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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面前始终萦绕着一个严肃的时代课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发达的西方社会，这不但在理论上十分尖锐，在实践上也非常迫切。既要向西方社会开放，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又没有什么出路，我们只能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优势做好创新的大文章，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这是社会赋予中国的历史责任。
在这方面，我们国内始终存在着左右摇摆两种态度，一种是闭关自守，一种是全盘西化。改革开放带来了丰硕的发展成果，人民越来越拥护这一政策，国门既然已经打开，便没有再把它重新关上的力量。中国的开放会使我们面临着“全盘西化”论的压力，所取得的成绩越大，这种压力也会越大，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西方经济与社会活力的积极影响，造成整个社会的误解，为彻底的西方化推波助澜。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在洋为中用的操作上已经遇到、并还会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探索有时会一下子成功，有时会出现暂时的曲折，需要不断地调整，调整的过程也是争论的过程，而出现的问题容易被人指责为西风东渐负面作用的结果，更容易被人看成西化不彻底的表现。回顾新时期几次比较大的社会波动，生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全盘西化的思想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必须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保持清醒的理论头脑，只有冷静地分析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联系，科学地选择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才能减少改革代价，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
中国知识界有济世的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既是政治主体意识，又是道德主体意识。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作为首先向世界敞开认识之窗的阶层，对于西方社会比较熟悉，对于新生事物比较敏感，在历史责任的驱动下，情急之心常常溢于言表，应该承认，全盘西化的思潮在知识群体里影响比较大。然而真理是理性的，既不能跟着感觉走，更不能感情用事，首先要在出思想的知识界、特别是党内知识界建立起防微杜渐的心理屏障。事必如此，理所固然。
（二）全盘西化的思想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出来兴风作浪，它并不是过眼烟云，而有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成熟的管理方式、优越的生活条件是全盘西化论者的实证依据，社会越开放，人们对这些了解得越多，持论者的说服力就越大。
但是，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多元因素在发生着作用；这些因素也是动态的历史过程，抹去过往的痕迹是不可能的，历史会融于现实之中，强烈地表现自己，这就必然带来社会模式的多样化，所以差别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社会发展不可能像现代大规模工业流水线那样按着统一标准进行批量生产。而全盘西化就是照搬与复制一种社会模式，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作法，按着统一模式来操作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发展的根在过去，梢在未来，它就像大树一样，同一品种也不会长得一样，更何况不同品种了。
我们可以用具体例证来说明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性。
从政治模式的角度来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保留着封建制度的尾巴，这是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革命者与英国皇家妥协的结果。而法国建立起来了比较纯粹的共和制度，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当年法国封建王朝与第三等级集团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关系，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就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制度。
从经济模式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比较地道，因为它在发展中所受的干扰比较小，历史条件典型；而日本经济自由度比较低，政府对生产发展的影响很大，那是因为战前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需求对经济导向具有作用，而二战后，其战败国的身份，使其在国际大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的条件比较恶劣，所以经济的快速恢复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与引导，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战略性突破，这就形成了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体系。
（三）文化深深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与生活方式之中，只能调整，不能重塑。西方世界在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后，经济全面衰退，但是能源匮乏的日本却在这一时期创造了经济奇迹，大有后来居上的气势，美国的管理学家对此大惑不解，后来他们经过深入地研究才发现，工业文明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团队精神相结合，构成了富有韧性与整体活力的日本企业运行机制，使得该国经济不但可以从容不迫的面对危机，而且把挑战变成了机遇。
比较优势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追赶型经济必须发挥比较优势。它同时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发展概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文化传统也是现代资源，应该将其彻底开发，充分“冶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扬长避短，铸就特色，形成独具的社会发展风格。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不应该被彻底抛弃，只能有保留地扬弃，生就为中国人就是一辈子的事，不但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远不能改变，就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性格特征、风俗习惯、处世原则、道德类型、人格标准等精神因素，也作为“集体无意识”牢牢地植根于灵魂中，这种文化传统不可能从中国人的心里全部清除。中国只能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走自己的路，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与解决社会问题，不重视文化个性，只强调共性，就会生出东施效颦的怪胎，自我失落了，又没变成他人，鲁迅先生笔下的这种假洋鬼子不是很讨厌的吗？
