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学界论文,中国论文,精英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在政治学中指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和使用者。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总是集中在一少部分社会成员手中，这一少部分人就是精英。精英通常具有正式的职位，比如议员、总统、法官、局长、政党领袖、工会领袖等。通过这些职位，精英们制定并执行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源分配作出权威性的决定。因此，研究政治精英的特征和行为，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政治体系的运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二战以后的美国的中国政治学界，精英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在七十年代以前，由于研究范式和资料来源所限(后文会有详述)，相当大一部分中国政治学者都在研究精英。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界趋向多元化，视野更加开阔，更多的学者转向了对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文化，大众政治行为等的研究，但精英政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
本文对美国政治学界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作一个综述，描述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并作出一些评估。在接下来的第一部分，本文概述这个领域从传统范式向新的范式的转型。在第二部分，本文具体讨论几个方面的转型，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等。第三部分介绍几个当前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课题，举例说明这个领域目前的关注方向。最后是一个简单的结论，笔者对整个领域的发展做一些评估。
一、研究范式的转型
在美国政治学中，中国政治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领域。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与整个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脱节”到“融合”的过程。简单地说，在五、六十年代，当比较政治学沿着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中国精英研究受很强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和汉学(sinology)传统的影响，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注重以传统的史学的方法研究。在这一时期，中国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是脱节的。从七十年代开始，学者们致力于引进新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努力将中国研究与比较政治整合起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的获取成了学者们的一个助力。目前，这个融合的努力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
研究范式(paradigm)，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说法(Kuhn，1962)，是一个时期在某一学术领域内的关于研究对象、问题、方法，以及结论所达成的共识，是所有研究要遵循的典范。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经历了两个主要的范式。在五、六十年代以前的传统范式，主要有三个特征，也可以说是三个缺点(Sigelman and Gadbois，1983；Mayer，1983；Dogan and Pelassy，1990；Wiarda，1991)。第一是研究内容的狭窄。当时比较政治学只研究西方社会，而且主要集中在四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或西德)和俄国(或苏联)。广大亚非拉等发展中地区被忽略了。第二个特征是正式主义(formalism)，就是只研究正式的制度和行为，比如内阁、议会或法院等的组成和运作程序。而这些机构中的人的非正式行为，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等却没有得到研究。第三个特征有关方法论。传统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重在梳理事实性的材料，而缺乏科学的解释和分析。因为这样，比较研究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比较，而仅仅是不同国家的材料的简单罗列。六十年代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之后，这三个缺点得到迅速改进。比较政治学者的视角伸向亚非拉地区，更多地注重非正式的行为，大量运用假设检验等科学的方法，重视发展一般性的理论和解释。比较政治学由此进入新的范式。直到今天这个范式还在继续。
笔者认为，自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大体上也经历了这么两个研究范式。只是范式的转型比整个比较政治学滞后了约二十年左右。第一个精英研究范式可以称为“全权主义(totalitarian)范式”，第二个可以叫做“多元(pluralist)范式”。①六十年代是第一个范式的成熟期，七八十年代是转型时期，到了九十年代，转型基本完成，多元范式进入成熟期。以前的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领域的综述有不同的时期或“代际”的划分，②但那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和时段。
在五、六十年代，学界普遍以对斯大林体制的理解来解释中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全权主义模型”。这样的体制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指令由中央发出，层层向下可以直达基层组织，如心使臂；二是有一个笼罩一切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出解释并进行指导；三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空前渗透，国家权力进入私人生活的领域，能够管制个人私德和家庭、邻里等社会关系(Li，1998：18)。
这时候的研究主要基于一个“主席挂帅”(Mao-in-command)模型，假设整个政治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是铁板一块，党的最高领袖指挥一切；所有的政策、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变迁都可以归结为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变化。因此，理解中国政治，只需要了解最高层精英就可以了(Teiwes，1974)。
