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改革国际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世纪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社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改革的国际环境
1.面向全球、配套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突出特点。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指出，任何国家必须适应全球化，不能躲避全球化，要适应全球化就要调整自己，改革自己某些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全球化带来的时代就是大调整、大改革、大贸易、大开放的时代。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前20多年我们进行了大量局部改革，摸索了经验。改革发展到今天，不可能有什么重点突破，一抓就灵的东西，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必须从总体上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因此，面向全球，配套改革，应是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特点。
2.中国需要WTO，WTO也需要中国，加入WTO 为中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波兰国会议员、 财政部前副部长爱娃·弗雷伯认为， 中国需要WTO，WTO也需要中国，就象波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波兰一样，在中国应更快地进行各种立法来规范行为。德国大学教授阿明·波奈特认为，中国加入WTO后会对经济增长率起积极的影响， 扩大开放会加强中国经济内部的竞争，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世界银行欧洲办公室高级经济顾问康斯坦丁·米歇罗伯斯认为，加入WTO 可以尽快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加入WTO 为中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认为，一个开放的中国不能只让别人制定游戏规则；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不能没有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一个依赖技术和现代化的中国不能落后于世界全球化的飞速进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我院院长高尚全教授认为，加入WTO 不仅是对我国某些行业和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整能力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因此加快改革势在必行。
3.认识全球化，适应全球化，任何国家都不能不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以求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的大趋势，也是21世纪初期中国加快改革的总背景和根源。与会专家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表现形式、变化趋势及其对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产生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认识。（1 ）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2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市场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是市场经济全面推进和空前发展的过程，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3）从根本上看，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 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4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生产贸易和消费行为全球趋势同化；（5 ）经济全球化在目前表现为全球经济体制市场化、生产要素配置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世界经济组织化。目前，各大国都希望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进而在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都试图以自己为中心，把周边地区和国家发展成为区域性集团，所谓“特别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经济一体化”等区域性集团纷纷建立。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任何国家都不能不加大改革和开放的力度。中国要在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就必须通过加快改革开放促进更快发展。
4.科技进步和信息化以及国际经济技术的跳跃性发展，又一次把中国置于同时追赶“三次浪潮”的位置，唯有改革才能图强。许多专家都指出，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全球化进程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和信息化迅速发展基础之上的，科技进步和信息化降低了资源配置、生产和贸易的成本，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这是推动全球化的技术力量；世界范围内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瓦解了过去那种“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经济格局，使包括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约40亿人口融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单一的体制基础，是推动全球化的制度力量。上述几个方面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信息、资金、人才甚至包括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差距。有的专家指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来自于WTO 的程序而是来自于国际经济技术的跳跃性发展。目前中国农村还没有完成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转变，工业体系还没有充分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第三产业还刚刚起步，激烈的国际竞争即全面压了上来。竞争的全面性和严峻性迫使我们面向世界、整体攻坚、配套改革。
5.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带头推行的生产国际化趋势向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大规模企业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我国经济组织进行战略性调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俞建国研究员指出，时代呼唤着我国产业组织和经济组织进行重组，一方面应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改变过去以分散对集中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为千千万万小企业创造广阔的空间。对应人们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的新特点，大量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的企业在买方市场环境中将显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二、改革对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作用
1.改革、发展和稳定有直接相融性。我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在中国即将加入WTO、通货紧缩、 社会利益矛盾增多的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开放促进改革，发展取决于改革，社会稳定依赖于改革。入世参与经济全球化，改革必须与开放同步，我们应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在当前形势下，改革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依靠改革拉动投资，依靠改革创造需求，依靠改革开拓市场，依靠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而且通过改革提高社会成员的心理预期，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利益矛盾，这对于中国社会稳定无疑是紧密相关的。
2.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必须加快改革。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鹤认为，现在国内出现了买方市场，生产能力过剩，区域差距开始扩大，政府职能还未到位，法律建设严重滞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问题不解决，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周边国家调整的速度加快，在国内外环境发生一系系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快改革。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大使柏明义认为，改革给中国的经济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改革需要继续和深化，深化改革的工具之一就是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政府、国家立法、法律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促进作用是必然的。
