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出去论文,对策论文,风险论文,建议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与问题
我国企业“走出去”中面临着许多风险，既有商业风险和技术风险，也有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特别是还有法律风险。具体看，“走出去”的企业往往容易陷入以下几大“陷阱”：
法律环境的陷阱。一些企业是在对海外法律制度不了解的情况下走出去的，这些企业对海外的法律环境一无所知，就在海外投资、经营、上市。它们把国内“可行的”习惯做法搬到海外，结果发现这套中国式的投资经营理念与海外的法律环境格格不入。有的企业在海外上市，也把国内“行得通”的“圈钱”方式带到了海外，有的违规违法经营，甚至涉嫌犯罪。近年来相继出事的“创维数码”在香港涉嫌上市前伪造会计记录、贪污诈骗和挪用资金案，欧亚农业等多家上市公司近年来先后曝出伪造财务数据案都属此例。
海外并购的陷阱。相当一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采用的是海外并购的方法，但是由于对海外并购法律制度的不熟悉和文化环境的差异，这些“走出去”的企业为海外的并购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却收效甚微，有的损失惨重。当年，首钢收购秘鲁铁矿就是因为对当地的法律文化环境，特别是对当地的劳动法、工会法知之不深而交了昂贵的学费。有的企业纯粹为了“走出去”而去并购，由于不懂海外的并购法律，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人治”和“专断”的陷阱。相当一批“走出去”的企业其失败是由于企业决策者的独断专行造成的，不少企业的决策者在海外投资经营中极度缺乏法律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加之监管不力，制度缺乏，决策草率，违规经营，致使资产受到重大流失和损失。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违规越权开展石油指数期货业务，造成巨额损失即一典型个案。
除了这些外部风险以外，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自身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低价促销，相互残杀。我国企业涉足的大都是市场准入壁垒森严的传统制造业，生产和经销的多是日用消费品、纺织工艺品、五金、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打入国际市场，不惜采用低价促销的策略，竞相压价。这造成了两种不好的结果：一是压缩了企业自身的利润空间，损害了企业利益。二是引起贸易摩擦，招致反倾销起诉，损害了国家利益。
缺少行业的组织和协调。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但由于我国商、协会自身发展不成熟，它未能起到像西方发达国家商、协会在强化行业自律、规范和协调会员企业跨国经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研发水平低，缺少品牌效应。由于我国企业资金力量薄弱，人才储备少，在产品和市场研发上投入很少，造成了我国企业很少有自己的品牌，大多是贴牌生产、来样生产或定牌生产，利润低，很难建立起自己的产品形象，成为了廉价的生产加工基地。
融资难。我国的出口信贷、买方信贷、买方信贷、出口押汇等金融服务业务，基本上是面对国企或外企，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很难得到支持。
人才匮乏。缺乏懂市场、懂跨国经营、懂法律、懂外语、有产品开发能力的人才，这是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一大障碍，也是产生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
政府支持不够。我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宏观调控基本上就是一个项目审批制度，对投资后的监管、跟踪、统计、分析等管理服务功能薄弱。缺乏对海外中资企业的指导、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缺乏明确的海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市场导向，没有系统化的海外投资促进目标，从而增加了企业“走出去”的盲目性。
从宏观上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较晚，目前的国际化经营总体上仍旧带有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具体表现在：
投资结构的尚待完善。集中表现在地区结构、产业结构、规模结构三个方面。从境外投资企业的分布上看，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地理选择以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我国的境外投资企业已遍及世界各地。但从总体方面看，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地区分布仍相对集中在亚太经济区。其中，亚洲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投资环境吸引了我国大部分的投资。据估计，有近80％的投资项目位于亚洲。在产业结构上，我国的跨国投资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在规模结构上，以中、小型为主。据统计，目前90％的海外中资企业投资规模不到100万美元，平均单项投资额仅为57万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0万美元的水平，甚至低于东欧140万美元的水平。
分散化经营，企业之间缺乏横向的联系与合作。分散化经营，使得企业无法在资本、技术、市场、信息以及生产等资源上实现共享与互补，甚至会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内部过度竞争。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企业投资母体之间相互缺乏联系和合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企业都以兼并或建立策略联盟作为发展手段以实现规模效应，而我国企业显然尚未跟上这种跨国经营的潮流。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企业体制制约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模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集团公司以及国有股占控股地位的股份制企业。据统计，在海外6000多家企业中，国有企业约占80％。从行政级次划分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所属企业；从专业分类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和地方专业外贸公司和大型生产型国有跨国公司。由于至今都存在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使得海外的国有企业的分支公司，即使在业务上有相似和交叉之处，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和信息交流，他们之间存在的更多的是竞争和相互封锁信息。国有企业自身机制与国际跨国公司通行体制存在较大差距，也在本源上限制了海外企业的经营活力和经营理念，使海外中资企业难以像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那样以各种手段进行兼并和联盟经营。
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其核心资源满足市场需求、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根据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的分析，对外投资是企业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通常是技术、管理、品牌或市场)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经营行为。综观获得成功的外国和我国跨国公司无一不是在上述某个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而我国多数企业严重缺乏上述四种跨国经营所要求的优势，我国大多数企业通常拥有的优势是价格和廉价的劳动力，这些优势在国际化经营中又受反倾销等制约，常常难以发挥作用。
