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奇逊、摩根索与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新中国论文,摩根论文,拒不论文,艾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理解亚洲冷战来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承认政策是个中心问题，它依然要求学者予以注意。对于这个政策的一种由来已久的解释，是国会和公众舆论阻止了华盛顿承认北京。50年代期间，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流派使得这种看法成为学术上可尊敬的。现实主义泰斗汉斯·J·摩根索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捍卫国家利益》（1951 年）中断言，受院外援华集团影响的国会反对派阻止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和解的努力，尽管在杜鲁门行政当局内，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及其主要幕僚们认为此种和解符合美国利益。（注：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1951),pp.202-208,221-242.）
摩根索并非历史学家，然而在承认与和解问题上，有理由相信他的观点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关于杜鲁门时期对华政策第一项有份量的学术著作是由摩根索的得意门生邹谠撰写的。邹谠重复了他的恩师的观点，即国内舆论对拒不承认北京起了关键作用，尽管由于档案文件仍属保密，他无法用公开文件以外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辩。（注：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 1950 ( Chicago,1963),pp513-519.摩根索为此书作序。而且据邹谠说， 摩根索说服他写作此书，并且在写作过程中予以重要“指导”。见该书， vii- viii,xv.）直至70年代为止，他的习作一直是关于这课题的首要成果。因此，现实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中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中心问题可以得到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像艾奇逊及其幕僚这样细致精明的官员怎么会坚持一项如此显然无益的政策，一项同他们有时宣称的权势均衡现实主义截然相反的政策。
不管这种解释听起来多么令人信服，在摩根索本人的文档中存有一些文件，它们既强烈显示有必要对此解释持怀疑态度，同时又直接涉及1949至1950年间“现实主义”要求有什么样的美国对华政策。1957 年7月，摩根索和艾奇逊彼此通信，讨论未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这些书信学者们从1973年以来就能够在密苏里州独立城杜鲁门图书馆所藏艾奇逊文件中得到，同样自1984年以来还能在摩根索文件——起初藏于弗吉尼亚大学埃尔德曼图书馆，现藏于国会图书馆——中得到。（注：本研究札记中复述的文件副本置于： Dean
Acheson Papers, Post-Administration Files,File:Comments requested on
Foreign Policy Matters,1957,Harry S.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Missouri; Dean Acheson Papers Folder 289,Box 23, Yale University Library,New Haven,Connecticut;Hans J. Morgenthau Papers,File:Acheson,Dean,Box 2,Library of Congress.）但是，它作为研究杜鲁门政府不承认政策的一项资料来源的重要性一直被忽视了。
鉴于对艾奇逊1949至1950年在对华政策制订方面所起作用的流行解释，这些涉及美国头号现实主义学者的艾奇逊——摩根索通信有其特殊意义。由于杜鲁门时期的美国档案资料在70年代解密开放，对杜鲁门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解释得到了进一步支持。晚近开放的文件表明，艾奇逊及其幕僚经常推测毛泽东领导中国可能仿效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实行公然独立于苏俄的路线。某些学者依凭这一证据，论辩艾奇逊在1949至1950年间为了鼓励出现此种结果，试图形成一项同北京和解的战略，包括予以外交承认、进行贸易和同意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公众和国会的反对（在某些论述中还有行政当局内部的抵制）使艾奇逊无法实行这一战略。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行动，即虐待美国官员和没收美国财产，加强了美国公众对毛泽东政权的反感，并因而加强了对于艾奇逊所宁愿采取的方针的国内抵制。（注：Nancy
