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技革命与20世纪两种社会制度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试论论文,社会制度论文,世纪论文,科技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的首次科技革命是人类科学史上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注：学术界对科学史上的科技革命的次数看法不一，有三次说、四次说，或多次说。本文认为人类科学史至今发生四次科技革命。第一次为18世纪60—70年代以蒸汽动力为广泛应用的科技革命；第二次为19世纪60—70年代以电力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第三次为20世纪40—5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第四次为20世纪80—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源于19世纪下半期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的科学革命而产生的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的技术革命，并由此产生电力工业、通讯工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工业、铁路运输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直接促进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发展、产业结构大调整。资本主义生产进入“电气时代”。当时，新兴工业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资本也越来越集中，大型股份公司出现：铁路运输业和机械制造业也出现了为瓜分倾销市场，确立生产规模和价格而联合建立的卡特尔；为了共同出卖商品而成立的辛迪加；为了共同生产和倾销而将许多企业联合起来的托拉斯等多种垄断组织形式。大型垄断公司在当时的北美和西欧经济中开始起主要作用。以美国为例，在1994年跻身美国《财富》杂志500强的企业中，1880～1920年成立的企业就有37家。（注：〔美〕托马斯·K·麦格劳著：《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56—357页。）而在1930～1990年60年期间跻身《财富》同期500强的仅有24家。（注：（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58—359页。）可见，当时出现的垄断组织不但在本世纪初，而且至今仍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作了相应调整，国家的职能由过去的镇压职能为主转向社会经济职能，社会保险立法开始出现，普选制在大多数国家推行，人民民主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等。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向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
在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同时，第二次科技革命加深了当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济的不平衡。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应用先进的技术有可能迅速跳跃式地赶上和超过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美、德抓住科技革命发展的良机、迅速赶超英国。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强国。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作用，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带有严重封建残余的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注：“第一次世纪大战，俄国动员兵力1550万，占全人口约10%，在无数的村庄里至少已占壮丁半数。又征用民间马匹200 万匹。三年之内死伤及被俘人员，在600万至800万之间。”参见：黄仁宇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1 版， 第404页。）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本来就已落后的俄国国力， 激化了俄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同时胜利”学说，利用当时成熟的革命主客观条件，及时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取得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面对新出现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列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列宁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高度社会化的大工业；大工业要体现最新技术，“现代的大工业意味着全俄电气化”。（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52 页。）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这一思想，并进而提出在苏联加速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走靠本国厉行节约发展工业的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为了服务于这一战略，到30年代，苏联最终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后人所称的“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早期，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适应第二次科技革命所要求的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粗放式发展道路，有一定效果。到1937年，苏俄的工业总量已经跃居欧洲第1位和世界第2位。此时，苏联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为以后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可见，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即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诞生，同时，也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不过，这一时期所形成的高度集中、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以后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埋下了隐患。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走向自己的反面。
二
20世纪战后科技革命，也是人类科学史上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熟在二战以后。这次科技革命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科学革命为基础，以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取得了电子信息技术、机器人、生物工程等十大科技成果的十大技术成就。（注：参见：高放著：《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59—264页。）战后的这场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首先，战后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和国家干预职能的全面加强。早在19世纪后期，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注：马克思在论述股份公司时，就曾指出，股份制及其矛盾“在一定部门中造成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页。）20 世纪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加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正式把30年代凯恩斯主义上升为国家的主流经济指导思想。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日益结合，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在国家参与和支持下，私人垄断有了新的发展，资本社会化达到新的高度。在国家的促进下，生产和资本大规模跨越国界，跨国公司有比较大的发展等。（注：参见：王怀宁：“试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载《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质的飞跃，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此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作了相应调整。其一，总结了二战前后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政权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冲击的严重教训，加强了政权结构的法制化。其二，适应二战后国家职能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权力集中和加强，议会权力相对削弱。委托立法数量增加，政府渗透到传统立法权，行政首脑权力增加，行政机构膨胀等。（注：参见：李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385—388页。 ）其三，资产阶级选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权利扩大。英国于1948年废除了复票制，实行“一人一票，一票一价”的原则，并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均有选举资格。1969年，英国又将选举年龄降为18岁。英国选举制度的改革，使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在下院的代表大幅度增加。（注：在1959年英国大选中，教师和技术工人出身的议员分别为36人和22人。到1979年大选中，教师和技术工人出身的代表几乎增加1倍， 分别为66人和40人。参见：（英）安东尼·桑普森：《最新英国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8页。）共产党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合法地位，通过竞选争取议会议席。在联邦德国、奥地利和北欧地区工人也获得参与本企业事务管理的权利。（注：1951年，阿登纳政府通过《共同决定法》，1976年，瑞典议会通过《劳动生活共决法》。参见：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纳》第431页； 向文华著：《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 月版第158页。）