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社区的垃圾变迁及其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垃圾论文,农村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无论人们怎么看这些土墩，视他们为讨厌的垃圾堆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们都比其它的东西透露出更多的信息。——艾弥尔·豪瑞（著名考古学家）
我之所以选择垃圾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因为我对垃圾有天生的喜欢之情，而是因为我每年回家，家乡巨大的变迁留给我的震惊，我的家乡如同大多数向城市化迈进的广大农村一样，一方面是一栋栋类似城市别墅的房子点缀在群山环绕的绿水青山间，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设备，甚至轿车也开始进入了寻常老百姓的生活中，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正逐步遭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侵入；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垃圾随处可见，尤其在贯穿村里的两条河边堆满了各种垃圾，大风一起，红色的一次性塑料袋迎风飞舞，颇为壮观。这一巨大的反差促使我在不断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个小小的村庄发生如此的巨变？这些巨变给祖祖辈辈生息于此地人们带来了什么？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能否有比较好的办法来解决一些不和谐的局面？在考察这些巨变时，用哪种视角介入观察这个变迁的历程？
本文所选取的社区是位于福建省永定县的一个村庄，我把它称为A村。该村共有两条河贯穿而过，一条为东西走向，河面较宽，我称之为B河；另外一条是南北走向，河面较窄，我称之为C河，经过该村的还有一条宽5米的水泥公路，可以通往厦门和福州。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便，我按照原来8个村民小组的划分方法，从中选取了第7村民小组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该村民小组一共有72户，324人，人均年纯收入为3000元左右，主要收入来源以外出经商、打工和在家务农为主。
为了方便对该社区垃圾进行研究，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笔者将垃圾分为三大类：一、农业垃圾：在进行农业生产或使用农业生产资料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二、生活垃圾：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包括日常燃料废弃物、日常用品废弃物及人和动物自身排泄的废弃物；三、工业垃圾：是指工业生产或使用工业生产资料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尽管人类处理垃圾的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归纳起来主要四种：倾倒、焚化、回收、减少垃圾源。这四个办法中，倾倒垃圾可以说是人类与生由来的习惯，也是中国广大农村居民采用的最普遍的方式，主要是根植于个体的自发行为。而回收利用则是最有效率的，因为这是人类为了求生存而寻找可持续发展道路所必须采取的步骤。
A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垃圾演变
A村的农业垃圾、生活垃圾、工业垃圾，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历程是中国农村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真实写照，垃圾作为人类与自然互动的产物，它忠实地记录了A村发展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进程不仅包括了物质层面上的变化，也展示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变化。当我们把这个小小的场景置身于全球背景下的时候，垃圾的变迁也反映了乡村工业化的转变过程。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这种变迁的实质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普遍扩散的过程。
从农业垃圾变迁看农业发展
