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知识的图书馆学发展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新趋势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1 引言
一代学术有一代之新风会、新潮流。学术研究如果能有“预流”（即提前进入）意识，才能襄进学术于将来和世界，否则只能永远跟随他人之后。世纪之交那几年，图书馆学界出现了一些与知识命题关联的文章，作者曾撰文预测，未来图书馆学的主题将逐步进入“知识域”中，并对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做出了分析与论证[1]。此后，图书馆学界产生了一些积极呼应[2]。然而，这种研究重心向知识转移的趋势在图书馆学学术体制内（如教科书、教学课程设置等）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至于把这种面向知识的研究催化到图书馆实践层面，进而得到积极运用，那就更有距离了。所以，作者就此问题再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引起我们图书馆学界的重视。
2 历史背景：源于社会和学术发展上的两种推力
2.1 知识经济的兴起与知识社会的凸显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要资源与生产要素，通过对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来达到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以及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一种新经济形态。不同时代社会发展所凭借的主要资源、生产要素不同，农业经济是土地和简单劳动力，工业经济是资本和能源，知识经济则是知识和信息。知识信息与自然资源不同，不仅可以再生，而且越是应用越有利于知识信息的增长和扩散。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已经由敲打金属转移到生产知识，一种“有重量经济”正在向“无重量经济”转变[3]。世界银行也曾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主要依靠创意而不是体力的运用，依靠技术的应用而不是物质资料的转换和廉价劳动的开发。”[4]
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新的社会形态——知识社会呼之欲出。早在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提到，后工业社会将有两个重要理由而导致其成为一个知识社会：首先，“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与发展”；其次，“社会的力量——按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大部分就业情况来衡量——越来越多地在于知识领域。”[5]如今，这两种预测已经变为现实。知识创新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聚集白领阶层的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当代社会里，体力劳动减少，脑力劳动增加；知识可以转变为资本，资本更加追逐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衰落，知识产业迅速崛起；商品知识化，知识商品化；社会运行智能化、网络化；知识管理的应用正在大大提高社会组织的效率。可以说，知识社会是一个全面运用知识和全民拥有知识的社会[6]。
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出现，知识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张扬和提高，人们对知识的作用产生了不断探索的欲望。知识使人对社会事物有了新的看法，甚至改变了自己的某些传统观念。
譬如，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说，权力归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当时是掌权的；工业时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权力也就从地主手里转移到资本家手里。由于工业和技术的发展进步，资本供给丰裕，社会储蓄过多，同时工业和技术发展所需专门知识越来越复杂，知识成了企业成功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于是权力再度从资本供给者手中转移到专门知识的拥有者手中。这些专门知识的拥有者形成了“技术结构阶层”（包括高级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专家、广告专家、图书馆员和律师等等），他们才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7]。
又如，以往的社会发展观停留在物的层面上，认为发展的手段、驱动力来源于物，如将土地、资本认为财富的源泉和财富的基本形态。“人们追求的是以物的手段来实现物的目的，即增加物质资本投资，实现 GDP的增长。”[8]知识经济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一观念。当人们把知识作为发展手段和驱动力时，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凸现了出来，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得到了刺激和弘扬。GDP的重要性终于被HDI（人类发展指数，是由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构成的一个复合指数）所代替。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D·沃尔芬森说：“经济不仅建筑在实物资本和人类技能积累的基础上，还建筑在信息、学习和对知识加以吸收改造的基础上。因为知识至关重要……”[9]。