Bernkopf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1983),esp. pp.173-194;Warren I.Cohen,"Acheson,His Advisers,and China,1949-1950,"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1980),pp.13-52;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oh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Foreign Affairs,LII(1974),pp.390- 397; 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1987),pp.161- 173; David Allan
Mayers,Cracking the Monolith:U.S.Policy against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1949-1955(Baton Rouge,1986),pp.55-63.）
相反，另一些历史学家争辩说，艾奇逊是按照他自己对美国利益需要的评估来对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反应的。这些学者不否认艾奇逊探究了和解设想，但他们辩说他未给予这设想明确的和一贯的支持。他们并不怀疑国会多么反对承认，也不怀疑此类反对会如何阻碍行政当局的政策。然而，他们确实强调国务卿本人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厌恶，提示他与美国公众， 或他与国会之间在看法上没有什么基本的不同。 （注：William Whitney Stueck,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1981),pp.113-152;David Mclean,"American Nationalism,the China
Myth,and the Truman Doctrine:The Question of Accommodation
with Peking,1949-50,"Diplomatic History,X(1986),pp.25-42;Gordon H.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1990),pp.15- 76; Ronald L McGlothl,Controlling the Waves:Dean Aches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Asia(New York,1993),pp.152-158.对这辩论的很好的概述，见Robert J. McMahon,"The
Cold
War
in Asia:The ElusiveSynthesis," in Michael J.Hogan ed.,America in the World:TheHistoriography of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1(Cambridte,1995),pp.509-512.）
80年代以来，这场争论不再占据学术前台，这不是因为形成了新的共识，而是因为各种新资料的开放使注意力从杜鲁门政府转向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而就1949至1952年期间而言，转向了中国而非美国的政策。一些学者争辩说，现可利用的中国文件展示了这么一幅图景：中国共产党政权由意识形态、历史经验或国家利益所决定，至迟到1949年已决意采取僵硬的反美立场。 这些发现使早先的辩论是否重要变得大有疑问：如果中国人对与美国和解不感兴趣，如果朝鲜战争以前的确没有什么在华盛顿与中共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失去了的机会”，那么艾奇逊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便肯定无足轻重了；不管美国的政策如何，敌对关系势不可挡。
然而，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这种看法虽然在美国学者中间已取得正统地位， 但它远不是确凿无疑的。 （注：见 Michael H.Hunt,The Genesi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New York,1996),pp.171- 178,214-217;Thomas J.
Christensen,"A 'Lost Chance'for What?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U.S.- PRC Confrontati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Asian Relations,IV,1995,pp.249-278.）而且，美国的政策如何制定和为什么制定（按照集团政府当时所知情况）的问题，其本身就是重要的，而其关键是理解艾奇逊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注:关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有一项可贵的提示,见 Robert J.McMahon,"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Helations: Natio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XIV,1990,pp.557-558.）这里的症结在于拒不承认，而非不那么乐意谋求和解。和解需要去尝试寻找共同基础，并且涉及互相让步和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关系，而承认却只是一种正式的行为，它对“现实主义者”来说代表接受政治现实，同时允许一个政府在和解机会出现的情况下去探究和利用这些机会。坚决反对采取这一有限举措——美国对华政策同其他西方国家政策的区别就在于此。