企业的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人才匮乏。这在国有企业中体现更为明显。从管理体制上看，一些境外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所有者代表监管不到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在实施跨国经营决策时，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投资项目、环境分析、地点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经营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等各方面，都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因而往往造成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蚀。“中航油”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从管理人才的培养来看，我国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的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的国际市场竞争。
二、化解我国企业“走出去”风险的对策建议
为了有效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这一战略对我国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在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上都应采取一些切实、具体的措施。
1.企业层面应采取的措施
1)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好核心竞争力。积极发展本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策略。要尽量避免在进入国际市场初期实力尚不雄厚的情况下，盲目扩大多元化。同时，应注意扬长避短，避开与跨国公司直接展开竞争，而应注意于跨国公司尚未注意到或目前尚未或无法涉足的领域或地域。通过自主开发、合资开发、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品牌形象。近年来，我国家电业涌现出来的海尔、海信、TCL、康佳等企业都是苦练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中立足的典范。
2)要尽快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强大企业集团，增强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能力。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集中体现在该国大型企业集团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上，例如美国就依靠福特、波音、杜邦及其他许多跨国公司，韩国则依靠现代、大宇等1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我国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取决于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因此，我国企业应努力通过兼并、收购、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运用市场化和国际化手段，增强与外国跨国公司平等对话的实力。尽管我国目前在家电、纺织、石油化工、汽车、民航、有色冶金、钢铁、外经外贸、商业、电信、金融等行业已初步完成或已开始组建企业集团，但国际竞争力还尚待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企业集团不仅要“大”，更重要的是要“强”。
3)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培养适应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要加强所有者(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所有者代表)、董事会对包括投融资决策在内的重大事项的集中控制，切实履行监事会和外部监事的职能，强化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遵循国际通行准则，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积极培养人才，完善人才管理。人才不足是我国企业扩大国际化经营规模、提高国际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发展国际化经营管理，不仅需要金融、法律、财务、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更需要有战略思想和熟悉现代企业管理的经理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之不足。另外，跨国公司经营人才本土化也是一种趋势。因此，海外我国企业实行人才本土化，揽四海英才为我所用，也是一项明智之举和行之有效的发展捷径。
4)要广泛开展企业间的联合与协作，发挥整体优势，以增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建议着力抓好以下工作：第一，注意通过改革把国内外贸企业的优势和工业生产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使他们能够打破部门、行业界限，自主进行股份制的强强联合，以迅速壮大“走出去”企业的规模和实力。第二，注意鼓励国内的企业集团开展联合与协作，组建起一些有较强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以形成综合优势。第三，注意促进我国已“走出去”企业与未“走出去”企业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以满足已“走出去”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推动境内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第四，注意加强与境外企业的合资与合作，尤其要注意利用国内企业现有的设备和技术“走出去”向国外直接投资，以分散投资风险，减少人员和费用开支。第五，组建“走出去”企业协会，避免企业间的无序竞争。组建企业协会，一方面促进同一行业的企业利用行业优势共同开拓市场，共同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在行业内实现信息、资源、市场的共享；另一方面加强对“走出去”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和纠正损害国家利益和国有资产的不正当经营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走出去”企业的相互联合、密切协作、一致对外。
从法律角度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资本流动愈来愈快速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下，企业要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应注意要熟悉国际规则，懂得国际惯例，特别应该了解和研究投资经营所在国当地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在海外上市和项目投资过程中尤其应注意事前的法律论证工作，做到规范投资，科学决策，防范和规避法律风险；对于海外上市公司来说，应该建立起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信息披露意识，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原则，严格按照海外资本市场规则行事，不存侥幸和蒙事心理，对法律有敬畏之心，要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2.政府层面应采取的措施
