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的学理演进与引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贫富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是我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不仅是历史性问题，也是现实性问题；不仅是经济学问题，也是社会学、政治学问题。贫富差距是改革和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内学术界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始于1980年左右。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学术界主要针对原有分配理论进行探讨。如王小强在《富饶的贫困》一书中向人们讲述了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马太效应”，并警示我国未来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1]。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两极分化、各种分配方式等问题的探讨开始成为热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贫富差距的矛盾日益显现，引起了更多学科、更多研究者的关注。2000年以来，贫富差距现象更加凸显，国内学术界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成果进入了高产期，有更多的学术资源汇集到对该问题的探讨之中。
一、贫富差距的度量与争论
学术界度量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的指标较多。常用的有方差、标准差或变异系数等，也可以用洛伦兹曲线图、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比率、阿鲁瓦利亚指数、变异系数、阿特金森指数、s收敛指数和b收敛指数、Kemel估计量等测度方法来衡量。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距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一）基尼系数的内涵与应用
1922年，意大利统计学家Corrado Gini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一个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用来反映一个国家贫富的差距，称之为基尼系数。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存在严重两极分化。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Harrison、Bluestone(1988)通过对美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研究得出了美国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而扩大的结论。Pedro Conceicao、Janles K.Galbraith(1996)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69～1992年的基尼系数数据进行筛选，并对数据最完善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基尼系数作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越到后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越明显。
曾国安、洪丽运用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最新修订版WIID2b(UNU-WIDER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Version 2.0b，2007)的数据，选取了13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发达国家，分析各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及现状。研究结论表明：总体上，各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美国、新西兰的居民收入差距最大，分别为0.4641（2004年）、0.4020（1996年）；挪威、意大利、丹麦、英国、加拿大、希腊、日本、德国目前收入差距水平相对比较合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芬兰、荷兰、瑞典的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分别为0.28（2002年）、0.258（2001年）和0.2522（2003年）[2]。
洪丽又选取了11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计算得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国家有2个（印度、印度尼西亚），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的国家有4个（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乌拉圭），基尼系数在0.5以上的国家有5个（南非、哥伦比亚、肯尼亚、巴拿马、马来西亚）。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多数都超过了0.4，高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问题突出。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最高，拉美发展中国家次之，亚洲发展中国家相对最小[3]。
（二）基尼系数在我国适用性的争论
我国的基尼系数，基于不同的数据来源、不同的研究机构，得出结果并不统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88～199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由0.341上升到0.343，平均每年上升0.001；1990～2000年基尼系数由0.343上升到0.417，平均每年上升0.007；2000～2007年基尼系数由0.417上升到0.485，平均每年上升0.097。
2006年6月，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我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
厉以宁(2002)认为，基尼系数通常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而我国目前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并且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较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他重新定义了基尼系数的算法，即按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先分别算出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方法算出一个基尼基数。根据这种计算方法，我国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均在0.32～0.35之间，加权平均之后，也大致在这个水平上，基本上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费传宝、柳希超等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这是试图通过一套所谓的新的计算方法，得到一个所谓的新系数，来否认真正的基尼系数，从而弱化我国目前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4][5]。
魏杰(2006)对基尼系数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产生了置疑，并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理由和观点：
第一，基尼系数评判标准的局限性。基尼系数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抽象，这些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完成了城镇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
第二，基尼系数在动态分析中的局限性。基尼系数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静态指标，但不能反映出各个收入组动态变动的情况。
第三，基尼系数面对二元结构时的局限性。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都很小，但是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较大，导致整体的收入差距变得很大。
第四，基尼系数在收入结构分析中的局限性。基尼系数虽然综合了各收入组的信息，但并不能体现出收入结构的不同。
尽管学术界对于度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存在一些争论，对于基尼系数能否准确衡量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存在一些质疑，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用基尼系数来分析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二、贫富差距的表现与成因
关于贫富差距的表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和分析，梳理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阶层差距四个方面。这些差距的形成各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分别梳理和归纳如下：
（一）城乡差距的表现与成因
1.城乡差距的表现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有快速下降之势，1978年城乡收入比率为2.37∶1，1985年下降到1.72∶1。但从1985年起，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率又呈现迅速上升之势，城乡收入比由1985年的1.72∶1提高到1999年的2.65∶1，2000年达到了2.80∶1[6]，2003年又扩大到3.24∶1，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农村为515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3.33∶1，如果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约为5.16∶1。
2.城乡差距的成因