从农村垃圾的变化——从原来的精耕细作的模式：农业生产制造出农业垃圾，再把农业垃圾运用到农业生产之中或者生活中去，我们不能不能说变迁前的中国农业的运作模式在经过几百年的历史的发展，把农业方面的各个生产要素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状况与台湾在转型时期的情况极为相似：“1954-1967年间，台湾农民的人均年劳动日从165个增加到194个，提高了17.6%，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增加了30%左右”（罗荣渠，1997:116）。这也说明了那种认为农业社会中农民愚昧、落后、对经济行为缺乏理性、各种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观念是错误的。通过对农业垃圾的充分处理，他们把在当时能够配置的生产要素达到了最优化。这在A村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农民的最佳选择，人均0.7亩的耕地面积，广大农民被限制在一个个分散的村庄，大中城市的大门对农民是封闭的。他们朴素的天道酬勤的劳动观使得农民只能在他们的耕地上不断地投入劳动力，然而农业产出的增加在众多的劳动投入中却不断地减少，也就是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逐步减少。他们日夜进行农业操劳也只能满足家庭的温饱。当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的模式在内外的压力下趋于瓦解时，农业生产垃圾也就在农民的市场经济观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不仅是农业垃圾，就是农业生产的成果，如大米、烟叶等，也变得无足轻重。尽管在A村祠堂上的一副对联：“士农工商，各执一业方为我家孝子；孝悌忠信，能全四者方为世上完人”，还把农业生产当作仅次于为官的选择，但实际上这种观念在现实中已经被打碎。外出经商和打工挣回来的钱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就是在本地工厂工作的人一年的收入也超过了个人以其最大能力在农业生产上所创造的价值，在本地开店、当雇工所赚的钱也超过了个人在农业生产中的收益。
农业垃圾的变化还反映了该地区自1979年产业模式的变迁，烟草和水稻的种植，在A村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A村所在县，在80年代期间还大力宣传“永定烤烟，历史悠久”，烟草的种植收入曾经是该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80年代中期，A村平均每4户家庭就有一座烤烟叶的烤房，如今全村也就只剩下10多座烤房还在发挥作用，其余的都闲置在那里。与这个情景相反的是，隔壁县目前大力提倡种植烤烟，所走的发展道路，就是A村在以前曾经走过的路。同样，水稻的种植面积在A村在不断地缩小，有些家庭因为有不少劳动力在外面打工，就干脆不种植水稻了，更多的是减少他们的种植面积，使得自己生产的粮食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可以了。这种产业模式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A村的第一产业正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A村从事农业生产成了中老年人的专利，年轻的一代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外面谋生。当他们从外面回家闲赋的时候，面对父母叫他们帮忙干农活的时候，反而规劝他们的父母亲：“能不能少种一些地或者不种地，我们会拿钱补贴给家用”。A村目前有13户把土地无偿租给别人。对于他们来说：“农业生产实在是又累又没钱”，而且干农活也与他们穿着的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西装很不协调。如果哪个家庭有年轻人一直在家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这个年轻人不仅会遭受到邻里耻笑而且也会被家人耻笑。就是原来经常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也开始不安分起来了，他们一方面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作为他们抗击市场风险的基石，另外一方面也尝试着向多种职业、多种角色的转变，他们有些人在工厂上下班，到空闲下来的时候就去料理自家的土地，有些人还进行专业的养殖和果树的种植，在A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已经找不到了。不少人把土地无偿地租借给别人耕作，还有一些人干脆放弃了边远的土地。以第7村民小组为例，原来不少家庭在距离其住处一公里的山坳的梯田上面都有自己的耕作的水田。近年来，由于这些年轻人的父辈感到体力下降，年轻的一代又不屑于到那么远的梯田耕作，那里的水田就逐渐荒芜了。总之，他们已经从原来单纯种植农作物到现在的多种经营和多种职业并存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垃圾归宿自然随着农业作物精耕细作的模式的瓦解而受到了忽视。
从生活垃圾变迁看生活方式的转变
从生活垃圾的变化来看，A村的人们再也不会单独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已经不满足原来封闭的世界，在外面经商和打工的人们还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带回了农村，抽水马桶的广泛使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他们看到城市的一切总是如此的美好，有些村民还在大城市买了房子，一家人都搬迁出去住了。西装革履不再是城市人的标志，就是那些在外经商和打工的人回到了村里，仍然是城市居民的衣着打扮，这种打扮在以前看来只有在城市有正式工作的人才有资格。而现在这些20-35年龄段的人，当他们在农村行走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他们和城市人有明显区别，在他们的垃圾堆中有“飘柔、海飞丝、沙宣”等一系列的洗发水瓶，还有“玉兰油、大宝、小护士”等一系列护肤品盒。在饮食上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原来早上一般都是吃米饭的习惯转变成了稀饭、馒头，这种习惯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农业传统。因为要是上午像城市居民一样喝稀饭、豆浆的话，在村民看来，这种饮食方式不适合上午干消耗体力的重活，也许干不了多久，肚子就饿了。而现在他们对早上的稀饭馒头豆浆已经习以为常了，由于A村没有这类的小吃店铺，他们往往要早上骑上摩托车花个十分钟到镇上购买。有的家庭还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保鲜盒装的牛奶。这种种新的饮食方式都可以通过他们丢弃的垃圾中得到验证。
