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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力度，避免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从现有的法律来看，还存在很多的缺陷问题，使得法律保护效果受到了限制。主要是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下，使得犯罪行为、犯罪行径等发生了改变，仅对犯罪对象进行控制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还需要不断完善立法体系。
关键词：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律缺陷；立法完善
引言：随着时间的发展，无论是犯罪行为、还是立法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此背景下，应尽快完善拐卖类的法律体系，加大立法力度，以提高法律的完善性，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发展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较慢，人们对法律缺少正确的认识，自我保护意识、能力比较差。很多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希望外出务工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在此背景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介绍工作、做生意等犯罪途径，将被害人拐走。因此，这个时期我国在法律的界定上强调的是“拐”的定义，在立法上确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随着时间的发展，使得犯罪途径发生了改变，从诱拐类案件向新的犯罪形式发展，对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侵犯。
随着诱拐、拐骗等案件的下降，偷盗婴儿、贩卖亲生子女的行为越来越多，从“拐”类案件转移到“卖”类案件中。因此，使得拐卖的实质发生了改变，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我国在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性，拐卖对象不同所受到的惩罚不同，难以实现同等量刑，法律缺陷比较明显。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也发生了改变，以拐卖妇女为例，从最初的为他人妻转变为卖淫，到现在为强迫乞讨、劳动，犯罪性质也从最初的个人作案转变为团伙作案、亲属作案、网络作案。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犯罪行为、犯罪途径、犯罪形式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性。国家在进行立法时，应对罪名、刑法、罪责等进行完善，以展现法律的价值。
二、浅析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一）过于注重“拐”的定义
一直以来，我国在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定义上，过于注重“拐”的属性。由于我国加大了相关立法的重视程度，大大约束了拐骗等行为。而传统的刑法理论下，“拐”主要指的是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而“卖”是将人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但在新时代下，犯罪分子开始采用不同的途径实施犯罪行为，如网络贩卖、出卖亲生子女等，增加了打击难度。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下，信息传播范围、速度等得到了快速提高，但也加剧了案件的危害性和影响性。因此，过于注重“拐”的定义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二）量刑配置不合理
由于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不同，我国在量刑配置上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对加重情节进行了确定，如绑架型、出卖、卖淫等。但实际上，这些加重情节与一般犯罪行为有很多的冲突点，反而会加大量刑难度，对于多余的加重情节应当废止。同时，随着犯罪手段多样性的发展，对妇女、儿童也造成了新的侵犯。以强迫被害人乞讨为例，这种犯罪行为与联合国的奴役贩运有很多的相似性。因此，我国在2006年的刑罚修改中明确了此类行为的加重情节。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由此可知，我国虽然列举了一些加重情节，但也有一定的范围限制，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三）被侵害对象过于局限
近些年来，我国多次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侵害范围进行了修改，但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在97年刑法中，被侵犯对象仍为妇女、儿童。因此，导致我国未成年男性和成年男性不在这个法律保护之内。随着时代的发展，未成年男性和成年男性被侵犯的次数明显增加，如强迫卖淫、贩卖器官、强迫劳作等。因此，受原有法律的限制，在对犯罪分子进行定罪时只能以故意伤害罪、强迫卖淫罪、非法拘禁罪进行处理，存在严重的法律缺陷[1]。
三、探究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罪立法完善的策略
（一）明确罪名认证标准
第一，在对罪名进行认定时，应按照案件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责任等作为依据，从而认定罪名。例如，一是，在对违法性认定上，当犯罪分子对妇女、儿童有拐骗、贩卖、接送等行为，且造成侵害时，其罪名成立。二是，但在罪名认定阶段，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承诺行为不被认为犯罪。如被害人放弃利益、放弃法律保护以及被害人承诺等，其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三是，在确定责任时，需要确定犯罪目的，并与其它法律进行区分，确保罪名认罪效率。
第二，在对该罪的既遂标准进行解决时，需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处理：一是，拐卖妇女、儿童罪具有明显的出卖目的，但并不是每个犯罪行为都具备的，一般可通过主观上的调查，并根据行为结果进行结合判定。二是，当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时，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进行界定时，可以犯罪行为的危险程度进行划分。三是，在对法益损害结果进行判定时，与行为结果有很多的相似性，很难确定犯罪的实际情况。
第三，传统的拐卖妇女、儿童罪，过于强调“拐”的定义，为了保障罪名成立，应采用“贩卖人口罪”对“卖”的定义进行强调，有利于明确犯罪的实质情况。也符合当下的网络贩卖、出卖亲生子女等行为动向。
（二）完善刑法罪责
一直以来，我国在拐卖妇女、儿童罪方面存在罪责不明确的问题，之所以会存在贩卖妇女的问题，是因为有买方市场。而我国在确定罪责时，免去买方的刑则，但要进行相应的惩处。而卖方需要负全部责任，存在严重的罪责失衡的问题。对此，我国不断修改了这方面的法律，对买卖方一律进行法律追责。在这种情况下，买方不仅要承担经济风险，还要承担法律风险，能有效约束其行为，从而控制买方市场[2]。
（三）优化量刑配置
现阶段，我国在量刑配置上比较矛盾的点是，如何解释“奸淫”和“妇女”这两个词语。例如，当犯罪分子拐卖妇女后，对其实施了强奸，并强迫其卖淫，这些行为已经触犯了贩卖人口罪、强奸罪、强迫卖淫罪等，其犯罪行为比较恶劣，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属于加重情节，可数罪并罚。但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犯罪行为属于并发犯罪，应按照一罪处罚。但我国在数罪并罚方面量刑较轻，根据这些犯罪行为来看，其刑法年限在20年以内，实际执行年限仅为10几年。因此，无论是数罪并罚还是一罪并罚，刑罚都比较轻，应将其纳入加重情节，以符合实际需求。
由此可知，我国在加重情节处罚方面还不完善，应明确“奸淫”和强奸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事后取证比较困难，无法判定被害人的意愿。我国学者认为，妇女有自由的权力，在不违背妇女的意愿和自愿的前提下，采用加重情节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同时，还有的学者认为，幼女能否包含在“妇女”中，若未包含在妇女中，一旦存在奸淫幼女行为时，很难通过加重情节来数罪并罚。另外，我国在罪名的认定上，局限于妇女和儿童，未将男性包含在内。实际上，奸淫男性、强迫男性卖淫等行为经常出现，难以保障男性的合法权益，应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结束语：现有的立法体系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买方的刑罚过低，且没有经济上的处罚，法律缺少震慑力。同时，法律上对收买行为进行了限制，并没有对虐待、侮辱、非法拘禁等行为实行加重情节，法律还缺少完善性。因此，需要通过这些方面进行完善，以保障法律一切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方颖.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J].商业文化(下半月),2012，(01):10.
[2]冯瑞瑞. 拐卖妇女、儿童罪问题研究及立法完善[D].河北大学,2010.
论文作者:刘微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7年12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4/11
标签：妇女论文; 我国论文; 儿童论文; 法律论文; 犯罪行为论文; 罪名论文; 犯罪分子论文; 《知识－力量》2017年12月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