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口译研究的差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前言
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口译经验总结与口译规范介绍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标志着西方口译研究的正式开始(P
chhacker,2004:31-32)。而中国的口译研究起步更晚，初步探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口译研究才开始并进入发展时期（刘和平，2005a）。
当前，“把比较译学引入译学研究领域，是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谭载喜，1999a）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口译研究历史相对短暂，在借鉴中西笔译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谢天振，2002；谭载喜，1999b，2000；张南峰，2004），对中西口译研究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梳理，对比其差异，分析其内在原因，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口译研究的动态，也无疑对确保中国口译研究的科学发展，进而完善口译教学组织与实施，提高口译教学效果，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2.中西口译研究的差异性
由于语言文化、学术传统、研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西口译研究呈现出许多鲜明对立之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2.1 研究领域
首先，就口译活动应用场合(setting)而言，西方口译研究在继续深入探讨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ing)的同时，也较早地关注如司法审判、医疗救治、教育服务等公共服务性的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而且研究热度越来越高，取得了一系列很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Carr et al.,1997; Brunette et al.,2003)。而在我国，除个别研究人员开始探索法庭情景下口译活动的特殊性外（李育明，2003；王建、杨炳钧，2007），口译研究与教学的对象还是以会议、洽谈、会晤等交际活动为主，上述其他各类社区口译活动很少涉及。
其次，由于现代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电视口译、电话口译、可视电话口译(videophone interpreting)、自动口译(automatic interpreting)等各种新形式的口译活动越来越普及，新环境下的口译性质、工作程序、质量评估等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分析与探讨(Pchhacker,2004:21-22)。而目前，我国口译研究界仅仅是对上述各种新的口译形式进行了一般性的介绍，尚未就具体问题展开实质性的研究（刘和平，2005b:82-91）。
2.2 研究重点
当前，西方口译研究更注重口译加工过程，特别是口译认知机制与信息深层处理程序，已经成为当前西方口译研究的核心议题(Pchhacker,2004:86)。这其中，基本认知素质与口译专项技能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口译活动中的作用，特别是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在口译（主要是同声传译）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更是口译认知研究的热点(Danks et al.,1997; Christoffels & De Groot,2005)。
当然，虽然西方口译研究从整体上跨越了单纯实践经验或口译转换技巧的阶段，但借鉴篇章分析、言语行为等现代语言学理论，遵循实证性研究程序，对口译微观操作的观察与分析依然受到重视，而且许多课题内容非常精细，如口译中的停顿、支吾语、重复、代词照应等都有涉及，且研究有深度，有突破，很有启发意义(Gile et al.,2001)。
此外，西方口译研究还出现了一股“文化转向”的潮流，开始从社会价值、政治属性、文化功能等视角来考察具体社会情景下的口译现象，引发出对口译忠实性、口译质量、译员角色与作用等问题极具启示意义的研究与讨论(Cronin,2002)。
相比之下，中国口译研究更关注口译的实际效果，强调不同场景下口译实践技能和转换技巧的训练（包括各种形式的口译教学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刘和平，2005b:55-56）。（注：在迄今所召开的6届全国口译大会上，关于口译技能与策略训练的研究以及相关教学组织与实施的论文，都占到论文总数的60-70%以上。而当前国内出版的各类口译出版物中，口译技能训练的各种教程更是“一枝独秀”，真正的口译研究性著作则属凤毛麟角（刘宓庆，2003；鲍刚，2005；蔡小红，2006）。在西方，即便是非常强调口译实践能力训练的教学机构，如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SIT)、意大利特里斯特大学翻译学院(Triest)等，也十分重视口译理论研究。实际上，那些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具体策略与技巧也都是建立在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参看Lederer,1981；塞莱斯科维奇、勒代雷，2007）。）当然，近年来，部分学者也开始认识到口译研究囿于技巧与策略层面的局限性，呼吁重视口译理论研究的认识作用和启示价值，强调口译深层加工机制研究的重要性，但实际开展的研究工作为数甚少（鲍刚，2005:331；蔡小红，2001）。
2.3 研究方法
当前，跨学科研究意识与实证性研究手段已经成为西方口译研究方法论的主流。其主要表现是，近年来发表或出版的论文（集）、专著（包括硕士、博士论文）都明显地以实证性研究为主，其数量远远超过一般经验总结或纯理论阐发式的研究，而且多是通过对相关学科理论与思想的有效借鉴和应用，对口译活动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丰富和加深了对口译加工过程的认识(Pchhacker,2004:75)。
