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思维”说及其现代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始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人类学作为西方殖民化历史进程的学术伴生物，其研究对象一开始就定位在发现新大陆以来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社会。有人类学之父称号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了他为这门新兴学科奠基的著作——《原始文化》。从书名可以看出，人类学的问世标志着西方知识界关注原始人和原始文化的努力已走向学科建制的方向。此后一个世纪，欧美各国的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对原始人的认识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从对原始文化的单纯的认识和了解，到重新评价原始人的生存价值及其对文明社会的启示和反思作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方传统的原始主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高贵的野蛮人”先变成使用“原始思维”的野蛮人，后来又转变为“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随后又发展成堕落的文明人反观自身的人格榜样。
在“高贵的野蛮人”转变成“原始思维”的野蛮人这一过程中，法国社会学莫基人涂尔干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方法论宗旨是：对原始宗教的认知程度决定着我们对宗教现象乃至知识和思维的理解深度，因为唯有在最初级的宗教思维形态中，才可能洞悉发达文化和人为宗教的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人类据以描画世界及其自身的最初的表现体系起源于宗教。任何宗教都不只是宇宙论，同时也是对神圣事物的思索。如果说哲学和科学生产于宗教，那是因为宗教起初替代了哲学和科学。然而，人们始终没有注意到，宗教并没有限于用某些概念使早已形成了的智识变得更加丰富，它也促进了智识本身的形成（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就这样，涂尔干通过对最简单的宗教即原始宗教的全面分析，论证了概念和逻辑思维是如何从社会群体的精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他所特别强调的不是“起源”，而是“社会性的起源”。泛灵论、自然崇拜、图腾信仰，无一不是以社会和集体为生长土壤的。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一条通往人的科学的新途径。以往的思想家之所以无法像建立自然科学一样建立人的科学，就在于误将个体看作是终极自然，未能从个体之外和之上把握更高的存在。“然而，只要我们认识到在个体之上还有社会，而且社会不是理性创造出来的唯名存在，而是作用力的体系，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人类。”（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4页。）
作为西方社会学之父，涂尔于的思想在人类学的历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注：西文发表的研究涂尔干与人类学关系的著作已经有10部。参看Paul Erickson,A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BroadviewPublishers,1998,pp.91-93.）。他一方面坚持认为比较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的立身之本：“研究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从不同社会类型的各个社会中去考察这种社会现象的全部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比较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特别分支之一，而是社会学本身。”（注：徐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另一方面特别看重人类学（民族学）成果对社会学的积极作用：“再没有比轻视民族学者的工作更不公正的事情了，尽管许多历史学家至今还瞧不起他们。实际上，正是民族学才经常导致社会学各个分支中最富有成效的革命。”（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可以做如下解释：不同社会类型的比较正是文化人类学的专长，所以要在社会学中贯彻比较方法，最便捷的取材途径就是求助于人类学的已有成果。
从今天的立场上回看，涂尔干所能吸收的当时的人类学理论成果不免过时和粗疏，诸如巴霍芬的母权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麦克林南和弗雷泽等人的图腾主义等，随后均被主流人类学思想所放弃。但是，以他的巨大学术声望，涂尔干为这些有关原始心智和原始文化的观念在社会上的流行，特别是对文学家艺术家产生深远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人类学者亚当·库柏(Adam Kuper)指出：
虽然在1910年—1920年间人类学家抛弃图腾论，它仍然是人类学对欧洲人的原始社会观念流传最广且最持久的一个贡献。由于图腾论在涂尔干和社会学中的重要性，它仍在有关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文献中作为一个困挠人的事物的存在，并且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核心神话。（注：Adam Kuper,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Routledge,1988,p.121.）