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济时总是出现“形变”，在别人那里非常有效的东西，到了我们这里效果就不大，甚至失效，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化传统的差异在其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管理背后是文化，管理之中有文化。
只要不是持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西方的学者也会认识到多元化的必然性。最近海尔集团的管理文化进入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学案例，这所世界著名大学的教授们聘请该集团总裁张瑞敏为学生们授课，哈佛的学者清醒地看到了文化差异对管理模式的影响，强力推行某种模式带来的必然是强力的排斥，民族习惯与思维方式作为文化积淀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呈现出某种本能力量，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消失。遗传与变异是对立统一关系。
我们可以试举两例来说明中、西方文化在重大问题上的差异。
首先从对待契约与道义的态度上来看。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人是契约主体，中国人是道义主体，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讲道义，中国人不守契约，而是指思维习惯核心所在，在西方人看来，守契约是最重要的道义，在中国人看来，讲道义是最有力的契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的契约意识永远达不到西方那种精细的程度。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工程合同繁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执行合同细节的“叫真”程度，也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种重文本而非人本的倾向，如果走到极端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合同语言永远也不可能全真地反映现实要求，这是因为符号本身就有表达的局限性与歧义性，人们除了遵守合同，还是需要信任、沟通，甚至默契。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中国人就应该提高契约意识，亦即法律意识，但是在契约中起作用的有法律，也有道德，道德是市场经济的精神伴侣，中国人讲究诚信为本，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德，如果把这些传统丢弃了，就会陷入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许多有识之士对于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他们那些世风日下的感叹并非不是杞人忧天。
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西方人秉承基督教传统，又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主张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善。中国的政治文化建立在上下有序的差别基础之上，执政者要节用爱人，为政以德，民载舟，亦覆舟，政治家必须有高度负责的民本意识。应该说，这种看法中包含着普遍规律，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牧民之术。只要有社会存在就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没有动力，会陷入绝对一致的“热死”状态。如果承认社会阶层与地位的差别，就有上对下、官对民负责的问题。西方政治表现为选民与领袖之间的制衡关系，中国政治表现为政治家的良心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关系。西方政治家重视选举时的承诺，监督机制显得十分重要。而中国政治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道德责任的角度来看，这种内圣外王的品格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百姓的政治责任通过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来实现，这也应该是现代优秀政治家的基本素质。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应该申明，这段议论并不抵制现代民主制度中许多进步的东西，只是要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说句公道话。中国现在有一种思潮，反对用封建主义的东西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东西，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数典忘祖，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传统文化，便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四）承认先进，学习先进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很容易成为拥护改革开放者的共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实事求是是一种历史现象，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因为它包含着事件的条件与过程，如果操之过急，实践的条件没成熟便急于求成，必定欲速不达。中国的大跃进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甚至制定了具体指标，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但是不论我们动机多么美好，无视条件，压缩过程的结果必然导致失败，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在与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建立了自己的民主制度。就反封建这一点来说，我们与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当然承认民主模式的区别，但是建立制衡与监督机制、提高选民的作用、扩大国家公务人员对公民的责任心等等，这些恐怕是普遍规律。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不断扩大民众对领导者的选择权力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然而值得警醒的是，在现代中国，民主有时更多地表现在方向上，不仅仅在操作上，也就是说，在实践中要想平稳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考虑时间因素。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在农村推行直接选举也要循序渐进地进行，条件成熟了，试点有效了方可实施，不可操之过急，一哄而起。
一个社会的民主素质首先取决于人的素质，中国传统的民本精神表现为“为民做主”的清官情结，老百姓的这种道德要求，能不能不受干扰地表现在选票中，看重亲情的宗法传统，急功近利的小农意识，一团和气的中庸之道都有可能影响选举结果，虽然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但是执行制度的可能也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如果推行某种有效制度的条件没成熟，就急于着手实施，便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民选的基础是选民，这与文化的普及、法制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都有关系，如果全民在政治上没有必要的准备就大规模地推进民主制度的改革，就有可能失去社会稳定，引起政治动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转移开去，出现“大民主”式的自由与无政府主义横行的局面，一旦原有制度崩溃了，新的制度一时又建立不起来，完善不了，损失就是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的教训非常惨痛。
