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究竟谁是谁非？——回顾我和罗尔纲先生之间历20年之久的一场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论文,谁是谁非论文,我和论文,两种论文,之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20(2000)02-0019-05
一、罗尔纲氏“两截《水浒》说”的消极影响亟待澄清
从80年代初起我和太平天国史家罗尔纲一级研究员之间，就掀起了一场历时十余年的关于《水浒》和金圣叹问题的论战，颇引起学术界注目。但由于罗先生是前辈学者，我又听说他卧病在床之故，因此我的一些批评罗氏的文章，就只好写得委婉曲折，半吞半吐，以致罗氏的误说及其以伪乱真之作《水浒传原本》，至今还有市场。例如党的文献研究家李锐同志就据罗氏鼓吹的“两截《水浒》说”，解释毛泽东同志1975年的批《水浒》语录，仅是针对《水浒全传》后小半写宋江投降的那一部分内容而发；又10年以前，有人读罗文后，就曾撰文自称“发现”了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这一“奥秘”，为此写了长文在一个学报发表。1998年他又将该文再投某著名杂志作为重点文章推出。这个所谓为金圣叹“腰斩《水浒》问题辩诬”说，竟被《中华读书报》、《文艺报》、《文摘报》作为学术新见报道。尤其不能忽视的是80年代抛出的鼓吹“两截《水浒》说”的7篇论文，大都发表于《文史》杂志，罗氏还自称曾花费“60年心血”“考订”的《水浒传原本》，又曾由该书责编李万寿先生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发表专文极口加以推崇。而迄至今日该两刊均未发表文章对罗文提出批评。现在，罗先生已归道山，又值20世纪之末，人们对于20世纪一些复杂的学术论争，都希望进行总结、综述之时，我更感到自己和罗氏之间的那场论争的谁是谁非，确有尽快予以澄清的必要。否则到21世纪，这一涉及面很广而学术性又很强的那一场论争，将会成为关心《水浒》研究的学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为此特写此文请教于《水浒》学界。
二、80年代我对罗氏提过批评意见
我研究《水浒》特别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版本演变为基础，把为《水浒》最著名的评改家金圣叹作为攻占《水浒传》这个“学术堡垒”的制高点。我是通过学习《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受到启发，因而摹仿毛主席：《两个〈中国之命运〉》、《两种宇宙观》、《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等标题，而把自己的基本观点概括为《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说法的。这八个字被学术界称之为《水浒》“双两说”，1964年4月发表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新建设》月刊的拙作：《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这篇和当时的郑公盾氏论战的文章，就是此“双两说”的集中反映。尽管1964年是在全国开展大批判之年，尽管罗尔纲氏因为李秀成问题被戚本禹揪住大批特批，我还是在这篇为金圣叹翻案的文章中引用过罗氏《〈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中的几句话。1980年6月，《武汉师院学报》编辑部把我的《水浒》论文汇为《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问题》一书出版后，我立即寄赠与罗先生一本，以表谢意，不料因此却引起罗氏对《水浒》研究的很大兴趣，彼此遂有书信往来。
