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对科学理性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普论文,理性论文,贡献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0)04-0009-03
一
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序言中指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一直是也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的增长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针对这一问题，波普考察了近代以来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观点，批判了经验归纳法和经验证实原则，形成了以反归纳法、证伪原则和“猜测与反驳”的科学发展模式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哲学认识论，而反归纳法、证伪原则和科学发展模式，就是他对所谓的“休谟问题”、“康德问题”以及“波普问题”的回答。
自弗兰西斯·培根以来，经验论思想家都认为科学知识是建立在归纳法的基础之上的，即在大量的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归纳，从而得出一般性的认识。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的规律、定律、公式都是这样得出的。休谟对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归纳法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认为从感觉经验出发不可能得出普遍的必然性的知识，归纳理论不可靠。“从我们经历过的（重复）事例推出没有经历过的其他事例（结论）”，这种“推理没有证明过，不管重复多少次”（注：波普：《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归纳法之所以被公认，或者人们之所以相信通过归纳法而得出的理论为真，是出于一种习惯性和非理性信念的联想。也就是说，“由于我们受重复和联想的机制所限制，”（注：波普：《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当一种现象发生时，另一种现象就接着出现，这样经过多次重复人们就会借助于联想，在前后相继的两种现象之间人为地“找出”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由因导出果来。这都是出于我们的习惯。
休谟关于归纳推理不能在逻辑上得到证明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但休谟没有接受他自己的逻辑分析的全部力量，用“习惯”和“联想”弥补经验事实与普遍命题之间的“缝隙”。由于对休谟的解决方法不满意，康德便继续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康德完全相信由经验归纳出来的绝对真理，由于休谟对经验归纳法的质疑而惊醒了他的教条主义迷梦。既然以经验为基础或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理论不存在必然性，那么科学是怎样保证只能开始于经验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从而可以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并与空洞无物的形而上学划清界线呢？康德的解决办法是借助于人的先天理智的创造能力把后天经验加以组合，即用先天形式整理感觉经验，使之既具有先天理智的普遍必然性，又具有新的经验内容，从而成为科学的理论知识。科学不断汲取经验养料而生长，因而它有别于脱离经验知识的、仅仅依靠理智的形而上学。于是，康德把原来的“归纳问题”即所谓的“休谟问题”深化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问题”，即后人所说的“康德问题”。
与休谟的含糊态度相比，康德对科学发展问题的解决似乎更进了一步，但是由于他以先天形式和范畴都是先验正确、不需证实为前提，这又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无限增长的可能性。因此康德也没有解决“康德问题”。18世纪末，牛顿力学已挫败一切对手，处于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的顶峰。人们普遍相信牛顿已揭示了宇宙的最终奥秘。康德在科学上也未能超出那个时代。从某一方面说，他也象牛顿；尽管作为他的认识主体的地球已转动起来，但是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太阳系，却在牛顿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终极形态，只能永远如此，万古不变。这样，一种最后仍然归于静止不变的科学，是不可能与那种同样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波普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过程中，重新思考了“休谟问题”和“康德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波普问题”。首先，他赞同休谟对归纳法的否定，认为通过感觉经验的归纳不可能从特殊上升到普遍，从偶然上升到必然。理由是：归纳法只能告诉人们过去，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他还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归纳知识具有或然性的见解。根据是：过去的重复不能保证今后或然重复，也许今后不再重复了；从数学的观点看，无论过去的重复数有多大，它只是个有限数，而未来是无限的，一个有限数与无限数相比，所得概率只能是零。因此，他认为归纳法不是科学的方法，他既不能给人以必然性知识，也不能给人以未来的或或然性的知识，应将它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但他不同意休谟把科学的基础归结为“信念”或“联想”，因为建立在信念或联想基础之上的科学是不能有增长问题的。其次，他赞成康德对理智的创造能力的引进，但反对他关于先天形式绝对正确以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只在于是否脱离经验知识等观点。康德说：“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波普保留了这句话的前半句而修改了后半句：“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试探着——以不同的程度——把理智所自由发明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注：波普：《猜测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在这里，波普保留了理智的创造性——“自由发明”规律，但却摈弃了绝对成功的保证——它是不同程度的“试探”。
