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批评的科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批评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音乐批评活动是一项与音乐传播活动紧密相关的社会科学思维、实践活动。它是通过音乐批评家对多种多样的音乐现象(音乐创作、唱奏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和事)的观察而形成的、对该现象社会功利价值、艺术价值的双重判断并以文字或语言表述出来的一种音乐知识体系。音乐批评依据着某些基本的客观标准来对音乐现象进行实事求是、公正的评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科学的音乐批评受科学思维规律和艺术规律双重制约并接受音乐实践的检验。 音乐批评是人在艺术生活中的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也是音乐文化知识结构中的一门逐步完善的学科。作为学科体系的音乐批评，它是文艺批评、艺术批评的分支，也是音乐科学——音乐学中的分支。音乐批评作为一门科学，它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中国的音乐批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本原理基础之上，并以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正确的研究成果为理论指导、以现实的音乐对象为目标，按一定的价值标准，合理而完整地对音乐对象进行褒贬评价，用以鉴别音乐现象的美丑、分清音乐行为的是非、扶持音乐生活中的正气，弘扬民族音乐传统和促进新时代富有创造性的音乐实践，以此来推动社会音乐生活的健康全面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音乐批评，它又是一门紧密联系社会、联系实践的学科，是对社会音乐生活直接产生动力性影响的学科，是音乐科学研究中的前沿学科。 为此，我们在对音乐批评进行历史回顾的同时，进一步来认识音乐批评的科学本质，这对于我们提高、强化当代的音乐批评素质、培养高品质的音乐批评人才、促进21世纪的中国音乐建设等方面将具有深远而长足的意义。 一、音乐传播的反馈——音乐批评的科学依据 如果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来观察音乐批评，可以发现音乐批评和音乐传播活动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最基本的音乐传播模式中，音乐传播者和音乐受传者的关系犹如两个圆相交。这两个圆相交的现象标志着传、受双方的双向信息交流。音乐传播者以音乐唱奏表演的形式将音乐传递给了音乐受传者(听众)，而音乐听众又以接受音乐信息后的情感、情绪反映以多种信息形态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回传播者那里。这种正向传播与反向传播(反馈)的双向信息交流是音乐传播的本质，也是音乐传播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这正如传播学中著名的“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中所描绘的“反馈”线路①一样。而按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的话说，信息反馈“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如何不存在反馈，或者迟迟才作出反馈，那么这种局面就会引起传播者的疑惑和不安”，反馈活动和其它传播过程一样：它仅仅是一种倒流，是传播者很快地对由于他们已发出的符号而引起的符号作出反映的了解”。②由此可知，反馈是受传者向传播者发出的传播信息，其功能是让传播者确认、肯定或修正其传播行为。 音乐传播是一种互为逆向的双向传播。正向传播的是音乐，负向传播的是与音乐相关的其它信息：人们接受了音乐以后的情感、情绪反映或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的这种反映。这些信息解除了传播者发出信息后的“疑惑”和“不安”，这种“倒流”，促进了音乐传播者对听众“符号作出反映的了解”。 在音乐传播中，音乐听众的情感、情绪反映现象某种意义上已隐伏而曲折地表现出了音乐听众的审美判断和价值褒贬。在中国传统的成语中，如“如醉如痴”、“麻木不仁”、“对牛弹琴”、“嗤之以鼻”等成语，如果用在音乐接受的描绘中，正好表现出音乐听众的某种情绪状态和未成为逻辑语言形态的批评。我们把这种具有原始意义的“音乐批评”，可以看作为批评的感性阶段。