受到涂尔干直接启发并在原始社会研究上举世闻名的另一个法国学人是列维－布留尔(Levy-Bruhl)。他是迄今为止在“原始思维”这个专题上著述最多也流传最广的人类学家。由于他的《原始思维》一书1981年便出版了转译自俄文本的中文本，并且由商务印书馆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至今不断再版，畅销不衰，所以他的知名度在我国甚至超出涂尔干。《原始思维》中译本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引用率甚高的。然而，对于列维－布留尔的学术渊原以及“原始思维”说在人类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升降，我们所知却较为片面。
列维－布留尔早年从事哲学研究，深受康德影响。中年之后转向社会学、人类学，主要原因是受到涂尔干著作的启发和激励。他的人类学生涯分为两个时期，1900-1930为早期，只从事类似于弗雷泽的“书斋中的人类学”研究；1930年以后他变换了研究方式，侧重汲取马林诺夫斯基、伊凡·普里查德等人类学者发自田野作业的考察材料，修订和改造自己的原始思维说。尽管如此，“他仍被认为属于最后一批闭门造车的古典理论家。”（注：特朗普：《宗教起源探索》，孙善玲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这样，虽然“原始思维”说在社会上和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几乎尽人皆知，但是在主流人类学的后代著述中，仍然基本是被回避的对象。
列维－布留尔在人类学专业之外的巨大影响得之于他那在西方知识界有轰动效应的假说：与西方理性的代表——逻辑思维截然不同的原始人的前逻辑思维。其特点是：(1)神秘的情感取向；(2)缺乏客观性；(3)互渗律（或称参与律，participation），某一事物可以同时既是自身，又是别的事物；(4)前逻辑或非逻辑的智力活动；(5)与世界相沟通，或物我不分（注：参看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1页，第5页，第69-70页，第70页，第5页。）。
由于列维－布留尔信奉进化论，在他的原始思维和西方思维划分上显然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观点。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是读到司马迁《史记》法文译本后萌发出研究原始思维的念头，中国史书在他眼中便是“原始人”神秘思维的标本。而当代中国学者读了中译本《原始思维》之后又援引列维－布留尔之说去分析《史记》，形成了一种东方主义神话的阐释循环。
当代反思人类学的代表乔汉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在《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制造其对象》一书指出：“既然人们已经普遍承认我们所有的民族志的知识都受制于在人类学者的社会与他所研究的社会之间历史地建立起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人类学知识实质上都是政治的。然而，在我看来，通过集中探讨我们在自己与对象（他者）之间形成概念化关系的关键范畴——时间，我们就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自我质疑。”（注：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New York:Colun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28.）很可惜，列维－布留尔写作他的《原始思维》之际尚未达到这种自我质疑和批判的自觉意识，他只能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间观，把非西方文化的座标放在“原始的”尺度之下。不过在招致许多批评之后，列维－布留尔在晚年已倾向放弃自己的原始思维说，无奈他的这个“孩子”已经长大和独立，根本不由他控制了。我们在他为《原始思维》俄文版补作的序中看到，他对“原始的”这个用语多少有了一些自我质疑的忧虑：
“原始”一语纯粹是个有条件的术语，对它不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我们是把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吉人、安达曼群岛的土著居民等等这样一些民族叫做原始民族。当白种人开始和这些民族接触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金属，他们的文明相当于石器时代的社会制度。因此，欧洲人所见到的这些人，与其说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还不如说是我们的新石器时代甚或旧石器时代的祖先的同时代人。他们之所以被叫做原始民族，其原因也就在这里。但是，“原始”之意是极为相对的。如果考虑到地球上人类的悠久，那么，石器时代的人就根本不比我们原始多少。严格说来，关于原始人，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必须注意，我们之所以仍旧采用“原始”一词，是因为它已经通用，便于使用，而且难于替换。但是，我们使用这个术语，只不过是指德国人所说的“自然民族”(Naturvolker)而已。（注：参看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1页，第5页，第69-70页，第70页，第5页。）