理解美国的不承认政策，对于解决美国对外关系史的阐释方面两个彼此关连的难题具有关键意义。一个关系到华盛顿为什么在亚洲冷战期间实行一种对华政策，其特征在于对中国新政权的敌意超过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另一个涉及决策者和公众是否受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或者决策者是否是本质上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专家，面对美国民主制造成的障碍，竭其所能去贯彻谋求实际的政策。 （注：关于比较问题， 见McLean,"American Nationalism,the China Myth,and the Truman Doctrine;"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t,Ohio,1994).意识形态同决策者与公众的关系，见Michael H.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Haven,1987),pp.5-8.）
重新谈论这个问题的艾奇逊—摩根索通信起因于摩根索1956年12月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并将其复本送给艾奇逊。这两篇文章写于苏伊士运河危机和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渗透了摩根索的一种观点，即西方利益因这些事件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它们将某些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典型的现实主义批评应用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摩根索论辩说，这个政府犯了持有狭隘的法理主义和道德主义立场的错误。它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撤退和不分青红皂白的介入这两个极端之间胡乱摇摆，它把国内政治看得比对外政策更重要。在摩根索看来，这些缺陷强烈表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方针死而复生。 （注：
HansJ.Morgenthau,"The Decline and Pall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New Republic,Dec.10,1956,pp.11- 16; and "What
the President and Mr.Dulles Don't Know,"The New Republic,Dec. 17,1956,pp.14-18.除了摩根索In Defense of National Interest一书外，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现实主义看法的最清晰表述当推 George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Chicago,1951).）
最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未能解决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将明智的对外政策的需要同获得公众、特别是国会支持的需要调和起来。”（注：Morgenthau,"What the President and
Mr.Dulles Don't Know,"p.17.）在此， 摩根索回到了现实主义批评的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鼓励决策者们去迎合所知甚少、感情用事的公众和不负责任的国会议员。他在《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争辩道：“成功地实行对外政策所需的那种思考，必定往往同大众及其代表很可能因而被打动的那种考虑截然相反。”他在杜鲁门担任总统期间撰写此书，将艾奇逊的对华政策视为一个范例，认为，国务卿和杜鲁门政府的其他官员是些格外明智、洞察事理的人物，然而他们未能提供必需的政治领导来克服美国政治制度内固有的一种倾向，即在对外政策中过分看重公众舆论，过份迁就一个受特殊利益集团过大影响的国会的要求。（注：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pp.201-202.引语见pp.223,231.）
于是，在1956年底《新共和》刊载的文章中，摩根索试图按照艾奇逊的经验来说明杜勒斯政策的缺陷。在他看来，杜勒斯的最大失败，在于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公众、特别是国会的支持，以至毁坏了政策成功的基础。杜勒斯为何这么做？摩根索断言这位国务卿“被关于他那能干和有原则的前任的记忆所萦绕，后者未能完成任务是因为未能引导公众舆论来支持明智的政策，而且到头来甚至既怀抱不明智的政策又未得到公众支持， 从而加倍地失败。 ”（注： Morgenthau, "Whatthe President and Mr.Dulles Don't Know,"p.18.）艾奇逊读了《新共和》载文的反应是要讨个说法，尽管这是以最礼貌不过的方式提出的。1957年1月3日，艾奇逊写信祝贺摩根索的文章。他写道，这些文章“很好，分析透彻，笔锋犀利”。然而，他明白表示，他对摩根索关于杜鲁门政府未能成功地对付公众舆论的说法“大惑不解”。在感谢将他写成《能干和有原则》的同时，艾奇逊坚持说他“不觉得有什么政策失败了”——由于未能引导公众舆论而失败了。他指出，第80届国会通过了行政当局所有重要的对外政策立法。对于杜鲁门政府“到头来既怀抱不明智的政策又未得到公众支持，从而加倍地失败”的提法，艾奇逊同样不明白摩根索的意图何在：“恕我直言，我不明白你心里指的是什么，除非你是指我们对忠诚——安全问题的处理，对此我本人公开作过指责。或许有别的什么我下意识一直压抑着的事情——如果这种说法对头的话。”