这些变化还反映了他们与外界的沟通更为频繁，有些家庭已经不满足经常吃剩莱、旧菜，他们经常到镇上或者本地的肉铺里购买新鲜的蔬菜和肉，在笔者所访问的家庭中，平均每个家庭每5天买3次莱，这在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只有比较富裕的家庭每到“墟天”（五天一次）才会到市镇上买肉。关于这一点，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就是一次性塑料袋的大量而频繁的使用，不仅是物质的交流十分频繁，就是人与外界的交流也增加了很多，从外面到A村打工的工人就超过了200人，而A村的人每年到外面经商和打工的人更超过了这个数目，仅第7村民小组就有53人。这些外出的人员不仅从外面带回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如电脑、冰箱、手机和汽车，而且也将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消费方式带回了农村。
在这两种相互的交流中，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来自城市的方式有时并不适合农村的传统。一栋栋类似城市的乡村别墅，在A村拔地而起，而每栋楼房都不约而同地把各种生活的污水排放到曾经为A村的人提供了几百年生活用水的B、C两河。此外，有近10%的家庭都安装了自来水，这些自来水并不是由政府统一规划的，而是各个家庭在自家门前挖出的井，再用电机将水抽到蓄水池，尽管南方的水资源是丰富的，但是如果每家每户都普遍用上这种不收水费的自来水，造成的水资源的浪费是巨大的。对比10年前的垃圾产生状况，我们发现农村中的多数垃圾是城市文明向农村渗透的结果，农村自身特有的垃圾却逐渐减少，农村垃圾和城市的垃圾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在城市，有专门的机构、人员和设施为城市垃圾服务，虽说这些服务和国外的差距还比较大。农村生活垃圾中无机成分的增多的事实，主要是城市到农村的物质和信息的交流更加的畅通了。另外，电视等媒体在传播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作用也功不可没。电视上经常播放广告的保健品，总能够在垃圾堆里找到相应的包装盒。在农村现有的力量下，要对这些东西进行再回收利用是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因为这些垃圾本身的成分和农村土生土长的垃圾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应该各自回归原来的地方才能得到更好的处理，正如斯本格勒所说：“农舍有农舍的各种神祗，城市也有城市的守护神，有自己本土的先圣。”（R·E·帕克，1989:1）
从工业垃圾变迁看工业进程
农村工业垃圾在A村的成长历程，也就是短短十多年的时间，这一切的变化都源自村中的两个水泥厂和机砖厂。工业垃圾作为工业化过程的产物，本该在工业生产中再次得到应用，可是由于在农村条件的限制，再也没有得到利用的机会，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工业是必不可少的，而工业的发展除了有设备先进的高科技企业外，还有采用传统工艺、污染比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在行政力量和市场经济的配合下总能找到接纳它们的地方。作为后发展的国家，经济增长、就业等问题的解决往往先于别的问题。中国建国后的工业历史发展表明，农业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乡村工业的发展只能在边缘的地位中获得自身的发展。
乡村工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就业机会，也使得他们远离了农村的土地，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但是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农民又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这些工厂使得他们有了类似城市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这些工厂又极大地污染了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长期的污染的事实促使了他们对工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有别的出路的人们开始离开了工厂。到本调查结束时，还在工厂工作的本村人也就是10多人，他们这些人一方面厌恶在这个污染严重的工厂里工作，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去耕作他们的土地，因为那些土地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只是温饱，而工厂给他们的是比土地所提供的更高的效益。
