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183;本尼特对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托尼论文,批评论文,尼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3-0136-07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对俄国形式主义、阿尔都塞学派(The Althusserian School)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重要代表。在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判思考中，本尼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继承包括形式主义文论在内的资产阶级美学的理论遗产，超越形式主义文论“文本形而上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的理论空间。本尼特重视前苏联巴赫金(M.M.Bakhtin)对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的拓展性思考，在重新考察形式主义理论遗产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断裂问题。 一、文本的形而上：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文论批判的理论与方法 在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中，托尼·本尼特的文学与文化理论思想内容丰富广泛而复杂。20世纪70年代，他曾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一度和伯明翰学派关系密切。90年代以来，由于英国文化研究及其伯明翰学派的特殊际遇，本尼特转向了文化政策、文化治理、博物馆与政治等综合文化研究，但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特别是在文化研究中出色地坚持了批判性反思的实践立场，从而使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明显的文化经验性特征。本尼特在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著作《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既是他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较为集中的部分，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托尼·本尼特曾不止一次提到这部著作，并自述该著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来写的”。[1]本尼特虽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但他的很多研究并没有完全沿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顺着说”，提出了许多批判性反思的意见，甚至他对自己早年进行的卢卡奇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也提出了自我反思的批评，[2]这使他的批评理论呈现出鲜明的思想锋芒，他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他非常珍惜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学术缘分，但也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关系做出了回溯性反思，从而体现了他在转向文化治理性研究之前对形式主义文论最系统的理论把握。本尼特对形式主义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他较为平实地坚持了一种从语言、意识形态与文本的互文关系来阐释形式主义的文本学研究路径，将形式主义文本看做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富有变化的文本存在来研究，充分观察文本受到不同时代的批评定位的影响，包括文本占有社会历史的方式和在不同历史时期被接受的互文关系，从而“拉近和形式主义的距离，建立起理论上、哲学上和方法论上的基础”。[3]其次，本尼特不但直接介入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基础、理论逻辑、美学资源及其在理论形式方面的复杂的学理联系，进而又把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引向文本之外，体现出了一种有整体性、有知识学观察距离的阐释方式。最后，相比以往的批评，本尼特没有对形式主义文论进行直接的批判，而是充分重视形式主义文论的思想资源和美学遗产，在对索绪尔的语言学观念和康德美学以来的现代审美形式研究传统进行全面的理论清理的过程中，系统挖掘形式主义的理论启发，充分体现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界统摄和观照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眼光。在一次访谈中，本尼特曾说，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我用了一个我称为‘文本的形而上’的术语，表示一种将文本自身视为单一、独一无二、没有变化的意义来源的观点，与此相对，我论述了我们应当关注社会文本，即，使文本作为多种不同意义的来源的历史地变化着的文本有机结构方式。”[4]所谓“文本的形而上”指的是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同时内在地包含结构主义、阿尔都塞学派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文本观念。这种文本观念将文学视为一种语言认知形式，将社会历史背后的各种形式观念看做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在文学性的立场上维护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从而切断了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进程的联系，使文学文本成了抽象的形而上的存在。“文本形而上”不但指出了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弊端，本尼特更找到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理论语境，因此，超越“文本形而上学”构成了本尼特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原则与方法。 形式主义文论自诞生以来，从托洛茨基(Trotsky)到巴赫金(M.M.Bakhtin)，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杰姆逊(Fredric R.Jameson)、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他们都从不同层面上吸收形式主义有益的理论元素，并作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美国当代批评家魏伯·司各特曾称形式主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模式”。[5]在一般的观念中，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视为一种对立的观念，形式主义坚持文学的自主性，马克思主义批评则持社会学或政治批评的立场，对这两种理论观念如果采取一种区别分析的立场，很容易得出势不两立的结论，更无法透析二者间的学理联系。但如果深入到它们各自的学理关系内部，特别是从它们的哲学基础和理论逻辑来把握它们各自的学理基础和语言认知方法，不但可以看出其中的理论差异，更能够有效地融通二者的学理关系，从而受到理论对话上的启发。这也正是本尼特提出的超越形式主义文本形而上学的理论观念的核心。形式主义理论化地将文本之间的变化关系抽象为一套固定不变的法则，削弱了本应成为许多传统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共同基础的美学原则，但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形式主义已经自动褪去了美学色彩。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从中获得有益的对话资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思考的地方。