与比较政治的传统范式一样，全能主义范式有几个问题。第一，研究范围狭窄，主要关注高层精英，对省级以下尤其是基层的精英很少研究。第二，研究对象主要是正式的国家制度和组织，很少探索非正式的行为和过程。这部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资料的来源非常有限，学者们只能通过中国出版的书籍报刊等获取信息(Harding，1984)。第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很少有人致力于发展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框架(Wilson，1971)。也很少有人把中国精英政治纳入整个比较政治学的框架，把中国与其他政治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从七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政治的研究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研究问题和方法。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全能主义范式被最终抛弃。这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范式在学术上的上述局限性，但更主要是因为它再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了(Dittmer，1996)。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引进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日益融为一体，在政治上也有很多开放举措。这使得中国很难再被界定为一个全能主义体制了(Fewsmith，2001；Wang，2006)。
学者们努力开拓新的范式。在这个新的范式下，研究对象和方法都趋向于多元，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范式叫做多元范式。下一部分详细讨论新旧范式的转型。
二、三个方面的发展
变化主要发生在三个方面：研究对象从主要集中在中央精英扩展到研究省级及其以下的各级精英，更加注重非正式的政治行为，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和成熟。
(一)研究对象的扩展
前文已经提到，在全权主义的分析框架下，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政治中，最高层的统治精英可以指挥整个政治体系，中央有什么样的决策，基层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结果。各项政策，诸如农业、工业、教育和投资等，不过是中央政治精英的认知(perceptions)和偏好(preferences)的结果。因此，所谓研究中国政治，就是研究中国的高层领导，研究他们的性格、偏好和行为模式。很自然地，在这一时期，高层精英研究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主流，大量的学术著作都在讨论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领导下的国家制度。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描述精英的个人背景、职业生涯，以及他们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注某一个最高领导人，对该人的出身、教育、职业生涯、党内经历、出版物等进行全面的描述，希望以此加深对该领导人的政治偏好、政治思想或决策风格的理解。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毛泽东传》(Schram，1966)、《作为领袖的毛泽东》(Pye，1976)和《刘少奇与中国文革》(Dittmer，1974)。另一类研究是在集体层面上观察高层精英群体，探索党、国家和解放军的高层领导人的群体特征，可能的代际变迁等，以此对中国政治作出总体把握。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共产党中国的领导者》(Lewis，1963)、《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系统和政治权力》(Barnett，196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Scalapino and Bennett，1972)。
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各级地方党政部门中的精英。他们被假设为高层精英在各地的代理人，其行为完全由高层精英决定。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和资料为外界所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假设离事实很远，中国政治体系不是铁板一块。即使中央对基层的控制能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朝代，各地仍然存在着很强的地方主义势力。③改革开放之后，各级地方精英享有很大的人事权和财权，更是成为影响地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新的多元范式下，学者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从省到市县直到村的各级精英，研究他们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角色。这些研究包括对省一级干部的背景、升迁和政治态度等的考察(Goodman，2000；Bo，2004；Pittinsky and Zhu，2005)，对市县官员升迁与政绩的研究(Landry，2002：2004；Guo，2005)，观察最新出现的乡镇官员的选拔方式(Manion，2000；Saich and Yang，2003)，以及村级精英的选拔(O'Brien and Li，2000：Kennedy，2002)和他们的政治态度(Manion，1996；Eldersveld and Shen，2001；Jennings，2003)。
(二)关注非正式政治
在七十年代以前，很大程度上因为资料的缺乏，人们只能研究精英在正式制度下的行为。比如在政治局里，在中央委员会中，在各部委里精英们是如何行为的，他们的背景和经历是什么，他们发表过什么正式言论，等等。
但是，这样的研究是很不完备的。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所关注的学者都会发现，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中国人所说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在政治上也应该有体现。事实上，按罗德明(Lowell Dittmer)的说法，非正式关系在中国政治中“极端重要”(Dittmer，1995)。这部分是因为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候中国都处于动荡变革之中，部分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排斥法治而推崇个人化的权威关系(Dittmer，1995：1)。梁漱溟指出，中国传统是不区分“公”与“私”的，也没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分，只注重个人化的非正式关系，这叫做“关系本位”(梁，2005)。在政治体系中，上下级之间“不是按书本上写的规则，而是按更深刻的人际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权威不来自客观化的法律或道德准则，而来自对领导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意义的主观理解”(Pye，1995：39)。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下，行为者不可能单凭正式的职位来确保自己的权势；如果没有人际关系网的帮助，正式的权力很容易失去。因此，正式与非正式政治的关系是“模糊和令人琢磨不定的——非正式组织经常被吸纳进正式结构中，正式机构因而不可能强有力地运作”(Dittmer，1995：11-14)。