几十年后，当今的人类学著述已经用中性词“原住民”取代了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浓重的“原始人”、“原始社会”等措辞，那么“原始思维”说的命运何如，也就可想而知。从反思的意义上，有学者参照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特征理论，试图归纳出他未能界定的“现代”思维即西方思维的特征：“1.它是自然主义的，并且在这种意义上，知觉主要是受视觉和触觉器官所控制，所以欧洲思想倾向于客观。2.感情往往被轻视，这样，便产生了与自然变化有关的归纳性概括。这样，科学和常识体验几乎是等同的了。3.欧洲思想既然缺少一种神秘倾向，那么它就不会约束我们对矛盾的自然感受并让我们把世界理解成是有区别的和非整体的世界是应被征服和受控制的而不是和我们相关联的。”（注：B.Morris,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Relig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7,p.185.）
经过这样的对照，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为何表现出对原始思维和原始文化的执着向往，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个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伦理支配的世界，当然是压抑个性和缺乏诗意和幻想的世界。复归原始则意味着找回已经失落已久的诗性智慧的美妙世界，恢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原初亲缘关系。
超现实主义的兴起可以说代表着一批法国文人面对“现代”思维与“原始思维”的对立而做出的反向认同的选择。如果仅从文学史自身的角度看，超现实主义似乎只是脱胎于达达主义的一个反传统流派，但是还原到人类学与社会学对原始文化他者的再发现这一大背景上看，超现实主义便是自觉地投身于“原始性”、藉此反叛现代性、逃避资本主义现实压迫的一种思想运动，其后继者和种种反响充满了20世纪的西方世界。安德列·布列东在《什么是超现实主义》中写道：“我们仍然受逻辑的支配，但是逻辑推理在今天只用来解决次要问题。如今仍然盛行的绝对的理性主义不容许考虑与我们的经验并非密切相关的任何事实。另一方面，我们不懂得逻辑的目的。……在文明的幌子下，借口进步，所有被正确地或错误地视为幻想或迷信的东西都已置之脑后，一切不合惯例的探求真理的努力都受到排斥。”（注：布列东：《什么是超现实主义》，《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69页，第170-171页。）由此可以看出，以摆脱理性控制、批判文明的幌子、消解逻辑思维为特征的超现实主义，旨在通过艺术方式返回原始的心灵状态，即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前逻辑的”的原始思维状态。世纪之交出现的以《哈利·波特》为代表的魔法文学热潮，将这种巫术思维普及到当今的高科技社会（注：参看叶舒宪：《巫术思维与文学的复活》，〔北京〕《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巫术或称“法术”(magic)，受到超现实主义文学强烈影响，从美洲印第安的巫术思维与神话幻觉中汲取灵感的拉美现代文学，干脆把巫术思维作为创作想象的基本特质，用来命名20世纪最有成就的跨国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中译为“魔幻”(magic)的这个词其实就是英文中通常指称“巫术”、“法术”的同一个词。因此，魔幻现实主义也就是巫术思维引导下的现实主义。而打破理性与非理性、幻觉与现实、生前与死后、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物的种种界线的法宝不是别的，就是重新进入巫术或法术思维的境界之中。
与作家、艺术家的原始主义倾向同步，理论界也发生了类似的价值转向。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定对这一转变作出了关键的贡献。他于1927年（1957年增订版）出版的《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为重新定位原始人的精神和智力品行奠定了理论基础。著名哲学家杜威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说，“拉定博士的著作开辟了一个几乎全新的领域。”“很容易想象他的贡献成为原始人生活的专业研究者中间热烈争论的一个中心，几乎是一场风暴的中心。”（注：Paul Radin,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57.）
争论似乎是由拉定本人挑起的。他在书的自序中首先质疑了进化论派的人类学观点，批评以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为首的人类学著述具有根本性的误导：原始人代表着文化进化历史上一个早期阶段。他还质疑了人类学与一般社会科学中更加危险的一种简单化的分类：把所有被认为是原始人的族群不加区别的看成同类，不论是古朴的非洲布须曼人还是高度发达的马雅人和阿兹忒克人，澳洲原住民和玻利尼西亚岛民。拉定还在书中（第13章）向当时甚为流行的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说发难。认为列维－布留尔完全低估了原始人的思维水准，把他们看成是没有能力区分主体客体，没有逻辑的或前逻辑的神秘思维者。
列维－布留尔1910年发表的法文著作《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以及后来的《原始人的心灵》(1922)和《原始人的灵魂》(1927)，论述的是同一主题，形成有关“原始思维”的系统理论。他把“地中海文明”所属民族的思维与不属于“地中海文明”的民族（即亚洲、非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有色人种）的思维作了比较，确认二者的智力过程是不一致的。这样他就实际上把欧洲以外的人统统划入“原始”的即低级社会之列了。我们中国文明在他的这一归类中也难免落入与“原始”和“低级”为伍的地步。如前所述，他研究“原始思维”的直接动因就在于看了司马迁的《史记》法文译本，从天人感应的历史叙述中发现了“原始”的例证。后来搜集到遍布五大洲的相关素材，写成这部争议性极大的著作。他确认原始思维的特征是神秘的和原逻辑的。他用来说明这种特征的专门术语有两个：其一为“集体表象”(collected percept)，其二为“互渗律”(principle de participation)。“绪论”第一句话就试图为“集体表象”下定义：