总之，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次，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其全方位和持久的影响力辐射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巩固、发展到被迫改革的过程。二战以后，苏联以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追赶第三次科技革命。苏联以其社会主义的集中优势，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科研主体的作用，集中力量发展国防工业特别是航天工业。在50～60年代苏联取得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早期成就。1949年，继美国之后，苏联成为拥有原子弹的第二个国家。1954年，苏联又成功爆炸了氢弹，研制和生产出了技术、性能不亚于美国的坦克、大炮、飞机、水面舰船和潜艇、导弹和战略核武器。在军事技术的带动下，苏联的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同位素技术、超音速飞机技术、机械制造技术、石油化工技术等处在世界前位。在这一时期，苏联的科学技术在转化为生产力方面也做出了成绩，大规模地实行了设备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建立了各种生产流水线。在1951～1972年期间，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基本投资的年增长率等主要经济指标虽高于美国，（注：按苏联1972年官方统计数字，1951年—1972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基本投资的年增长率（%）分别为8.3，9.9，3.6，9.5，而美国同期同类数据分别为3.5，4.3，2.0，2.9。参见《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72）第87页。尽管以上苏联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分析，但是，从1945年—1970年，苏联的电力、钢、石油、天然气、煤、水泥、金融、加工机床、汽车、拖拉机、化肥等主要工业产量来看，苏联的经济在二战后是大幅度增长了。参见：（美）阿兰·G ·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36页。表14—1 1928年—1970年苏联几种工业产量的增长。）但由于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人民生活提高缓慢。自二战以后的科技发展进一步强化了30年代形成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制度本身创新能力的减弱，特别是不注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交往，夜郎自大，失去了与发达国家的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交往和学习机会，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战以后，东欧和东亚地区建立了十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据于当时苏联的特殊地位，新成立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把苏联的今天看成自己的明天，相继按照苏联模式构建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南斯拉夫学者马尔塞尼奇对南斯拉夫最初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颇有代表性：“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几年，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特点是行政集中和国家集权式的。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它是武装革命和人民群众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遇到的客观物质基础和社会主义情况所决定的，也是按照当时世界上唯一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国家——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南）德·马尔塞尼奇：《南斯拉夫经济制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1948年6月和1949年11月， 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两次会议和两个决议，把任何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不同做法，都斥之为“民族主义”和“铁托主义”，堵塞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强化了苏联模式在东欧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苏联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跨出苏联国界，（注：参见：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与东欧各国的转轨”载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第16—19页。）形成了东欧斯大林主义模式。（注：英国学者本·福凯斯把东欧斯大林主义模式概括成以下特征：思想意识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一党控制；没有法治，情报机构起支配作用；指令性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消费；消除原中产阶级，创造一个新阶级。参见：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中国、蒙古、越南、朝鲜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完全照搬苏联。
社会主义国家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粗放式发展战略，在60年代下半期，开始受到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这场科学革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而苏联科技的重点是国防工业，忽视民用科技的发展，忽视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企业技术革新和创新的动力不足。到70年代，苏美两国的经济差距开始扩大。（注：1973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200美元，而苏联为2030美元。1972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为5,800亿美元，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180亿美元。参见：（美）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第537页。）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只及西德劳动生产率的50%。（注：参见：（美）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第692页。）在东欧，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阻碍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苏东各国开始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
南斯拉夫首先突破了苏联模式。从1951年起，南斯拉夫就开始探索建立自治社会主义模式。苏联自身的改革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相继经历了1957年赫鲁晓夫对工业和建筑业体制的改革，1965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柯西金的经济改革。1973年，苏联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体制，建立联合公司的改革；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等。从5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体制的演变始终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框子，始终排斥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上，虽然也有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及此后的政治体制调整，但是，苏联的政治体制自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代没有根本性变化。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阻碍苏联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到80年代，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和主要经济指标的年增长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0年，苏联主要经济指标呈现负增长。（注：1986年—1990年与1951—1955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从11.4%下降为1.8%，到1990年， 已由昔日的高速增长转变为负增长。参见：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245页。 ）到80年代中期，即使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力求实现加速科技进步，实行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但是，苏联经济已经积重难返、回天无力了。