2.2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知识”的关注
尽管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就开始了对知识的探讨，但众多人文社会科学把研究的目光聚拢于知识也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哲学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乃至历史、文学，知识几乎都成了这些学科研究者们频频使用的关键词。以哲学为例，世界哲学重镇德国的哲学界似乎对知识命题格外青睐。连续十年来的四届德国哲学大会，其主题都与“知识”有关： 1996年第17届是“知识与价值的动力”，1999年第18届为“知识的未来”，2002年19届是“界限与跨越”， 2005年第20届则为“创造性”。“创造性”是创新的灵魂，它与我们通常讲的规范、秩序、先验规则等范畴不相吻合，但它显然仍是一个“知识域”里的问题。
社会学对知识的研究也有着很大的热情。社会学领地历来是比较纷杂的，为了让人们在这片纷杂的领地上找到前行路标，法国社会学家让·卡泽纳弗在 1976年出版了一部《社会学十大概念》的专著，阐述了“社会”、“进化论”、“角色与地位”、“分层”等十个社会学重要概念，其中“知识社会学”赫然在目，位居第三。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带有哲学和认识论的色彩，如奥古斯特·孔德通过知识基础——思维形式的研究提出：人类思维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是递进的，它规定了社会整体的进步[10]。现在的知识社会学更趋向于研究知识的不同类型和某种社会范围间的功能关联。如丹尼尔·贝尔对知识作用的研究，埃利亚斯对知识的社会生成的研究，麦克卢汉对知识媒介的研究，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
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有关知识的命题也很多，尤其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11]。上世纪80年代，罗默和卢卡斯的研究都将知识作为公共物品，他们把知识资本引入增长模型，认为知识的作用可以消解实物资本、劳动以及土地等在经济增长中所经历的报酬递减现象而实现报酬递增[12]。
在管理学丛林中，知识管理近年来更是一枝独秀。知识管理是以人为中心，以数据、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利用和创新为目标的新型管理思想与方式。由于它能为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提供长期的竞争优势，因此备受企业管理者的欢迎。在未来知识社会里，社会的主要资源是知识，关键结构是组织，因而组织的适应性、创新能力等问题会显得十分突出，这给知识管理思想的应用、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第一、第二届知识管理国际会议(ICKM)分别于新加坡（2004年12月）、美国北卡罗莱那州（2005年10月）的成功召开，说明国际学术界正在努力推动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并积极将其学术制度化。
至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对知识命题的探究也不胜枚举，如英国的文化研究者丹尼·卡瓦拉罗不仅把理解、信息、学习看成是知识问题，而且还将心灵、审美、意识形态等也都看成是知识问题。他说：“为世界编码并使世界得到理解的象征体系 （语言与阐释）巩固了所有的文化形式及其权力结构和主体间的关系（社会身份）；一个社会的构造，依次既生产出知识的体系，又是知识体系的产物，而这些知识体系意在将个体经验和集体事务、目标和愿望联系起来。”[13]换成通俗语言，那就是人能创文化，文化能化人，而他们相互“施加”的手段，就是知识体系。再如近几年文学领域里兴起的“批评理论”（即关于批评的理论），无论是克里格的新形式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还是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等，他们都超越了文学文本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的传统研究层面，进入到了对批评本身特征和价值关注的层面，甚至将他们所面对的文学文本扩展到一切知识、话语文本[14]。
以上情况表明，知识命题因其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受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我们已经可以感知到：社会变迁与学术发展正在对“知识”进行高倍聚焦与放大。我们有理由相信，知识也应该是我们图书馆学关注的重要主题，尽管图书馆学在人们的眼中只是一个小学科。
3 现状分析：我国图书馆学转向“知识”的主要进展
3.1 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状况