对于多数经历乡村工业的村庄来说，A村是一个缩影，工业化的分布，按照区域经济的格局来说，总是从中心地带向边缘扩散，中心地带之所以发展快，是因为能把自身的发展成本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而边缘地带之所以缓慢则是因为它的发展成本很高。中国多数乡村属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他们想发展，却没有机会给他们发展。当他们走上自由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发展代价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了，这种发展的代价往往要经历数代人才能体现出来，因为生态环境的恢复往往要比破坏生态环境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农村工业垃圾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发展和农村环境的两难选择。这也是多数经历着初级工业化的农业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境。
垃圾之路
垃圾堆的变迁之路
在农业社会，大多数农业垃圾能够返回大自然，目前A村的垃圾堆主要分布在B河的两岸附近，一共有13堆左右，南方雨水比较多，到了夏天雨季，河水上涨会带走一些垃圾，即使这样，旧的垃圾被冲洗了，新的垃圾堆又很快被堆满了。B河岸中最大的一个垃圾堆有12立方米左右，主要的成分是煤渣、塑料袋、玻璃瓶、旧农业生产资料和旧家具。垃圾堆的选择，“按照国际通常的做法，是根据水文地质学的研究找出地面与地表水不会受到污染的地方，雨水落地后流动的形态必须列入考虑，而且理想的状态是：该地点地底下脉岩基质——即底下泥土与岩石的结构的水压，传导性必须在每秒0.00001厘米到0.0000001厘米之间。”（威廉·拉什杰，1996：113）而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多数的垃圾被倾倒到河里，人们通过河水的流动来处理垃圾。
垃圾倾倒到河里的做法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原先的垃圾大多是倒在自家的门前。由于当时大多数家庭门口的前坪多数还没有铺上水泥路，在村民看来，垃圾堆放在黄土路上还不至于有碍自家门口的景观。当时每几户家庭的前坪都会有一堆垃圾，而且那些垃圾主要是易燃物质为主，如灰尘、纸屑、木柴，塑料类的垃圾很少。这些垃圾搁置到一定程度，村民就会用火焚烧，最后的灰烬与各种动物的排泄物堆放在一起，用来给农作物施肥。但是后来垃圾成分的变化与水泥路面的铺成，使得村民不再把垃圾堆放在自家的前坪，而是先挑到路边的某个角落或者用来填补路边上有不平坦的地方。在论述这个转变的过程不能不提到A村当时的居住模式，A村的村民在1993年以前大都是居住在用黄泥土筑成的土楼，一般都能达到3-5层，能容纳的住户可以达到5-30户家庭，住在里面的人有如斐迪南·腾尼斯所描述的“共同体”（斐迪南·腾尼斯，1999:2），通常是好几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住在一栋大楼。 中间的天井和土楼的前坪是公共场所，多数的家庭大都把垃圾倾倒在前坪的空地上。
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村民具备了单独建筑楼房的能力，此外，人口的增多也使得原有的住房不够了，尤其是在70年代出生没有赶上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在第7村民小组，平均每户家庭就有两个这一年龄段的人。多数新建的房屋都会在自家的院内打一口水井，生活用水不再需要到B、C河里挑取。原来村民的饮水、洗菜、洗衣服都是在那两条河里完成，这就使得村民对河水的质量比较关注，即使有人往河里扔垃圾，居住在河边的村民，也会立即阻止这一行为。
最先往河里倾倒垃圾的人是住在河边的村民，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河水在80年代末期到现在的每年雨季，都遭受到上游煤矿开采地区夹杂煤炭水的洗涤，村民认为河里的水已经不适合作为生活用水了，而且村中水井的增多使得村民不必到河里挑生活用水。第二是垃圾的增多，尤其是垃圾中无机物成分的增多使得村民不愿用焚烧来处理，况且煤渣等一些生活垃圾根本就焚烧不了。第三是居住在河边的村民，他们有着往河里倾倒垃圾的便利条件。
垃圾堆增多的“帕金森定律”
通过对B、C河的垃圾分析，我们很难看到有什么别的尚能利用的小件垃圾，相反的是那些还有利用价值的大件垃圾却可以发现。原本还能利用的物品，也被当成垃圾扔掉，这个人类习惯动作有点类似工作中的帕金森定律，1957年英国驻新加坡官员洪斯科特·帕金森提出了一个工作的定理，即工作无限延伸，直到填满所有的工作为止。实际上在处理垃圾的行为上也有类似之处。这在亚利桑纳大学的垃圾计划已经得到了证实：
当民众用的是小垃圾桶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会丢掉手上现有的大型垃圾——包括某些庭院废弃物、旧油漆桶和各种化学物品的罐子、破家具和其它有待修理的受损物品，生锈的三轮车和一袋袋旧的衣服。相反的，这些“出局”物品（其中有些是考古学家所谓的“暂时弃置品”）就堆在地下室、窗楼或车库里去落尘灰。然而，一旦住家有了塑料垃圾车——这些有盖且深不见底的垃圾陵墓——他们就有了新的选择。很快过去那种“这个要放在储藏室”或“可以丢进车库后面”的直觉，就被“这个可以丢掉”和“我打赌垃圾桶装得下”的直觉取代了（威廉·拉什杰，1999:289）。