东欧其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演变，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以1956年波兰哥穆尔卡的改革为代表。其中，波兰经济学家W ·布鲁斯提出的“分权模式”，为其它国家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改革作出了理论阐释。（注：参见：（法）见尔纳·夏旺斯：《东方的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49页。 ）第二次改革浪潮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的经济改革为代表。1966年，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系统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主张，形成了东欧改革的“锡克模式”。（注：参见：《东方的经济改革》第88页。）第三次改革浪潮以匈牙利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为典型。东欧的经济改革深受苏联政治气候的影响，曾一度被苏联强行中断。但是，东欧的改革虽几经曲折，到80年代形成的南斯拉夫“市场模式”和匈牙利“计划市场模式”，却备受世人关注。不过，这一时期的东欧改革与前苏联改革一样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框子，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加上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甚微，东欧的社会形势在80年代后期第四次科技革命到来时，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二战以后，在新建的人民民主国家中，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走上了俄国人的道路。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整整20年，由于中国对二战后科技革命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的国际形势认识不足，固守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在批评当时苏东改革的中苏大论战中，反而使自己走上了“极左”的道路。中国这一时期虽然有“两弹一星”的科研成就，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却呈现出一片混乱状况，（注：1958年，中国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67年、1968年、196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年严重混乱。1957年—1974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数的年均增长率都大大低于1949年—1974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其中，工业生产1957—1974年的年均增长率只及1949年—1974年年均增长率的61%。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00—507页。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中译本第790～791页。 ）错失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发展自己的机会，与曾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差距扩大了。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判断，（注：邓小平：“现代科学技术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第三次科技革命最全面、最深刻地认识。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5）》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页。）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全面改革时期，为在80年代末经受政治风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东欧和中国。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时期处在不定型的演变之中。
三
随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便携式计算机和袖珍式计算机的相继问世，计算机的家庭化和个人化，信息技术正在引起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也是人类科学史上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人类社会也从此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并由此带来经济的全球化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嬗变。首先20世纪90年代信息业蓬勃发展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便携式和袖珍式计算机的相继问世，摆脱了早期计算机笨重和价格昂贵的缺点，计算机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注：“当计算机诞生的时候，最初的机器如此庞大和价格昂贵，以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估计未来的市场销售量不会超过10台。现在，每年销售1000万台。普通微型计算机的能力超过了这些早期计算机，而价格不到1000美元，而且大小和一台打字机差不多，可以装在手提箱里随身携带。”参见：（美）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90页。 ）“信息技术似野火般地蔓延”。（注：参见：（美）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2版第7页。 ）信息产业正在代替工业部门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1997年，信息高科技产业已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服务业服务出口总值已接近商品出口总值的40%，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注：参见：吴季松著：《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页。）随着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的开通，全世界正在掀起一场网络革命。它全面改革了生产力各要素，知识成为生产力中的“第四要素”，（注：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罗·罗默提出“四要素”的经济增长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把知识作为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要素。参见：陈胜昌主编：《知识经济专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7页。 ）网络革命促进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引起市场营销的巨变，导致金融服务的国际化和多样化，出现新兴服务业——电子商务等。目前这场因特网带来的革命正在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其次，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其他高技术和传统产业，促使其他高技术产业的兴起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新生”。正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注：发明第一台袖珍式计算的英国企业家克莱夫·辛克莱相信：“90年代与70年代的差别将和19世纪和18世纪的差别一样深刻。”参见（英）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中译本第 130页。）在当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由80年代以前的40%猛增到90年代的80%以上。知识和技能成为国与国之间拥有比较优势的唯一来源。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明确定义了“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从此开始了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
20世纪末这场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制度演变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通讯和信息的全球化，首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贸易与生产的国际化。1985～1995年，世界贸易额平均增长约5.5%， 为同期世界生产平均增长的2倍，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依赖于世界市场的程度进一步加强。（注：参见：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16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分工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从部门分工发展到科研、设计、零部件制造和不同工序的分工。在贸易和生产国际化的同时，资本和金融的国际化，直接推动了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的来临，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壮大，改变了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国内延伸到国外。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干预和调节，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从过去以商品和资本输出为主，转变到以直接投资为主。由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通讯技术的发达，金融国际化浪潮势不可挡。在生产贸易、资本和金融国际化中，跨国公司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主角。有些跨国公司的经济力量已超过它们做生意的许多国家。全世界前100位跨国公司掌握着全球3.1万亿美元，占世界跨国界对外直接投资的50%。（注：俞可平、黄卫平：《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1页。）这一场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跨国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当前，跨国公司还进一步在高科技领域，实行国际联合与并购，并利用信息技术正在试行一种新的国际联盟形式——虚体公司。（注：所谓虚体公司，就是一些各自独立的公司，包括供应商、客户、甚至昔日的竞争对手，依靠现代的信息技术为完成某项任务而结成的临时的联盟网络，参加者各尽所长，共担费用，分享技术，并彼此进入对方市场。一俟任务完成，这一联盟即自行宣告解散。参见：黄素庵、甄炳喜：《重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39 页。）这些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以全球观点安排、经营和管理自己的生产和交易活动的跨国公司成为真正的“全球公司”。在这场信息革命中跨国公司的体制还在演变。其作用还会超出人们的估计，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区域化、一体化的趋势加强。总之，这场新科技革命带动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跨国公司全球化以及国家职能的国际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90年代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演变的主要标志。