在波普看来，可以反驳或证伪是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因为它是一种“猜测”，不可能绝对正确、永不改变。因此，他主张“把理论系统的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即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被经验证伪的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他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即任何命题，凡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科学的，否则就属“形而上学”。认为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所证实。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普遍有效性，都表现为普遍陈述或全称陈述，而经验所观察的仅是具体事物，经验所能证实的只是个别陈述或单称陈述。个别不能通过归纳上升为一般，因而经验也不能通过证实个别而证实一般。波普认为，经验虽然不能通过证实个别命题而证实科学的普遍性理论，但却可以通过证伪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性理论。一个理论或命题，它表述的内容愈普遍、愈精确，它的证伪度就愈高，即愈容易被证伪。而证伪度愈高、愈容易被证伪的理论，在可能性上也就愈进步。这样，波普就改变了康德的先天形式和划界标准说。再次，“波普问题”的提出与解答：科学知识既不来自经验的归纳，也不来自先天的理智，那么科学知识怎么可能永无止境地增长呢？波普的答案是：科学知识依靠人的批判理性和创造精神，通过不断地创造假说和排除错误而不断增长。如上所述，他认为一切科学理论都是针对问题所作的探索性的“猜测”，因而迟早总会被证伪的。证伪一个理论并代之以新的“猜测”，即清除错误，提出新的假说，既是理论的创造性、批判性活动，也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科学在清除错误中前进。在这个问题上，他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知识的积累之观点，认为知识的增长方式不是象书籍一样越积越多，而是通过“革命”、“革新”的方式“不断地推翻一种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或者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注：波普：《猜测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他认为，科学增长的总过程是“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越来越深刻的问题”（注：波普：《猜测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即“一切科学讨论从问题(P1)开始，对于问题我们提出某种试探性的解决——试探性理论(TT)，然后批判这个理论，试图排除错误(EE)，理论及其批判性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P2)”（注：波普：《无穷的探索——思想自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用公式表示，即P1→TT→EE→P2……。从这一科学增长图式中，可看出两个* 关键环节——“猜测与反驳”。科学的根本性质即“猜测与反驳”，科学的根本方法就是“试错法”，即尝试与清除错误的方法。
综上所述，波普认为科学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纠正错误中发展的；只有通过理性的批判精神，大胆地猜测与反驳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
二
科学知识增长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即丰富和发展了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弥补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不足；同时也存在许多缺陷。
首先，表现在解决“休谟问题”时，波普一方面大胆地对归纳法提出挑战，反对归纳法在科学中的运用，而主张运用演绎法，可以说，他丰富了科学哲学认识论，弥补了逻辑实证主义只注重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单调思维模式。然而，他对归纳法的完全否定，不懂得个别包含着一般，不懂得归纳和演绎是两种相互依赖和补充的最基本的思维方法，一厢情愿地把“归纳法”拒于科学大门之外，这是极端的和片面的。第二，强调科学按基本性说永远是“试探性”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解决“康德问题”时，他虽否定康德理智的先天形式绝对正确的观念，但却主张理智“自由发明”规律，执意于寻找把科学和非科学截然分开的“划界标准”，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行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第三，在他的科学知识增长论中，把科学的进步看成是无止境的过程，是“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是在批判、否定和排除错误中增长的。这些观点无疑是合理而深刻的，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他把科学理论的提出归结为理性或“灵感”，把科学理论的本质说成是一种“猜测”，把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仅仅看成是不断的质变或革命，则是明显错误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理论和人类其它认识一样，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离开实践的科学理论，必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对自然或社会的每一个认识，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认识，所以它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有待于扩展和深化；但在这一条件、范围和程度上，它又是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在这个限度内不能被推翻并作为一个稳定的因素保留在客观真理的体系中，所以它又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波普显然否定了理论的绝对性。质和量是事物所固有的两个基本的规定性，事物的变化即通过量和质的变化而表现出来。量变是事物变化的开始，它达到一定的程度即发生质变，产生新的事物。在这里，既不存在没有量变的质变，也不存在没有质变的量变，肯定任何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都是形而上学的。波普的不断“革命”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累积观显然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极端。第四，他关心科学的动态过程，而不象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只注重对科学知识的静态逻辑结构的研究，这在科学认识史上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具有开创意义。然而，他对“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的分析，局限于“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局限于用“理性”这个逻辑范畴来重建过程。这样，他的科学发现方法论同科学实际相比仍然显得贫乏。第五，他反对科学通过累加或累进而进步的观点，强调科学是一个用新理论取代或抛弃旧理论的革命过程，改变了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知识观，具有进步意义；但他片面地把证伪、批判和革命等方面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和程度，抹杀了科学正常时期的建设性活动，使得他的证伪主义原则显得很机械和脱离实际。因而，他的方法论未能反映科学实际的这一方面，遭到后来种种“历史主义”学派的攻击。
［收稿日期]1999-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