可见，研究中国政治而忽略其非正式的一面，将会严重损害任何理论模式的解释力。从七十年代起，人们开始纠正这个偏差，着手探索中国精英的非正式行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黎安友对派别政治的研究(Nathan，1973)，白鲁恂从政治文化角度作出的解释(Pye，1995)，以及史宗翰对派别政治如何影响财金政策的考察(Shih，forthcoming)。
(三)研究方法的成熟
在全权主义范式下，研究方法以描述事实为主，大多数学者都不寻求解释事实并建立一般性的理论，或将中国与其他政治体系作比较(Wilson，1971)。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更像是区域研究的一个领域，而不像是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区域研究与汉学传统结合很紧，注重以治史学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而不像社会科学一样重视发展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假设。研究者们更注重描述历史事实，在细节的考证上下功夫很深。就像沃格尔在一部研究广东政治的著作中说的，他要写的是一部“社会政治的历史”(Vogel，1969)。研究者们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认为要理解中国，应该从中国自身的经历中寻找线索，而不是诉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历。所以，中国精英研究虽然名义上是比较政治学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很少有“比较”。特里各得和约翰逊各自编过一本试图比较各国共产党的书，但两本书都基本上是把关于中国的章节与关于苏联东欧的章节各自独立，平行并列，没有进行真正深入的比较(Treadgold，1967；Johnson，1970)。
这种方法论的贫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料缺乏。寻求科学的解释和检验一般性的理论需要系统的全面的数据。而这一时期，因为中国处于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研究精英的资料非常稀少，主要依靠中国正式的出版物和官方文件。基于这些有限的资源，中国研究学者们只能描述中国精英的人员构成，职业经历，组织方式，流动方式，政党精英与行政精英的区分等，而很难去挖掘事实背后的理论框架。并且，资料的局限性带来了选题的“偏见”(selection bias)。就是说，学者们只能去关注精英政治的正式的一面，研究他们在正式规则下，在官方媒体中表现出来的一面，而没法考察他们在非正式场合的行为。整个非正式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只好被忽略了。
也因为缺乏资料，这一代研究者基本上视精英集团为一个整体，而很少去探索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的精英们的不同行为模式，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合作。
这个状况因为“文革”而得到了部分改观。大量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材料流传到海外，人们开始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小报、大字报、日记、文件等了解中国政治的另一面。比如，虽然党的政策在正式规则下应该由中央委员会制定并下发，但红卫兵材料表明，在“文革”期间，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其实是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这些非正式的会议在当时比中央委员会拥有更多的决策权。通过这些材料，学者们也渐渐了解到在正式场合总是“团结一致”的精英们其实有很多派别，各派别间的互动对党的各项政策往往有决定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资料贫乏的状况发生巨大的改变，研究资料空前地丰富起来。除了更多的官方出版物以外，更多的档案和统计数据得以开放，学者们可以直接到中国去做田野考察，可以访谈党政官员，可以进行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可以与中国学术界的同行展开广泛的合作。
资料的丰富促进了方法论的成熟。比较政治学中有几个主要的方法：个案研究，比较法，计量统计，和实验。现在，除了实验法笔者尚未发现有应用以外，其他几种方法都被用到了中国精英研究中。比如，皮埃尔·兰德里(Pierre Landry)以江苏为个案考察地方分权下的地方精英(2000)，两位华人学者运用比较法对中国前后两任总理的研究(Zong，2002)，和对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领导风格的研究(Zhu，2000)，以及墨宁(Melanie Manion)(1996)、李成(Li and Bachman，1989)、安德鲁·沃尔德(Walder，1995)等运用量化数据进行的研究。
方法的成熟使学者们能够把比较政治中发展出来的一些概念和理论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中，检验这些理论的一般性。比如保护人—被保护人(patron-client)关系，派别政治(factional politics)，精英流动(elite mobility)，技术官僚(technocracy)等概念及相应的理论都被引入中国精英研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把中国与前苏东国家或一些发展中国家做比较，希望将中国问题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本文下一部分举例说明这些成果。
三、当前的主要研究
本部分以四个方面的研究为例，简要介绍进入多元范式后精英研究的发展状况。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并不是对当前精英研究的全面无遗的描述，而是从大量的文献中，选取部分在学界有一定地位，笔者又有一定了解的作品来举例说明。更多有价值的作品，在这里没法一一介绍了。需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探索和寻找。
(一)非正式政治
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研究中国非正式政治的先驱之一。他把中国官僚系统的运作概括为“保护人制”(clientelism)。保护人关系是“非家庭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的交换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双方就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达成谅解”(Nathan，1973：37)。双方的地位和权力并不平等，一方依附于另一方，向另一方表示效忠，以换取保护和利益(Lande，1977：20)。黎安友认为，中国官僚体系中的上下级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按这种半契约性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构建的，上级以此动员和指挥下属，下属为上司效劳并得到好处。通过这些关系，在精英内部形成了一个个较为稳定的派别。罗德明进一步指出(Dittmer，1978)，官员的权力基础，不仅仅决定于其正式的职位，也取决于其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也就是其所处的派别。派别政治可以解释中国精英的相当一部分行为。