在这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经济体制和经济改革乃至部分上层建筑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从80年代开始，西欧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国有企业之中，在通讯、能源、原材料供应、交通和金融等五大领域掀起一场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法国和日本紧随其后，不得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仍在继续。为了适应金融一体化的形势，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一是取消对信贷、银行收费和利率的大多数管制；二是取消或放宽对金融机构活动范围的限制，实行市场准入的自由化；三是取消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对外汇的限制。国内金融和国际金融都实行了自由化。为了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增强国家机器的灵活性，提高国家干预的效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实行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甚至为了适应区域一体化的需要，欧盟成员国也出现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了摆脱高福利开支的沉重负担，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福利制度改革的力度。北欧诸国使用福利制度的“非指数化”、“收入评估法”和“等待期”来削减福利开支。（注：参见：向文华著：《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第78页。）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适应科技革命而掀起的以经济体制市场化和自由化，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仍会继续。当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对策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争。这场信息革命暴露了日本模式和西欧模式的不足。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出现，美国经济模式似乎给人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带来希望。为了迎接科技革命的挑战，西方政治家把本国的道路寄托在“第三条道路”探索上。（注：90年代，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法国要走“第三条道路”，希望在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寻找新的出路，构建新的模式。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都在不同场合表示希望超越传统的左翼和右翼，寻找新的出路，走“第三条道路”。）当前，信息革命方兴未艾，“第三条道路”是否可行？模式孰优孰劣？仍有待实践检验；科技革命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仍在继续，有待进一步观察。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首先冲击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生断层。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嬗变。苏东地区出现重新“回归欧洲”的世纪末景象。在经济上，彻底抛弃计划经济，全面实行私有化，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政治上，放弃一党制向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制度过渡；在对外关系上，向西方靠拢，原中欧各国积极谋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与此同时，东欧各国先后开始放弃以前的渐进改革方式，向激进改革方式过度，开始实行全面的私有化，放开物价，全面改革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在对外关系上，原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向西方靠拢。到90年代，中欧的北方四国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的经济转轨比较顺利，经济相继走出谷底，出现增长的良好势头。另一些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黑正处于经济转轨之中。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因为国内民族冲突政局动荡，特别是1999年上半年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使这些国家仍处在战后经济重建阶段。前苏联在80年代，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受挫，冒然转入以“公开性”、“新思维”等为标志的激进政治体制改革，政局动荡，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逐年下降。（注：到1990年苏联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出现负增长，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4.0%，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2%，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3%。参见：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原因研究》第245页。 ）这表明苏联的经济体制促进科技改革的功能已经衰竭，在90年代这场新科技革命中，尤其显得被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及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完全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走上“后苏联道路”。（注：法国学者夏旺斯把中欧国家的转轨方式概括成“中欧道路”中国的转轨方式为“亚洲道路”，俄罗斯的转轨道路为“后苏联道路”。参见：（法）夏旺斯：《东方的经济改革》第218页。）总之，在20世纪末的科技革命中， 原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发生质变。苏东国家基本上卷入因信息和通讯的全球化而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化的洪流之中。尽管在90年代中期，中欧地区左翼社会党力量重新回升，但也改变不了苏东皈依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趋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由此必然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其生存空间有多大很难估计，有的学者曾预测，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世纪，未免为时过早。就总趋势而言，社会主义必然取代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谁也难设想的婴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传统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将会在全球化中绝迹。
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认真审视了新科技革命的特点，总结了前苏联东欧各国发展科技的经验教训，敢于迎接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注：参见：向文华：“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3期。）1992年10 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正式确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把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以“体制外”带动“体制内”的逐步推进的渐进改革更推进一步，全面改革了财政税收体制、金融制度、外汇制度、对外贸易体制以及企业制度。中国不但经受住了80年代末苏东巨变的冲击，而且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注：199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十位，1995年起，超过西班牙、加拿大和巴西、居世界第七位，1997年仍居世界第七位。参见：高尚全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年基本经验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3页。1978年～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8%，1985—1995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4.1倍，年均每年增长17.6%。 参见：萧灼基主编：《经济界名家文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中国利用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获得“新生”。目前，中国仍处在适应科技革命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之中，随着90年代新科技革命的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将不断改革。现今最关键的问题，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诸多专家们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视为今后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一位的制约因素。这个论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学者高放教授认为应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党际民主这三个方面入手，其中人民民主是根本基础。笔者认为，这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真知灼见。政治体制改革搞好了，最头痛的腐败问题就不难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必将顺利实现。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的两种制度的共存、竞争、较量中将获得新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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