罗氏第一篇《水浒》论文《水浒真义考》长4万字，估计是1980年底执笔，于1981年“五一”节前完成，此文在1982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文史》杂志第15辑刊出后，罗氏特将抽印本寄赠给我并自称“小学生”求教。读后我特别注意到罗氏文末的一条小注，明确地写道：鲁迅1929年在《流氓的变迁》文中批判宋江等“终于是奴才”之说，与其1923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赞《水浒》是反抗（封建）政府的书之说，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指《忠义水浒全传》而言。后者是鲁迅读70回本后得出的认识云云。这使我为之一惊！这不正是我要倡明的《水浒》双两说”的重复么？
请看我于1979年元月发表于《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一文中如下的几段：
二、在解放初和解放前人们的评论《水浒》大都是以全本为依据；
三、50年代以来是怎样把两种《水浒》混淆成一种《水浒》的？
四、“四人帮”在评《水浒》中是怎样歪曲鲁迅对《水浒》的论述并压制争鸣的？
鲁迅是最早把70回本的删订权归给金圣叹的。
他也是我国最先发现（可惜迟到1958年才公开发表）水浒70回本未写投降内容而不同于多于70回的各本的，……鲁迅还说《水浒》70回本是“现在的通行本”。可见鲁迅一贯赞扬《水浒》说它“旨在反抗政府”，又说：不希望宋公明得胜的人，是“连一点反抗心也没有的万劫不复的奴才”……这都是指70回本而言，按《流氓的变迁》写于1929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显然鲁迅此文……所谓“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也决不是指的70回本（注，此文已收入1980年6月印行的《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问题》一书，于同年秋寄赠给了罗先生，在1981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拙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亦收入此文）。
因此读罗文后，我在感情上很不平静。因为此“双两说”本是自己历经多年探索才取得的成果，今罗氏既已赞同此说的核心内容，却对他读过的拙著“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诸文，绝口不提，显然这是为了便利于他把“双两说”的实质取去作为其鼓吹自己“发明”的“两截《水浒》说”之理论基础之故。而罗氏这种“两截说”，既颠倒了《水浒》版本演进史，又剥夺了金圣叹对70回本《水浒》的删改权，其最终目的是要维护胡适的误说而使学术界近年已经达成的为金圣叹摘掉“反动文人”的帽子的共识，冰消瓦解。再说：掩人之长以为己有，这是初学写作者都不应违犯的一条守则，而罗氏作为资深研究员，竟全部“借”用周村于1962年在《江海学刊》发表的所谓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说，而从不提周氏之名，岂非太不公平？还有，最早否定金圣叹腰斩《水浒》之说的，本是罗氏尊敬的他的老师胡适，罗既然认为此说正确，又为何不把此说的“发明权”，归之于其师而却据为己有呢？
罗先生学风之可议，还在于他利用自己早已享有的大名和某些出版社、报刊编者对《水浒》研究情况之不熟悉，而自夸其《〈水浒〉真义考》篇幅如何长到4万字，而不检查其内容之混乱不堪；他还津津乐道：“该文在《文史》发表后，《光明日报》、《文汇报》、香港《大公报》都有报道，《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文汇报·读书》上撰了专文评介。”又自谓他于1984年10月号的《学术月刊》发表的《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著者及原本问题》后，《光明日报》、《文汇报》、《社科信息》都作了报道，《北京日报》、《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都发表了专文评介（引自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罗氏“校订”的《水浒传原本·前言》）云云。