沿着这个传统，史宗翰(Victor C.Shih)运用派别政治来解释中国的金融政策(Shih，forthcoming)。他认为，党务部门与行政部门间持续的派别关系，是推动中国财金政策的内在动力。这个动力，一方面使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相对较低的通胀率，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平稳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派系关系导致了国有银行系统的大量呆账坏账，从而给中国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二)精英转型与精英的政治价值观
1987年中共的十三大之后，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兴起，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中国高层精英的背景在悄悄发生变化，从建国一代的革命家逐渐转型为更年轻、受过更多教育的、大多具有工程技术背景的一代领导者。李成系统地使用量化数据来考察这些变化(Li，2001)。他收集了数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人大代表的人口学数据，包括出身地，年龄，教育，职业经历，性别，民族等。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他解释了中国领导人的代际变迁，从老一代的革命家们转向正在崛起的技术官僚。李成还考察了大学校友网与精英录用的关系(Li，1994)。中国一些大学有意识地按照中共的干部选拔标准培养学生，并努力建立校友网络，非常有效地将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推进了政治精英的圈子。这些努力促进了有技术背景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崛起。
关于这次转型的后果，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讨论主要集中于不同背景的领导人是否会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和取向(Goldstein，1994)。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崛起的技术官僚，比上一代人更少关注意识形态问题，更重视引入科学的决策方式。这表明“专”的标准超过了“红”。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精英群体中，职业官僚的因素更重于技术官僚的因素，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第一考虑不是科学标准，而是如何更利于保住权力。另外，高层精英转型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正在逐渐制度化。薄智跃最新出版的书讨论了这个问题(Bo，2007)。他认为中国的精英政治正在从派别竞争走向制度化，政治继承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个追求各方权力平衡的游戏。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研究了基层精英的价值取向。基于一个北京地区的社会调查，陈杰(Jie Chen)比较了中国基层精英与其它国家精英的政治信念和价值(Chen，1999)。他发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相比，中国精英团体的政治取向缺乏内在一致性(consistency)。也就是说，精英们的政治信念缺乏共识。作者认为这是中共基层党组织在九十年代涣散导致的——塑造共识的制度力量缺失了。
肯特·詹宁(Kent Jennings)比较了在乡村的地方精英与大众对某些政策问题的看法(Jennings，2003)。他发现精英们的官职越高，其看法就距大众的观点越远，村干部比县干部更理解村民的政策观点。使用詹宁研究中的同一套调查数据，厄尔德斯维德(Samuel Eldersveld)和沈明明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正在进行”(Eldersveld and Shen，2001：134)。因为他们发现大量的地方精英支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比普通公众更倾向于民主价值观。
(三)中央—地方关系与地方精英的提升
在“文革”及其以前，地方政府的作用是不显著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事权和财政权的下放，地方党政精英取得了相当的自主权，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日渐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精英如何与中央互动，中央如何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以及如何防止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成为一个受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研究表明，党采用了多种方法来加强干部管理，包括监督地方官的政绩，强化信息收集，惩处违规官员(Huang，1995；Lee，1991；Whiting，2001；Manion，1985；Lu，2000)。
谢淑丽(Susan Shirk)的“挑选团”理论是关于中央—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她认为不光中央的干部重要，地方上的领导也很有影响力，尤其是省级官员，他们是中央领导(如政治局委员)的挑选者(Shirk，1993)。中共的最高领导不是由大众选举产生，而是由一个挑选团挑出来。在这个挑选团——主要是中央委员会——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省级官员。通过这种挑选与被挑选的过程，最高领导与地方官员建立起个人化的契约关系，比如，中央和省的财政契约，国有企业的分利契约等等。
李侃如(Lieberthal)和兰普顿(Lampton)则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待中央—地方关系，提出了“碎片式威权主义”的概念，认为“在中国政治体系中，除了最高层以外，权威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这种碎片结构是由于对政策程序的改革而导致并强化的”(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8)。许多政策是“通过密集的建立共识的过程”达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在每一个层级上，各级领导都不会轻易采取行动，除非在他们的下级之间建立了清晰的共识”(Lampton，1987：12)。共识通常经由“讨价还价”而达成。这表明，在中国精英集团内部，决策与执行常常基于协商和妥协，而不是基于上级的行政命令。
