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谱系及其经验性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性论文,谱系论文,范式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4)01-0012-05
社会科学或者说关于社会的科学研究，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性”)有着内在的联系，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社会科学是“现代性”的内在规定，是现代性的“反思性”条件，所有社会科学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过程，“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1]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属于现代性，或者说，社会科学是现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独立的、系统研究的历史，这与中国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的历史特点有关。或者说，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性的逐渐发育成熟，中国社会科学处在起步、成型和建制化的阶段，正是这样一个历史特点，才能解释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多少有些矛盾的状况。因此，本文拟从西方社会科学在近现代的产生入手来认识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及其基本的研究路径，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视角。更进一步说，开展“西方社会科学史”研究，发展这样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对于中国的学术繁荣和社会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社会科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人类思想史和学术史中，社会科学也许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知识形式，是一种相对晚近才成型的学科。现代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名称也是由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确定的，如经济学、政治学等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仅讨论理想中的国家，而且率先运用经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对现实的政治制度，如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分析性的和经验的社会研究方法，在古代、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都不是主流。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社会思想家都主要对社会和政治的理想感兴趣，而缺少、也不可能有对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政府以及人们一般的社会行为的经验分析。英国社会学家艾伦·斯温杰伍德对18世纪以前，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内的社会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的弊端作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他说：“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思想仍然没有超出传统的政治哲学的框架，而且正像柏拉图那样，分不清国家同社会之间的差别。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社会制度导源于诸如性欲之类的人的基本本能，这类本能事先决定着个人组成各种集团和社团，通过这类集团和社团本身的功能进一步发展理想的人性。因此，社会乃是上述本能最终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固有社会性的表现。亚里士多德的表述堵塞了根据客观规律和历史过程给社会下定义的可能性。”[2]斯温杰伍德还说：“18世纪以前……基本上受一种软弱无力的社会观的支配：社会不是被规定为世俗制度和过程的客观结构，而是自私力量和自然状态的个人对现代国家和政治义务形成的自愿默认的产物。强调人性是人类社会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导致了这样的社会观：社会是一种内在的超历史过程的表现。”美国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在讲到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时也很肯定地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研究社会是社会哲学家的研究领域。这些思想家往往对社会实际上是什么样并不大关心，而更关心他们认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3]
社会科学之所以相对晚出，与它的研究对象——社会历史本身的特点有着直接的关联。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想家都认为，与现代社会相比，传统社会的结构比较简单，社会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
17、18世纪，在近代工业渐成局面、商业社会(或市场社会)和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的同时，英法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开始探讨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他们研究的关于社会分化、不平等、社会冲突和社会聚合、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发展等问题，触及了新社会的脉搏和实质。
伴随新的社会要素的进一步发育和成熟，社会观察家的眼光和思想也逐渐走向全面和成熟。在18世纪的社会思想家中，被看作真正接近现代社会科学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法国人孟德斯鸠以及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被看作是18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维科提出：市民社会的世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这意味着否定了作为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的社会思想的基础和特征的不变的、抽象的人性观。在维科看来，人类社会是历史的，社会制度和人的关系都是行动的产物。但是，维科的有机整体社会观也许与18世纪盛行的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太隔膜了。《新科学》中的革命性的思想没有引起18世纪主要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注意和重视，直到19世纪，维科的著作才得到真正承认。
孟德斯鸠被尊奉为启蒙运动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强调从事物的本性中去研究对象，力图发现社会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认为在经验现实的千差万别的、错综复杂的表象下存在某种结构和系统，只要弄清这种结构和系统，就能阐明现象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孟德斯鸠甚至与孔德、马克思一起被看作社会学的创始人。
苏格兰启蒙运动也被看作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的直接的思想来源。18世纪下半叶，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活跃着一批卓越的学者，他们是以哲学家著称的大卫·休谟、以经济学家著称的亚当·斯密、以历史学家著称的亚当·弗格森等。他们的学术成就使当时的爱丁堡享有“北方雅典”的美称。苏格兰启蒙运动对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在于明确认识到社会是一个过程，是一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是可以通过经验科学的方法加以识别和分析的。亚当·斯密认为，商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界线分明的社会等级和集团，即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他强调，财产是社会分化的基础，是与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并且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权势的天然本原。弗格森注意到社会分层和分工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劳动专业化进行探讨。弗格森还强调，分工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制度，他在十分广泛的层面上讨论分工的社会学意义。这些精辟的思想都是来自对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形成起了重要的开拓和奠基的作用。
