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两条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两条论文,高新技术产业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高新技术产业是发达国家或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心，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跳板。无论在何国何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往往不是遍地开花，而是“群落集聚”。现在，人们一提起陕西省高科技产业，就会想到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或称“一线两带”。考察“一线两带”初步形成的历程，分析其形成过程中的两条道路，对今后“一线两带”的发展壮大，具有极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形成过程
初步形成的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人们称其为“一线两带”，即以西安为中心，以陇海铁路陕西关中段为轴线，把关中平原上4个国家级开发区、3个省级开发区和几十个产业园与科技园串起来，以点带面，使这一地区成为最具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星火产业开发带。
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初步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创新源形成、创新区形成和产业带形成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创新源的形成。高新技术创新的源头，一般来说有三种：其一是大学的科学研究与实验室；其二是国家设立的专门的科研院所；其三是企业的研发中心。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创新源头的形成也不例外，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三个小阶段。一是解放前的两所高校形成阶段，即西北大学和西北农学院形成阶段。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扩张引进阶段。从高校方面来看，主要是“一五”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部分迁移到西安，成为西安交通大学；还有新合并的西北工业大学等。从国家研究院所与企业研发中心来看，既有“一五”时期的破土而出，又有“三线”建设时期的许多军工大厂、研究院所迁移到陕西安家落户。三是上世纪80年代，陕西民办高校异军突起，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不仅使高校得到扩张，而且为公办高校提供了走上市场化的范例。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陕西关中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创新源头——40多所高等院校，111家科研院所，20个重点实验室，30个工程技术中心，100家企业技术中心。
（二）第二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形成。从1991年建立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西高新）开始到1999年，是关中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形成阶段。这不仅由此前几十年形成的创新源奠定了基础，而且由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功范例所刺激，以及由陕西省实施科教兴陕战略所要求。
美国硅谷及其摇篮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给陕西人以极大的刺激，促使陕西人深省：陕西作为科技大省，为什么却是经济小省？陕西的高科技如何产业化？这些思考，导致了建立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实际行动。
和斯坦福大学研究园一样，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致力于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其原因主要在于国情与省情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校内与校外的区别。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不是在一个校内，而是临近几个高校与研究所。其原因不仅在于西安没有一所高校像当年斯坦福大学那样有那么多的闲置地；而且在于中国包括陕西的高校体制使产学研严重脱节，各个企业、高校、研究院所都无心无力独自组建科学园区；更重要的是，为了后来居上，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欲借助各个大学、研究院所及企业的合力，加快发展。
第二个不同是土地开发模式不同。因为斯坦福研究园用的是自己的地，以出租的方式租让给入住的研究机构与企业；而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所在区位的土地，主要是城郊农民集体土地，走了开发区征用、企业开发、再租卖给企事业单位的路子。从而，经营土地成为开发区积累资金的主渠道。中国各地开发区的经验一再证明：凡是成功的开发区，首先往往是土地开发经营的成功。
第三个不同是经济体制上的区别。斯坦福研究园及其孕育的硅谷，以市场自发形成而著称，此后的科学园区及开发区的形成，往往是政府和市场相结合而推动的。尽管西高新在国内的开发区建设中，以市场推动而闻名，但政府的扶持仍是不可抹煞的，这体现在批准立项、规划、土地征用、优惠政策上等方面。直到今天，硅谷没有一个类似“管委会”的组织，而西高新一开始就有政府组织的“管委会。”
第四个不同是企业组织结构及运作有所区别。斯坦福研究园及硅谷，开初阶段，几乎都是小企业起步；西高新不仅抓小企业，又抓大企业，如抓大唐电信。硅谷的小企业有创新——创业——上市的循环往复；而西高新的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缺乏高精尖，仍以模仿为主，尤其是没有上市机会，缺乏流动性与吸引力。
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兴起，不仅受到国外特别是硅谷经验的启发，而且是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所要求的。1988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就提出实施“教育奠基、科技兴省”战略，其必然性在于：一方面，陕西具有处于全国第三位的科教实力；另一方面，陕西经济比较落后。这就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的“陕西现象”。破解“陕西现象”的路子就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其便捷之路就是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开发区为龙头，带动陕西经济的发展。