目前来看，中国口译研究更多还是在理论论证或争鸣的层次上讨论口译研究的方法论，真正实际展开的跨学科性研究，特别是有客观实证数据支持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如蔡小红，2001；张威，2006、2007），随感式、经验式的研究依然占相当大的比重（胡庚申，1990；胡庚申、盛茜，2000；刘和平，2005b:55-56）。而且，跨学科借鉴的层次也较低，多是简单地套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口译现象，很少结合具体口译实践对口译活动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说明，以客观口译材料对相关理论或思想进行实证性的验证、修正或革新则更是罕见（刘和平，2005b:30;2006）。
2.4 理论构建
在总结与归纳口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利用相关学科理论考察与分析口译活动的过程中，西方口译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各种用以解释或说明口译活动的模型或模式层出不穷，逐渐形成了众多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paradigm)(Pchhacker,2004:67-108)。这些理论、模式或相应的研究范式虽然在立论基础、研究内容、方法程序上都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但又前后联系、互为补充，对口译活动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多策略的描述与分析，形成了一种“变化中的统一”(unity in a variety)的理论研究格局(Pchhacker,2004:80)，共同推进了口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加深了对口译活动本质的认识。
目前来看，中国口译理论研究整体上还非常薄弱（鲍刚，2005）。主要表现是，研究类型较为单一，多为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如口译转换策略与技巧的介绍与总结，以及口译教学与培训的原则、内容与方法等），少有对实际口译活动与加工过程的客观描述性研究，而探讨口译深层加工过程的“纯”理论研究则更少（鲍刚，2005；刘宓庆，2003）。其次，在研究层次上，介绍性、跟踪性或直接应用性研究居多，对既有理论或观念的发展或创新则很少，因而难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发现新的研究方向，也鲜有新的研究方法与模式的设想与创建。另外，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延续性较差，多表现为对具体问题的离散化的论断或说明，难以形成较为全面的总结与分析。（注：当然，中国口译研究人员也开始越来越注重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研究人员开始尝试从信息论、系统论的角度考察口译质量及其具体评价过程，详细分析影响口译质量的各种交际性因素，试图分析并构建能够反映实际口译操作过程的质量评估体系（蔡小红、方凡泉，2003；蔡小红，2006）。）
2.5 研究队伍
当前，西方口译研究队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专业口译研究人员的“复合”背景。除了扎实的语言基础以及丰富的口译实践经验外，许多口译研究人员也有着其他学科深厚的学术修养，如Gile有数学、工程等教育背景，而Mocer-Moser在信息传播与控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其次，研究队伍的“综合性”。西方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界的研究人员一直非常关注口译活动，他们的探索与研究，特别是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论证程序，对深化口译研究层次，提高研究质量，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Danks et al.,199; Pchhacker & Shlesinger,2002:42-77)。最后，不同学科背景人员的有效合作。许多口译研究人员主动寻求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的合作，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联合研究的关系或具体机制，产生了一系列既有理论指导、又符合口译实际的研究成果(Christoffels & De Groot,2005; De Groot & Christoffels,2006)。
中国口译研究队伍现在是清一色的外语教育背景的高校教学或科研人员，其他学科人员很少关注口译研究（董燕萍，2005）。他们虽然拥有良好的语言基础，部分人员也有较丰富的口译实践或教学经验，但基本没有其他学科知识的专业化学习或训练，特别是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的培训与锻炼。此外，由于资金、研究机制等因素的限制，不同学科人员之间的合作研究依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展开实际的研究工作。
3.中西口译研究差异性的归因分析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下进行的，都受到具体学术规范与研究传统的影响。因此，如同笔译研究一样，中西方口译研究的差异也明显带有各自社会环境、学术传统以及研究价值观的烙印（谭载喜，2000）。
3.1 社会环境
当前，西方社会多文化共存、多民族聚居的社会结构特色显著，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们在同一社区的交往日益频繁，各种社会情景下的口译活动也日趋增多。因此，“口译”越来越被视为一种非常宽泛的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交际活动，其内容与形式非常广泛(Pchhacker,2004:10-23)。这样的社会环境无疑为开展丰富多样的口译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场所和素材。目前，除港澳地区外，中国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不同语言与文化传统的人群混居社区模式或社会环境。而且，虽然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但国内与其他国家人员的交往主要还是旅游、会议、谈判等形式，法律、教育、医疗等领域所涉及到的口译活动相对较少。因此，口译活动的社会情景较为单一，相应的口译研究范围与内容自然受到很大限制。
3.2 研究环境与机制
西方口译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研究较为完整而系统，出现了较为固定的研究团队或研究基地（刘和平，2005b:30-32），形成了各学科相互协作、资源互享、信息互通的研究机制与环境；而中国口译研究历史相对短暂，而且研究较为零散，往往是“单兵做战”，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或团队，人员、资源与信息的沟通与共享受到很大限制，难以形成口译研究的“规模效应”；不利于口译研究的深入发展。
3.3 学术传统