其实，我在1982年就回了罗氏一封长3000字的信，批评《真义考》的种种谬误。而罗氏却以为此信有损他的威信，因此隐而不言。对于北京刊出过评介《真义考》专文的某大报，我80年代初一次出差赴京时，还曾向编者提出过异议，并当面请该报发表我的一封500字的《读者来信》供讨论，但该报编者亦有难色。于是我只好写成《罗尔纲先生〈水浒真义考〉一文之商榷》打印于1983年秋在山东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水浒》讨论会上交流，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次年8月，第三次全国《水浒》讨论会在秦皇岛举行，此文恰好已由《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刊出，与会专家阅拙文后，均认为“罗氏之说，一无足取。”但罗氏不仅不认错，反而又于《学术月刊》发表所谓《平妖传》亦为罗贯中所作，其写作年代在罗著《水浒》之前，因而《水浒》中的许多内容均抄自《平妖传》云云。我认为此说亦违背常识，遂在《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发表《两截〈水浒〉之说岂能成立？——评罗尔纲氏所谓〈水浒传〉抄〈平妖传〉说之误》一文，以纠罗氏之谬。知错即纠的《学术月刊》，立即在同年9月号报道了拙文，复于1986年二月号，发表上海师大陈年希、商韬教授之文，《用〈三遂平妖传〉不能说明〈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一文，续批罗氏之误说。
三、80年代后期，罗尔纲氏的“两截《水浒》说”，实现了个“大跃进”
但是80年代后期，我和湖北学者在湖北省和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推动下，要从事组建武汉红楼梦学会、主办当代红学研讨会和编印《红学新澜》的工作；还要推出拙撰“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高鹗续改《红楼梦》有重大贡献说”，因而暂时放松了对罗氏的批评。不料罗氏的“两截《水浒》说”，在此期间却来了一个“大跃进”。据罗氏自述：权威性杂志《文史》对他的来稿是有文必登，而且从未发表批评罗的文章。于是《金圣叹贯华堂本〈水浒传〉的著者及其成书年代》、《关于用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对勘〈水浒传〉著者及原本的问题》、《从〈忠义水浒传〉与〈忠义水浒全传〉对勘，看引续加者对罗贯中〈水浒传〉的盗改》，均得以陆续面世。在80年代后期，罗氏几乎已成为《水浒》研究领域之“新权威”，这就无怪乎贵州人民出版社不惜重金要于1989年出版据称是罗氏“以60年心血”“校订”的字数达72万之多的《水浒传原本》了。
由于本人那几年学术活动频繁，以致我竟不知罗氏根据自己错误的认识“校订”的《水浒传原本》确已出版的事。我是在读到《人民日报》1991年3月22日一版所刊发的新华社贵阳分社记者的报道以后，不禁大吃一惊的。《人民日报》1版的标题是“罗尔纲教授经60年考订提出：《原本水浒传》曾被盗改，续加”。记者写道：“一部由我国当代史学家罗尔纲教授花费60年心血考订的《水浒传原本》，面世不久便受到海内外学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罗尔纲先生说：“我一生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对《水浒传》的考订”云云。《光明日报》亦于同日发表此报道，并注明罗氏是从30年代起开始考订《水浒传》的，其影响视听之大可以想见。
四、武汉、上海、北京报刊相继揭《水浒传原本》之伪
为了遏止这一报道的消极影响，我立即写稿投《武汉晚报》，于3月27日刊出《〈原本水浒传〉实系以伪乱真之作》一文，武汉《书刊导报》亦发表了章凡、秦明写的《“以60年心血考订”的〈原本水浒传〉以伪乱真——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张国光教授就此提出严正批评》一文。报道中引用了我如下一段话：“罗先生于1931年起研究太平天国，如称他为此花了60年心血，是可以的。但据他在所著《困学集》中自述：在40年代以前，他并未对《水浒》作过什么研究。而50-70年代又因‘冗忙’无暇兼顾。直到1980年才扶病草写《〈水浒〉真义考》一文，至次年‘五一’节前完稿。这说明罗氏实际用来研究《水浒传》的时间，不到6个月，怎能说是60年呢？”报道还反映了我批驳罗氏极力要把《水浒》著作权归于罗贯中一人之说之不合情理云：“至于罗贯中，确为元末明初人。但我们只能认可他是戏曲家，如果断言他在元末明初就能以一人之力创作《水浒》、《三国演义》等长、中篇小说多部，岂足置信？罗先生又封他为指挥元末起义军的‘军师’，并把自己‘考订’的‘彻底革命’的《原本水浒传》的著作权都归于他，岂不违背历史常识？”