正是基于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发展，带动科技产业化，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以及陕西实施科教兴省战略的要求，以西高新成立为契机，经过10年发展，陇海线关中段200公里的地带上，形成了西安、杨凌、宝鸡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国家级的西安经济开发区；形成咸阳、渭南、铜川3个省级高新技术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17个地方科技产业园和工业园。这些国家级、省级和地县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园或工业园，使陇海线关中段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密集带。
（三）第三阶段——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加深发展。1999年，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陕西省很快作出“桥头堡”的定位和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决策，并对内作出了关中高科技、陕北煤油气、陕南林特水的地区布局定位，在此基础上，陕西省委、省政府于2002年作出了《关于加强“一线两带”建设，实现关中率先跨越发展的意见》的决定。由此，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进入加深发展阶段。这种加深发展，表现为从以往的各个高新园区各自为战向带内外整合的转变。
首先是带内整合，即在巩固发展带内园区、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企业技术中心等经济单元的基础上，自觉地加强这些经济单元之间的产业链联系，突出各自的特色与优势，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壮大。这种整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发挥优势，分工协作。从其环节来看，主要是四个环节：一是科学如何转化为技术。这主要是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所要解决的科学如何应用的问题。二是新技术如何转化为新产品。这主要由实验室来完成。三是新产品引致新企业。这主要由创业中心来承当。创业中心的“三驾马车”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新产品和风险投资。四是新企业新产品成为新产业，这主要由资本市场来决定，新企业或者为大企业所购并，或者上市融资而发展，从而规模化、产业化，甚至成为支柱产业。
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加深发展，内容整合的第二个方面，是带外整合，即把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放在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合理分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以及“大而全”，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点。这就是区域经济中高新技术主导产业选择问题。根据资源禀赋和市场导向，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正向以电子信息产业、航空产业和生物产业作为特色产业，使其壮大为支柱产业的方向迈进。电子信息产业主要集中于西安与咸阳，航空产业最集中的是阎良飞机城，生物产业最集中的是杨凌农科城。阎良飞机城和杨凌农科城，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市场前景是广阔的，关联带动作用是巨大的。
二、关中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两条道路
从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形成过程来看，有两条典型的道路：一条是中小企业协同促进道路，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典型；另一条是大企业带动道路，以阎良飞机城的发展为典型。在美国，事实上也存在这两条道路，即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主要走中小企业协同促进道路，128号公路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主要走的是大企业带动道路。
在分析两条道路的区别时，首先应看到它们的共同点，即都有创新源，都有资金源，都有人才源，都有较好的自然人文环境等。但两条道路在分工类型、产业利益动力、产业组织、产业性质、产业技术进步、产业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一）分工类型不同。第一条道路以企业之间的分工为主，即以社会分工为主；第二条道路以企业内部分工为主。马克思早已分析了这两种分工及其区别与联系。从区别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范围不同。社会分工是企业外社会范围内劳动的划分和专门化；企业内部分工是指企业内劳动的划分和专门化；其二，劳动性质不同。社会分工往往是不同具体劳动的划分，而企业内部分工往往是同一具体劳动不同阶段不同岗位的划分。这反映在劳动者身上，社会分工是职业分配，企业内部分工是岗位操作分配；这反映在产品形态上，社会分工往往生产出完整的产品，而企业内部分工往往生产出不完全的产品。其三，协作媒介不同。社会分工彼此之间以商品交换即市场为媒介联系，而企业内部分工以共同指挥或计划为媒介联系。当然，二者也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企业内部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因为分工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深化和细化；另一方面，社会分工转化为企业内部分工，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集中化导致大企业的出现。
实际上，这两种类型的分工，导致了两种类型的生产社会化，其一是人财物集中到一个企业的生产社会化，这种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随之相应地“一大二公三纯”，直至变为“一个”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只承认这种生产社会化，而完全忽略了第二种涵义的生产社会化，即社会分工式的生产社会化——不同企业、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国家，通过社会分工或国际分工彼此之间有机联系成一体。有意思的是，阎良飞机城的大企业带动模式，早在计划经济时就奠定了基础，而西高新的电子城，主要是改革开放10余年后的产物。从国际上来看，在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形成第二次黄金时代，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第二种涵义的生产社会化，适应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需要，即社会分工式的生产社会化，也能够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不一定都搞企业大型化、集中化的生产社会化。在有规则、有秩序的社会分工条件下，小的也是美好的。