在地方分权改革之后，中央控制地方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升，以此来激励各级地方诸侯服从中央领导。郭刚观察了县级官员的升迁(Guo，2005)，认为他们的提升与否与地方经济发展或财政状况没有关系，而是与当地的政治状况相关。皮埃尔·兰德里有类似发现(Landry，2002；2004)。通过研究地级市官员的升迁，他发现中央政府常常缩短官员的任期，增加他们调动的频率，以此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但这样的频繁调动使党没法按经济建设的政绩来决定升迁。因此，政绩不好的官员通常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最多是在同一个职位上呆得长一些，调动频率低一些。
与地级县级不同，薄智跃对省级精英的研究发现这些精英的升迁与他们发展经济的成绩显著相关(Bo，2002)。薄收集了自1949年以来的2500多名省级副省级干部的人口学资料，以计量方法分析这些干部的提升、调职和罢免。他发现，经济成绩不够好的省领导，很可能会被降职甚至免职。一个省向中央财政上交越多，该省领导越可能被提拔。
(四)精英流动
研究精英流动的既有政治学家，也有研究政治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受东欧政治转型研究的启迪，安德鲁·沃尔德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精英流动的模型(Walder，1995；Walder，et al.，2000)。他发现在中国精英中存在两条职业路径。第一条要求良好的教育和政治忠诚，这条路导向行政职位和政治特权。第二条路径只要求教育水平而不强调政治忠诚度，这条路通向各种专业职位，但缺乏政治权力。这说明中国的精英选拔是一个混合的机制，并不总是强调“又红又专”。藏小伟认为(Zang，1998；2001)，在这个双路径模式下，大学学历对于行政部门的精英比对党团部门的精英更加重要。这表明双路径模式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与专业人员之间，也存在于政治精英内部的党政部门之间。这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一致的。
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和他的同事进一步发现(Dickson，et al.，2000)，教育的重要性相对于政治忠诚度在日渐增加，知识分子更容易被党吸纳到精英位置上。对于声望最高的一些职位，大学学位甚至比党员证还重要。这一发现支持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Djilas，1957)提出的“新阶级”理论，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会形成新的特权阶级。边燕杰等人(Bian，et al.，2001)发现，1978年之后，学历成为获得中共党员身份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后者又是取得精英职位的重要条件。这说明，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精英录用，已经转向同时重视人力资本和政治可靠性。这解释了九十年代技术官僚的兴起。
四 结论：寻求理论
1994年，在一篇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综述中，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指出，中国研究正在走向成熟，“从一个‘消费者’领域成长为一个‘生产者’领域”(Perry，1994：713)。在这里，“消费者”指分析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是从别的领域借用的学术领域，“生产者”指有自己原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的学术领域。
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裴宜理的预言只是部分得到了印证。中国政治研究的确越来越成熟，与政治科学的其它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对话。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研究还没有摆脱“消费者”的角色，因为仍然缺乏原创性的理论，缺乏对比较政治其它领域的贡献。对政治精英的研究也是如此。
本文大致总结了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本文认为，以七八十年代之交为界，精英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范式。在全权主义范式下，整个中国政治体系被视为一个自上而下统一行为体，最高层精英的意志决定整个体系的行为。因此，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研究集中于高层领导，考察他们的正式行为。在多元范式下，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研究重心的多元化，从高层精英到基层领导，从正式的领导行为到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到精英内部的讨价还价，到精英与大众的互动等，都成为研究对象。二是资料采集的多样化，从过去梳理官方文献出版物到多种多样的材料收集方式，包括精英访谈，田野考察，社会调查，文本内容分析等。三是研究方法的成熟，不再主要依靠描述和史料整理的方法，不再只以历史学的方法做地域研究，而是寻求更多的概念化和一般化，建立更多的理论和检验理论。
然而，这第三点仍然是精英研究领域的“阿喀琉斯之踵”。目前，本领域已有丰富的个案研究和由这些个案导出来的概念，但仍然缺乏理论把这些个案和概念连接成逻辑清晰的体系。对于理论的追寻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我们有“碎片式权威”，我们有精英流动的“双路径”模式，但我们如何才能使这些概念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贡献于整个比较政治学科呢？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精英的活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越来越受制于并作用于种种国际因素。相应地，对中国政治体系的理解，也会越来越融入于整个比较政治研究之中。如何才能让中国精英研究与比较政治学充分接轨，与整个社会科学在理论上方法上都充分融合，并发展出原创的理论和概念，这是值得每一个研究中国精英的学者和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人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在 Harry Harding,1984,"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中，曾用“多元主义”(pluralism)来指代七十年代的“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者。本文用这个词命名全权主义范式之后的新的研究范式。
②比如Chalmers Johnson,1982,"What' s Wrong with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Harry Harding,1984,"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Lowell Dittmer,1996,“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③这方面的一个著名研究是 Vivienne Shue,1988,The Reach of the 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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