第一，自然属性不同导致城乡差距必然存在。王钊认为，城市和农村是人类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聚居方式，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分布方式。农村面积广，居民分散；农业领域宽，资源松散，在农业和农村很难实现资源的集中从而难以产生聚集效应；而城市人口集中、产业集中、资源集中，很容易形成聚集效应，这种自然因素使城乡差距客观存在[7]。张凌云认为，我国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城镇居民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由于农业生产条件普遍落后，基础设施普遍薄弱，农业与土地生产资料密不可分，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8]。
第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形成城乡差距的根源。蔡昉、杨涛(2000)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选择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形成城乡差距的根源。这一战略通过吸收农业剩余，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对城市进行补贴，意图迅速达到工业化。其相应的体制使资本过度集中于城市产业，劳动力过度集中于农业，城市职工劳动生产率和报酬水平远超过农村劳动力。其结果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扭曲，并形成对城市居民的倾斜。陈斌开、林毅夫通过理论模型推导证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镇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重工业部门低就业需求的特性，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同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生产效率低下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9]。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杨宜勇等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经济、城乡体制、城乡行政管理的二元结构对总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占60%以上[10]。马宇文认为，城乡二元经济长期分割，造成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所能利用的资源稀少，劳动生产率及创造的财富总量无法迅速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1]。宾建成(1997)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工业与其他非农产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受益较大，而农业投入相对减弱，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第四，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加剧城乡差距状况。王钊指出，政府实施城乡有别的财政投入政策，国家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支出方面存在城乡不均，是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12]。韩俊认为，土地收益分配向城市和非农部门倾斜，农民得到的收益太少，而且征地补偿办法不合理，征地范围过宽，征地程序忽视农民意愿，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保障[13]。陈斌开等(2010)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有较大关系，这个政策导致城市教育部门教育质量高于农村，进而使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高于农村。
（二）地区差距的表现与成因
1.地区差距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
分时间段来考察地区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Duncan & Tian(1999)、Kanbur&Zhang(1999)等的研究结论都一致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总体上是缩小的。大多数研究所关注的时间段集中在1985～1995年这十年，研究得出的结论均为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Lyons(1991)、魏后凯等(1997)。在2000年左右的研究文献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995～2000年左右的地区收入差距变化不大，如陈宗胜、周云波(2002)，万广华(2006)。
最近十年，学者们普遍认为地区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高连水认为，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在体制改革过程中阶梯上升。东、中、西部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普遍大于东、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中，西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最大[14]。
广义的地区差距不仅包括地区收入差距，还包括地区经济差距。吴三忙、李善同用泰勒指数和基尼系数分析了1978～2007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的历史轨迹，并从地区和产业两个视角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变化进行了结构分解，基本研究结论是：第一，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总体上以1990年为时间拐点，呈现“U”型变化，但是2003年后又呈现缩小趋势；第二，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贡献者；第三，第二产业的地区差距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因素，贡献率维持在50%以上，但其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的地区差距正演变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贡献者[15]。
2.地区差距的成因
第一，资源禀赋不同是产生地区差距的基础性因素。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自然条件、资源条件、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基础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张沂、龚德恩(2002)指出，我国三大经济区的资源禀赋严重不均，东部地区河流密布，矿产少，但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同时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完备，科技水平较发达。中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交通条件相对较好。而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资源，但地处边远，交通、信息闭塞，经济基础薄弱。各地区竞争起点不同，对其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区间居民的收入水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二，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Yang(1990)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内陆地区在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步拉大，而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又对扩大地区差距起到了一定作用。蔡昉、杨涛(2000)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逐渐形成并实施了对东部地区提供优惠和鼓励的发展政策，使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心东移。以牺牲中西部地区发展为代价的这种政策，导致区域间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差异的扩大。
第三，市场化程度差异助推地区差距扩大。杭行等提出，市场化带来的马太效应使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不同的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不一致，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一个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越彻底，市场化程度越高，则这个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经济发展越快；而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周围市场发育水平较低地区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也将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一地区，从而进一步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东、中、西部的市场发育不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持续扩大起了助推作用[16]。
第四，产业结构不同是形成地区差距的重要诱因。杨宜勇认为，产业层次发展高低不同，产业结构转换水平不同是形成地区差距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调整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形成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由于各地区在产业结构发展起点等方面的差异，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效果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产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增长乏力；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新兴产业比重较低。这导致与东部地区产业产值增长差距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17]。
（三）行业差距的表现与成因
1.行业差距的表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行业的收入差距有明显扩大趋势，198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1.68倍，1985年扩大到1.81倍，1995年增至2.23倍，2000年是2.63倍，2006年更高。