但是，孟德斯鸠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也许都还不是真正的现代社会科学家。一种理论是否成熟、是否全面和科学，除了理论家自身的努力以外，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社会历史的矛盾是否得到充分的暴露。包括斯密在内，18世纪的思想家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对整个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的整体性的认识，也没有方法论的自觉。因此，18世纪的社会理论也并未构成某种社会学，而“只是政治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加上社会学的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混合物而已。”[3]
关于新社会的整体性质的认识，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在圣西门和孔德等人的著作中。圣西门和孔德在现代社会科学史上的意义，不只是对于现代社会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认识，更根本的是提出了既实证又全面地认识社会的要求。
圣西门创造了“工业社会”的概念，这不是理论家的任意的命名，而意味着对新的社会结构的整体的把握和全面的认识。圣西门正是依据这个概念把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新社会与以往的社会区别开来。正是以这种转变和新的社会结构为基础、为研究对象，现代社会科学才能形成并获得它独立的学术和社会地位。圣西门的著作揭示工业对社会的根本的变革作用，对正在形成中的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对由分化了的经济、政治、文化所组成的现代社会结构进行了尝试性的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圣西门还提出了“社会生理学”和“社会物理学”的概念，为建立现代的社会科学提出了整体的纲领。他强调要赋予关于人的科学(社会科学)以实证的性质，由此作为社会组织和整合的基础。他认为，社会能够并且应该按照科学的实证原则去组织，科学是实证的，科学通过其预测和证实原理而成为实践的基础。他还认为对经济和政治的研究已从推测转向实证，从形而上学转向物理学；认为社会发展的实证阶段具有下列特征：科学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系统的社会知识特别是对调节社会整体的规律的认识得到充分的发展。
圣西门的思想是孔德实证主义的重要来源，现代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历史就是从圣西门和孔德的著作及其实证主义传统开始的。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上，往往把孔德称之为“社会学之父”。其实，孔德的“社会学”的范围比现在作为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学科的社会学要广泛得多，实际上就是指社会科学全体，包罗一切有关社会的知识，孔德自己有时也称之为“社会科学”。孔德系统地概括了圣西门等人关于人类理智发展规律和科学分类的思想，确定了“社会学”在人类知识或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对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作了系统的研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真正独立的标志。
二 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独立时间表
从总体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是在18世纪中后期，而形成建制则是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社会科学史家彼得·曼尼克斯指出，如今学科林立的社会科学是19世纪末才以一种公认的现代形式出现的，是学术界对工业化时代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4]。美国学者卡尔霍恩也曾指出：“社会科学主要是技术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变化的结果。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并不是没有变化。但是，技术的变化迅速得多，并且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模式而又没有新的模式来代替。社会科学的产生部分的原因就是努力寻求这种新的模式。”[5]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曾这样描述社会科学的“血统”和“家族史”：“在经济学中，祖父辈是：亚当·斯密，T·马尔萨斯和D·李嘉图，时间是从1776年到1810年；父辈是：A·马歇尔和L·瓦尔拉，时间是从1870年到1890年。在社会学中，祖父辈是：A·孔德，卡尔·马克思，和H·斯宾塞，时间是从1850年到1870年；父辈是：E·迪尔凯姆和M·维贝尔，时间是从1890年到1915年。”[6]
专业的社会科学家同样肯定了社会科学专门学科产生和形成的大致相同的时间和历史条件。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那本著名教科书中说：“作为学术上一门学科，经济学只有两百年的历史。亚当·斯密的奠定基础的著作《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那也是以美国独立宣言而著称的一年。两者都出现在同一年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从君主专制下得到政治自由和从国家法令的干预下解放出来的价格和工资，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7]
社会学的情形与经济学大体相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知识、研究方法和概念系统上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在研究对象上同经济学、史学、哲学及法学的相关研究明确的区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在进入19世纪以前并不存在社会学。”社会学得以独立的依据在于它摆脱了“普遍的超历史的理论研究传统”而致力于把握社会的特性，认为社会是一个在分析时应同政治社会区别开来的各种制度与过程的动态结构。1891年，迪尔凯姆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这是社会学从传统的社会哲学中独立出来的象征性事件。
政治学虽然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这样悠久的渊源，但现代政治科学的学术体制的确立甚至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还要晚。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政治学院，并把政治学课程的名称(Politics)改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这一做法也许表明了他们与传统政治学思想决裂的态度以及他们对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慎重考虑。1886年，美国第一份政治学刊物《政治学季刊》也在哥伦比亚政治学院创刊；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同年，美国权威性的政治学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这些事件更标明现代学术体制在美国政治科学领域得到确立。
三 现代社会科学的经验性范式
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预示着它特有的性质和研究规范。我们不能否认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形式具有内在的规定性，也要看到它与近现代社会其他社会历史因素，如大学的复兴及其对知识学科化的要求，民族国家的干预及其政治和行政机制等等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及其建制化的深刻理由，在于现代社会特有的变革性和复杂性。如果说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断裂性凸显了现代社会科学产生的必然逻辑，那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其结构和功能分化的特点则设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问题研究”的取向和经验分析的路径。从这种知识形式的产生背景和产生过程来把握其独特的性质和意义，是一个有益的角度。