所谓集体表象，如果只从大体上下定义，不深入其细节问题，则可根据所与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的下列各特征来加以识别：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注：参看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1页，第5页，第69-70页，第70页，第5页。）
第一章为说明集体表象如何给原始人的知觉带来神秘性质，首先举出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这是列维－布留尔从传教士们不无偏见的汉学著述中找到的，而不是他来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接下来列维－布留尔又举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部落的例子，作为在中国发现的原始思维现象的补充证明。列维－布留尔这种缺乏直接田野作业经验材料支持的异文化研究方式显然与“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弗雷泽等一脉相传。这种方法上的偏失和取材的随意性也许就是美国人拉定只把他当哲学家的理由。我们如果反问一下：欧洲文明人在教堂圣餐礼仪上把面包当成基督的肉体，把红酒当成基督的血来分享，难道不是出于和中国人烧纸钱一样的思维逻辑吗？集体表象如果真的存在，那它在西方白人那里也是同样有效的。只是由于文化身份的限制，列维－布留尔只能从文化他者那里去发现“原始”。即便到了晚年著述《原始的神话》(1935)，他承认适用于古希腊的“神话”一词也同样适用于澳洲和大洋州的土著，但仍是念念不忘早期著述中提出的“前逻辑”，作为原始人思维不同于理性的证据（注：Levy-Bruhl,Primitive Mythology,St Lucia,Queensland:University,of Queensland Press,1983.p.7.）。
至于互渗律，指的是主体通过某些方式（如仪式、巫术、接触等）与客体相互认同的神秘意识特性。用他自己的表述：“在原始人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注：参看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1页，第5页，第69-70页，第70页，第5页。）具体说来，“互渗律”就是支配集体表象间相互联系的原则。它包括人类情感意志向两个方面的投射：人向物的参与或渗透，人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投射到对象世界，使对象物和人一样享有情感、灵性和德性。物向人的渗透，人将自己同化于对象之中，认为自己具有对象的某种特性。图腾信仰被看成原始思维神秘互渗的明证：特鲁玛衣人说他们是水生动物。波罗罗人自夸是红金刚鹦哥（注：参看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1页，第5页，第69-70页，第70页，第5页。）。其实，正是在这种物我认同的独特感知方式中，原始人克服了外部世界与自己的隔绝与对立，达成了在灵的层面上与万物的沟通与合一。
当代比较宗教学认为，萨满教的意识状态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神秘的物我合一境界，就是因为萨满思维建立在人与物之间相互感应的基础上。狩猎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靠自然的赐予而生存。萨满教的中心作用在于使人取得所需。人们相信动物是有灵的，与人的灵魂是可以交流的。只有获得动物灵魂的同意，才可以去猎取动物。萨满是族人的代表，帮助族人获得好运，打到猎物，取得动物的血肉，以维持生命。猎人需要通过规定的仪式才能取得猎物。人生活在人和兽交换的状态，萨满的职责是让人偿还的少一些，晚一些，从动物那里获得的及时一些。所以萨满要有能力取悦自然与神灵，从而保证部落获得实惠。萨满教思维不把主体和客体相对立，也就不把人和自然相对立。由此看，所谓“原始思维”发源于人与自然的非对立关系，自有它合理的和优越的一面。如今西方盛行的新萨满主义运动，就是希望回归到这种天人关系，挽救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灵，从而避免生态灾难（注：参看叶舒宪《新萨满主义与西方的寻根文学》，〔北京〕《东方丛刊》2002年第4辑。）。从这一意义上看，被列维－布留尔视为“低级”落后的原始思维，倒是今日西方文明人需要有所学习和效法的。
列维－布留尔把原始人的思维看成是与文明人思维不同性质的东西，强调二者之间的不可沟通性：“集体表象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以研究‘成年文明的白种人’的途径来发现这些规律，特别是牵涉到原始人。”（注：参看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1页，第5页，第69-70页，第70页，第5页。）拉定和列维－布留尔针锋相对，他认为原始人也和我们文明人一样，拥有发达的智力水平和惊人的智慧成果。他不去夸大西方人与原始人思维方式上的差距，而是寻找二者之间的实际联系。他认为，甚至西方白人引以为自豪的哲学，其实也是从原始人那里就发端的。他借鉴人类学广泛的田野作业资料，从一些重要的哲学性命题入手，分别论述原始人关于生命观、世界观、人类观、命运、性别、是非、现实、自我与人格、纯粹思辨、观念的系统化、神性、一神倾向等方面的思想，揭示这些思想对于西方哲学范式普世性价值的挑战作用。例如，关于“自我”(ego)。过去西方人一向认为原始人没有“自我”的观念。拉定举出毛利人作为西方偏见的反证：毛利人不仅有自我的观念，而且其复杂深刻的程度比西方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毛利人认为所有生命的存在都有四种要素：永恒的元素，自我（死后消失），鬼魂和身体。自我又由三种要素构成：动力要素，生命力或人格，生理要素。