摩根索1月14日的回信澄清了问题。 他在谈到杜鲁门由于担心无法集结公众支持而未能采取明智的政策时，心里指的是“在我们仍拥有原子弹垄断或至少原子弹优势之际，同苏联达成谈判解决。”采取不明智政策的又一例涉及中国。摩根索解释说：“我愿假定行政当局确信不承认是不明智的，但由于害怕公众舆论而坚持如此。”
对艾奇逊来说，这一解释暴露了一种如此严重的误解，以至需要立即予以回答。他给摩根索的第二封信（日期是1月16 日）为杜鲁门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详细的辩护。在苏联问题上，他的答复无异于陈述正统的冷战立场，即苏联并不是那种美国能够与之谈判的国家。然而，就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艾奇逊是在谈论一个依然大有争议的问题，而且给出了一种关于杜鲁门行政当局政策的说法，那是在尚未解决的学术辩论中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的。接近1949年时，艾奇逊写道，同英国人讨论过承认问题，虽然英国人在他看来迫于印度的压力而给予承认，美国政府却按照自己对中共行为的反应而下定了决心。共产党人的下列行为导致了承认有失明智的结论：他们不提供“将遵守国际契约、包括善待他们控制下的我国国民”的某种保证；他们没收在北京的美国领事馆财产，“直接侵害条约权利”；他们还“热烈”支持北朝鲜进攻南朝鲜。艾奇逊的结论很清楚：“虽然我也许错了，但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杜鲁门政府不承认中共是错误的，而且我实在不明白怎么能够说它未能承认是因为担心公众舆论。”
这些话有两点意味深长。一是绝对否认国内舆论在杜鲁门不承认北京一事上起了任何作用，二是全然没有任何意思示意艾奇逊相信试图同北京达成和解是明智的政策。相反，他断言共产党人自己的行为排除了美国承认毛泽东政权的可能性，而关于英国的承认，他说那不是出于英国的现实主义，而是由于希望取悦印度。的确，艾奇逊离接受摩根索关于对华政策的说法如此之远，以至他起初甚至不明白，摩根索所提公众舆论对杜鲁门政策的影响是指中国问题。
对于历史学家，艾奇逊—摩根索通信有两方面价值。第一，在朝鲜战争爆发前12个月里艾奇逊的意图在这一中心问题上，它给档案史料提供了一项可贵的补充。当然，与1949至1950年间的文件证据相比，事后几年才产生的史料不可能具有同等的份量。但是，在同承认与和解有关的问题上，前一种证据远不足以盖棺定论。考虑到如此不确定，杜鲁门行政当局官员的晚近陈述可大有助于澄清有关的问题。得知艾奇逊事后就他自己的政策说了些什么（以及没有说什么）并不能一举解决争论，但这可以提供又一项证据，它经过对任何史料都需进行的那种质疑，需要被考虑进来。
艾奇逊在告别国务卿职位之后的各项陈述惊人地一致。同摩根索的通信、1953年的“普林斯顿讨论班”（艾奇逊同杜鲁门时期国务院其他高级官员的讨论记录）以及1969年出版的艾奇逊回忆录《创世亲历记》，都证实一种观点，那就是阻碍这位国务卿支持承认、支持一项酝酿成熟的和解战略的，主要不是美国国内舆论，而是艾奇逊自己对中共行为的反应。在“普林斯顿讨论班”里，艾奇逊表述了这样的信念：以其行为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想得到美国承认。他还示意他同意（通过不作异议来表示同意）这些讨论的其他参加者表达的一种看法——美国没有能力做任何鼓励毛泽东和斯大林决裂的事情。
（注：Princeton Seminars,July 22-23,1953,Acheson Papers,Truman Library.）在《创世亲历记》一书中，艾奇逊对他在承认问题上的政策的叙述，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正如当时他向外国领导人表示的那样，即承认徒劳无功，因为尚无毛泽东与斯大林摩擦的迹象，而且无论如何共产党人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瓦尔德的虐待，连同他们对美国权利和中国义务的总的态度， 排除了承认的可能性。（注： Dean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1969),pp.307,328,339-340,344,369.）在这些史料中， 没有任何地方提示艾奇逊在构设对北京的和解战略，等待机会直至国内压力允许他贯彻这计划。
当然，任何回忆都可能有事后辩解之嫌。然而，艾奇逊与之通信的摩根索确信承认是明智之举，乐意褒扬杜鲁门政府慧眼识事，而他对杜鲁门和艾奇逊未能贯彻这一政策的批评，不那么像他对国会反对承认的批评那样带有根本性。诚然，1957年时，艾奇逊仍是民主党的头面人物，因而即使在私人通信中，他的公共角色也阻碍他坦然承认一种现实主义——在50年代后期的美国有政治麻烦的现实主义。