国际上公认的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顾严、冯银虎(2008)借助非参数估计中的Kemel方法，对1978～2006年我国十几个大行业人均实际工资概率分布形态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由单峰向双峰转变，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非常明显，并已经显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农业、批零贸易和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等低收入行业一直没有摆脱不利地位。
近年来，我国行业收入分配总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则更高。目前，高收入行业主要集中在金融证券业、邮电通信业、航空运输业等行政垄断行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自然垄断行业，而一些基础性的、传统的、竞争充分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收入增长却始终迟缓，平均收入相对较低，形成了行业间较大的收入差距。
2.行业差距的成因
第一，行业性质决定行业差距必然存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2010)的研究表明，每个行业都有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行业自身的性质是行业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市场经济中，即使所有行业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由于各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人力资本存量、市场需求环境、行业间竞争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决定其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及产值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因此，各行业发展也不可能呈现齐头并进的局面，从而导致不同行业收入分布不均，甚至出现差距悬殊的状况。
第二，垄断是造成行业差距的重要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导致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行政垄断，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带有倾斜性的政策制度必然导致行政垄断的形成。垄断行业通过阻碍竞争，享受国家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将其谋取的部分高额垄断利润以不同的形式分配给职工，导致行业高收入现象的存在。姚芳等认为，经济生活中常见的市场结构有不完全性的垄断竞争、寡头垄断，所以各行业在收入分配中不能统一获得平均利润。垄断使某些行业得到超额利润，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18]。
第三，政府缺乏有效监管致使行业差距不合理。卢嘉瑞等认为，行业收入差距之所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治理，没有对某些重点行业采取坚决有力的治理措施，对其收入进行调节和规范，致使这些行业的收入始终保持一个不合理的高水平[19]。杨宜勇等认为，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都是由政府原有关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转变而来，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暴利行为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政府职能与管理的错位、越位、缺位是暴利现象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20]。
（四）阶层差距的表现与成因
1.阶层差距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加快，差距越来越大，我国社会已出现了个人收入差异较大的不同阶层。在富翁阶层、白领阶层、小资群体生成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下岗职工、停产或半停产企业职工、失业人员、因疾病、年老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者[21]。李实等(2005)指出，我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唐钧认为，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22]。
2.阶层差距的成因
第一，分配制度改革诱发阶层收入差距产生。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分配政策上开始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个人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孙殿明、韩金华认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决定了生产要素所有者占有生产要素种类和数量的不同，以及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不同，自然会导致生产要素所有者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现。现阶段，相对于普通劳动力而言，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普通劳动者与资本、技术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23]。曹晓军等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实行会对已有的收入差距产生强化和极化效应，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24]。
第二，非法收入使阶层收入差距显性化。曹晓军等指出，在经济领域，存在着通过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走私贩私、欺行霸市等非法手段获取的高收入；在政治领域，存在着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力寻租等方式牟取的暴利。这些非法收入的存在加大了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25]。王小鲁(2007)认为，公共资金流失、金融腐败、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等造成的灰色收入干扰了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在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扭曲了竞争条件下形成的要素配置格局，导致资源配置劣化，影响效率和经济发展。在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第三，收入调控政策不力使阶层收入差距扩大。邓子基、王道树(1997)认为，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没能很好地体现量能课征的原则，而且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我国尚未建立起针对个人财产存量及其转移进行调节的收益类税种，如不动产税、遗产与赠予税。此外，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统一，又不健全，在资金筹措上没有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式，政出多门，效益较低。由此造成政府以及社会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及其生活困难问题的解决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
三、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对策建议
贫富差距过大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也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我国贫富差距日趋扩大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如何抑制贫富差距扩大，也引发了学者们的积极思考与探讨。
王伟中(2004)认为，要解决经济领域中存在的资源配置不公、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就必须在制度创新上作出根本性的努力，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全面解决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问题，从根本上制止权力的市场化。同时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使政府真正成为为纳税公民服务的机构。这样才能在经济高效率运行的同时，让国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使国家稳步快速发展。
王德文等认为，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要实施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平衡发展战略，要对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重新定位，让广大农民也能够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看，实现农民收入更快地增长，特别是探索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才能遏制和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农户之间的分工分业，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就业，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生活设施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金融体制改革，通过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促进农民增收。重视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培育新型农民，在提高劳动力技能的同时，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进而通过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改善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关系，为缩小收入差距奠定市场化的制度条件[26][27]。