类似的情况同样在农村垃圾研究中得到验证：当村民在自家门口的前坪倾倒垃圾的时候，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挑选那些可以燃烧的小件垃圾，而对于大件的容易焚烧的垃圾，他们总是认为这些大件的垃圾在以后说不定还可以派上用场，而堆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或者杂物间。现在有了天然的大垃圾场——河两岸，人们就把自己能拿走的垃圾，都拿到河里丢弃了，现在河边的垃圾堆里面可以看到不少大件垃圾：破旧的竹篮，油漆用过的桶，旧的衣服等等，这些垃圾随着河水的涨落漂流而去。
对于人类垃圾行为中帕金森定律不是单纯依靠教育所能制止的，或许可以通过对垃圾实行分等级收费的方式来制止。在西雅图，居民可自行决定每周使用的是19、32或者60加仑的容量的垃圾桶。每桶垃圾桶的费用都是随着容量呈几何级增加，以便于杜绝垃圾生产中的帕金森定律。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很多行为只要稍微加上比较合理的限制就可以从原来的无序、盲目走向有序、理性之路。
垃圾堆的网络来源分析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B、C河边的垃圾堆，尽管是由本村的不少家庭倾倒而成，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其中的垃圾成分，就可以知道不少垃圾是外来的商品消费后留下的见证物。这些垃圾的来源有三个：一个是本地村民自身生产的垃圾，这部分主要以农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中的日常燃料废弃物组成。第二个是从本地市镇上购买的产品消费后的垃圾。A村村民主要去的市镇有两个，一个我们这里称为E，距离A村有2公里左右，坐公共汽车大约需要5分钟左右，另外一个我们这里称为F，距离A村有5公里左右，坐公共汽车大约需要9分钟左右。这两个市镇的“墟天”相差一天。基本上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每周会赶赴其中的一个“墟天”，购买家中所需要的各种消费品和农业生产用品。第三个是那些在外面打工和经商的人员带回来的消耗品。这部分的垃圾比较少。
从垃圾的这三个来源来看，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不仅是大城市，就是在遥远的农村，人们也能够体会到物质产品穿越各级边界在各地流动的场景。从垃圾堆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阿拉斯加生产的药品包装盒，这个情景在80年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A村的人们中，E、F两个集市承担了外界产品进入A村及其附近村庄的中介。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产品四面八方涌入这两个集市，再通过村民自发地前来选购而带回每个家庭。这两个集市提供了村民日常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多数资源，而剩下的就由A村的各个商店和县市的商店来完成。当地商店的数目从改革前的一个供销社分销点发展到现在的近20个各种类型的商店，而且现在这些商店基本上是从E、F集市的市场批发部购买商品，再通过一定的差价销售给村民的。可以说，以E、F集市及其在A村的代理商店形成的网络，基本上涵盖了A村村民生活所需品的各个方面。
小结
从A村工业、农业、生活垃圾的变迁，我们可以知道A村和中国广大农村一样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笔者在此是从垃圾的视角表现出来，这个视角有它不完善、不全面的地方，但也有其独特的优点——垃圾有可能为我们认识自身不清楚的地方提供一个真实的尺度。
垃圾在农村社区历史和现状表明，A村自改革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更多的体现在物质变迁的角度上，村民的环境意识远远跟不上物质变迁的步伐。关于文化变迁的不平衡性，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了“文化堕距”概念，可以比较好地解释目前农村垃圾的困境，那就是“物质文化”总是先于“非物质文化”（郑杭生，1994:91）。其后果就是当农村垃圾逐渐包围村民的生活时，农民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代价。与此同时，村民个人的环境意识却在增加，他们居住模式从多户家庭共同居住到单个家庭独门独户的转变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引进，都提高了他们个人的环境意识，但是这种环境意识要扩展到A村的整体利益的基础上还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公共环境意识的成熟从目前A村来看要有三个条件，一个是通过教育、舆论去树立他们的公共环境意识，另外一个是村民能从垃圾泛滥中吸取教训，最后一个是国家早日建立面向农村的公共环境体系。
如何善待垃圾，从小处来讲，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的维持和提高，从大处来讲，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以达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方面。通过对垃圾成分的分析，可以窥见整个社区的变迁，同样的，通过对垃圾的处理方式的考察，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衡量一个社区在文明进程中所达到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