励成本是指使代理人的努力与报酬相联系而需要的费用。而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存在一定的交叉，主要是针对机会主义行为形成的。它具体包括制定有关约束规则的费用；监督有关交易者遵守约束规则的费用；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费用。监督成本广泛地存在其余各种决策执行过程中，具有普遍存在性。但公司通过价值观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监督约束成本。
（2）保证成本。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也可以保证不采取某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或者若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时，愿意对委托人进行赔偿。这方面的费用支出就称为保证成本。保证成本不像激励及约束成本那样显而易见，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代理人会乐意向委托人作出一定保证并支付保证费用。例如，在现代企业中，股东可以聘请独立的会计事务所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监督，但是管理者或者经理本人能以较低成本提供这些信息（或许是因为他为自身内部决策的目的已经收集了许多数据），就会预先承担提供这种报告的成本并请独立的外部审计人员来检验其准确性。由此可见，代理人愿意支付保证成本实际上是对委托人监督成本的一种替代。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替代降低了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因为代理人总是愿意支付较低的保证成本以换取委托人较高的监督成本，从而谋取两者之间的利差。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对代理人提出的保证成本高低往往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
（3）“剩余损失”。 委托人在支付了激励和监督成本或者代理人支付保证成本之后，代理人就一定会完全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要求行事吗？事实上永远都不可能消除这种利益偏差。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委托人和代理人分别从各自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就一定会存在两者之间的利益偏差，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得这种偏差能够得以实现；二是激励及监督成本的高昂，如果对代理人的行为事无巨细地予以监督与激励，委托人支付的成本还不足以偿还其获得的利益。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和激励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偏差就会导致委托人的福利受到损失，即“剩余损失”，实际也构成了一种成本支出。
3.外部交易成本
现代企业是市场中的行为主体，在生产要素的购买或租用需要签订合同；而在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中雇佣要素的过程则需要有价值的信息。这两者都涉及真实资源的消耗。因此，如何降低这种资源的消耗直接关系企业的管理绩效。这种真实资源的消耗被定义为外部交易成本。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搜寻成本。市场不确定意味着有关价格、质量、品种、 交易伙伴以及供求双方可能的搭配等方面的情况是难以预见清楚的。企业为了尽量使自己免受或少受市场变化的不利影响，会尽可能完善地搜寻有关交易信息。提供完全信息的成本是昂贵的，而且提供完全信息的成本将远远超过其可能带来的收益。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信息资源已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因此，企业为了外部市场交易的成功有必要花费大量的搜寻成本。
（2）谈判成本。 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另一组要素涉及人类所具有的两个人性特点：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有限理性是说，人类的行为常常处于欲望的合理和限制条件之间，落在非理性或自由的行为和超合理的计算行为（即经济）之间的中间地带。而机会主义倾向是指个人通过交易中缺乏正直和诚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就未必可取。由于上述两个人性特点，在企业外部交易的谈判过程中，有关交易条款的订立、合同的起草等等经常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企业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很自然地构成了企业一项成本支出。所谈判的合同越复杂，成本越高。又由于前述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往往不会订立过长的长期合约。因此，企业要通过数个中短期合约来实现长期外部交易，再谈判的成本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大大增加企业管理成本。此外，因为没有一个合约能确定所有可能的偶发事件，修改合约的再谈判以应付无法预见的事件过程的费用支出也十分巨大的。
（3）履约成本。合同的订立最终是要得以贯彻执行的， 因此还必须考虑合同的监督和违约惩罚问题。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存在，可能至少一方会认为，完全对合同违约是最优行为。虽然合同本身不能保证对条款的违约行为，但可以求助于法律，问题可能是，诉诸法律也是代价高昂的。因此，交易双方都势必在谈判和签订合同时强调和确保合同的完全履行，为此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都会自愿付出一定的监督和履约成本。履约成本是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4.管理者时间的机会成本
管理本身是企业使用的一项稀缺资源。管理资源的使用是需要成本的，因此就存在企业是否有必要继续使用管理资源的问题。它直接影响企业的管理绩效。机会成本概念的引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衡量企业管理资源的使用价值，它可以看作企业继续使用管理资源的代价，因而包括在企业管理成本之中。
管理资源不同于其他的一般资源，不存在具体或有形的实体形态。它的消耗不是具体资源的支出，因此存在一个如何衡量管理资源消耗的问题。管理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企业的各类事务，管理者的时间可能是我们衡量企业管理资源消耗的一个相对较好或具有操作性的标准。进而，我们讨论管理资源继续使用的代价是指管理者时间的机会成本。顾名思义，管理者时间成本，即因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上投入时间而产生的成本，也就是指管理者时间资源因为用于管理而不能用于其他用途的最大可能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