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通史》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那论文,通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0）08－0218－04
1888年至1890年间，日本“东洋史之创始者”那珂通世陆续出版了四卷五册本的《支那通史》，此书“采西洋体例，崭然一改支那史之面目，举世惊佩”[1]，被誉为“世界第一部近代性质的中国通史”[2](P27)。1899年，罗振玉将《支那通史》介绍到中国，深受当时中国史学界、教育界的重视和欢迎，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它一直都被视为“一种新式中国史的范本”[3](P256)。由于时过境迁，有关这部史书的编写及其当时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今之史学界都不甚了了，本文拟对此作较为全面的钩沉分析。
一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化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而强大起来的日本对海外领土、财富的欲望愈加强烈。为配合其侵略扩张的要求，日本启动了“东洋史学”特别是对中国史地、文化的研究，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就是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之作。该书作者那珂通世（1851—1908），文学博士，盛冈（今岩手县）藩士藤村政德之子，藩儒那珂通高的养子，庆应义塾毕业，历任东京女子师范校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教授，研究日本、朝鲜和中国古代史。殁后八年（1916），他的好友三宅米吉为其作传，历数那珂氏一生的学术功绩，大略有十端，即“那珂氏为日本女子教育之振兴者，为日本小学教科书假名注音之先觉者，为日语文法之始作者，为英文日译法之修正者，为日本历史编纂体裁之革新者，为日本上古年代考证之启发者，为日本支那史教科书改造者，为日本东洋史学科创设者，为日本之元史研究倡导者，为日本之蒙古文翻译前驱者”[4]，学术功绩如是，这其中以编著《支那通史》与创设东洋史学科① 为最著。那珂氏一生著述颇丰，在中国史方面，除《支那通史》（汉文）五册外，还校订出版《元史译文证补》、《成吉思汗实录》等。日本史方面，则出版《外交绎史》（全四卷，1915）等。
1886年，那珂通世开始致力于《支那通史》的写作，原计划完成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七卷，卷一为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卷二、卷三、卷四为中世史，分为上中下三期，上期自秦汉至晋并吴，中期为西晋南北朝至隋唐，下期自五代辽宋至金章宗末年；卷五、卷六、卷七为近世史，分为上中下三期，上期自蒙古始兴至元惠宗北迁，中期自明太祖至清太宗，下期自清世祖至晚清。至明治二十一年（1888）九月出版第一卷，十月出版第二卷，十二月（1889）出版第三卷，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1891）出版第四卷。全书正式出版的共四卷本五册，卷后还附有地球沿革图，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1891）由东京中央堂印本，近世史终未完卷。
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是为日本中学的教科书而作，目的是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全书用汉语文言写成，自上古至宋代，其布局谋篇大致为：首卷为总论和上世史。总论分三章，讨论中国地理概略、人种之别和朝廷屡易，即阐述中国地理变迁的大势、人种类别和朝代更替的概况。上世史分八篇，讨论自唐虞三代至战国的历史变迁。第一篇唐虞，第二篇三代，第三篇诸侯本末，第四篇春秋，第五、六篇战国，第七篇世态及文事，第八篇先秦诸子。附录“历朝兴亡禅代图”、“三代世系”、“齐晋及七国世系”、“周秦列王在位年数”等。卷二中世史上期分九篇，探讨秦、汉、三国的历史沿革。第一篇秦，第二篇楚汉，第三、四、五篇前汉，第六、七篇后汉，第八篇三国，第九篇制度略，附录“秦汉三国世系”、“诸帝在位年数及年号”、“两汉后家多破灭”。卷三中世史中期分九篇，记述两晋、南北朝及隋唐的历史进程，第一篇西晋，第二篇东晋，第三篇南北朝，第四篇隋，第五、六篇唐，第七篇外国事略，第八篇文学宗教，第九篇制度之沿革。卷四中世史下期分六篇，考察五代、辽宋金夏的历史，第一篇五代，第二、三、四篇宋朝，第五篇学艺，第六篇制度，附录“五代列国世系”、“宋辽金夏世系”、“诸帝在位年数及年号”、“宋儒传授图”、“文庙从配沿革表”、“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秩表”等。
从那珂通世这样的篇章布局中，至少可以看出此书的三方面特色：
第一，打破旧有体例，变为有条例的分篇叙述，每篇之中，又分若干章，因事立题，各相统摄，按朝代顺序，依次编写，简易明白，一览了然，成为适用于课堂教学的教材。
第二，按上古、中古和近世划分中国历史。这一断代的划分具有便利史学研究的形式上之意义，其实质反映“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叙述的内涵”，符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使命”[5](P260)。