（五）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并不是天衣无缝的理想模式，有些方面也不尽人意，他们自己也在试图改革，悲观主义者甚至觉得发达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或许基督教能解决物质主义的种种弊端，著名的社会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就鼓吹所谓的“新宗教”思想。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应该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疗救的方法，“新儒学”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上的学派。
不光学术界有无可奈何的观点，西方的政治家们也心生焦虑与困惑。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权威的政治观察家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不能担任世界领导，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国家流行着一种不负责任的纵欲的生活方式。最近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校园暴力活动，少年儿童开枪伤人，克林顿总统认为这是暴力文化引发的事件，呼吁对这种趋势加以控制，而在充分自由的经济体制下，当局对文化的影响相当有限，商业利益不可抗拒，性爱与暴力是流行文化飞翔的两翼，在要求业内人士考虑社会效果的时候，即使总统的声音也相当微弱。
西方制衡的三权分立可以起到限制权力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政治上无休止的争吵，有些是为了党派利益所故意制造的磨擦，这必然影响决策效率与社会公正。而且高昂的竞选费用也不可能使执政党超脱于经济利益之外而独立地处理社会事务，必然要代表某些企业集团的实际利益。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事务中的经济含量日益增大。政治商业化的趋势可能会愈演愈烈。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大陆有些人鼓吹全盘西化的时候，西方的有识之士却并不讳言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他们饶有兴趣地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的积极因素，从中寻找消化吸收与改造创新的机会。例如，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常常历时几百年方重复一个衰落的周期，除了开国君王与个别中兴之主外，皇帝大多平庸无能，但是家天下却能长期平安地存在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成熟的文官制度，中国封建王朝对官吏的选拔、晋升、回避、督察、考核、奉禄、奖励、惩罚、致仕（退休）等方面有一整套规定与办法，相当完备与严谨，这种对官吏的激励与约束的机制是帝王的执政基础。它已经形成了有效、合理的“自组织系统，无论最高决策者的驾驭能力如何，这个系统都能够有序地运转起来。一些西方高等院校行政学的相关专业教材，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西方社会的文官制度也从中国古代吏制中吸收了许多有效做法。
（六）全盘西化是一种很危险的“游戏”，不但不会带来发展机遇，而且可能失去国家的稳定与尊严。前苏联本来是能够与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综合国力强盛，是制约美国向全球到处伸手的主要力量之一。而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新思维”全面朝向西方偏摆，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没有循序渐进地对待改革，他们的全盘西化建立在全盘否定自己的基础之上，结果使前苏联政治上动荡不断，经济上迅速萎缩，成为昔日黄花，那么一个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的联盟大国，短期内便土崩瓦解了。作为西化的代价，西方许诺的援助也成了嗟来之食，时给时不给，而且常常带有各种附加条件，主动权完全操在人家手里。你不尊重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不能进行客观与科学地分析，自毁长城，谁还会可怜你？
要想说明苏联的败落，经济指标是最有力的证据。自1992年起，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连年递减，到1997年减为3300亿美元，不到1990年的一半，多年前就有人说他们的经济下降到了底谷，言外之意就是可能会开始回升，可现在依然不见有什么起色，想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还不知要到那一年，就更不用说长足的发展了，这种“休克疗法”的后果被称为改革代价，如果用市场经济的语言来说，改革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而中国没付出这个代价，经济却以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发展着。所以改革是用不着把国家赌上去的，前苏联领导人缺乏理性思考的情绪化行为，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倒退。
亚洲金融危机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打破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神话，使人们对此前流行的21世纪是亚洲与环太平洋世纪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比较复杂，国际游资的投机固然不可忽视，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亚洲被摇撼了的国家在经济上原本就有很大的隐患，危机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现在分析起来，教训是深刻的。这些国家长期照搬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思路，把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上，再加上城乡两元矛盾的加深，国内市场狭小，这就不能不过分地依赖西方社会；而且就在国家经济比较脆弱的时候，它们又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金融自由化的作法，缺乏必要的、冷静的监管制度，由此丧失了保卫本国经济安全的能力，在国际金融投机的大举进攻面前一筹莫展。
实践证明，全盘西化的观点肯定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早期的革命者试图把它全盘搬到中国来，结果导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等人悟出了一个真理，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做好结合的文章，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的对外开放虽然不是同一性质与同一层次的问题，但是从消化吸收，积极创新的角度来说具有共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而且应该特别注意，内因中原有的因素也在发生着作用，这是应该审慎对待的实践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