在本尼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从资产阶级的美学关注中抽身而出之后，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追问：“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需要一个‘文学’概念？它是否需要审美？能否有此无彼？”[6]以这种思考方法，本尼特在深入批判了形式主义的文本形而上学观念的同时，提出了复活文本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形式的理论观念，并对后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 二、后阿尔都塞及其理论反思：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批评 从形式主义文论发展历程来看，尽管形式主义文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直到60年代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崛起之后，形式主义文论才真正吸引人们的注意。在这个过程中，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家，包括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马舍雷(Pierre Macherey)以及早期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们的理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思想曾经在欧洲文学理论界有显著影响。他强调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内在的结构性特征，他提出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元决定思想”、“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三元关系”理论，不但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而且在学理层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以列宁和托洛茨基而闻名的布尔什维克一代发现了意识形态介入文学生活的机会，但是几乎没有写下可以适应更普遍的论题的文字”的历史时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最有雄心的理论探险”。[7]阿尔都塞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论对话起也到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重要的理论形式，特别是阿尔都塞学派理论家、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早期著作《批评与意识形态》更被看作是“英语文学研究界在阿尔都塞理论支持下取得的第一个创造性成果”。[8]本尼特充分重视阿尔都塞自60年代以来对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调整。在他看来，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使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摆脱资产阶级的美学关注方面功不可没，但他也认为，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过多强调了文学批评的文本性特征，在资产阶级美学的理论遗产上试图寻找科学、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并在这个差别中强化一种结构意识，从而区分文学批评在“认识效应”、“美学效应”与“意识形态效应”上的不同表现，但阿尔都塞努力突出的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效应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站不住脚的。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看做一种实践，看做一种实在性、物质性生产过程的产物，但又强调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已经存在那儿了的”稳定结构，“来自实践性的生产特征”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使阿尔都塞的立场不能区别于形式主义。在阿尔都塞学派那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仍然被归结为产生某种美学效应的生产过程，这正是资产阶级美学遗产影响的结果。 本尼特据此对阿尔都塞学派进行了严苛的理论批评。他甚至认为，阿尔都塞并不能称得上是文学批评家，阿尔都塞的文学理论更多地是“为了展示他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更普遍的理论立场。”[9]阿尔都塞学派的困难在于没有真正跳出形式主义的理论窠臼，他们都将文学的特质理论化为一种生成于认识论的“转换的实践”。在这方面，甚至形式主义比阿尔都塞学派更具历史性。形式主义虽然在根本上是美学的俘虏，但形式主义者注意到了文本的互文关系，阿尔都塞则关注资产阶级的纯文学观念，并错误地看待文学性，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通过美学的而不是历史的逻辑来解释和构建的。所以，必须抛弃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稳定学说，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会面临这样一个矛盾：也就是说，这种不变的结构是写作实践的产物，它不同于其他互相非常明显地参照具体的历史的和物质的因素构成他们作品的基础。”[10]本尼特还对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代表伊格尔顿展开了批评，认为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是一本“令人忧虑的书，充斥着一系列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分析原则之间的意味深长的张力。”[11]原因就在于伊格尔顿是在阿尔都塞的理论矛盾中提出他的文学批评观念的，伊格尔顿试图从“文学生产方式”的概念来系统阐述他的文学批评观念，但由于阿尔都塞认识论的“包袱”，伊格尔顿把文学定义为一个唯心主义的范畴，“其结果如同一场躲猫猫的古怪游戏。”[12] 阿尔都塞理论的脆弱之处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葛兰西转向”(turn to Gramsci)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70年代，在左派文化遭受严重危机时，由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内在结构性特征以及学理上的建构色彩，面对不断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以及不断扩大的审美与文化研究领域，阿尔都塞理论日益显现出批判性分析复杂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功能弱化，以及在学理上来自结构主义观念的批评方法的简单化倾向。在这种情形下，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E.P.汤普森(E.P.Thomp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纷纷发表意见，不同程度地对阿尔都塞理论产生了怀疑。[13]本尼特从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系中对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是合理的，也反映出了作为形式主义者的阿尔都塞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阿尔都塞学派其实存在着很严重的理论间隔，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想根据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设定一种特定的批评观念，但他实际上是徘徊在科学的终极真理、意识形态的终极谬误和文学的终极审美之间，作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批评曾经在文本学的阐释中发展了一种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路径，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路径就是无懈可击的，对此，本尼特提出了商榷意见，这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阿尔都塞学派理论落潮之后最旗帜鲜明的理论反思。