而感性的音乐批评，是音乐传播运动的必然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有一个魏文侯，他听了音乐后曾对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③战国初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对两种音乐的情绪反映，是一种感性的、带原始意义的音乐批评；唐代开元年间著名歌手许和子在长安勤政楼上引吭高歌，楼下听者“数十万众”，记叙中的“广场寂寂，若无一人”(《乐府杂录》)，表现出听众接受许和子歌声的聚精会神状态和对歌声无言的肯定。这也是一种感性的、带原始意义的音乐批评。它们是音乐传播信息反馈的直接表现。 音乐批评的理性阶段，是在音乐传播运动中出现的更加复杂的信息反馈形式。此刻的音乐批评，已从听众的感性信息反馈流动中能动地分化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音乐批评是一项高度思维化的、以文字语言或口头语言表述的音乐的审美与社会功利价值的判断。这种判断依然履行信息反馈职能但具有更大的责任性和社会能动性。
音乐传播者、音乐批评者和听众三个环节组合成为一个三点相互关照的三角形。在这个我们称之为“音乐传播反馈三角形”的图形中，音乐批评环节的批评结论是听众客观反馈和批评者主观反馈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批评者依据他所处的立场和他所维护的对象以及他本人所具备的艺术储备来进行批评倾向的取舍。为此，批评者的批评结论可能与音乐听众的倾向相同——他的批评结论强化和系统化了音乐听众的价值判断；批评者的批评结论也可能与音乐听众的倾向相反——为此，他的批评结论在舆论上削弱或抵消了音乐听众的价值判断。但无论音乐批评者的价值取向与音乐听众是相同或相反，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批评者的音乐价值判断理论是建立在音乐传播的信息反馈基础之上，这个理论是在“音乐传播反馈三角形”上形成的。 由此可知，音乐批评的科学依据在于：音乐批评是音乐传播中音乐反馈信息的体现、延伸和发展。音乐传播是音乐批评的前提，音乐批评是音乐传播的必然后果。在音乐批评的感性阶段，音乐批评的表现形态为听众原始、纯朴的情感、情绪反映；在音乐批评的理性阶段，其反馈信息已被高度的集中、选择、综合和抽象。因此，音乐批评是音乐传播运动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的音乐批评引导着正常与健康的音乐传播。 二、音乐传播的自信——音乐批评的科学功能 在音乐批评科学本质的认识中，作为对音乐批评现象在其所隶属的该系统中的客观效果——功能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换句话说，作为高度理性化、思维化的音乐批评是为什么？音乐批评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有什么用？为什么说科学的音乐批评引导着正常的音乐传播？在此，根据音乐传播原理和社会音乐生活的诸多表现，音乐批评的科学功能至少可归纳如下四方面： 科学的音乐批评是促成音乐传播活动中“传必求通”结果的有效保证 在任何音乐传播活动中，“传必求通”是每一个音乐传播者最本质的愿望。音乐家们的创作和唱奏表演，总是希望有相应的观众和听众。没有听众的音乐，听众难于接受或拒绝接受的音乐，是音乐“传而不通”的结果。但是，有听众的音乐、甚至听众似乎十分多的音乐，如果它的格调、情趣低下庸俗，艺术水平幼稚蹩脚，那么，我们认为这些音乐占据了健康音乐的传播渠道和资源空间，阻碍了优秀音乐的弘扬与发展，本质上说来，也是一种“传而不通”。 在音乐的创作表演实践中，音乐批评的目的，就是要沟通传播渠道，促进音乐“传通”现象的持续永恒。在“音乐传播反馈三角形”中，音乐批评家站在其中一个角，以自己的能力、社会责任感来设法制约另外两个角。他也如同站在一座大桥的中间向桥面两头喊话。面向音乐家一边，批评家要求音乐家们的艺术实践要接近更多的人民群众，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努力地发掘、激发人们情感和情绪的积极、健康、进步、发展和光明的一面，音乐家们的创作表演要纯洁一些、高尚一些、高雅一些；而面向听众一边，批评家们又在苦心孤诣向听众们推荐、分析优秀的音乐作品，想尽办法让听众们接受较高品位的音乐成果，想尽办法让一部分听众摆脱庸俗的泥潭。 为此，音乐批评将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自尊心发挥其职能：对于音乐听众，它有启发、引导和教育的义务；对于音乐家，它有严格、审视评价创作表演成果的职责。音乐批评，以时代、社会发展的主线为依据，向音乐家们充分地表达社会呼声、社会舆论、社会评价和社会需求。音乐批评，以对社会、对人民群众不可推卸和不可轻视的义务与职责来沟通正常而合理的音乐传播，促进良性运转的社会音乐生产发展。 