一向乐于介绍笔者的学术新见的《社会科学报》亦于4月11日刊出题为《张国光教授指出：〈原本水浒传〉实为以伪乱真之作》的报道。又有题后摘要云：“金圣叹的腰斩和作伪，鲁迅及胡适早有定论，对上月《人民日报》报道罗尔纲之考订《水浒传》，张国光对其观点予以辩驳。”报道还写道：“金圣叹腰斩真正的古本《水浒》的问题，最早是被鲁迅发现的，胡适随之认同。从此金圣叹腰斩《水浒》之案遂定。直到1962年《江海学刊》才发表了一篇否认金圣叹曾删《水浒》之文，此说不值一驳，而罗尔纲先生却‘借去’作为他的‘两截《水浒》说’的张本，岂非帮助圣叹圆谎？至于罗氏所谓的100回本的后29回是影射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史实云云，实则胡适在1920年就有此驳议，已经成为常识。”由于此文言简意赅，义正词严，因而迅即为敢于激浊扬清，批评学术文化界之失误的《解放日报·报刊文摘》于4月23日摘载，从而引起了全国注目。同年7月号的《新华文摘》，又摘载了《社会科学报》的报道文章，并同时刊出原载于《人民日报》4月22日的赞扬罗氏的那一篇报道，两相对照，使读者一览而知拙见与罗说之谁是谁非。这也说明，只有努力实践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才能推动《水浒》研究的健康发展。
五、罗尔纲氏被迫承认他早已读过拙著论《水浒》“双两说”诸文
但是论争至此并未结束，1991年8月，笔者以兼武汉《红楼梦》学会会长的身份，被邀参加由贵州红学会举办的纪念程伟元排印的120回《红楼梦》（简称程甲本）出版200周年讨论会（此次会议标志了笔者于1987年发表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并充分肯定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之说，已初步胜利）之便，特赴贵州人民出版社购得《水浒传原本》加以校阅，从而看出罗氏对我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之《两截〈水浒〉之说岂能成立》一文，确已读过。他因而在《前言》中含糊其辞地写道：“50年代后期，有人引用了王圻纪载，就立刻有人说王圻的梦安知不是100回本第100回徽宗梦游梁山泊的梦？并无一人对这一条推翻郑振铎论断至关重要的记载进行讨论”云云。这明是对我批评罗氏不应袭用周村之说而又隐周村之名一事作辩解，但又怕把问题的真相彻底弄清楚，所以就把周村的文章发表的时间由60年代初，推到50年代后期，这样就使读者难以及时查到实据。其用心之细，实堪令人玩味。
我认为只有通过对于罗氏文中所谓：
有一位闻名的文艺理论家，曾经致力于《水浒传》的研究，他看出《水浒传》故事发展到梁山泊英雄大聚义已经到故事的顶点，就此作为小说的结束，正是小说发展的正确反映，与后部应该是两部不同的著作。可是由于他受了前人的限制，竟用“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作为解释”，认为百回《忠义水浒传》为原本。
这段话明是罗氏已承认他读过拙文之证。但他为了回避袭用“双两说”之嫌，于是又蓄意对“双两说”加以歪曲。我从来就认为只有通过金圣叹腰斩《忠义水浒传》止于写大聚义的高潮的这一回，这才把美化革命叛徒的《忠义水浒传》，一变而为歌颂劳动人民的英雄主义的70回本《水浒传》。我反对用所谓“历史的局限”来为叛徒减轻罪责；而罗氏反指目我是因为受了所谓“农民起义的局限性”的限制，以致误断《忠义水浒传》为《水浒》之原本的云云，这岂不是罗氏已自知其说不可通因而采取把水搅浑的手段，企图蒙混过关。
六、我认为“两截说”的内核系“双两说”的翻版；罗氏所谓罗贯中作70回本《水浒》说，侵犯了金圣叹对《水浒》的改订权
必须指出罗氏把《水浒》70回本说得好上加好，完全是对“双两说”的重复，绝非其创见。因为替金圣叹及金本《水浒》翻案，始自1964年下半年。当时北京几家报刊都批判过我。1975年全国评《水浒》时为金圣叹翻案之说，又被“梁效”视为歪风，罗氏岂毫无闻知？何况他又于1980年读过我的一些文章，这就有利于他掌握“双两说”的核心奥秘并把它改头换面移植到自己的“论著”中作为他大事鼓吹的“两截《水浒》说”的“素材”。这样的学风，应否疵议？
为此我很希望读者把“两截说”，和早在罗文发表以前笔者提出的“双两说”加以比较，就会看到罗氏所有赞扬罗贯中创作70回本《水浒》的语句，都和拙著中赞扬金批70回本《水浒》的言论如出一辙。这就好比本来是金圣叹帐上的一大笔存款，只要稍微改动一下密码，它就可以完全归入七百年前不可详考的罗贯中名下了！这大一笔错帐，还不应清算吗？