本尼特既看到了形式主义和阿尔都塞学派在理论传统上的相似处，认为这两个传统都发展了自主的文学理论，还从它们的理论失误中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的理论发展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走出阿尔都塞学派之后，如何从历史的角度而非审美的角度打破文本形而上学，从而在后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视界中重新发现社会现实中的文学或文学现象的能力。虽然，本尼特的这个观念有些接近伊格尔顿所称的“一切文本都被历史重新写过”[14]的思想，但这是本尼特在对形式主义和阿尔都塞学派文论重新检视之后的理论表达，于此，本尼特其实也重新创造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对话。 三、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形式主义的思想遗产及其理论重组 在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历程中，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理论贡献早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尊重。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使形式主义文论开始进入西方文学批评的主要领域的话，那么，巴赫金最早创作于20年代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无疑是决定形式主义文论后来理论命运的著作，更是整体挽救乃至使形式主义文论重生的作品。在这两部著作中，巴赫金批判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提出的语言符号的封闭特征以及由于语言符号的封闭性所导致的意义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主张，强调语言符号的结构、意义以及具体的应用是在社会历史中生成的，而且是对话式地表现的。巴赫金以此将形式主义方法有效引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并在历史诗学的立场上开创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典范形式。在本尼特看来，巴赫金提出的“历史诗学工程”不但发现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方法论，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勾勒了一个新的理论领域，标志着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持续理论对话的开始。本尼特研究了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The Dostoevsky poetics)研究中的对话性。他提出的问题是，巴赫金是如何在关于形式主义审美特性研究中深入形式主义理论内部，并发展出一种历史诗学理论的，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如果没有根据一些真正的对话者(另一个人物)或想象的对话者(读者)的可能反应直接改变和斟酌他们的谈话，就不会说话。”[1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给我们的启发是，只有在社会历史诗学中，语言意义的达成与展现才成为可能，历史诗学的理论特征就在于强调我们不仅应该沿着语词与其他语词的关系轴来理解语词的含义，而且应该在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之中，在语词发挥作用的语境中来理解语词的含义以及文本的对话关系，这正是巴赫金在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中发现的理论命题。 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理论批评不仅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有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他对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批评开启了形式主义文论影响研究的历史。巴赫金曾经说：“战斗的口号已经褪色。有多少个形式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形式主义。”[16]任何关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的研究都无法忽略巴赫金的理论贡献，而如何深入把握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理论批评的观念，从而复活乃至重构一种批判传统，更是关于形式主义文论研究的必要工作。本尼特没有孤立地看待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理论批评，他关注的正是学理层面上的提升与概括。在他看来，巴赫金的历史诗学既突出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意识形态批评。在巴赫金那里，意识形态不是意识的抽象产品，而是自律和客观的存在。既然所有的语言形式都依赖于独特的、历史地生成的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的关系，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析那些语言形式如何联结以及以内在的组织形式折射或象征某种意义的。巴赫金以这种方式重新阐释了形式主义的文学性问题，但他不再关注文学自身，而是关注文学是否具有自律的意识形态功能和对社会存在的折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巴赫金找到了富有历史感的文学范畴。这种文学范畴不是用形式主义文论术语界定的形式特性，而是社会书写实践的产物，是语言中的社会关系“星群化”的显现。本尼特指出，巴赫金的“狂欢化”研究和关于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因为他摆脱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美学关注，明确解释了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并不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美学属性，而是特定的历史实践的产物，体现了“生产唯物论”被“消费唯物论”所消解的过程。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的叙述，它可以归结为“一个文本不是‘刚好发生’的，而是由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决定的产物”。[17]所以，巴赫金不但受形式主义的理论遗产深刻影响，而且重组了这份遗产，他提供给我们的重要理论启发就是“没有必要‘要求’和‘创造’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已经进行。”[18] 对巴赫金的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论总结是本尼特完成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性研究的重要阶段。本尼特并没有仅仅复述巴赫金的理论思考，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理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启发着本尼特对形式主义文论提出新的理论阐释向度。巴赫金曾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形式主义方法相遇，并在它们当前共同的最迫切的问题——确定特点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所以，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应当而且可能是‘内在的’批评。”