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19世纪40年代前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6)01—0051—05
题记
面对茫茫大漠，人们多么渴望能听到先行者的驼铃；置身浩浩莽原，人们多么希望能发现探索者的足印。历史终于开了新天地，定格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的先行，似混沌初开，引领人们冲破旧世界的逼仄与桎梏；马克思的探索，世界史学史彰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唯物史观的问世，似光风霁月，指引着人们拨开陈腐与偏见的阴霾，追随先行者的足印，去开辟史学的新时代。
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就其学科分类及其对我们的重要性而言，一是中国史学史，一是西方史学史，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与前两者具有悠久的历史相比，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则显得十分年轻，如果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1845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唯物史观①，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初现时算起的话，迄今它只不过经历了160年。在漫长的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这160年的历史可谓是弹指一挥间，但毋庸置疑，从其诞生的那一天开始，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以自己的鲜明特色呈现在史学园地中，它的起源、繁衍、传播、变异、危机、前景，为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凝重的历史篇章。
本讲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源起，历史的镜头一下闪回到160年前的欧洲。
一、“历史学世纪”的瑰宝
时空定格在19世纪的欧洲。那是一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历史学的世纪”的时代。全面地来看，这颗在19世纪璀璨夺目的“科学皇后”（历史学）头上的宝石，不仅因有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宏富为其增光，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狂飙崛起为其添彩；不仅涌现出了像兰克那样的一批西方史学大师，也诞生了像具有天才的历史学家禀赋的马克思及其后来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世纪的诞生，它不愧为“历史学世纪”的瑰宝。
马克思不仅毕生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且他还毕生致力于全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与创新。在这一方面，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人类全部先行学说和学术成果的“剖析发丝”（hair—splitting）的研究与思考，从不满足，他永远在求索中。马克思的睿智与博识，亘古未有，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迄今为止，在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面前，还有谁能望其项背。不是吗？以其名所标识的“主义”②，似大漠中的“驼铃”，似莽原中的“足印”，从诞生以来，虽风雨兼程，但却一直在指引着亿万人民的前行。同样，由马克思所奠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出世以来，虽曲折迂回，崎岖不宁，但总是在影响着历史学的前行。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如此。自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欧洲大陆诸国在19世纪也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在19世纪的全面进步，对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直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壮大了，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有力地验证了无产阶级已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于是，无产阶级需要与此相适应的学说与理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便携手应运而生。
由此，我们进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是历史发展与时代进步的产物，亦即世界历史发展到19世纪的产物，而且这种存在反映到思想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19世纪中叶的产物，亦即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尤其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并对其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的产物③。
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特定的学科体系，其产生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来源有其共同的一面，这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不无关系，这自然不容申说[1](pp.268—27n)。进而言之，作为一种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同西方史学也不无关联，同样也是“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pp.703—704) 对此，需要另作些说明。
在这里，作为一种背景，必须对前已提及的“历史学的世纪”再补说几句。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曾以不无自豪的心情说过这样的话：“恰恰是历史学给十九世纪打上了烙印，给十九世纪以命名，正像哲学给十八世纪以命名一样。”[3][pp.129] 的确是这样，历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尤其经兰克及其学派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跃居为人文科学之首，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历史思想的推陈出新、史学流派的绵延不绝、史家史著的兴盛丰赡、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史料整理与编纂工作的进展，尤其是在那时西方各国，历史教学被置于国民教育的显要位置，连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也风靡在坊间……因此，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与学术氛围的浸润下，19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来源，与西方史学（实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不断发展是紧密关联的。