七、对《水浒传原本》责编李万寿氏赞颂罗氏的奇文的批评
1991年7月以后虽然未见到罗氏再在《文史》等刊发表大文，但李万寿同志发表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尽情赞美罗氏之大文，则是颇有社会影响之作。对此文如果再不澄清，必将淆乱听闻于无穷。为此我特就该文提出批评意见如下：李文的题目是《〈水浒传〉研究的新成果》。他认为从“五四”到1987年，只有一位具有“很高的学识和巨大的胆量”的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才勇敢地挑起了考证《水浒传》的重担。又盛称罗先生历经60多年，至1987年后集中精力陆续发表了七篇重要考证文章，“终于揭开了《水浒传》研究中的许多谜底”云云，这完全违背了事实。
其一，李氏是出版社文中编辑主任和罗书的责编，他在出罗氏书前，该是审读了它的《前言》的吧？罗氏不是说：20世纪20年代，他还未能抓到探索《水浒》版本问题的线索，因此，“30年代一直惦念着这个问题”。40年代在重庆农村“偶然翻《诗经》看到《大雅·绵》一诗中‘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之句，“欢喜得叫了起来”。但“因为当时他要研究晚清兵制，所以未能写”《水浒》文章。50年代就更一直没有写。直到一个“准许打破框框，独立思考的学术讨论环境出现以后”，他才于1981年“五一”节前，写成《水浒真义考》云云。这说明罗氏在70年代末以前，并未研究《水浒》，而李先生竟要帮他编造“60年间”耗费心血于《水浒》研究的“历史”，如非善于包装“学坛明星”的“能手”，曷克臻此？
其二、李氏逐字抄写了罗氏书中为《水浒》版本作的170字的结论云：
《水浒传》原本只七十回，至聚义厅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止，全书写宋徽宗“昏朝气运将颠覆”，梁山泊英雄“替天行道动天兵”，进行“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推翻宋朝封建统治，另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大事业，是一部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不朽名著。著者为元末明初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演义小说的罗贯中，撰著于明朝初年洪武末至永乐初。
凡是涉猎过《水浒》的同志，都会识别这乃是外行的信口开河。但李氏却说这170个字“花了罗尔纲先生60年心血”，它必将推动《水浒传》学术讨论的进一步展开云云。可是现在距罗书的出版已经整十年了，罗氏的“结论”对《水浒》研究究竟有什么样的积极影响，李氏能举例说明之吗？
其三，李文说：“罗氏成就的重大，首先在于他通过科学考证确认《水浒传》原本只有七十回，七十回后的均属伪加。”又称罗氏根据自己的考证结果，作了恢复《水浒传》原本的校勘、考订工作。并谓罗氏以百回《忠义水浒传》与百二十回《忠义水浒全传》对勘，发现《忠义水浒传》的前七十回被盗改、盗加的地方竟达190余处之多，对这些被盗改、盗加的部分，罗尔纲先生均一一依照考证结果作了恢复原貌的工作，并一一加以说明。经过罗尔纲先生的努力，《水浒传》原本终于问世，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10月出版发行云云。可见李氏的目的，在于宣扬贵州人民出版社花大代价出了一部好书，而实际上是贬损了该社；因为把赝品《水浒传原本》当成“罗贯中的原著”大肆推销，这岂不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再说：100回本早于120回本这是不待考辩已获公认的事实。而70回本乃是明末才出世之本。罗氏在没有发现早于嘉靖100回本的70回本《水浒》的情况下，大肆鼓吹只有70回本才是真本，岂非荒唐之言？尤其是这些话竟出自一位资深的史学名家之口，岂不有损我国史学界的威信？