科学的音乐批评是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舆论手段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音乐文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对民族音乐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理智地借鉴国外的某些文化技术成分，使之与本民族的优秀成分融合而成为本民族富于时代特色的作品，更是一种科学的创造态度。音乐批评在严格地审视音乐家艺术实践和评判他们的艺术成果过程中，会别具慧眼地发现他们在继承传统、创造发展中付出的艰辛的和建设性的劳动，并让人心悦诚服地在音乐批评的这种发现和解析中，接受其解析出的中西成分有机结合的黄金点。在音乐批评的这种发现和解析中，会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作品的优秀之所以优秀、实践的成功之所以成功的道理所在。科学的音乐批评将旗帜鲜明地反对僵化的国粹主义、割裂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方化、外国化的创作作风。音乐批评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设中，竭尽全力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正气而摇旗呐喊。 科学的音乐批评是音乐传播活动中进行艺术竞争的有效监督 艺术创造活动最重要的现象特征是促成百花齐放。在当今的音乐世界中，只有各种风格流派和各种体裁、内容的作品五光十色、异彩纷呈，才能显示出音乐生活海洋的广阔无边、博大精深。而一个健康运转的社会所追求的百花齐放是高质量、高品位、高技术、高水平的百花齐放。这就必将导致在音乐艺术活动中，有关人员和作品为出人头地而进行的竞争。音乐家们追求演出、出版发表、争取录制播送的机会和权利、参加有关的竞技竞艺比赛评奖活动，其本质就是参与竞争。有效而合理的竞争结果，将会使音乐艺术中的最优秀、最闪光的成分来装点我们的社会。这些优秀的、闪光的音乐或音乐家，给社会带来的是温馨与和谐的美、奋进与团结的美、崇高与善良的美。 由于当代音乐传播形式的日趋复杂化，各种传播形式、比赛形式中艺术修养水准参差不齐的“守门人”和其它商业人员的加入，以及传播活动受制于经济目的和其它非艺术目的，在今天各种竞争过程中的不公平性、竞争结果中美的成分逐步萎缩现象和美丑颠倒性已愈来愈突出和明显。在社会音乐活动、音乐行为已充分多元化、高度自由化的今天，科学的音乐批评始终保持着其纯洁与自主并始终不遗余力地在发言、在说话。它能洞察一切竞争活动、行为的某些艺术动机，也能明晰这些活动、行为的反艺术结果。音乐批评将努力争取舆论的力量，遏制、削弱不合理的竞争舆论导向，在社会群众中宣传音乐美的本质、揭示音乐美的形象特征、展示音乐美的优秀成果，努力地发现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音乐批评以多样的实际行动，向社会宣传什么才是音乐、什么才是艺术、什么才是创造、什么才是突破。如果没有其它原因和不受制于任何功利目的，音乐批评可以从舆论的角度，以摆事实、讲道理为手段，直接干预某些具体的“竞争”现象，分析、评判或披露在这些现象中的负面审美价值取向。 健康而持久的音乐批评，将会逐步建立起音乐竞争活动中文明而艺术的竞争规范和相应的科学体制。 科学的音乐批评是一切音乐现象价值评估的公正天平 对与音乐创作表演传播活动相关联的其它音乐活动，如音乐教育、音乐研究、音乐编辑出版、音乐科技、音乐商业、音乐社团组织等活动的评价以及对历史音乐现象、现实音乐思潮、未来音乐预测的研究分析，使音乐批评从局部扩展到全方位、由微观走向宏观、自个别趋近整体。它是音乐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及的价值判断天平。音乐批评洞察和检验着一切音乐现象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它也引导相应的社会群众从这些现象中直接或间接地受益。科学的音乐批评，具有监察各种音乐活动和现象的功能，包括这些活动和现象的行为动机、行为道德、行为方式、行为质量。它肯定真理，揭露谬误和反科学、伪科学的欺骗性，倡导严谨而诚实、务实的学风、文风、创作表演之风、研究之风和教育之风。 三、音乐传播的自律——音乐批评的科学标准 对音乐批评科学功能的初步归纳，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科学的音乐批评目的，在于对音乐活动现象(创作、表演、研究、教育等以及相关的人和事)作出恰当的评价。这种评价以社会舆论、思想影响的形式倡导着优秀健康的音乐艺术，抵制着庸俗的音乐产品，并维护着社会音乐各功能环节的正常运转，使音乐的创作、表演、教育、研究、出版发行等多种功能体系处于互相协调的良性循环之中。音乐批评对社会的积极能动作用在于音乐批评的权威性。而音乐批评的权威性在于音乐批评的科学标准。 长期以来，音乐批评的正反经验教训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音乐批评出现了两种标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有一种主观的“标准”，其审美价值判断主要依据于评论者本人的自身条件和自身的兴趣趋向。