从整体上讲，西方口译研究保持着西方学术研究开放性、散发性、挑战性、批判性的特点，不崇权威、不唯定论，依仗实证分析与验证、重视逻辑推理与论证（谭载喜，2000）。因此，西方口译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勇于挑战既有的理论与观念，不断探索新的研究目标，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众多彼此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理论模式或研究范式(Pchhacker,2004:67-83)；中国口译研究则更多地带有封闭性、保守性、跟踪性的特点，注重综合论述或定性论证，少有逻辑分析与定量证明。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口译研究依然走的是一条引进、借鉴、应用的路子，创新少、突破少，多是对相关理论的解释或应用，鲜有辩证性思考与论证，更少有用实际口译语料或客观实证数据对相关理论进行验证或修正。
3.4 研究价值取向
相对而言，西方口译研究的实用性倾向并不突出，（注：虽然西方口译研究初始于口译实践经验的观察与总结，也曾注重研究在实践与教学方面的实际指导作用，但就整体而言，探讨口译转换技巧与策略（包括相关教学与培训）等“微观性”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部分（参看Pchhacker,2004;Pchhacker & Shlesinger,2002）。）更注重“抽象的”理论诉求，重视理论研究的认识论价值与解释性作用，特别强调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口译活动进行实际的观察、描述，并进行实证性的验证，努力探求口译表象背后深层的加工机制以及社会、文化等宏观影响因素。（注：相关统计显示，西方口译著作大多不是技巧堆积式的教材，而是有明确方法论特征的研究性论著（杨晓荣，2006）。）
相比之下，中国口译研究的“实用主义”思想更加突出，更强调研究对口译实践或教学的实际指导价值，以“怎么译”、“怎么学”、“怎么教”为特征的应用性研究往往占据全部研究的主导地位。（注：应该承认，翻译教学也是翻译研究和译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穆雷，2004）。但毕竟翻译教学研究主要还是一种应用层次上的研究，具体的教学理念或方法也都离不开对翻译本质、特性、功能等问题的抽象的“纯”理论探讨与分析（杨自俭，2002:16-18）。此外，中国翻译研究（指笔译）中的这种“实用主义”思想或观念、具体表现形式，特别是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或危害，许多学者已有很多论述（谢天振，2002；张南峰，2004）。对实践性更加突出的口译活动而言，这种“实用主义”的研究思想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口译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实践方法论的层次上，不太注重对口译活动的客观描述与分析，力图解释或论证口译深层认知加工过程或社会、文化因素的“纯理论性”研究则更不受人重视，“唯实践第一”、口译无理论、口译理论无用的观念依然比较普遍（刘宓庆，2003:12）。
4.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趋势
鉴于上述中国口译研究在各个方面的差距，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未来的发展战略，采取相应的措施，推动中国口译研究的系统化与科学化进程。
4.1 明确指导思想，坚持应用性研究、描写性研究、理论性研究相结合
在重视口译研究的实践指导意义的同时，不能忽视理论研究的认知与价值导向作用。没有深层理论参照，不仅难以对口译活动形成客观、全面的认识，口译教学与实践也只能是个人的经验式总结与传授，难以实现普遍性的解释意义和应用效果。当然，口译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口译实践而成为空泛的玄想，应以实际口译活动为基础，以具体口译现象为研究对象，透过现象，挖掘内在本质特征。
4.2 树立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意识，加强研究方法的培训
“翻译研究的科学性首先要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许钧，1997）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系统性、全面性、专业性、验证性等特点，摈弃体悟式、感觉式、经验式的思路或策略。因此，在强调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多学科彼此借鉴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更应结合口译实践加强对调查、观察、实验等具体研究方法的梳理与总结，明确其优势与缺陷（Gile,1998；鲍刚，2005:9-18），通过个案分析、课程设置、研讨与讲座等形式，强化研究方法与研究程序的学习，提高具体方法的应用效果。
4.3 调整研究思路，提高跨学科借鉴与应用水平
在吸收、借鉴相关学科原则与思想用以解释或说明口译活动的同时，更应结合中国口译实际情景，以汉语与其他语言的特殊组合为考察材料，以实际的口译过程和现象为研究对象，利用实证数据对既有的理论或原则进行验证和分析，进而提出新的思想或观点。
4.4 深化口译研究层次，探究口译内部运作机制
口译研究不应停留在表层的语言转换方面，更应着力对口译内部的机制进行深入考察与分析，如口译思维理解机制、口译心理预测机制、口译记忆工作模式、口译信息单位等。
4.5 开拓视野，丰富口译研究范围
在新形势下，各种社区口译活动，以及由于新技术应用而出现的各种新的口译形式，在国内必将越来越普遍，这些新的口译方式必然会在标准、质量、忠实性、译员角色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对口译研究提出新的挑战，也会使口译教学面临新的任务，值得我们不断关注，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4.6 开展横向联合，实现多领域、多方向、多层次的研究
首先，口译研究人员与其他学科领域人员联合，组建稳定的研究团体或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各自在口译感性认识与实践经验，以及科学理论体系和系统研究方法上的优势，丰富研究视角，提高研究水平；其次，国内与国外相结合，加大相互交流力度，深化交流层次，并就具体课题开展合作攻关，保证研究的系统性，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遍性。
5.结语
本文对中西口译研究的差异只是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与说明，还需要进一步对理论系统、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程序、研究机制等问题开展更细致的比较与讨论，这既是后续中西口译对比研究的具体课题，也有利于宏观与微观的有效结合，共同促进口译研究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