[19]巴赫金的历史诗学找到了对形式主义文论进行内在批评的方式。沿着巴赫金的理论思考，本尼特找到了在后阿尔都塞理论视野中继承形式主义理论遗产的方式，那就是走出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批评，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形式主义文论的有效结合，这也是巴赫金提供给本尼特的超越形式主义文本形而上学的理论遗产。 四、马克思主义美学：从形式到政治的批评 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思潮，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对抗、融通与对话，对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启示。由于各自理论发展的立足点和取向不同，面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思潮，不同的研究者之间会存在着复杂的阐释裂隙，但这种阐释裂隙所蕴含的思想能量无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演变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发展都构成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理论上把握和说明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过程及其思想蕴含本身也是深入这两种理论思潮内在发展路径的过程，更是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过程。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曾警告说，对于以往的批评传统，“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做出的判断到头来是前面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下断语的幽灵，那将是令人愕然的。”[20]本尼特也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所遭遇的许多困难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一个事实上去，即它的关注从未与那些传统美学的关注区分开来，我们希望，基于对形式主义著作的批评性重审，部分纠正这个问题。”[21]本尼特用“批评性重审”的理论设想表达了他对当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困境的思考，在反观形式主义理论遗产的同时，也从美学角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重新历史化的理论路径，提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形式到政治的理论转移，并因此提出了他关于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 在本尼特看来，这种基于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论对话之中，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理论对话关系，重新发现形式主义丢失的理论遗产，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当代重要的发展契机。但他也提出，在这个对话中，仍然需要克服一些明显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斩断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与资产阶级美学关注的内在关联。在本尼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它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不可避免地与美学相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美学的事业，因为只有审美化的感性话语与形式化文本存在的参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才能落到实处，才有可能在其理论内部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但如何调和乃至纠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资产阶级美学关注方面的偏颇，这也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从美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无疑需要继承包括形式主义文论在内的资产阶级的美学遗产，但它绝不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线的内容，如何在理论层面上盘活资产阶级的美学遗产，又在历史唯物主义前提下使资产阶级的美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政治动机一致，这正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研究所内在包含的理论思考，也是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目的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那种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期望呢？在这方面，本尼特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断裂主张。所谓“理论断裂”是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更好地吸收包括康德美学在内的资产阶级美学的理论话语资源，又要走出资产阶级美学话语的形式化困囿，在理论间离状态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新历史化，这也正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释放出来的理论力量。本尼特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断裂，关键是要认识到，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汇中，真正应该关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美学”(Marxism and aesthetics)，而是“马克思主义相对美学”(Marxism versus aesthetics)的问题。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性，后者则在形式的差异性中走向理论断裂性的思考，并用唯物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观念限制种种形式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断裂的目的是以不同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打破资产阶级美学的理论限定，并在文本层面上坚持历史的和多样性的观念，强调文本的特殊功能和效应是其所在的历史中不同因素决定特别是政治影响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其实也体现出了一种政治承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是像阿尔都塞说的那样是一种能看得见的科学，而是历史化进程中积极创造政治的持续性生产活动，并在具体的社会进程中为实现文本的现实功能而斗争，从而展现文学文本的政治效应。在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思考中，本尼特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困苦，在回归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理论责任。本尼特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将走向何方？它又将如何发展？对于这些问题是没有单一答案的。”