批评者在批评音乐时，往往是以本人接受音乐时的自我信息反馈为依据。他根本不顾及他人、顾及社会绝大多数群众的艺术反馈信息。这样的批评者总是把自己的主观的意志，强加在客观的社会流动审美感觉之上。另一面，音乐批评的“主观标准”，还在于主观地否认音乐对社会风气、音乐对社会道德理论的影响。即片面地理解音乐的社会功能，无视音乐的社会功利价值。 音乐批评的“主观标准”是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它总是与社会的感觉、社会的脉搏、社会的发展趋势、社会的道德美丑观格格不入。这种非科学的标准，也总是将观念中出现的非艺术规律、非审美规律、非社会规范的东西视作神灵和金科玉律。 在音乐批评中，批评者如果从某项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往往信手捡起的也是一种主观的“标准”，并在此主观的基础上掩盖某些非艺术的动机。批评者可以主观地编撰一系列言辞，或巧舌如簧，或强词夺理以达到将主观的意志强加于客观效果之上的结论。其后果是黑白颠倒、美丑倒置。 科学的音乐批评，追求的是客观标准，信奉的是客观标准。 首先，批评的范围强调了对音乐社会功利价值的评价，即正视了音乐对社会或正或负的影响。这种正视，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为此，客观标准的第一方面，将考察音乐对社会风气、对人的精神面貌和成长是否有利。音乐是表达健康的、合理的休闲娱乐情绪还是追求畸形的、玩世不恭的情感变态；音乐是给人带来向上的激情还是消磨人们奋进的意志；音乐是表达正常的人生观、道德观、恋爱观还是反常的人生观、道德观、恋爱观；音乐表达的是对社会、对时代严肃认真的责任感还是轻率地嘲弄一切、藐视一切或唯恐天下不乱；音乐是表现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尊重、维护、弘扬还是对它们的侮辱、破坏和诋毁；音乐是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表达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追求、信仰还是相反…… 总之，音乐以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直接地、间接地或曲折地作用于个人、群体、社会。音乐本身或与音乐相关联的人和事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进而影响全社会是当代音乐生活中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因此，科学的音乐批评，将音乐的社会功利价值考察放在首要位置，是运用客观标准的第一步。 音乐批评客观标准的第二方面，是对音乐艺术价值的考察。在艺术价值的考察中，根据社会积累的审美经验证明，如果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出发，那么社会的“耳朵”、社会的“眼睛”、社会的“感觉”是中国绝大多数音乐听众共有的审美尺度。在音乐创作方面，这个尺度对音乐作品说来具体有三方面的客观要求： 对音乐作品普遍性的要求 音乐重在表达、传递情感。音乐所表达、传递出的情感，与现实情感相比，具有“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和更理想”(毛泽东语)的特点。由于优秀的音乐作品具有比现实情感更加完美的特质，因此优秀的音乐作品总是带有普遍性的。普遍性应当是由内容的普遍性和形式的普遍性两方面构成。内容的普遍性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普遍关心的、向往的、追求的并能代表这个时期典型积极的情感趋向。内容的普遍性还表现在音乐所表达情感的概括性方面。形式的普遍性应当表现出作曲家所采用的主题旋律、节奏形态、发展展开手法应当是大多数人所习惯、所理解、所熟悉的东西。 对音乐作品和谐性的要求 和谐，和人类的创造内容日益丰富性相联系。人们在创造一种复杂的成果时，总是要求把多种因素组合在一起，即不杂乱，也不单调。音乐作品艺术构架的和谐性，表现出调式、调性、主题核心、音乐发展手段、节奏的组合设计，曲体、旋律运动层次等多样因素的统一。音乐作品整体表现的和谐性，包含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音乐形象的完美与归位。音乐作品审美感觉的和谐性，更呼唤着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时代气息。 对音乐作品独特性的要求 佛朗西斯·培根说：“没有一个极美的东西不是在和谐中有着某些奇异！”④这里指的“奇异”，就是独特性的表现。美的东西，展现出来是如此的出人意料，如此令人赞叹不已。而这些独特与奇异的各方面，又是人们能理解、能接受的。它是在人们正常的、自然的生理接受、心理理解范围之内；它所表达的和反映的，也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视线之中。