3.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首先来自于自身的改革。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黄范章认为，经济全球化把国际竞争带进国内市场，首当其冲的是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国际竞争首先要检验的是经济体制是否适应和有活力，这里涉及到的不只是企业“管理”问题或者“班子”问题，而且包括“管理”和“班子”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代表们认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还处在经济管理体制转型过程之中，现代企业所必备的一些重要制度和机制尚待建立，因而缺乏竞争力。现在，国际竞争的严峻局面把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4.跨入新世纪，很多重要的推进改革的新生力量已经形成和正在发挥作用。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陈淮认为，改革进程可能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包含在发展战略和政策层面的改革信息，可能很多人未注意到的但却很有意义。比如：去年提出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战略调整的思路、利息税的出台、以及今年“两会”上提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比例提高等，这意味着改革中最难的劳动力要素如何脱出旧体制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过程；又如中国的消费者一方面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拒绝在旧体制下形成的供给系统，正在成为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推动力量。与会代表一致认同这一看法：现时中国很多发展政策本身越来越蕴涵改革的因素，而我们很多改革的措施本身也就是发展的政策，越来越一致了。因此，改革走到今天，改革进行更全面的、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战略规划。
5.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只有两个，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投资。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扶贫经济管理部主任华而诚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恢复经济增长，在全球化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假如中国经济下滑，对中国未来在全球的竞争力是很不利的。中共中央党校王珏教授认为，没有改革发展不了，没有发展也就没有改革，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是要坚持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主攻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李京文认为，加入WTO后， 来自外部的强大竞争压力将迫使中国的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必须真正把创新问题提到关系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继而有助于我们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地实现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变。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这种力量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必须通过改革，释放各种经济成份和民间的投资能力，这是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环节。
三、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
与会的中外专家认为，经过20年的体制转型，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已经属于市场经济国家，但在某些环节和方面还没有完全过关。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标，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需要在多方面加快进行。
1.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已进入关键时期，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我们加快国企改革。有专家认为，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状况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空间，并为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提供了有利条件。国有经济重组的快慢，其本身的控制力、竞争力，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如果重组行动延缓，将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还有专家指出，加快股份制改革是实现国有经济战略重组实质性突破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不仅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融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实现两权分离和政企分开，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运营的效率，为国有企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提供重要的条件。也有专家认为，下一步国有部门的改革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要注意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应从中小股东的利益出发来设计市场制度的框架；二是把由党政纪律约束化为公司的内部治理，特别是通过激励机制来培养和发挥企业家才能；三是适应网络化和全球化趋势，加快政府职能转化，主要是加强政府对战略选择和制订游戏规则的职能。
2.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塑中国经济改革与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一些专家指出，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积极寻求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合理的财产分配关系，科学整合利益群体，为广大劳动者进一步创造获得利益的空间，让更广大的民众分享改革成果，逐步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意义。还有专家认为，改革的起点是从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入手的，下一步改革如何冲破新的既得利益者的限制，使大多数社会成员从进一步出台的改革措施中预期到自己的收益，从而积极支持、参与改革，将成为保证改革动力和正确取向的关键。有专家主张，目前在城市经济中，采取有偿购买和无偿配送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企业职工持股问题，并采取国家减免税费、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方式，启动住房消费；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在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基础上，创造条件实现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在一定条件的约束下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以土地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
3.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质性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条件。许多专家指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总体上起步最晚、进展最慢并最为滞后。这不但提高了改革的社会成本与风险，而且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以及政府、社会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阻碍了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讨论中，对能否以国有资产一部分存量变现及其他方式，尽快充实社会保障个人帐户出现了争论。多数学者认为，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没有个人的帐户，职工工资中不包括社会保障费用，企业也从不给职工个人积累社会保障基金，每个职工个人的社会保障金是整个国有资产的一部分。所以，在向新体制转轨过程中，应从国有资产存量中把老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剥离出来，以增加老职工的个人帐户上的保障金金额。
4.非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更注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一些专家指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民间资本的启动，直接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与发展的进程。这首先表现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和市场体制的形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国有经济对市场的反应更为敏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活跃的市场因素，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定型和完善。也有专家指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将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十五”时期其他各项改革创造有利条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条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形成竞争充分的市场环境，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减缓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分流造成的社会震荡；有利于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为国有经济结构转换和企业重组提供宽松环境；有利于企业家这种稀缺资源的发育与成长，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人力资本支持等。还有专家认为，民间资本的启动将直接关系到目前我国摆脱宏观经济困境的时间进度。专家们建议，尽快取消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和限制，实行对内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的国民待遇，同时消除体制性障碍，打破垄断和行政控制，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提供更广阔的投资空间。