其四，李文说：“罗先生考证《水浒传》的第二个成就是为《水浒传》的真正作者罗贯中争回了荣誉。他的结论已明确指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而不是施耐庵。这就彻底推翻了《水浒传》是施耐庵或施耐庵、罗贯中合著的说法。可以说论据充分，结论正确。这个结论，将会改变中国文学史关于《水浒传》的有关记载”云云。按我国《水浒》界向来受金圣叹影响，以为《水浒》是施耐庵一人独著，或施与罗二人合著的。80年代初以来，我据鲁迅之说提出“施耐庵”乃《水浒》100回本（即祖本）之作者。但“施耐庵”乃作《水浒》者之“托名”；《水浒》肯定不会出于元人施耐庵之手，而元末明初之罗贯中也不会是《水浒》作者。原因是我一向持《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说，而100回本《忠义水浒传》则“成书于明嘉靖初年说”。80年代初，我曾力辩所谓“新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之不可信。罗尔纲氏曾在其书的《前言》中特别点名引用拙文，并谓“当代学者中，张国光持施耐庵为‘托名’说最力”。其目的，显然是要利用我的名义，把施耐庵排斥在《水浒》作者之外，以利于他把罗贯中定为《水浒》唯一作者。殊不知我认为施耐庵其人虽不可详考，但在今天把他作为《水浒》的“隐名”作者加以纪念未尝不可。如今日我们把炎、黄二帝视为华夏人文之始祖一样，也自有其必要性。但罗尔纲氏毫无佐证，即到处宣扬《水浒》是罗贯中一人所作，这种武断之词，稍有思维能力者都不会盲从。而近年又有人毫无佐证地到处宣传罗贯中隐居河南某县许家沟之说，甚至在我国的台湾报刊也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而李万寿亦预言：罗尔纲氏这类的“考证”文章将改变文学史云云，未免浮夸得没有边际。
其五，李文又称：
罗先生考订《水浒传》的第三个功绩是为《水浒传》洗雪不白之冤。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否认《水浒传》有七十回本，而把续加的受招安、征辽、平方腊等内容的百回《忠义水浒传》视为《水浒传》原本，因而斥之为只反贪官，不反天子、歌颂忠君投降。1975年开展的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更是全面否定了《水浒传》。罗尔纲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没有随大流，而是凭他所具有的史德、史识、史才来考订《水浒传》。通过大量科学考证，证实了《水浒传》原本只七十回，七十回后的内容全系伪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水浒传》“是一部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不朽名著”，彻底为《水浒传》翻了案。至于百回《忠义水浒传》的投降受招安，转而成为宋王朝用以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御用工具的内容，则与《水浒传》原本无关，评价《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只能以《水浒传》原本为准。
我以为李万寿重复的罗氏以上诸说，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功罪之词。殊不知最早否认金圣叹腰斩《水浒》说者是胡适，到1923年鲁迅才发现70回本是删节本。俞平伯、郑振铎等加以补充，胡适到1929年才认错。所谓受招安、征辽、平方腊等内容是罗贯中的狗尾续貂，乃是金圣叹为了推销自己改本的藉口。而毛主席的赞扬《水浒》，原是根据他喜看的全本《水浒》立论。他的藏书中，全本《水浒》即有六部之多。毛主席斥《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乃是针对《忠义水浒全传》而言。因此“文革”中要打倒的只是《忠义水浒》。人们批判的也只是大投降派宋江，而不是金本中革命派宋江。因此我曾于1975年9月向中央报刊投稿、写信，反对无分析地批判所有的《水浒》与金本宋江。而罗氏在1980年下半年就看了我寄赠给他的《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问题》一书，他显然是在读拙著后，才知此说之可贵的，但他却不愿成人之美，反而企图把拙文进行肢解用作构建他的“两截论”的材料，并企图利用报刊编者对他的盲目崇拜而一举窒息“双两说”，而且把金圣叹批改百回本忠义《水浒》为70回本《水浒》之大功一笔抹掉，这就是十多年来我不得不与罗氏展开论战的主因。
其六，李文说：