在歌曲作品中，只有具有独特性的歌曲，才能避免与其它作品“雷同”与“撞车”并克服“千人一腔，万人一面”的单调局面。 综上所述，音乐批评的科学标准是一种客观的标准。这种客观标准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音乐对社会的客观影响大小、正负，从而决定音乐的社会功利价值；另一方面是对音乐艺术价值的评价，仍然从客观的、绝大多数音乐听众所持有的价值观出发，因此对音乐作品可以提出三方面的艺术评价尺度。这三方面的要求，可以扩展到对任何音乐现象的评价。任何音乐现象美学特质，从根本上说来，仍是普遍性、和谐性和独特性的统一。 四、音乐传播的自强——音乐批评的科学方法 音乐批评活动是一项严肃、认真的科学思维与实践活动。它的科学性更明确地表现在运用的方法、手段上。在具备音乐对象价值评价的科学标准前提下，其科学手段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音乐批评不是盲目地褒贬音乐对象，音乐批评也不是无客观依据地信口开河，音乐批评更不是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制造主观价值。科学的音乐批评是在严密的科学思维逻辑指导下，通过相应的科学手段，寻求合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结论。 音乐批评的科学手段，具体说来，是通过对评论对象的观察、分析、科学抽象三项科学思维活动层次组成的。三个层次的依次实现即形成了对音乐对象评价认识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毛泽东语)的科学过程。 音乐批评的观察 观察，是科学思维活动中最起码的基础。所谓观察，是人们对一切现象在自然发生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一种方法。观察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一种感性的认识活动。感觉使人们保持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并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认识。观察结果为研究活动提供经验、事实材料。其二，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它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搜索活动，而是根据研究的目的，确定观察的对象、观察的角度、观察的步骤。由于观察的第二个特点，使我们的观察有别于一般的感性认识活动。 在音乐批评中，根据音乐批评和音乐传播的科学特点，其观察环节表现为批评者对音乐对象本身的全面认识以及批评者对音乐对象在社会中传播的信息反馈现状的认识。只有两者结合起来的观察，才是一种完整而全面的观察。由于音乐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所具有的特殊性，个人对音乐作品的观察，如对作品的面貌的聆听把握，只能代表个人对作品的观察，而不能作为一种作品社会现象来观察，因而很难评判其社会价值。 中国古人常在诗词中表达他们的主观听乐感受，这是一种最典型的个人观察现象。 十二年前边塞行， 坐中无语叹歌情。 不堪昨夜先垂泪， 西去阳关第一声。⑤ 胡人吹玉笛， 一半是秦声。 十月吴山晓， 梅花落敬亭。 愁闻出塞曲， 泪满逐臣缨……⑥ 以上个人的心情、处境和其它各方面的因素，会对音乐现象的观察蒙上非社会性的色彩。 为了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其解决的办法是观察音乐现象的社会反馈。这一点上，在音乐批评科学的观察和自然科学家的观察是不同的。自然科学家们为了坚持观察的客观性，最多借助于科学仪器来排除观察的错觉，但它始终是一个人的认识思维活动。但是在音乐批评科学的观察中，其观察是无数人认识思维活动的综合。这种音乐批评的观察模式可以这样来表示： “批评家对音乐作品的观察+社会听众对音乐作品的观察”。 在这种综合性的观察中，音乐批评家是多种观察认识的协调者和权衡者。音乐批评家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是多数人的价值观还是少数人或个人的价值观来决定协调与权衡的标准。 以音乐批评为目的的音乐观察，反映在音乐作品中，最重要的手段是聆听与感受。因为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同样一个音乐作品，总是接受两个侧面——音乐批评家和一部分社会听众的聆听与感受。 当一部分社会听众对音乐作品有“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断肠”的观察结果时，音乐批评家此刻将有两种可能性的观察结果：一种是与这部分社会听众同向的、相似的观察结果；一种是与这部分社会听众异向的、截然不同的观察结果。