第三，史料搜集和选材严密，叙述考证精确，内容丰富，历史的各主要方面均有涉及。那珂氏选用材料，不限于中国古籍，而且仔细参阅了留学欧美的三宅米吉带回的欧洲诸家关于东洋著书数十种，其内容涉及中国地理和人种状况，并涵盖了历代风俗、礼仪、学术、文艺大势，乃至唐代的外交政策等方面。东文学社版载有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摩纲纪为该书所写的序言，称：“凡著史有十焉。一曰详治乱之原委，国势之隆替；二曰辨政刑之美恶，教育之盛衰；三曰明地理之形，人种之别；四曰审制度之沿革；五曰记学术之异同，工艺之变迁；六曰分贡举铨选之良否；七曰举兵赋财政货币之制；八曰析贤愚淑慝忠奸正邪之迹；九曰载农商之勤惰，风俗之醇漓；十曰揭他国交涉之事。”他说自己见过的中国通史大多卷帙浩繁，非专费十数年之力难以卒读。此书的优点是“凡余所欲载十要略记不遗，可谓先获我心者矣。初学熟读此书，则不费力而得略知支那四千年之治乱、政刑、地理、人种、教育、制度、风俗及农工商等之大体，其为裨益也大”。[6]
作为简明中学历史教科书，《支那通史》虽只写到宋代为止，且未注明材料出处，却成为中国通史作品中的典范，其“典范”的实际表现除上述三个特征外，还有那珂通世倡导文明进化，斥君史，倡民史的诉求。他认为有关历史的研究对象并非只是统治者，应该是“人民”与“文明”，主张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民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脱出以帝王为中心的王朝事件的叙述，而试图描绘历史的研究和发展。由于那珂氏年轻时曾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学习，受福泽“文明史观”的影响很大，故在他的中国研究中多批评中国文化的停滞性。《支那通史》也不例外，这部著作在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比较文明论”的指导下，从中国文化历史性的停滞这一角度叙述中国史事。日本筑波大学东洋史主任教授田中正美博士在为《东洋学的系谱》一书中“那珂通世”一章所作的传记中，对此书作了如下评价：“我认为本书建立的文明史观，是在和内藤湖南相对照的场合，从中国文化历史性的停滞这一角度考察，体现出了那珂通世所师事的老师福泽谕吉的强烈影响的。”[7]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认识到传统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废八股，改科举，设学堂，借以“启民智”、“兴民力”，实现教育救国，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呼声。《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而实施新政，在教育改革方面推行新学堂制度，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成为中国近代学制的起始。根据新学制，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设置历史课程，历史课程不只讲传统史学，也讲西洋和东洋的历史；不只讲帝王大事，也讲“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与此同时，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1901）和《新史学》（1902）倡言“史界革命”，响应者如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邓实、陈黻宸、曾鲲化等人纷纷而起，要求介绍并运用近代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重新认识和编写历史。②
为适应新学制，推动史学改革，学者们认为选定和编纂历史教科书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应以“培养学生了解本身民族发展、文化由来，知国体大要，培养民族的节操和爱国心，达到民族复兴”[8]为根本；在编写体例和内容上要求用章节体，并以分析史事，求历代社会进化，探讨历代演变之迹为重点。然而，由于旧教材不能适应学生获得新知、新思之要求，当时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只能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一时间，汉译和编译的西洋史、万国史及中国史教科书铺天盖地地进入各级学校。其中“较为简要，且多新识”，“皆足备览”[9]的日译教科书成为追捧的对象。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例，当时输入的作品就有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及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的《支那史》等。