1981年，彭修义先生提出开展知识学研究的建议，指出科学知识已快速发展成2000多门，在当代社会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要掌握科学知识就要了解知识，因此应建立“知识学”；图书是知识的载体，图书馆学则更应该研究知识[15]。“知识学”的呼吁在当时引起了图书馆学界的注意。在理论上，它意图深化人们的研究意识，即把以往停留在图书、图书馆的研究目光，穿透到图书和图书馆的背后——知识问题上；在现实上，它欲以此“加厚”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改变概论式课程浅尝辄止的局面。彭修义先生后来并没有构建起知识学的某种体系和框架，但是他的呼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后来图书馆学研究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早期的改革开放不仅让西方的大量产品涌入中国，同时也让国外的各种学术思想蜂拥而至。1982年，青年学者刘迅将当时已被译介到国内的波普尔的“世界3”思想引入图书情报学界，认为“世界3”理论能够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共同理论基础。波普尔将“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看成具有独立性的一种客观实在，这就给文献这种既非精神也非物质范畴的现象赋予了客观实在性，进而给出了科学的定位；同时也明确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在于客观知识世界。刘迅断言：“这一理论的提出，必然带来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上的突飞猛进。”[16]刘文一出，就引起了图书情报界的一场大讨论。遗憾的是，在旧意识形态惯性的作用力下，对刘迅观点更多的回应是批评。不过，波普尔“客观知识”的思想虽然退出了这条河流的水面，但却进入了潜层，依然在顽强地向前流动。
80年代中期的“知识交流说”的出现，可以说是图书馆学理论增加“知识”含量的最成熟的一次思想准备。1983年至1986年，周文骏先生先后提出了“情报交流”、“文献交流”的思想[17-18]，1984年，宓浩先生提出了“知识交流”的思想[19]。他们的“交流”思想有一定的差异，但共同之处是：
(1)把文献、情报的本质看作为知识，文献、情报的交流实质上是知识的交流；
(2)认为文献、情报是知识交流的工具、媒介，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系统中的社会渠道、中介实体；
(3)知识交流才使文献、情报有了意义，并且也是人与人交流的重要方式；
(4)知识交流现象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共同基础。
周文骏、宓浩先生的观点继承了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谢拉关于图书馆是社会交流机制的思想，继承了日本图书馆学家椎名六郎“情报交流现象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同基础”的观念，同时也继承了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是情报学研究重要范畴”、图书馆学家丘巴梁“图书馆过程是交流社会思想一种形式”的认识。尽管这些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观点是中国“知识交流说”的重要思想源泉，但中国图书馆学家们的知识交流思想，显然在内容上比他们要更加全面、完整，对本质的把握也更准确。这种体现中国文化整体性思维特点的理论成果，当然也具有某种理论上的魅力。
3.2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
由于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的铺垫，进入9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包括情报学）对知识命题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有一些纵深，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等主题都曾引起过图书馆学界的高度关注。
知识组织理论80年代在国外已经很热，90年代，我国学者也对知识组织开展了积极探讨，如刘洪波称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实质是知识组织，知识组织理论是知识交流理论的补充[20]；王知津提出，知识组织不仅是对文献的组织，也包括对文献中“知识”的组织。知识组织的任务不仅要应付大量的知识，还要抑制知识的增长[21]。特别是在图书馆实践中，网络信息与数字图书馆的快速发展，迫使图书馆不得不寻找新的知识组织方法以应时变，于是元数据、知识本体这两种新方法应运而生。元数据的对象是个体知识，其作用是格式化描述各种复杂形式的知识，以便计算机或人能对知识识别、处理，它是一种微观知识组织法；而知识本体的对象是群体知识，其作用是通过联想关系构成的语义网络，进而把知识组织成一个相互连接的体系，所以它是一种宏观知识组织法。有了元数据、知识本体两种知识组织新方法，布鲁克斯“认知地图”的理想终于有了变成现实的条件。
知识管理的研究不是图书馆学内生的主题，它是从管理学引进的“新物种”。由于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有着认识前提的一致性、研究内容的重叠性、学科功能的相似性，很快就在图书情报学界引起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有学者认为知识管理已成21世纪图书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并呼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22]。也有学者认为知识管理将对图书情报学的性质和地位、概念体系、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技术手段以及专业教育均将发生重要影响[23]。但遗憾的是，此一时期图书情报学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浅层上，内容介绍多、拼和痕迹重。至于将知识管理方法运用于图书馆实践，则国内鲜有成熟案例。