同样，当一部分社会听众对音乐作品有“充耳不闻”之感、音乐作品对他们如同“对牛弹琴”之时，音乐批评家此刻也将有两种可能性的观察结果：同向的、相似的或异向的、截然不同的。 以上针对一部分社会听众的因两种作品而诱发的两种观察结果，与批评家的观察结果相同或相反。而正确的观察结果，将由批评家根据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意愿与以协调、权衡并作出选择。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意愿，代表社会发展的动力、趋势、根本方向和成果。因此在音乐批评的观察环节，“大多数”的概念是我们评判观察结果谬误、选择观察结果的依据。 音乐批评的分析 分析，是在感性认识所获得的经验材料基础上所进行的科学思维活动。客观事物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思维分析的必要性。没有分析，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将是混沌的和模糊的。 音乐批评思维过程的分析，含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观察结果取舍的分析，其二是观察对象内部结构的技术艺术分析。其中第二层分析可以理解为因果分析。第二种分析的功能更多地是倾向于回答技术或艺术上的“为什么”。 比如，对20世纪80年代末某类流行歌曲的社会传播(商品盒带)而言，该作品接受着两个侧面的聆听、感受与观察——音乐批评家的和一部分社会听众的。音乐批评家聆听、感受后对此类流行歌曲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而与此相反，某一部分听众对此类歌曲却津津乐道、得意忘形，并为它们的流行振荡而推波助澜。面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性认识，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此刻，我们就要分析取舍，即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这类歌曲，盗用一些人们熟悉的旋律，填上一批低级、庸俗的歌词，炮制出如《风流尼姑》、《三十不浪四十浪》、《还是家花香》的歌曲。这些歌曲，迎合的是“痞子”情调，煽动的是流氓作风，败坏的是社会风气。它们肯定或欣赏着民间的一种不正常的、不合理的、消极颓废的和丑恶的情感与情绪。而这些情感与情绪总是与绝大多数民众传统的道德、美感准则相悖。这种情感与情绪影响着人们正常的劳动、生活环境。因此它们将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由此一来，这一部分听众的态度绝不等于大多数人的态度。他们对歌曲的感性认识是错误的、扭曲的。音乐批评家应当坚信自己的观察结果在此刻是正确的，并有可能为最后科学的结论作准备。但批评家面对复杂纷繁的音乐对象，也有可能出现不正确的观察结果。此刻，仍然要通过分析比较的方法寻求正确的观察结果。 进一步的分析是观察对象的技术与艺术分析，以坚定对正确观察结果的确认。比如，上面的歌曲，内容丑陋低级，演唱阴阳怪气，伴奏油滑痞俗，音响粗制滥造，这都是某些音像商人们利欲熏心和某些创作演唱者急功近利带来的后果。 以上的观察分析方式，我们有可能得心应手地应用在对现代流行音乐、群众音乐、古典音乐的现当代传播和现当代的“先锋”音乐作品的观察分析中。 音乐批评的科学抽象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认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它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⑦在科学研究中，抽象是为单纯提取某一特性而加以认识的思维活动。在音乐批评活动中，对音乐对象(比如作品)的观察、分析，其目的是为抽象出该作品的价值特性。抽象的依据是正确的观察经验。观察经验不正确，不能评判出正确的价值。 在音乐对象价值抽象中，通过分离、提纯、简略三个手段而达到抽象的目的。所谓分离，就是暂时不考虑对象之外的各种联系；所谓提纯，就是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所谓简略，就是对纯态的价值结果进行简洁处理。比如，在上面流行音乐的例中，音乐批评家和一部分社会音乐听众针对该音乐具有两种相反的作品观察结果。我们只有将此两种观察结果分别与“大多数”概念的内涵进行比较分析，而择其正确的观察结果——音乐批评家的观察结果。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的技术艺术分析，其价值抽象就十分容易了。此刻，可以暂不考虑这些流行音乐的形成因素(分离)，排除这些流行音乐的非艺术目的(提纯)，为此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批毫无价值可言的作品。