《支那通史》为国人所熟知得益于罗振玉的引介。1899年，他所主持的国内第一家有相当影响的专业日文学堂——东文学社将此书翻印，王国维为罗振玉代笔作序，称中国“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不过一二”，大部分史书则“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③ 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巳甚矣。”他称赞《支那通史》“取精于诸史，而复纵横上下于二千余年之书，以究吾国政治、风俗、学术之流迁，简而赅，质而雅，而后吾侪之盛衰与其强弱、智愚、贫富之所由然可知也。”[10]另有东文学社在7月1日《申报》刊出重刻该书的广告，称：“中国历代通史若《通鉴》、若《纲目》，并卷帙繁重，不便记诵，至后世删节之书，则有多脱略，编订鲜识，致典章沿制皆不可考”，而《支那通史》“体例精善，于历代政令风俗、建制沿革，考证详核，洵为至美至善之作”。声明该书在广学会、格致书室、申昌书局、千顷堂、十万卷楼、著易堂、两易斋及各书庄均有寄售。[11]值得一提的是，东文学社印行《支那通史》数月后，“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发布告示，对其予以版权保护，布告宣布：上海新马路开设的东文学社，译印各书，为各堂学科之用。先印行《通史》一部外，已译未印及未译成之书尚有数十种，“仰书贾坊铺人等一体知为，尔等不得将该学社前项译印书籍及续印各书私仿翻印，希图渔利，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定即投案究罚不贷”[12](P45)这一告示谕禁实际上也成为我国个别版权保护的先声。
《支那通史》因其“简而赅，质而雅”的优点，加之用汉文写成，免去翻译问题，在中国重刻发行后，备极推崇，不满一年，即重印三次，“久已脍炙士林，岁不下脱销万余部”[13]，销行之好可想而知。1902年6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所开《东籍月旦》专栏中极力向国人介绍日本史书，他刊列众多的日著世界史、东洋史、日本史书目，计世界史31种，东洋史13种，日本史8种，共52种，并简要评介日本学者采用章节体编纂的中国史教科书，其中就包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梁氏简要介绍了《支那通史》的著者、内容、体裁及刊行情况，指出此书“仅至宋代而止，其近世史，尚阙如也……而完善尚有不逮之”，然“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称日本人那珂氏所著《支那通史》为现时最良者之一。[14](P333)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印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之“中外史学门”将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定为教科书，④ 评此书“简要有法，若再删冗词三之一，补元明本朝，即成完书”。各地新式学堂也普遍以此书为指定教材，连台州黄岩县王舟瑶发起的官立小学校和私立小学校，所采用的历史课本都有《支那通史》。[15]
三
《支那通史》及其他日译中国史书的流布又极大地刺激了饱含民族感情的晚清学人，他们为中国人学本国史还采用日本史学家编写的教科书而感到耻辱，王国维的代序中就曾感叹：“呜呼！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尤为可耻。”[16]流露出他作为中国人的愧赧之情。《国粹学报》第一期的《略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近今学校林立，而中学教科书尚无善本。”其下有小注云：“我国故有之载籍，卷帙浩繁，编纂极艰，故无一成书者。坊间所有，多译自东文。夫以本国之学术事实，反求之译，其疏略可知。其可耻孰甚？”[17]为洗雪“国耻”，中国的有识学人们积极效仿日本史书的模式，改编、自编通史性教材，以构建自己的“国史”。
1902年，柳诒徵以《支那通史》为蓝本，改写而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新形式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历代史略》（六卷），记述我国上古至明代的历史。在内容上，宋代以前，系改编《支那通史》而成，元、明两代则为柳诒徵自撰；在体裁上则参照《支那通史》，在卷下分篇章。《历代史略》虽在《支那通史》的基础上编写，但绝非简单的因袭，柳诒徵进行了新的创造，他“以自己的观点对史事重新进行叙述编排，并续修了近世二卷，使所叙述的史事延至明末”[18](P47)，尤其是抛弃了《支那通史》中认为中国文明停滞的观点，终使此书从《支那通史》中脱胎而出，成为具有新的史学精神，内容较为完整、充实，符合中国新式学校使用的新的历史教科书。不久，陈庆年又对《支那通史》稍加删订，编出《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为我国历史读物明标“教科书”的开端。[19](P364)
国人真正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章节体中国通史著作是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至1906年分三册先后出版（至1933年重印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全书记述的内容上自三代下至隋朝，虽仅为半部中国通史，但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编纂体例，采用章节体的体例，按传疑时代（太古三代）、化成时代（周中叶至战国）、极盛时代（秦至三国）、中衰时代（晋至隋）、复兴时代（唐）、退化时代（五代宋元明）和更化时代（清）七个小时代的历史分期叙述中国历史，而且贯穿了历史进化观的观点。1905—1906年，刘师培又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至此中国自纂的通史从无到有。在此过程中，大量由日本学者编写的“东洋史”和“支那史”教材的涌入对中国史家的史书编写无疑起了巨大的刺激和启发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新史学”（即文明史）思潮的式微，西方史学的传播路径由日本转向欧美，同时国人自编的多种中国史教科书特别是“白话本中国通史”的出现，使日本史家的中国史著作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也不再被中国学界注意。