新世纪开局，图书馆学理论向“知识域”转向终于有了加速。2000年以来，王子舟以知识论为立场提出了“知识集合”的系列观点：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集合；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转移至知识集合，研究客体应是“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图书馆学的宗旨就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等。其后，柯平认为“知识管理论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24]；李万健论述了“知识是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工作的主要对象”[25]；龚蛟腾等则提出，图书馆是人类公共知识中心，图书馆学就是公共知识管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公共知识管理[26]。基础理论有关知识的话语逐步增多。
另外，知识服务观念此时期也开始形成。如张晓林于2000年提出，受网络环境的影响，图书馆服务模式应该从提供文献信息为主的借阅服务，转向提供知识内容、解决读者问题为主的知识服务。知识服务是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是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核心竞争力[27]。由于知识服务是信息服务凭借新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结果，因而在这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的扩张、升级，图书馆服务思想也不断深化，个性化服务、集成化服务、一站式服务、知识导航等观念鱼贯登场。而且许多实力雄厚的图书馆，尤其是国家重点大学图书馆，他们借助网络手段、数字技术还展开了知识服务方面的实验尝试。
与此同时，情报学对知识也十分看重。2000年美国图书情报学家Birger Hjǖrland提出的11个图书情报学基本研究概念（范畴）中，就包含“知识领域”、“知识和知识表达”[28]。我国情报学界有人指出，情报学理论正在出现“知识化”趋势[29～30]。
4 未来趋势：图书馆学转向“知识”可能形成的富矿带
(1)知识和知识表现形式。
什么是知识，知识的性质、类型，知识的表现形式，知识永久记忆的社会手段，知识与信息的关系，不同知识和某种社会范畴的功能关联等，举凡与知识本体的相关问题，首先都是值得我们图书馆学研究与认识的命题。只有通过深入研究知识现象，才能使我们以往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起来，甚至可以改变我们原有观念上的某些偏差。
例如“知识的表现形式”，过去我们注重研究知识书写表达，图书馆也主要保存文本知识，但我们知道知识口传表达也很重要，口传知识在知识交流系统中能提供许多背景、细节、事件原因、事实真相方面的东西，这往往又是文本知识所不能提供的。可惜图书馆没有保留口传知识的记忆制度，我们的研究也长期忽略这一重要范畴。还有“知识与信息的关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判别概念很容易，但我们很少研究二者的相互转化，信息可以转化为知识，知识可以转化智能，也可以转化为新的信息。尤其是由知识转化成的新信息具有哪些形态？它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到目前几乎没有人论及。
(2)知识组织新方法。
为了实现文献内藏知识的获取，而不是个体文献的查找，知识组织方法要进一步深入到知识单元层面。知识单元的组织方法首先是知识单元标引和描述方法，其次才是知识单元相互之间的联系方法（如知识地图、知识本体的建构）。①知识单元标引包括知识单元类型归类、标引规则，知识单元人工抽取和软件抽取方法、知识单元修改，知识单元面向对象表示等；②知识地图建构方法包括知识进化层次图、知识体系分类图、知识主题拓扑图、知识资源关联图、组织知识范围图、社会知识流动图、知识过程迁移图、个人知识结构图等等。根据不同要求和角度，知识地图的组成方式可以有许多种。但无论何种方式，知识地图都缺少不了“知识结点”和“知识链”这两个关键要素。其中“知识链”是灵魂，因为有了链，结点才有了意义；有了链，知识才能发生关联，让人很短时间找到所需知识来源。
此外，图书馆知识组织方法还应从面向文献类型朝面向所有知识类型转移，如个人口述史的组织方法、非物质遗产的组织方法等等，其有待开辟的领域还有很多。
(3)新兴知识集合实体。
未来的新兴知识集合实体会向“大（宏观）、小 （微观）、变（新型）”三个向度发展。
在“大（宏观）”向度，各种专题数据库（1代）经过整合会发展出综合知识库（2代），众多数字图书馆（1代）经过整合将催生出区域数字图书馆、全球数字图书馆（2代）。以正在拟建的敦煌学知识库为例，由于敦煌学研究发展很快，各种专题数据库不断面世，目前不同机构已有文书数据库、石窟数据库、研究论著数据库、学者档案数据库、国际项目数据库、佛教人物数据库、丝绸之路数据库等几十种，面对“整合”、“升级”的呼声，我国敦煌学界准备建立“敦煌学知识库”。该知识库将涵盖各种专题数据库内容；有虚拟实境导游；发布在线展览、动态报道；变专业学者使用为大众、学者免费公用；具备网络自学、教学(e- learning)功能等[31]。