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莫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引动一次巨大的史学革命，这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一个方面来说，它也是批判继承了西方史学遗产，尤其是近世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遗产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生形态本是在西方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它当然不可能与西方社会的思想遗产割断联系。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浏览或钻研过的近代西方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多不胜数，在这些名单中就有：德国的康德、海尔德、黑格尔、席勒、利奥、罗特克、文克尔曼、施勒格尔、哥列斯、兰克、普芬多夫、施维格勒、蒙森等；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杜谷、孔多塞、圣西门、傅立叶、梯叶里、米涅、基佐、梯也尔、拉马丁、托克维尔、孔德、路易·勃朗、库朗热、泰纳等；英国的F·培根、休谟、吉本、艾利生、马考莱、卡莱尔、高德文、科贝特、斯塔布斯、格林、弗里曼、西蒙、斯宾塞、欧文等；意大利的马基雅弗里、维柯等；美国的班克劳夫特等。[4] 这中间，尤其是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人的历史思想，都被马克思史学创始人从中吸取“一切有价值得东西”[5](pp.362)，简言之，他们都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史学遗产的丰赡与幽深
由马克思所奠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其史学遗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历史理论（或历史观），这里主要说的是唯物史观；另一是它的史学理论。这也是时下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试分述之。
可否这样认为，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所确立和完形的唯物史观，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一种科学的归纳与总结，这是世界史学史上影响极大的历史理论。对此，学界论述甚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揭示两点。一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本质作出了精辟的表述，并下了著名的经典性的定义：“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6](pp.32—33)，马克思还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p.33)后来，恩格斯从1872年开始给这一新的历史观正式命名为“唯物史观”。④
二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常青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它又决不是凝固的与一成不变的。正如一位论者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必须既对以往的历史开放，又对今天的现实开放；既对社会实践开放，又对一切科学开放；既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类思想文化遗产开放，又对它产生以后的新探索、新学科、新成果开放；既对赞同或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开放，又对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而有价值的学说开放。”[7](pp.20—21) 倘如是，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主干与核心部分，它所要面对的及其开放性的品格，不也应当作如是观吗？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遗产，就其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而言，当然是如上所说的唯物史观。但是，倘把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仅仅归纳为唯物史观，这是不够全面的和完整的。在丰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那里，也有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对此我国学界迄今还很少有人从历史学自身的视角关注过马克思在史学上的业绩。
本文有意在这方面花些笔墨，略作补白⑤。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他一生写下了诸多的历史著作或准历史著作，在这里，我只能采取“管窥蠡测”的方式，选择被恩格斯称之为“天才的著作”[8](p.582) 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个案。我以为选择这部著作以了解马克思的史学活动与史学才能，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史学理论，可以学习马克思是如何运用丰富的材料和已有的知识，去认识与分析事件和人物，可以领会马克思是如何运用历史编纂的才能撰写历史，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的。
1851年12月2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次年1月通过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这个事变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好比是“晴天霹雳”，“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8](p.582)。而马克思则不同。由于他对法国历史了然于胸，对相关史料谙熟自如，更在于马克思对当前所发生的事变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因此，当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或即将终结时，马克思就能从总体上考察它的进程，预测它的结局，既不为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不为它的迂回曲折所惊愕。这只有天才的历史学家才能做到。在西方史学史上，古希腊时代卓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许具有这样的史才，这种为后人所叹服的才干，他的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确可“垂诸永远”的[9](p.18)。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仅可与修昔底德相比，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这种令后世历史学家叹为观止的才干，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8](p.582)
的确是无与伦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即时史”（当代史）。当代法国学者让·拉库蒂尔在《即时史学》一文中指出，即时史学不是研究“已完成的变化”，而是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学科[10](p.227)，即如恩格斯所说的“活的历史”。马克思及时地将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写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名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它不仅是一部阐发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文献，而且也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史学研究工作，用法国这一时段的历史研究成果去验证他所发现的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亦即历史著作的编撰原则与撰史技艺，则关乎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这当然也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倘若我们从历史著作的角度，从历史叙述或历史写作的角度，重读这部名著，就可发现马克思在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显示出来的历史学家的禀赋。笔者仅就个人管见，在丰润的马克思史学睿智中，撷取数项，以见一斑。
