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华先进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华论文,先进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优秀而独特的民族传统。这是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源泉。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承继和弘扬了中华先进文化的基本精神，又吸收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者，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当代的领导地位，对于深刻领会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一、中国共产党承继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而不是其他什么国家的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承继和弘扬了中华先进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先进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丰富，民为邦本，务实求是，持中贵和是其中的三种。[1](P351)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践表明，她是民为邦本、务实求是、持中贵和等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承继者和弘扬者。
（一）民为邦本。民为邦本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溯源于殷商之际，《尚书·盘庚》就有“重我民”、“罔又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之类的宣示。先秦诸子几乎都强调民为邦本。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就是民为邦本。道家也重视民为邦本的思想，老子就说过：“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2](P20)之类的话。法家认为，民心向背是执法的基础，立国的根本：“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3](P151)。“利之所在，民归之”[3](P196)。民为邦本的思想在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如贾谊、李世民、司马光、王夫之等人那里，得到了强化和发展，以至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中国共产党承继和弘扬了民为邦本这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就曾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为人民服务”，要“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5](P1004)“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倡导的“三个有利于”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在“三个代表”的思想中也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承继和弘扬了民为邦本这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还以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表明我们这个党是民为邦本思想的承继者和弘扬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党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二）务实求是。务实求是是中华文化的又一种基本精神。中华民族历来黜玄想、务实际，反对不务实际的玄想清谈。中国历代思想家的教导就体现了这一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道家虽然大讲“玄之又玄”的“道”，却也讲究求实。老子就认为“智者之智，自知者明”。法家强调“参验”，也是务实求是的表现。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如王充、陈亮、叶适、李贽、王夫之、顾炎武等等，以不同的形式都强调务实求是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广大党员，以自己的言行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务实求是这种中华先进文化基本精神的承继者和弘扬者。毛泽东倡导“实事求是”，认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4](P801)。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又明确规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正是遵照毛泽东邓小平的教导，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取得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个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广大党员是务实求是这一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承继者和弘扬者。
（三）持中贵和。持中贵和是中华文化的另一种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分为“持中”和“贵和”两个方面。
1.持中。我国很古的时候就有“重中”的传统。西周初年，周公就提出“中德”的观念。“持中”作为原则则是孔子提出来的。在孔子看来，“过，犹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中便是正道。先秦以后的许多思想家都肯定和继承了“持中”“重中”的思想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持中”“重中”思想的承继者和弘扬者。他说：“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5](P141)邓小平也阐述过既防“左”也反右的思想观点。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八十年历程表明，我们党正是在既反对“左”的倾向也反对右的倾向的斗争中走过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持中”“重中”这种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承继和弘扬。
2.贵和，“和为贵”。“贵和”是中华文化的又一种非常重要的基本精神。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就得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也表示对“和”的重视。到孔子那里，对“和”的重视更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原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6](P29)孔子以降，中国的思想家几乎都重视“贵和”的思想传统。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下面两点值得一提。
1)作为对“贵和”精神的继承，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党内团结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尽管在革命斗争中出现过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著称的“左”倾错误，伤害了为数不少的忠贞坚强的革命同志。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还是强调并实现了团结的。毛泽东还将实现党内团结的方式总结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亦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11](P938)这个公式的总结以及中国共产党维护党内团结，维护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的努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贵和”精神很好的承继者和弘扬者。
2)也是作为对“贵和”精神的继承，中国共产党以“贵和”的态度对待国内的民族问题，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一家亲”的历史格局。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各族人民都对中国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经过长时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小聚居、大杂居、和睦相处的历史格局。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造就了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民族平等”。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应允许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可以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1年，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并首次以法律形式正式载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重申了民族自治权利的主张。1947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帮助内蒙古人民建立了内蒙古民族自治区。建国后，民族区域自治被确定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继内蒙古民族自治区后，我国先后建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藏族自治区，此外，还建立了若干民族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我国不但赋予各族人民广泛的自治权利，而且“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7](P278)。不论是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八九十年代的“扶贫工程”，还是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关心。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8](P246)，所以得到了少数民族同胞的衷心拥护，增强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凝聚力。今天的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政策。
二、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840年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以强势文化的姿态咄咄逼人地进入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则逐渐显示出其疲软态。进入20世纪后，在中国，“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9]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影响却日趋深入。人们“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10](P164)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全盘西化”的主张在社会上更是大有市场。具有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的知识分子深切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首倡以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是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邓实、刘师培、马叙伦等。他们以西方科学的方法批判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二三十年代，国学研究达到高潮。但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方向到底是照搬西方文化还是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到底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最后还是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只有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新文化，才能抵御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才会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痛斥“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P844)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中国新的国民文化发展的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4](P706)毛泽东主张大量地学习外国的进步文化和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学习的原则是批判地吸收。他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必须和中国的“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中国的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对于中国的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4](P707-708)。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国后，毛泽东更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
毛泽东一生身体力行，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写的文章、发表的演讲，引用了大量的中外典故，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在文化领域，他鼓励发展民族文化，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戏曲、文学作品。他曾鼓励音乐家冼星海创作民族音乐。1938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作曲教员。不久，他应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作客。毛泽东说：“星海同志，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想向你请教这样一个问题：从西洋的音乐史来看，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是的，很有关系。”冼星海说：“格林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洲，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这就对了。”毛泽东喜悦地说。他鼓励冼星海也走这条路。[11]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我国的民族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大胆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中国的综合国力得以迅速增强，中国民族文化也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魅力。
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近世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今日中华民族的振兴，必先振兴自己的文化；要抵制西方反华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只有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一定能够把握住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熠熠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