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的首要特性就是“现代性”。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现代性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可以说社会科学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前提和条件，而现代性、现代社会则构成为社会科学“反思”的对象和内容，构成为社会科学这种知识形式存在的客观基础。“现代”，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一种简单的历史划定。“现代性”包含着社会存在本体论和知识学的独特而深刻的内涵。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古希腊，由于技术生产方式和知识学规律的作用，人们把对自然的静观或思辩的知识看作是最高形态的真理。而就社会生活来说，或许由于其相对稳定的状况，相关的知识策略侧重在内心的修养，也就是道德教化而不是社会的形式化规则上。因此，就古代世界的知识状况来说，思辩的自然知识和道德化的人文学科相对来说比较发达、比较成型。从西方世界来说，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彼得拉克一代人那里，古典的知识格局仍然只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二分局面。当然，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知识的外延也在逐渐扩展，古希腊时代的“文科”只包括文法、修辞和辩证法三科，即古希腊“三艺”。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包括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8]现代社会科学也许只以萌芽的形式包括在这时的历史和道德哲学中。
正是针对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吉登斯把自己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称之为“断裂论的”(discontinuist)解释，他说：“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习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吉登斯还认为，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性的变革，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正是现代制度的断裂性，使“反思”具有了在前现代文明中不曾有的性质和地位。目的性和“有意识”是人类行为和社会历史活动的基本性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和文明时代里，人类历史行为中的目的和“反思”的功能、形式和地位是不同的。社会科学正是“反思性的形式化(专业知识的一种特殊类型)，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现代社会的根本变革决定了现代社会科学作为一种专业知识和专家系统，具有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一般的“文化人”所不可比拟的社会作用。
其次，就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来说，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分化是影响和制约现代社会科学具体建制的重要因素。现代社会的分化，是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的直接结果。工业化的首要特征是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这无疑是社会进化的产物，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它们同时意味着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增加。当然，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形成，又意味着新的组织的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意味着新的社会整合。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说，分化意味着传统农业社会模式的解体，而整合则意味着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的创新。随着从单一、同质性的农业社会转向多元、异质性的现代社会，有必要在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基础上，重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总体说来，由于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如企业和城市的产生，以及社会变化的速度加快，人们的社会联系愈益频繁、愈益多样化，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加剧，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难度空前增加了，传统社会那种靠少数几个人拍脑袋进行决策的方式已过时。而且，在现代社会，不只是社会的宏观管理愈益需要专门的研究者的参与，即使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为，也愈益需要获得社会科学家的指导。社会科学是现代社会的信任和“权威”的重要来源，这就使得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知识和专家系统的发展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同时，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整合的客观辩证法，要求专业的社会科学摆脱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情调，走出书斋，经验而客观地描述和研究社会的冲突和矛盾，揭示社会的发展趋势，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品质的内在规定和要求。
最后，应该指出，目前，在后现代话语中，存在一种思潮，否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否定其专业化的建制。“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分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30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诘难。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它摒弃认识论的假说，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后现代主义者怀疑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文学之间，在文化与生活之间，在小说与理论之间，在想象和现实之间，以及在人类从事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中，存在着严格的学科划界的可能性。”[9]尽管目前“后现代”越来越成为一种显要的“话语”，但是，在相反的话语体系中，“后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性开始理解自身，而不是对其自身的超越”，甚至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因此，与建立在法国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基础上的后现代视角相反，以德国批判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一派则仍然肯定我们能够获得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知识[10]。不容否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也会改变其理论表达形式，人类整体的学术格局、学术方法也将产生历史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独立的“后现代性”产生，那么，作为现代性之重要规定的现代社会科学及其建制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对于没有经历现代性之充分发育的中国学术界和社会科学界来说尤其如此。
收稿日期：200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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