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艾奇逊如此大力试图驳斥摩根索的说法仍引人注目。倘若艾奇逊确曾谋求同北京和解或至少承认人民共和国，只是发现国内舆论阻力太大，那么他在1957年担当的公共角色就很可能规劝他不要承认这一点。然而不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如此起劲地否认这一点，而非干脆保持缄默。摩根索《新共和》文章只是很间接地论及艾奇逊的对华政策，将其置之不理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艾奇逊没有什么义务要回应摩根索1月14日旨在澄清问题的来信。可是， 他确实作了回应，而且回得快，话也说得长。或许他的确要构建他本人的一种形象，那与1957年时政治上保险的那种现实主义相符。也有可能1950至1957年的事态发展使他改变了关于承认是否可取的看法。然而较为直截了当的解释是，他从未像摩根索和以后的现实主义者们相信的那样颇倾向于这一选择，他所以强烈感到要校正摩根索那种对历史的叙述，是因为他确信这位学者大错特错了。
这组通讯的第二项价值，并不取决于它作为艾奇逊1949至1950年所持意图的证据是否真切可信，而在它有助于评估这期间怎样才能有一种美国对中共的现实主义反应。70年代以来的学术主流有如50年代的摩根索，认为试图通过承认和其他手段来同新的共产党政权达成和解代表了1949至1950年间的现实主义道路——一条被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冷战误解阻塞了的道路，并且将此视为不说自明的公理。在关于杜鲁门政府和解方针的辩论中，双方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对有些学者来说，艾奇逊采取首尾一贯的和解战略表明了外交上的精明老练，而对另一些学者来说，不采取这种战略构成了批判的基本理由。（注：在下面两项讨论中，这一共同立场明晰可见：McMahon,"The Cold War in Asia,"pp.509-512; Heinrichs,"Summary of Discussion,"in Borg and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pp.53-59.）
此种共识由以构筑的基础可能已大受侵蚀。关于和解之好处的学术共识是在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正常化时候形成的。当时也是这么一个时候：西方学者所知的中方文件（或者说更由于中方文件之缺乏）鼓励了一种观点，即倘若美国政策利用了人民共和国诞生期间可得的机会，本来能够较早地实现70和80年代的合作关系。晚近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80年代以来中国在美形象的跌落，都多半会导致重新审视美国旨在与北京和解的政策是否可嘉。毕竟，如果像正在兴起的新正统坚持的那样，中共政权骨子里同美国敌对，就很容易贬抑旨在同北京合作的政策观念，并且断定1949年起美国实行的对华遏制政策确实符合现实主义的规定。 （注：见 Wilson D.Miscamble,"Dean G. Acueson's 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XXII( 1994),p.553;
Garver,"Polemics,Faradigms,Responsibility."）
然而，不管关于中共对外政策的辩论如何了结，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在美国政策中的作用是不能由研究中国对外政策文件或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来确定的。试图这么做就会想当然地设定1949至1950年的美国决策者精确地了解北京的意图，而这对艾奇逊及其幕僚来说是不可能的。理解美国政策的中心点依然是：华盛顿在面对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所面对的多少相同的证据——关于北京的意图和能力的证据时，独一无二地无条件地反对承认。这政策是否代表了对局势的一种现实主义回应，乃艾奇逊一摩根索通信的核心问题。在这些信函中，杜鲁门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建筑师宣称美国不承认政策是现实主义的，以此回应美国现实主义学术之中心人物的挑战。不管艾奇逊在1949和1950年间想些什么，他在1957年选择用一种现实主义来辩护杜鲁门的不承认政策，这种现实主义同摩根索和英国政府的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后者于1950年1 月承认了人民共和国。
这两种现实主义背后有不同的前提。对英国领导人来说，在予以承认的决定中，对中共政权不赞成，没有共产党人控制中国这现实来得重要。承认将使英国能维持一个“门内的立足点”，保留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和英国影响中国事态发展的前景。可能的俾益包括保护英国商业利益和利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潜在冲突。据此来看，甚至中共违背国际条约、侵扰英国领事馆，或在1949年4 月的英舰“紫石英号”事件中打死英国战斗人员，都不能证明没有理由予以承认的结论是正确的。（注：David C.Wolf," ' To Secure a Convenience' : Britain Recognizes China 195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18,1983,pp.299-326;Edwin W.Martin,Divided Counsel:The Anglo-American Response to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 (Lexington,Ky.,1986),pp.18-23,63-70,86-93,100-105.）