在“小（微观）”向度，家庭数字藏书、个人数字图书馆会不断涌现。如陈光祚先生利用WINSIS软件开发的个人数字图书馆，已收录5万条记录，库容超过 20多个G。它既是个人资料的档案集（可收证件、信函、照片等），又是科研资料知识库（可收论文、著作、报告等）、业余鉴赏藏品屋（可收视频、音频等各种多媒体材料）。它有排序存储、多途径检索的功能，有网络虚拟资源实藏化，自建自用个性化的特点。个人数字图书馆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数字图书馆的认识，“数字化资源、网络化存取、分布式管理”已不能适用定义数字图书馆，人们意识到，“能收录各种数字资源、兼容多种文件格式、具有存储检索功能的数据库”都是数字图书馆[32]。个人数字图书馆的出现还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知识社会里，社会个体“自我知识管理”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个人数字图书馆将会成为人们读书治学乃至工作、业余生活的好管家。
在“变（新型）”向度，以往没有的知识集合类型会层出不穷。如维基百科(Wikipedia)，它是一个基于 Wiki技术和GNU自由文档许可证的由全球志愿者参与编撰的网络百科全书。2001年创建以来，至今收录的词条达400万左右，有195种语言版本，注册读者超过30万，读者访问量正以几何级数增长。维基百科的特点是开放、动态、立场中性。即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创建和修改一个知识词条，词条更新速度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百科全书，公众创建和修改可以使词条错误消失在更多的眼睛之下，因而也保障了维基中性的知识立场。维基的出现，不仅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令人惊异的新型知识集合实体，同时也创新出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往的知识生产或由政府规划驱动，或由社会需求驱动，现在则有了个人兴趣驱动的新方式。知识生产者不再是雇佣者，他们在没有太多功利心的情况下自由生产与分享知识，收获激情与乐趣[33]。
新兴知识集合实体三个向度的发展，给图书情报学科展开了广阔的研究视野，提供了极大的用武之地。
(4)图书馆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
有研究数据表明，国外知识管理研究领域主要在组织学科、战略管理、计算机科学，而国内除此之外，图书情报学界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也非常活跃，这说明图书情报机构已被我们视为社会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中心，希望通过知识管理方法来推动其工作的创新。但目前国内研究定性描述较多，还不如国外研究 （实证分析、案例分析多）深入[34]。今后图书馆学对知识管理的研究，最有效率的领域应该是图书馆管理，其研究重点会有以下几方面：①图书馆隐知识；②馆员知识迁移；③馆员知识学习；④个人与部门之间的知识组织；⑤个人与部门之间的知识共享；⑥图书馆知识创新能力。除此之外，知识管理理论与图书馆学的关系，二者的比较研究、方法借鉴也都有重要研究价值。知识管理是知识服务的基础，知识服务是知识管理的外化。虽然图书馆知识服务是全方位的服务创新，但目前重点仍主要集中在咨询服务、学科馆员服务、门户网站服务、专题知识库服务、基于本体面向专家的推送服务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今后还将继续加强。
(5)知识分析与预测。
任何知识文本一般都包含外在知识信息和潜在知识信息。外在知识信息容易识别，潜在知识信息则不容易发现。比如，我们查阅一份敦煌文书写卷，编号、题名、年代、尺寸、格式、纸质、抄写人、文字内容等都容易了解、确定，但其内隐的抄写目的、书法风格、内容特色等却无法一目了然。我们只有经过知识分析来获取这些潜在的知识信息。知识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传统的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和从传播学引入的内容分析法，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它们一般都以知识文本族群为分析对象。文献计量法主要揭示知识文本生产、分布和运动规律，引文分析法重点发现知识文本（或知识体系）之间的相关联系，内容分析法（含词频分析）旨在挖掘知识文本中的内隐意义。
例如，利用引文分析法，分析图书馆学论文引用其他学科文献的情况，可以发现图书馆学相关学科主要有哪些以及强相关的学科是什么；分析某学科期刊、学者、机构发文和被引的情况，可以判明某学科期刊、学者、机构的学术影响力。再如，利用内容分析法中的词频分析法，对文献族群中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近时期出现的频次高低进行分析，就可以确定某一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通过近年内不同学科新学术概念出现的数量比较分析，也可以了解一个学科短期内生长度怎样……。这些研究实例不胜枚举。尤其内容分析法不仅可用于科学领域，还可以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比之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应用范畴更大，再加上能进行未来预测，所以是一个发展很快的知识分析法，手段、技巧不断翻新，值得我们图书情报学界高度重视。
(6)知识保障的法律问题。
在图书馆活动领域里，知识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三方面：知识生产者的知识产权与公众知识共享权利的平衡机制的问题，图书馆知识受众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图书馆发展进步的国家法律体系保障问题。从程序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是要“有法可依”，二是要“依法行事”。“有法可依”是指国家要立法，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行事”是指我们图书馆从业者要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把我们的行为与法律准则结合起来。尤其是后者，涉及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影响到成千上万的公民，它是图书馆职业伦理的基础，当然也是我们图书馆学要关心的重要命题之一。