企业走出国门一定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政府部门要顺应形势，切实转变职能，为企业走出国门服务。一方面要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努力发挥市场要素对经济决策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灵活运用财政、货币和监管政策等手段来影响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不以单纯的行政命令去管理企业。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着力抓好以下方面工作：
1)加强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指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要定期选定和公布对外投资的鼓励行业，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加快改革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投融资管理体制，适当加大财税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促进对外投资的政府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同时要积极推进国际多边合作，为我国企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要配合国家放宽境外投资审批限制的政策，制定出不同类型的企业“走出去”和到境外投资的近、中、远期目标和计划，初步建立起对企业“走出去”具有指导意义的宏观政策。要深入、细致地搞好市场调研，使企业“走出去”的引导、组织工作由战术型向战略型转变。国内哪些企业应该走出去?境外投资应以哪个行业为主，这是市场目标定位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要支持或配合企业搞好市场调研，使企业能自主地结合自己的比较优势，对“走出去”的行业、地区、投资方式、投资主体等要素进行认真地选择、分析，从而有步骤、有重点地推动我国有实力的企业拓展境外市场，并使行业相对集中、相互配合。
2)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地方法律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一是要扩大“走出去”企业的信贷资源，一方面建议商业银行适时建立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体系，帮助企业分析风险，并以此作为提供信贷的依据；另一方面，伴随我国入世，金融业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国内企业应利用外国在华投资银行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信贷资源为自己“走出去”，发展规模经济服务；二是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使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真正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对外投资需要法律的保护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实践一直走在立法的前面。到目前为止，仅有一些关于对外投资行为的管理规定和办法，《对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仍然没有制订出来。而随着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迫切需要更高层次的法律出台，以切实维护相关投资者利益和制约相关投资行为。建议加快建立、完善“国内企业境外投资审批制度”、“境外投资权益保护法”(包括税收减免、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国内企业境外投资可行性评估制度”等)。
3)完善监管体系。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加强政府的监督与管理职能，这是“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健康发展的保证。既要加强管理，又要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对投资的后期监管应予加强，主要是建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对外投资企业逃税的机制；要完善对外投资统计制度和海外企业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海外企业必须向政府部门公开和披露法定信息，便于政府对对外投资宏观情况进行监管，这也是完善对外投资统计制度，真实反映对外投资状况的基础工作；加强外汇监管，建立用户资料库，科学管理外汇的使用和回收，做到既方便企业用汇，又有利于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还要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减少政策之间不匹配现象；建立政府、行业协会等多层次的组织协调功能，制止恶性竞争和欺诈行为，维护经营秩序和我国企业整体商誉和形象。对国有企业“走出去”要强化监管，加强约束，实施阳光程序和严格的问责制度，建立完善顺畅的危机处理机制。中国现在海外的国有资产数量多，规模大，家底不清，国家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对海外国资的监管审计机构，对海外国有资产的经营、预算、交易、转移和处置专司审计和查处职责，以尽力杜绝国有资产流失之路。
4)“走出去”战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选择与调整。“走出去”的主体的确定，不是根据企业所有制的性质，而是看企业是否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跨国经营和对外投资的条件。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如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国际市场。走出去战略的鼓励政策不应该拘泥于国有企业，而应从培育我国跨国公司的目标出发，将具有潜力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优势企业作为政策鼓励的主体。
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工作，对于企业走出国门避免盲目性，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和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建议尽快将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提到议事日程。
三、关于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几点思考
针对近年里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实践，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一是是否建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家队”?二是“走出去”战略要靠什么来支撑?三是是否要改变传统的“创汇”观念?四是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的条件?
1.是否组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家队”?