叙事有条不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共七节，以时间为序，逐一写来。结构详略得当，略处惜墨如金，如对二月革命时期的情况，仅用1页；详处不惜笔墨，如对立宪共和国和立宪国民会议时期的描述，篇幅甚多。尤其是它的开头与结尾更是匠心独具。全书以人们现已熟知的黑格尔之论开篇，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紧接着写道：“他（黑格尔）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8](p.584) 这种开篇，出手不凡，能紧紧地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部著作的结语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8](p.689) 马克思的这一预见，已经实现了。头尾衔接，行文有序，天衣无缝，一气呵成。
叙论结合。马克思在书中的议论，不是孤立的，它组成为整个叙述中的一个有机整体；论断与叙事的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又常有神来之笔，恰到好处。诸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8](p.585)、“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8](p.585)、“历史真能捉弄人！”[8](p.619)、“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8](p.611) 等等，现已被我们反复征引，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段）了。
叙事中的历史比较。由于马克思对西方历史了如指掌，在行文中不时穿插历史的比较，主要是把当前事变与西方古代以来的历史作比较，把近世欧洲历史与罗马古史作比较，把近代法国历史人物与英国历史人物作比较，运用这些历史比较方法，有力地深化了叙事中的历史感，往往可以达到难以忘怀的阅读效果。
叙事中的修辞艺术。在这方面，有两点尤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借助修辞学上的比喻（譬喻）辞格，那真是通篇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尤其是马克思活用古希腊罗马神话，书中的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8](p.600)、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8](p.628)、像“鹅的叫声能拯救卡皮托利诺”[8](p.589) 等比喻的运用，举重若轻，信手拈来，令人过目不忘。另一是借助修辞学上的排比辞格，那更是“通篇俯拾皆是”，这里只引两例，以资说明。例一，为了说明《十二月十日会》这个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秘密团体之混杂，马克思这样写道：“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娟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8](p.635) 在这句子里，除了马克思连用的两个“除了……”介词短语，接下来竟连用19个定语以修饰“人群”，这个“群体”之驳杂、之浑浊、之污秽，跃然纸上！例二，马克思还擅用虚词如介词、连词等组合的复句，进行排比，书中不断出现的“不是……而是”、“既不能……又不能”、“由于……”、“于是……”等开首的分句，常常连用五六个以上，这种修辞效果强烈而又痛快，读者更是欲罢不能。
好了，我们不再作繁琐的援引，还是让我们去读一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吧。由此看来，马克思不愧为叙事高手、编撰巧匠、修辞专家、语言大师。简言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体确如当代西方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所说的，是一种“漂亮的风格”。[11](p.147) 什么“漂亮的风格”？伊格尔斯未作论述。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著作，不只是这里集中举例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包括他的其他历史著作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乃至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其行文特点（或风格），倘仿照与学习马克思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个人试作这样的归纳与描述：厚实而不失畅达、庄重而不失幽默、犀利而不失清逸、丰润而不失大气。伊格尔斯在说到马克思文体“漂亮的风格”时，说它的“解释”与“风格”胜过了奥·梯叶里、弗朗索瓦·基佐、路易·勃朗和洛伦茨·冯·斯泰因昔日按照阶级冲突对法国政治的分析。[11](p.147) 其实何止于此。马克思虽不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职业化也远晚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职业化，但是就马克思个人而言，作为历史学家的他，其史才确可与前述伊格尔斯所说到的几位西方史家相比肩，还可与兰克、蒙森、米细勒等19世纪西方一流史家相媲美，遑论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历史著作（还有他的其他历史著作或准历史著作）中，他所淋漓尽致发挥的史学才华，主要是为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服务的。换言之，即是为了更透彻地阐明正在发生的“当前的活的历史”，为了更精确地刻画路易·波拿巴这个政治小丑和“骄横的流氓无产者”[8](p.643) 的形象，技巧与立场相关，手法与情感切合，历史文本的内容与形式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较为有机的统一。“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这是我国史学上用来称赞史家才能的话，可见“叙事”与“良史”是紧密相连的。倘借用这句话来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的史才，也是适用的，马克思的确“善叙事”，他无愧为“良史之才”的称号。总之，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丰赡而幽深，尤其从历史学自身的角度对此作出进一步的研究，这更值得我们重视，更有待发掘。
三、“史界之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横空出世及其与之而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在人类思想史上尤其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影响与贡献之重大，也正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它“对现代历史科学的贡献是决不能低估的”。[12](p.89)
当然“决不能低估”！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其意义或者说贡献，如文首题记所言，它引领我们“去开辟史学的新时代”。因为：