(7)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理念的制度化。
因为知识是公共物品，它还具有广泛的外部性 （外溢性），加之人类崇尚平等自由，所以平等自由获取知识、交流知识的观念成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念。由于知识交易依赖信誉、重复交易以及信任[35]，知识共享机制、公共知识空间规则的确立与保障就成为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另外，社会个体大量处于知识贫困状态，会降低一个社会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的实现程度，这就要靠改变教育和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不足、分配不公来对其加以调节。所以，新的文化制度建设、图书馆公共资源合理布局，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2006年9月14日国家公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我们可以将它看成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理念的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我们走的路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长久、艰难。
(8)弱势群体知识援助。
根据“木桶原理”，社会公正主要由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社会地位是否得到改善来体现。弱势群体分为三大类：①个人生理性，如残疾人、长期病患者、爱滋病感染者；②自然环境性，如贫困地区人口、受自然灾害的灾民；③社会排斥性，如农民工、下岗与失业人员、早期“内退”人员等。目前我国有弱势群体2亿人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15%。全世界以每天不到一美元收入维持生活的人有10亿多，而我国就占了1/5，仅次于印度，列居世界第二位。弱势群体中的知识贫困发生率最高，对弱势群体实施知识援助是公益性图书馆责无旁贷的义务。现阶段国内约有30家省市图书馆设有盲人阅览室，但从整体上看，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知识援助体系还没建立起来，实践活动还不深入，与国外比差距很大。如何建立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新制度、新体系；如何深化弱势群体知识服务工作并不断给予总结、提高，这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9)读者知识建构与终身学习。
知识的获得是学习者认知框架的不断变化过程，它是新的学习活动与原有知识相互作用的结果。读者知识建构与阅读、惯习、情境、共同体有密切关联。①研究阅读，主要是研究读者阅读需求、阅读心理、阅读活动、阅读方法、社会阅读史；②研究惯习，主要是研究读者文化心理定势、学习方法定势；③研究情境，主要是研究图书馆环境、公共知识空间、读者学习影响因素等；④研究共同体，主要是研究读者俱乐部、读书小组、学习社区的机制与作用。2003年美国图书馆学界威甘德(Wiegand,W.A.)批评以往的图书馆学过于看重“有用的知识”(useful knowledge)，忽略了“场地”(place)和“阅读”(reading)在图书馆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妨碍了对图书馆的社会与文化要素做进一步理解[36]。这种忽略体现在图书馆学教学，就是相关课程的缺失造成了学生视界的狭窄。
知识社会要求社会个体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要有自主行动的能力、熟练运用现代交流工具的能力、善于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合作的能力。终身学习是获取这些能力、保持专业知识不断更新的有效途径。图书馆在国家终身学习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图书馆如何成为公众终身学习的推进器，图书馆馆员终身学习的有效途径是什么，个人知识素养的怎样科学评估等，都是我们今后要探索的重要问题。
5 结论
未来的图书馆学研究重心转向知识领域，既是社会发展的作用造成的，也是其自身学科逻辑理性的发展结果。这种演变看似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其实却是图书馆学对其自身学科逻辑起点（文献）的更高层次的本质回归[37]。以上对图书馆学未来九个研究方向的选择，其实并不能涵盖图书馆学全部领域，作者只是想提醒人们应该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应该察觉它们的潜在价值。一般来说，人们对某种动向从认识到采取对策会有时间间隔，但缩短这种“认识时滞”是我们的学术责任。这样可以使我们减少学术浪费，降低学术发展的成本。只有跨越了“认识时滞”，我们才能从大量的定性描述的研究转入实证分析的研究，深入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阶段。图书馆学研究也才能撷尝硕果，复望层林。
（来稿时间：2006-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