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曾经令中国学界自感惭愧的还不止于教科书的引入。事实上，清末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旧礼教纲常观念”的影响，中国学人往往不能碰触前辈学者忽略的部分，中国史学研究在许多领域确实落后于日本。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刊载了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文中提到，1924年是《崔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而“这一百年中，这部不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直到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于1903—1904年间将陈履和刻本排印出来，“中国人才渐渐知道崔述这个人”。中国的史家、史料我们自己不来发现、整理，而是通过外国人来了解，“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胡适接着说：“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颇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20]可见在胡适眼中，中国史学无论在治史思想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仍处于非科学的状态，它的确不如早已进入科学时代的日本史学。无独有偶，1931年，陈垣发表在《史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还发现中国学界自清代以来，“专攻元史者辈出，然能以汉文翻译蒙古史籍者，殆不数见”，而日本学者因“蒙古文属阿勒泰语系，与日本文法相同，一语一语直译，无须增减，即可成文”，故日文译蒙古史籍的成绩卓著，且研究蒙古文者渐多，陈垣感慨道：“吾人若不急起直追，将来势必籍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非学界之耻？”他还不失时机地向国人介绍日本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日人对吾国历史研究之进步，一日千里，然吾人对于日本历史，尚多默然视之，奇也！”[21]
诚如胡适、陈垣所言，明治维新以来，随着东京“东洋史学派”和京都“支那学派”的形成发展，在帝国大学扩建、东方主义兴盛以及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⑤ 的交相作用下，日本的东亚研究阵容迅速扩大，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以东京帝国大学和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部为中心，全面开展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相关研究，大量日本的历史学家、“大东亚史”专家积极投入于有关中国的史料收集、田野调查和研究机关设置工作，并以科学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去分析史料，乃至建立理论，“日本近代中国学”⑥ 由此形成与发达，20世纪初，日本人的中国史研究在许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汉学的中心在外国”的事实成为拨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民族情感的一根极为敏感的琴弦。当时，王国维、胡适、陈垣等有识学人痛感中日学术间的差距，怀抱“把学术中心夺回来”的强烈职责感和使命感，奋起追赶，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时至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西方汉学（包括日本中国学）除一些小的领域或稍显突出外，外国的研究（尤其是日本）总体上并不特别领先于中国人的研究。⑦ 显然，这种民族主义的内驱力对中国史学的建设作用不可小觑。反观这一时期的日本中国学，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日本的“支那史学”和“东洋史学”的学者们更多的人为侵华服务，充当了对华侵略的工具，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兴趣所在是为了试图解构中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志。故其学术研究的实质只能背离客观主义的原则，直接为日本霸占中国领土的欲望与政治行动辩护，这显然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歧出与变质，侵蚀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与正义性，盛极一时“满洲学”⑧ 就是这一“学术”虚伪性最显著的标志。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上、学术上的步步紧逼，直接激起了一些“不肯亡国于异类”的爱国学者对中国沦亡命运的关注，他们积极从事此地区边疆史地的研究，相继著书立说，经世致用，以服务于抗御日本侵略的需要。