林毅夫等认为，缩小贫富差距必须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国家要实行政策转移，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大扶持力度，使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重点领域，大力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实行优惠的信贷政策。要给予欠发达地区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吸引外资流入。要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的科技资源，提升竞争力。未来还应在加快物质资本积累、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等方面，大力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由扶贫“输血”转为扶贫“造血”，鼓励欠发达地区开发优势资源，生成内在的自我发展活力，最终的目标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生产率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此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缩小贫富差距。
曾国安认为，垄断行业的高度垄断依靠的是严格的经济管制制度提供的保护，要解决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的问题，就必须改革经济管制制度。政府应该放弃对部分行业的管制，特别是要放弃对垄断行业投资的管制制度，放松对部分行业的管制，同时改革管制方式，建立起公平竞争的机制，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非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28]。
林毅夫(2010)指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有三个领域非常重要。一是金融领域。我国金融体系主要为大公司和富人提供资金服务，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以及小农户难以从中得到资金服务。穷人将钱存到银行，实际上是补贴了富人和大企业。二是改革中财富转移的不公，如资源开采税费较低，国家所有的资源转移到资源开采企业，造成财富转移中的分配不公。三是垄断性行业也加剧了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贾康(2008)认为，政府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政府还应出台鼓励政策，创造更多的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和完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职工劳动报酬的稳定增长提供保障。要使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壮大起来，成为社会的主体，即发展“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他还指出，以规范的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这是对待高收入阶层的一种基本政策。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也是由间接税为主逐步向以个人所得税等为代表的直接税过渡。现阶段的工作重点首先要放在高收入群体方面，并积极研究和推行物业税（或称房地产税、不动产税）和遗产税、赠与税等，使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和财富真正得到有效的再分配调节。
安体富、蒋震建议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构建“民生财政”。所谓民生财政，就是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环保、公共安全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占到相当高的比例，甚至处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递进，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教育、社会福利等支出，而且这方面的支出大大超过其他方面的支出，也会快于GDP的增长。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也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逐渐确立了“公共财政”，财政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29]。这会有助于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
郑功成认为，社会保障是调节收入分配的综合性手段，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不仅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和保证国民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作用，从更长远的目标来看，还可以通过它来最终迈向福利社会。
首先，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可以影响和改变初次分配的格局。通过建构工资、社会保险与职业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来提高劳动者报酬并适度平抑畸高的资本收益，既能够保证劳动者的即期收入，又能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其次，社会保障是再分配领域中调节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无论是社会救助、社会保险还是各项社会福利事业等，均需要财政拨款支撑；社会保障同时也吸引着社会资源，如雇主缴费、社会捐献等，其对财富的再分配作用突出。最后，慈善公益事业可以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慈善公益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上的民营社会化保障事业，可以帮助现实中的脆弱社会群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社会保障和弘扬优质社会道德的双重作用[30]。
四、简要述评与展望
关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走过了30多年，经历了由初步研究到重点综合研究的过程，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其发展的轨迹、关注的重点、价值的判断呈现出多种形态。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市场经济运行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产物，合理适度的贫富差距，能够利用普遍的利益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落差压力，来驱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不合理、超度的贫富差距，则容易引起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引发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下降，这在最近十年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共鸣和担忧。
在对贫富差距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过程中，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泰尔指数、Kemel估计量、五等分比差法等技术和方法，都被用来度量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的具体情况，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对贫富差距及趋势作出判断时，使用的方法有差异，但大都认为变化呈现周期性的特点，对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继续扩大的趋势大都认同。虽然这些分析指标仅仅局限在量的方面的测定，但在说明贫富差距的具体程度上，无疑是科学有力的。应用最为普遍的是基尼系数，尽管对基尼系数能否准确衡量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存在一些争论和质疑，但是对于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既是民众的切身感受，也是大多数学者达成的共识。
贫富差距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梳理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阶层差距四个方面，也有部分学者对贫富差距的表现进行了更细致的阐述，例如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富差距等。这些差距的形成各有深层次的原因，学者们从多个维度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究。但是从产业比例结构及产业组织结构失衡方面原因的探讨非常有限，也极少有学者从一个国家创造财富和发展模式的要素利用结构方面来思考分析这个问题。在诸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中，究竟什么因素是主导性因素，学者们各执己见。关于这些关键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程度、影响机理的研究相对匮乏，对各因素之间的交叉与相互影响，缺乏定量的研究，这也是今后研究中应当注意的。
面对我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需要理性地看待，科学地分析，积极地应对。学术界从多学科、多视角的维度力图为解决不同时期的贫富差距问题提出有益的理论探讨与对策，但对于已经实行或正在实施的政策举措，缺乏对其适用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评判；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尚未形成全面的、系统的、有效的、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体系。“十二五”期间，贫富差距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引发政府和学术界的热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家建议“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应作为一种全新思路和战略，成为“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近来围绕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我国是否将实施收入倍增计划的讨论较多。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贫富差距的治理路径选择，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这也将成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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