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是“史界之革命”。前贤云：“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创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出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是历史学的一次革命。”[13] 这次“史学革命”所涉及的范围是多方面的，但集中一点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它“指引着人们拨开陈腐与偏见的阴霾”（题记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唯物史观诞生以前，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始终被唯心史观的阴霾所笼罩着。这种历史观的缺陷，已被列宁揭橥：“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14](p.38) 列宁的如上论述，精到地点明了旧史学之要害，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对后世史学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这是一种引导。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唯物史观的出现，它并不能包办或者代替任何形式的历史研究，而是一种指引，如大漠中的驼铃，如莽原中的足印（题记语）。论者指出：“单就历史学而言，它（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者）确实包含着一个完备的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体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具有完整体系的历史哲学。”[15](p.347) 历史哲学是史学理论中的最高形态，是指引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灵魂，它的深义不容在此评述，这里仅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意义，补充一二。我以为这种方法论的原则不外是：史学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史学研究的本体论先行原则、如何认识和理解已消亡于历史中的社会的方法等。[1](pp.277—279) 这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原则，不是一般的或纯技术性的方法，它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指点迷津，不断引导着他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倘若如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所揭示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千百万信奉者的“简单信念”，把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简单化、僵硬化和教条化”[16](p.2)，就会误入歧途，从而迷失自己的前进方向。
这是一项开拓。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前无古人的，由马克思所开创的史学事业，冲破了旧史学的逼仄，打破了唯心史观的桎梏，为现代新史学（包括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拓宽了前进的通道。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即使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西方著名史家巴勒克拉夫，也多所称赞，他的一段多次被沿引的著名的论述，[17](p.27) 从五个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这就是：
1.研究方向的转变：从孤立的政治性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
2.重视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研究，从整体上研究工业体系，并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3.促进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
4.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5.重新唤起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
这是巴勒克拉夫在1978年说的话，迄今已近30年，世界历史学的新进程，既验证了巴氏之言，也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世及其对后世历史学所作出的开拓性的贡献。这种开拓性的贡献对未来历史学的发展将会带来恒久不息的影响。只要历史还在继续发展，那么历史学之树将是常青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树也将是常青的。世界史学发展史必将证明这一点。
注释：
①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何时诞生，中外学界通常有二说：一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某篇著作作为标志，我国学界多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其标志，参见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另一是不以某篇著作为其创立或形成的标志，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时期”或“形成时期”这种概念，参见张艳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载张艳国著《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页。另需指出的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撰写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本历史著作，天才地运用了唯物史观，这标志着马克思史学的正式奠立。
②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指马克思往往也包括恩格斯在内，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的成果，正如时贤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但又是同一种思想体系的共同创始人，这当然包括恩格斯对创立和捍卫唯物史观所作出的贡献。参见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③ 参见马捷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越迁》，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又见张艳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探析》，载张艳国著《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前揭书。
④ 最近有学者认为，这种唯物史观是一种“传统的唯物史观理论形态”，正是马克思本人所要超越的旧唯物主义，并认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应当充分反映出人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心思想。参见邹诗鹏：《开放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该刊首栏刊发了令人瞩目的一组以“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为题的学术笔谈，颇可参看。从历史哲学的视角进一步阐释马克思的历史观，近来屡有作品发表，不乏新见，比如郭艳君的《历史与人的生成——马克思历史观的人学阐释》，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6期。哲学界的同志于此多有贡献，且为先行。当然，中国史学界对此也并不滞后，早在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就发表了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对唯物史观作了理论分析，他认为唯物史观自身存在着理论缺陷，应当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加以改造。是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了“唯物史观与21世纪史学研讨会”。于是，新一轮的对唯物史观的讨论也在史学界兴起，各地相继发表了不少争鸣文章。参见李振宏：《近五年来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热点问题述评》，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⑤ 这里的“补白”，可参见拙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又，在那里，就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72年中译本与1995年中译本的个别词句的翻译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