其社会功利价值达到负值——对社会产生极坏的影响：艺术价值可能趋近于零不正确的填词破坏了原曲的音乐形象、毫无创造性的歌词的顺口溜特质、演唱环节的反艺术效果等等。 音乐批评中的科学抽象不同于一般科学研究中的原理性抽象。针对音乐对象，音乐批评不要求了解音乐对象的定律或原理，而是要求我们抽象出该对象具有的、对人或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以此价值的实现来全面实现音乐批评的科学功能。因此这种抽象是一个寻求“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列宁语)科学的价值结论过程。音乐对象的价值有大有小、有正有负。音乐批评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要衡量出价值的大小和正负。而这种大小正负并非要用自然科学中的定量描述手段。因此，科学抽象出的价值量，常用文字语言描述。而积极肯定、别具慧眼或满腔热忱、与人为善的批评态度和含蓄委婉、语重心长、寓意深刻的文风均是我们所提倡的、行之有效的批评艺术。 综上所述，音乐批评的科学方法，也是一门科学研究的艺术方法。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遵循科学的研究思维规律来驾驭音乐批评，音乐批评的积极影响将充分地发挥出来。 当代，中国社会音乐生活的规模在量上较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已呈爆炸性膨胀的趋势。在电子、网络信息科学技术装备下，音乐的创作、表演、传播等诸多环节已经表现出现代化的色彩。作为创作思维的技术性延长、作为表演与传播的时空性延伸，科学技术对音乐传统的物质技术基础的碰撞与挑战，无疑是具有一种积极、进步的意义。但是以科学技术成果来代替人的艺术性创造思维，这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然而，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制约影响下，普遍出现的以音乐科技模拟来取代活生生的人的艺术创造活动，这是社会音乐生活“量的膨胀、质的萎缩”的第一个原因；在今天的商品海洋中，以追求音乐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为本质动因，盲目地、蜂拥而上地、肆无忌惮地、违反艺术规律地制造音乐、制造“经济价值”，这是社会音乐生活“量的膨胀、质的萎缩”的第二个原因；在传媒、企业与社会之间，以音乐为中介而构成一种经济关系，而人们着意追求的又是这种关系，这又可能是社会音乐生活“量的膨胀、质的萎缩”的第三个原因…… 在此，我们有可能解剖出更多的原因来看待今天社会音乐生活“量的膨胀、质的萎缩”的后果。这当然是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应当深入研究的工作。而音乐批评，将面对今天复杂纷繁的音乐世界，对多种音乐对象，作出价值的评估，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社会音乐生活的健康、透明而呐喊疾呼；音乐批评，也应当以更加科学负责的批评态度、更加无私的批评作风，在社会音乐海洋中发挥职能。这是因为，伴随着社会的“膨胀、萎缩”现象，如果音乐批评不科学、不负责、不无私，这难道不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吗？ 当代，我们需要科学的音乐批评。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有序的、文明的、健康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是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向往的。而科学的音乐批评，是促成这个环境形成和巩固的重要手段之一。 ①1957年，美国传播学者韦斯特利(B.H.Westley)和麦克莱恩(M.S.Maclean)整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适合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有系统的模式。其中提出，信息反馈具有重要性。只有反馈才能真正保证传播过程中所有要素间关系的系统性。另外，可参见居延安著《信心·沟通·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②参见[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③见《乐记·魏文侯篇》。 ④引自[美]S.钱德拉萨克《美与科学对美的探求》，见《科学与哲学》1980年第1辑，第79-80页。 ⑤[唐]张祜《听歌两首》。 ⑥[唐]李白《观胡人吹笛》。 ⑦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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