与此相反，艾奇逊的主要标准表明，承认要被看作是对行为良好的酬赏。艾奇逊致摩根索的信函特别谈到对在华美国人和美国财产的处置。这一原则还被延用于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以及中共政权同中国人民的关系。承认不是被看作鼓励同俄国冲突的一个手段，而是被看作倘若发生这样的决裂将给予的一项酬赏。（注：国务卿所作谈话备忘录，1949年9 月13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pp.81-85；驻苏代办致国务卿，1949年6月7日，ibid.,p.35； 华莱士·斯图亚特所作谈话备忘录，1949年6月10日，ibid.,p.36；代理国务卿致驻澳代办，1949年6月14日，ibid.,pp.41- 42；小查尔顿·奥格本所作备忘录，1949年12月2日，ibid.,pp.160-161；国务卿致驻英使馆， 1950年7月 10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Washington,D.C.,1976),Vol.7,pp.347-351.）与此同时，考虑到美国的一项流行假设，即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格格不入，要求中共政权须享有中国人民的认可则无异于确立一条北京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的承认标准。（注：Mclean,"American Nationalism,the China Myth,andthe Truman Doctrine,"pp.32-34.）在所有这些方面， 只有符合中国共产党人大大修改自己的行为这一条件，承认对艾奇逊来说才是可接受的，而这条件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这并不是说，在此种现实主义当中实用主义不起作用。伴随着艾奇逊路线的是这么一种决心：避免同蒋介石有那种更为直截了当的反共主义所要求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实用主义与英国决策者在人民共和国初创阶段的实用主义根本不同，也与现实主义学者摩根索的实用主义根本不同。
从1950年起，美国决策者在北京同西方关系的不断恶化和中国政策的展开中，找到了辩护其不承认政策的证明。这些在他们的心目中，证实了人民共和国决意同苏联抱成一团，并且注定坚持与美国敌对。美国官员们确信，英国对人民共和国的方针已由1949年以后的事态发展，暴露出是艾弗里尔·哈里曼所谓“英国大幻想”——暗指丘吉尔战时将罗斯福对中国的看法批评为“美国大幻想”——的产物。（注：哈里曼手书，无日期，China 1952-53 file,box 340,W.Averell
Harriman Papers,Manuscript Division,Library of Congress；国务卿致驻英使馆，1950年7月10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pp.347-351；美国代表团所作杜鲁门总统与艾德礼首相首次会谈记录，1950 年12月4日，ibid.,pp.1361-1374；无任何大使所作谈话备忘录，1950 年12月4日，ibid.,pp.1374-1377；执行秘书处主任所作谈话备忘录，1950年12月5日，ibid.,pp.1382- 1386；美国代表团所作杜鲁门总统与艾德礼首相第二次会谈记录，1950年12月5日，ibid.,pp.1392-1408；美国代表团所作杜鲁门总统与艾德礼首相第五次会谈记录，1950年12月7日，ibid.,pp.1449-1461.）然而这样的批评并不恰当。即使在朝鲜战争最糟糕的日子里，英国领导人也能够为其承认北京辩护，把这当作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所造成的形势的现实主义反应，而且似乎是最好地谋划来保留离间中苏关系之可能性的政策。（注：见杨格和贝文的话， 内阁会议记录，1950 年4月24日，Cabinet Minutes-Conclusions,CAB 28/17,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驻英大使致国务卿，1950年7 月11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pp.361-362；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致国务卿，附于负责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所作谈话备忘录，1950年7月15日，ibid.,pp.395- 399；美国代表团所作杜鲁门总统与艾德礼首相首次会谈记录，1950年12月4 日，ibid.,pp.1361-1374；无任何大使所作谈话备忘录，1950年12月4日， ibid.,pp.1374-1377；美国代表团所作杜鲁门总统与艾德礼首相第二次会谈记录，1950年12月5日，ibid.,pp.1392-1408.）杜鲁门政府的不同结论并非来自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高超认识，也非来自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更深刻把握。相反，它出于艾奇逊在给摩根索写信时力图予以辩护的那种“现实主义”，一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意识形态限制的“现实主义”。艾奇逊—摩根索通信突出地展现了这种现实主义同真正的现实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而且还增强了我们对下列观点的怀疑：艾奇逊尽管在1957年拒绝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看法，却在1949和1950年予以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