5.从长期看，中国恢复经济增长活力的关键在于加快服务业改革。来自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指出，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现象与西方国家经济全面生产过剩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服务业不但没有过剩，而且还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人们在教育、卫生、金融、保险等方面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与一般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相对应，服务业商品的价格实际上以较大幅度不断上涨，对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潜力。
6.城市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源泉。有的专家认为，加快城市化建设和中西部开发是中国释放已经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的重要选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地名的城市化。小城镇近20年的发展基本上是数量的扩张而人口规模严重不足。有的专家指出，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在城市和农村的诸多方面实行了两套政策，应逐步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专家们建议，在人口压力大，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和矛盾制约之下，中国城市化的目的主要是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发展小城镇的主要目的不是城市化本身，而是解决“三农”问题。应该明确提出强调发展包括县级城镇在内的中心城镇，一般乡镇则限制发展。应进一步改革与小城镇发展相关的农村社区土地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通过培育城镇积累功能和自我发展机制，使已经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和过剩的农村人口进入小城镇；同时，改革管理体制、理顺建制镇与自治村的关系。
7.加快金融和财政改革。专家指出，金融制度的改革，金融工具的改革和创新，是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议题。如果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国际化速度跟不上经济全球化，那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将受到极大阻碍。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金融信息服务业一体化、全球化应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目前，应注意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对金融企业改革和管理提出的新要求，加快中国金融国际化步伐，大力发展证券，加快金融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奠定防范金融风险的保障机制。有专家进一步指出，要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做到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政，一级预算；同时，保持必要的、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的力量。目前的重点：一是加快税费改革；二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精减各级政府机构，逐步减少对生产经营性的投资；三是全面推行预算管理的改革；四是进一步强调公平税负和改进不合理的税制的义务；五是通过多种措施提高两个比重，以因素法取代基数法，规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四、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和策略
1.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开放越来越成为统一的问题，下一步改革必须更多地考虑改革的综合性和配套性，注重改革措施相互之间联系的整体性。许多专家指出，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配套改革将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特征。我们不仅应注重经济因素的改革，也要注重非经济因素的改革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深远作用和影响。这些配套主要包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建设、民主政治的建设、非国有经济的规范发展以及城乡协调发展。还有专家指出，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应重视四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树立整体意识，要有明确的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的总体方案；二是树立机会意识，抓住加入WTO 这一难得历史机遇加快改革；三是树立信用意识，把树立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作为一个最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四是重视依法治国。
2.改革进入总体攻坚阶段，不失时机、加快推进将是这一时期改革的重要特点。有专家指出，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在于采取务实的态度，坚持渐进式的改革道路。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从总体说仍然是渐进的，但在这个渐进过程中，阶段性突破比照过去有着更为迫切的客观要求。有专家指出，21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努力寻求渐进式改革与阶段性突破的结合，在坚持渐进式改革中，适时实现阶段性改革的突破。
3.开发人力资源应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中心。专家们指出，目前，中国是劳动力过剩与人才短缺并存，归结到一点就是人力开发不足。中国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将会以高薪聘用、 委以重任、出国培训、组合报酬等各种优厚条件，以及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方式与中国企业甚至中国政府争夺人才，这将加重中国企业人才流失的困难处境。同时，在知识经济的今天，要在竞争中取胜，在于制度完善，企业、家庭、个人能自主地、积极地应对市场。制定并切实推行一整套能激活企业、家庭、个人的，且能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还有专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从资源管理角度考察，包括人、财、物各方面的改革，还包括政府作用的转变。把改革的战略中心确定为人力资源开发，着重进行有关人的管理方面的制度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要围绕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进行。
4.加快职能转化，政府在推动改革进程中仍大有可为。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源于政府的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一些专家指出，虽然中国政府职能转换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哪些事情政府应该做，哪些事情政府应该退出，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政府自身的改革相对于微观经济基础已处于滞后状态。这不仅制约着微观经济基础改革的深化，而且制约着依法治理、法制经济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说，政府在提供有效的社会公共产品方面，还是一个“弱”政府。在公共管理职能方面，政府既缺位又不到位。目前，政府改革的重点，一是转变职能，抛开部门利益，减少行政审批；二是明确财产权，并确定有效的管理资产的办法；三是健全保障制度，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其重点不光是救济和补贴，而在于培育新的就业岗位。
5.抓住机遇，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中加快推进改革。不少专家指出，目前中国为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投资和需求的政策，这也是推进改革的一个机遇。在经济体制转换的重要关口，要做到标本兼治，治本为上，充分利用这几年积极的宏观政策手段赢得的时间，解决深层次问题，克服深层次的体制和结构的制约，寻求新一轮较高增长时期的到来。为此，在注重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努力寻求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改革的结合，把握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实现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联动。
（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于2000年3月25日至26日， 在海口联合举办了“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代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波兰、匈牙利、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等国家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驻华使领馆的官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政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部分省区体改战线及有关大型企业集团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150多人参加了这次国际论坛。此次论坛集中对“经济全球化与21 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未来十年改革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政府作用”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中国“十五”时期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进行了专题讨论。执笔：王景新、唐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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