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企业的确面临着国际市场上许多商机，如果抓不住这些商机，对我国的经济是个损失。以国际工程承包建筑这一行业来说，全球每年的营业额大约在3万亿美元以上，而我国每年在这方面所承揽的业务量只有大约300亿美元，仅占世界的1％。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极不相称。因此，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走出去”的历史阶段。国家在这一时期要有政策上的支持和管理服务上的指导和帮助。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日本的一些经验。日本的企业分成两类，一是像三菱、住友、丰田这样的大跨国公司，二是在国内经营的中小企业。国家和政府对待这两类企业的待遇是不同的。日本的大商社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常强的经营能力，当然这些大企业与国家的扶植有关。今天的中国是否也要着力扶持一批“国家队”，给这些企业一些专门的照顾和扶持，让他们当先锋，到国外殖土拓疆，创造和总结经验，从而带动其他企业走上国际市场。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一定要有国家行为，不能仅仅是企业行为。但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又有所不同。日本的企业是市场化的企业，企业机制比较完善，现在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国有企业不转变，国家也很难扶持。所以，“国家队”的战略可能还难以实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家管得太紧，容易贻误商机，国家管不紧，容易“跑冒滴漏”。
就这些年的实践看，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效益都不太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开拓?应该说企业机制和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当企业制度还没有达到适应国际市场的时候，仅有国家扶持的热情是不行的。“走出去战略”不能仅仅是政府的一个口号，关键要有企业制度改革来配合。但现在可喜的是，中国已经冒出了一批新机制的企业，象青岛海尔等，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有了不俗的表现。因此，通过这些企业，我们又树立起了信心，“国家队”的战略是可以实施的，关键是“国家队”的成分应该是不仅有大国有企业，还要有已经产权多元化的民营企业。国家扶持的对象应该是这样一些业绩优良的企业。国家应快速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配合这些企业的海外开拓。
2.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要靠什么来支撑?
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大企业的大项目，二是小企业和个人的小项目。值得重视的是，与大企业的大项目比，小企业和个人的小项目同样可以开拓海外市场，获得大效益。有统计说，出国一个劳工的创汇能力是国内一个人创汇能力的三四倍，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近些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和个人外汇存款额迅猛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说，不能轻视“小打小闹”的个人行为。实践证明，民间的个人行为近些年里已经成为中国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支柱，政府要重视这条腿的作用。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的各种成分的民营小企业将展开一波海外渗透，中国的希望很可能寄托在这批小企业身上。在大企业海外出击还不成熟的时候，小企业可能更游刃有余。因此，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一定要大小结合，相互支撑。政府部门一定要有这一意识。
3.是否要改变传统的“出口创汇”观念?
今天我国的出口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创汇”这一意义上了。外汇对于我国来说已不是紧缺货币。从长远来看，只要管理得当，外汇对中国可能形不成当年在拉美国家、俄国、东亚金融危机时期在东亚国家那样的威胁。因此，我们现在要有新的意识，那就是不仅要创汇，还要学会用汇。对外投资就是用汇的表现。如果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外汇管理部门有了“用汇”这一新意识，那么在外汇限制上就会大大减弱，对企业的用汇申请就会降低门槛了。因此，要充分认识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问题，要在用汇上下点工夫，对企业用汇该放开的就放开。但放开也不是说盲目地鼓励用汇，对外汇的使用途径和领域还要有区别的限制。
4.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发展到海外出击的历史阶段?
近几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以每年平均400多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国内的外汇总量大约在5000亿美元左右。货币买卖的进大于出，对人民币的币值产生了较大的升值压力。这种局面估计还要持续几年。正是这种局面的出现，使中国经济产生了海外开拓的强烈要求，也使中国一些企业具备了海外开拓的条件。
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资本输出和产品输出的历史阶段，就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一个要与英国争夺殖民地，一个是发动侵华战争。在帝国主义历史时期，资本输出的表象和特征就是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扩张市场，推销产品。今天，世界的政治文明已经发展到全球化理念阶段，所以，像中国这样需要资本扩张的发展中国家急需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自己的市场拓张。
但是，中国的海外市场扩张要求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之所以今天许多中国企业要到国际市场上找饭吃，是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在国内市场上已经无所作为。所以，现实逼这些企业要到海外开拓。但认真观察一下国内的二元社会结构现实，就可以看到国内还有许多欠发达地区，许多部门还极需要资金来发展，许多产品也不是在国内没有销路，只是由于贫穷才使一些消费者缺乏消费能力。因此，中国的企业和资金面临着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国外那些超级客户服务，还是惦记着国内的一些低级客户。
当前流行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逐利制度，所有的企业行为都围绕赢利目的。正是这样一种制度，使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无数个断裂。企业你追我赶，最先进的跻身于国际发达社会，最落后的沦入社会边缘。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先进企业对这一个国家整体社会的贡献。在这个问题上，企业的行为取决于国家的行为。国家应该有引导性地帮助企业在国内发展，将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的发展上。正是因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城乡差别和严重的不均衡发展，所以，中国远未达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那样的全球资本出击阶段。要透过虚假表象来看现实，在适当地展开海外经营之时，重点还是要放在国内的建设上。这是对中国大的战略发展的判断。至少在10到15年之内，中国还要将资金和技术、人才重点用在发展国内。“走出去发展”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发展战略，只能放在一个次要而谨慎行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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