[22]的确，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幽灵”化的时代，这种追问是无奈的。但本尼特提出，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至少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一种现实意义上的理论发展空间，在这个理论空间中，它的组成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前提，同时容纳资产阶级的美学遗产，最终要实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抱负。在理论的范围内，为了使这样一个理论空间更加清晰明确，就必须在资产阶级美学理论的荆棘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尼特不仅向我们提供了鉴别分析形式主义理论的方法，更主要的是，在对种种寄生于资产阶级美学观念之上的形式主义文论批判中，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做出了实质性的理论拓展。本尼特既有别于巴赫金、阿尔都塞等理论家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文本学阐释，又没有局限于对话本身，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也没有局限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围，而是将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建设的重要资源，他的方法论和学理启发是明显的。本尼特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形式到政治的转移，主要是基于作为资产阶级美学遗产的形式主义如何有效地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发展结合起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真正从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中吸取更多的理论养分，从而弱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资产阶级美学遗产的理论成分，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性。所以，本尼特提出的所谓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学理性思考，而非纯粹意识形态或现实政治的理论。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3]本尼特也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们仅仅是以各种方式来解释文学，而关键是要改变制约着文学文本发挥社会功能的因素，进而改变文学文本的用途。本尼特对于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是着眼于形式主义文学批评观点的那些普遍性偏颇之处，而是重点考察把形式视为普遍性观点的形式主义美学及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他通过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反思来讨论这些问题，得出的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创见。他批判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虽然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但主旨是借助形式主义和阿尔都塞学派共有的批评传统来提出辨识文学特质的方式，所以，面对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这样一些重量级的理论家，他的理论批评不免遭遇到一系列的论述困难，但他的理论批评的挑战性仍然值得尊重。他重视巴赫金融合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在理论阐释的方向上不但是正确的，而且也突出了巴赫金没有完全实现“历史诗学”的理论困难。本尼特希望借助于巴赫金的理论援手，把形式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发展之中，有着鲜明的理论探索的创新性。通过这些理论思考，本尼特对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中最富有理论张力的问题之一。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单单是一种理论上承继和互补的关系，而是一种深刻的思想融通与发展的表征，本尼特坚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提问方式，指向的是审美形式研究对于拓展不同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启发，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异质发展到理论对话的研究有重要的思想启发。 但我们也要看到，本尼特的理论设想不免也有一厢情愿的成分。阿尔都塞当年也曾深刻地提出马克思的理论断裂问题，同样设想借助于其他理论替代方案来复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特征，但难以避免理论失落之命运。伊格尔顿也曾先于他提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观念，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但同样难以招架来自各个层面的质疑。而像本尼特所说的，他希望通过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关注焦点，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把马克思主义批评从审美地带转向它所属的政治地带，从而解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发展困境。这种理论设想仅仅通过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重审”，恐怕仍然是难以实现的。如果他能够从那种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殊表意形式出发，在理论特殊性层面更深入考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特定社会历史中的表达机制和理论展开方式，或许，他提出的在从形式到政治的转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会更加深刻。 相比他的先驱者，本尼特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话性研究没有巴赫金“历史诗学”宏大宽广的视野，也不像阿尔都塞那样重视绵密细致的思辨分析，没有杰姆逊的辩证批评那样晦涩艰深，更没有马尔库塞的理想化与审美化，他更注重文本学的阐释，在理论上更加自然清新，他的理论批评看似平实但层层深入，逻辑性和学理性突出，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让我们重温他的原话： “文学在政治上的建设，离不开政治的批评。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假定每一个文学文本内部都有其政治因素。并且假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作用就是阐明这一政治因素，明文规定给予它发言权。而这种政治本质说必须被打破。文学文本不应含有任何政治成分，不应含有任何区分于其工作的定位和在控制文化关系领域内占有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面临的任务并不是反映抑或揭发已经存在的政治因素，而是揭示那些潜伏在文本内部的明显地表达出来的存在。正是这种积极的政治化的文本，通过在文化关系领域提供一个新的地位，使政治融入文本，从而使新的运用形式在更广泛的社会进程中孕育而生。”[24] 超越文本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形式到政治的转移，正需要在广泛的社会进程中孕育而生。标签：形式主义论文; 巴赫金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美学论文; 伊格尔顿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