罗尔纲先生“考订《水浒传》的第四个功绩是澄清了金圣叹‘腰斩’《水浒》的真相。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些研究者认为七十回本《水浒传》是金圣叹将百回本‘腰斩’而成。罗尔纲先生认为金圣叹并没有‘腰斩’《水浒传》，他的《贯华堂水浒传》只是“斩掉”《忠义水浒传》中续加的内容，并不是“腰斩”《水浒传》，《贯华堂水浒传》伪造了施耐庵的序于书前，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属施耐庵，以讹传讹，给后世研究造成极坏影响”。
前已引证罗氏自己的话，他40、50、60、70年代根本没有写过《水浒》文章，试问他凭什么为《水浒》翻案？至如强调70回本不是《水浒》原本，这乃是鲁迅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得到的结论，罗氏翻得了此案吗？
按真正的以讹传讹，造成《水浒》研究的极坏影响的，正是原来并没有研究过内容十分复杂的《水浒》，而直到晚年才“染指”这一领域的罗尔纲氏。由于他自视甚高，不肯虚心学习当代学者的新成果。他为了建立自己在《水浒》领域的权威偶像竟蓄竟裁剪他人已发表的论点，七拼八凑以构成自己所谓的“理论体系”，并利用“著名学者”的地位，灾梨祸枣连篇累牍发表谬说并编造自己前后花了“60年心血”研究《水浒》原本的“历史”，未免贻笑大方！
可惜李万寿氏全不了解，过去由于人们都是用形而上学看问题，把《忠义水浒》当作“革命课本”，把施耐庵尊为革命文豪，这才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罪不可赦。而自“双两说”面世以来，“腰斩”《忠义水浒》，已被公认是金圣叹之大功（曾极口诋金圣叹的聂绀弩先生，即持此说），试问：一贯咒骂金圣叹“反动”的罗尔纲氏，他不顾一切地要把撰作70回本《水浒》之功，归之14世纪其生平不可详考的罗贯中，又称其人为农民起义军的“军师”。如果不是为了替罗氏家谱增光，他又何必如此坚持己见呢？又罗尔纲氏还对李氏说：“我一生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对《水浒传》的考订，太平天国研究比起《水浒》考订来，也显逊色”云云。我看这话言不由衷，显然是说给李氏听，以抬高罗氏的《水浒》论著的声价的。不料李氏竟信以为真。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呵！
至于李氏极口赞扬罗氏的史学、史识与史德之高尚，这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试问罗氏在《水浒》研究中提出过哪些观点？发掘过哪些新的资料？批评过哪些不正的学风？其论文也好，专书也好，不仅逻辑混乱，引据不实，而且颠倒是非，常常袭用他人的观点、论据而不注明出处；有高尚的史德、史识和史才者，竟如是乎！中国史学会衮衮诸公对于此类的学风问题能视而不见么？
为此，我特重申，我和罗氏之间的这一场论争之所以有重要意义，就因为我不仅批评了罗氏在学术上的错误，而且指出了他的学风不纯。我分析罗氏之大肆宣扬其“两截《水浒》”说的目的，是由于他已通过阅读拙著掌握了“双两说”和为金圣叹翻案说的真谛之后，就有意出来制造理论上的混乱。罗氏表面上不正面反对为金圣叹翻案，而仅是否认金圣叹曾经删改《忠义水浒》之说。其实这正是对已占优势的“双两说”的釜底抽薪。因为“双两说”是我为金圣叹平反的主要武器，我的目的是承认金圣叹腰斩《忠义水浒》，重塑宋江形象之大功。如果金圣叹仅是评了《水浒》，而根本没有对《水浒》进行修改加工，那就谈不上有什么大功，这就可见罗氏顽强地宣扬罗贯中的原作就是70回本云云，其用心就是要窒息“双两说”的声音，而扭转《水浒》研究的前进车轮，使之陷入“两截说”之泥坑。
在此，我不得不呼吁《水浒》界同仁，请注意：我多年来所谓的为金圣叹翻案云云，实包括两个内容：一、为金圣叹摘掉“反动文人”帽子，并承认他是杰出的思想家、大文学家理论家；二、肯定金本《水浒》是农民起义的课本不是反面教材，金本的宋江是起义领袖，而不是叛徒、特务和内战犯。而迟到80年代才染指《水浒》的罗尔纲氏，他要为之翻案的所谓仅是罗贯中一人所著的、没有鼓吹投降色彩的70回本《水浒》，不也就是本人在60年代就为之奔走呼号的金本《水浒》吗？难道这不足以说明：罗尔纲先生的“两截《水浒》说”本是从“两种《水浒》说”蜕化而出并非什么独树一帜的“新说”么？
收稿日期：199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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