（二）产业发展的利益动力有所不同。大企业带动道路以垄断利润为主要动力，中小企业协同道路以技术创新形成的超额利润为主要动力。因此，相比之下，小企业会更加重视技术进步和“瞅准空挡”与突出特色，更能进行技术发明及其应用产生新产品，更要实行差异化战略。而大企业往往推行成本领先战略，自觉不自觉地依赖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惰性心理加上害怕新技术导致自己原有的资产总量贬值，容易阻碍技术进步。当然，大企业一旦认识到竞争威胁因而倾全力进行技术创新竞争时，其能力和成果非小企业技术发明所能抗衡。
（三）产业组织上有所不同。首先是大企业与小企业的不同。其次是垄断竞争与自由竞争的区别。第三是高度集中与分散的区别。大企业在整个产业的人财物集中度上、产值集中度上、地域布局集中度上都比较高；而小企业相应比较分散。第四是政府与市场功能发挥上很不同。大企业和政府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大企业往往是国有的，国家不得不重视，国家与大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较低。但大企业容易形成依赖国家习惯。小企业在这里主要表现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固然需要政府的扶持，但主要依赖市场运行，比较灵活。
（四）产业性质上有所不同。虽然大小企业同属高科技产业，但具体的产业使用价值属性和地位属性有所不同。大企业带动道路所促成的产业，往往是军工产业，具有垄断性，并已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而小企业协同促进道路所形成的产业往往是民用产业，竞争性产业，可望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
（五）产业技术进步的源泉有所不同。大企业带动道路所形成的产业，技术进步的源头以国家专门的科研院所和企业自己的研究中心为主，同时，购买技术也很突出，相反，小企业协同促进道路形成的产业，技术进步的源头以高校科研为主，同时，出卖技术的特点也很突出。
无疑，大企业在科技攻关上具有人财物集中的优势以及国家重视扶持的优势，同时，在技术推广方面，由于其规模大，优势也很明显。小企业由于其产权更清晰，技术发明的动力时时处处充盈，不像大企业那样具有间歇性。
（六）产业发展速度上有所不同。这是以上诸种不同的综合反映。大企业带动道路往往起动快，前期发展速度快；小企业协同道路往往起步慢一些，但长期发展却后来居上。其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起步时的投资规模不同。大企业的大规模，决定了产业起步时发展速度快，相反，小企业的小规模，决定了产业起步时发展速度慢。其二是起步时的投资方向的计划性与确定性不同。大企业的投资计划性强，方向一经确定，就难以收回。而小企业的投资具有灵活性、摸索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起步时一快一慢的差别。其三是适应市场调整投资方向的能力不同。大企业在这方面显得比较笨拙。因为过去的大量投资往往成为负担，加上产权相对不清晰，调整的敏感性不足，相反，小企业比较灵活，包袱较小，对市场也很敏感。这就造成了中后期小企业的发展速度往往超过大企业。
三、两条道路应各展其长，相互学习
关中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两条道路在形成过程中，各有其成就与经验、缺陷与不足，在以后的两条腿走路中，应扬长避短，相互学习。
（一）中小企业协同促进道路应继续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方面，要狠抓科研成果转化工作，为此，必须在观念、体制和设备诸方面三位一体地推进。在观念上，既要有科学无国界的观念，又要有科学有国界的观念。的确，科学直接不能形成专利，但它前伸一步就能形成技术专利；前者是大公，后者是大私。陕西之所以形成发表科研论文大省和技术专利申请小省的奇特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科学也是私有的观念。这种观念得到现行科研体制的支持：发表论文可以使科研工作者在职务晋升、工资奖金、住房福利等方面得到利益，而单位职务发明几乎一无所得。现在，改变这一体制最得力的一环，就是单位职务发明的所有权大力向个人倾斜。这在美国早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在设备上，要改变过于重视高楼大厦建设而忽视实验室设备投资的现象，要把强大的实验室作为高新园区最根本的标志。二是在新产品转化为新产业方面，要大力推进风险资本市场建设，为此，技术发明者、风险资本投资者和政府（以及中介组织）要三位一体良性互动。
（二）大企业带动道路应深化两个协调。一是深化协调技术与管理的关系，解决两种人力资本不对称问题。由于高新技术大企业往往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且带有军工性质，高精尖技术人才这种人力资本大量集聚，但却非常缺乏面向市场的经营管理人才这种人力资本。解决这个问题要观念转变、利益倾斜、立足于内、放眼于外。观念转变，就是不仅要有技术和管理是企业发展的两大轮子的观念，而且要有大企业的管理尤其是面向市场的管理比技术更重要的观念。利益倾斜，就是在物质利益、精神名誉和政治地位等方面大力向经营管理人才倾斜。立足于内，就是经营管理人才的产生发展一般主要靠企业内部培养，在市场大海中自己学会游泳。放眼于外，就是经营管理人才也要向企业之外的市场寻找。二是深化协调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的关系。国有大企业改制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制，国有大企业往往是把原来的优良资产拿出来作为股份大头并吸收其它股份组成股份公司，这样，原来国有大企业就一分为二：一部分随股份公司上市，一部分成为留守企业。这就形成了扯不断理还乱的新旧体制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新老企业彻底分开。
（三）两条道路直接融合，形成混合式道路。这是两条道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例如，2003年6月，西安高新区和阎良区人民政府就合作建设西安高新区阎良航空产业园协议正式签订，以此作为国家阎良航空产业基地的核心区和起步区。很明显，西高新瞅准了阎良飞机城已有的航空企业规模优势；而阎良飞机城也瞅准了西安高新区灵活的市场机制，吸纳中外航空企业的能力。这样，一方发挥企业内部的做大做强的优势，另一方则发挥企业之间协同做大做强的优势，从而1+1＞2，使陕西阎良的航空产业，能快速地形成中国的“西雅图”。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03JK027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