傅斯年撰《东北史纲》，萧一山撰《清代通史》，金毓黻赴日本搜求东北史地文献并发表系列论文，郑天挺“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的精神，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出版《清史探微》。此外，以北京大学的《禹贡（半月刊）》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史地月报》为代表的刊物也加强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北部的史地研究。中国史学家在运用史学服务与抗战救亡的行动中，坚持了道义原则和严谨客观的科学精神的统一。
［收稿日期］2010－05－04
注释:
① 1894年，根据那珂通世与三宅米吉的提议，日本文部省正式将中学历史科分成日本史、西洋史和东洋史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即支那史）纳入“东洋史学”的范畴，那珂氏也因此成为“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所谓的“东洋史”，实际上是一个以中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极为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历史、经济、宗教、地理、考古、艺术、法律等众多领域，几乎囊括了除哲学之外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诸种文化的所有层面。参见严绍盪：《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② 新史学的基本观点可归结为以下诸端：（1）提倡民史，反对君史；（2）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3）提倡新体裁，反对旧体裁，摒弃了旧史学的所谓的史法、史例；（4）提倡社会文化史，主张吸取如哲学、社会学、地质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积极成果，反对单一的政治史的史学格局；（5）提倡用明白易懂的语体撰写史书。
③ 这是斯宾塞曾用来形容毫无意义地堆积历史事实的一个说法：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
④ 另外还包括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小川银次郎的《西洋史要》、箕作元八的《欧罗巴通史》等日译史书，由此可见这些日本史家的著作在中国的影响度。
⑤ 大陆政策也称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它确定了五个侵略步骤：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世界。可以说“大陆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
⑥ 在英语中，“Japanese Sinolog”一词可以翻译成中文：“日本汉学”或者“日本的中国研究”，但其包涵的内容也许远不止这两个中文表达。它可能指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或是日本人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意指日本人采用自己的方式和眼光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文明作出的反应。笔者对此词的理解倾向于第一种指向，即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而“日本近代中国学”则系指1880年代到1940年代以“东洋史学”派和“支那学”派为中心，包括部分其他人士的中国研究（主要是中国史研究）。近代意义上的日本中国学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在性质上不尽相同，他是在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识的近代化潮流中形成的一种“国别文化研究”。最显著特点，在于摆脱了传统的“经学主义”文化观念，而以“近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其学术的导向。
⑦ 笔者与罗志田先生持相同观点。见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⑧ “满洲”原为满族人的自称，此名定于1635年皇太极掌权之时。后人也以“满洲”指称满族发源之地——中国东北地区。所谓“满洲学”，这是以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部分地区为对象的一种以人文学和社会学为中心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尤以收集实地资料为主。本来，就其研究和调查的对象而言，理应属于“中国学”的范畴之内。然而，抛却“中国学”的概念，另立新名，这本身就是不学术的，而是政治性的。试欲与“中国学”并列，这无疑是日本企图分割中国的军国主义恶势力在学术中的表现。参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19世纪60年代—20世纪40年代中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