毛利人把动力要素称为“卯瑞”(mauri)，它以两种方式出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物质的“卯瑞”是积极的生命原则，它实际上可以是任何的物体；非物质的“卯瑞”则是其象征。在北部新西兰，一棵树在一个婴儿出生时栽种，这棵树便可以被看成这个孩子的物质的“卯瑞”（注：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p.261.）。毛利哲人对身体的阐释也同样贯穿着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区分原则。由如此细微的分析理性所构成的自我观不仅强调了人格的多元性质，而且也强调自我向过去与未来的延伸。自我的这些组成要素可以暂时脱离身体，并且同他人的脱离身体的自我要素发生关联。这样，“个人对其他个人的影响，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作用，都与西方人所能想象的完全不同了。”（注：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p.264.）面对如此精微细致的思想观念，西方的文明人不花功夫深入学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谁还能附和列维－布留尔的老调，蔑视原始思维是“前逻辑的”呢？
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推出了《原始人的世界观》，作为纪念拉定学术贡献的论文集。书中收有当代神话学泰斗人物坎贝尔的文章《作为形而上学家的原始人》（注：Joseph Campbell,Primitive man as Metaphysician,in Stanley Diamond ed.,Primitive Views of the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pp.20-32.），从题目上就可看出西方文化投射在原始人身上的野蛮、落后色彩已经消失殆尽，他们静穆而纯朴的人格风范，作为反衬陷入物质主义、工具理性、科技崇拜和增长癖而不能自拔的西方文明人的一面文化借镜，越发显出难能可贵的一面。
就在泰勒的《原始文化》问世百年以后，一部足以代表文化人类学转向的题为《寻找原始人》的大著，1974年发表于美国。作者斯坦利·戴蒙德也正是14年前为拉定编纪念文集《原始人的世界观》的人。他身为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人类学系教授、主任，曾经在西部非洲、阿拉伯村落和易洛魁族印第安人部落做田野作业，对亚、非、美洲的“原始人”均有直接的接触和了解。他积累了10多年的调研资料后终于写成这部充满忧患意识的书。吴尔福教授在为《寻找原始人》所写的序言中说：
西方世界的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它不仅限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的问题。它关涉到我们对人的定义和真正的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豪地称为“文明”的社会中，但是我们的法律和机器却都享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同我们的精神的和生理的生存相对立。用来解放我们的科学，把我们关进了抽象的牢房。职业学者之手把概念变成了痴迷的对象，消磨掉了激情。人类的学生试图通过抽象的模式去捕捉快速流动着的人类现实。人学变成了政策科学，即控制人的学问，完全背离了人的本性。（注：Diamond,In Search of the Primitive:A Critique of Civilization,New Brunswick,New Jersey:Transaction Books,1974,p.xi.）
书中要解答的核心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没有从激情与劳动中异化出来的人类生存呢？戴蒙德给出的答案就是一个词：原始人。通过与过去的和现存的原始人的交流，并且还有同我们自身的原始能力的交流，我们才可以创造出一种形象或景观，一种生活观。这种生活观过去曾经引导全人类，现在只引导一小部分人类了。它比我们自己的生活观更加丰富。现在摆在文明人面前的任务是向原始人学习。这一任务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像原始人那样去理解原始世界；用原始人的观点反思我们自己的世界；把这两种视界联系起来思考我们未曾洞悉的人的本质。进化论人类学只承认原始人是人类生涯之中的一个阶段，戴蒙德则强调原始人也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只有通过相互对照才会凸显出各自的缺陷。反思人类学的这些卓见，对于一切追逐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后发展国家都会有重要警示作用，尤其是对自西学东渐以来始终处在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盲从状态的中国学界。
20世纪后期学者除了对原始思维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根本变化，还有人提出在原始思维和现代思维（科学思维）两种对立以外的其他的中性思维方式，认为如果学者的眼光总是围着对立的两极转，那将会失去人类思维实际状况的很大一部分（注：Ernst Gellner,The Savage and Modern Mind,Robin Horton et ed.,Modes of Thought,London:Faber and Faber,1973,p.162.）。借鉴这些观点，对中国传统思维特点及其补救西方思维偏向的文化资源价值的认识，也许会产生出我们对全球化的进程的一种积极贡献。
标签：人类学论文; 涂尔干论文; 原始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论文; 原始人论文; 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