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沃尔特与《姐妹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沃尔特论文,姐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发表《性政治》（1970）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一种批评理论。（注：耶鲁大学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彼得·布鲁克斯曾说，“今天任何一位好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是女性主义者。”（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6,1987.p.110.）；著名文学理论家韦恩·C.布思也曾说，“女权主义批评生气勃勃、十分活跃。……女权主义批评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在经典作品中发现了我过去从未察觉到的一些成分，使我有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看法。”（请参看拙译《当代美国文学理论》，《外国文学评论》，1990 年第 1 期）。 ） 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中最为活跃、影响较大者之一。她的主要论著有：《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977）、 《女性的疾病：妇女、 疯癫与英国文化，1830—1980》（The Female Malady:Women,Madness,and
English Culture,1985）、 《姐妹的选择：美国妇女文学的传统和变化》（Sister's 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Writing,1991 ）、 《性别的混乱：世纪末的性属与文化》 （ Sexual Anarchy: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 de Siecle,1991 ）；两篇重要论文“走向女性主义诗学”（“Towards Feminist Criticism”，1979）和“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 Feminist Criticism inWilderness”，1981）；主编的文集有《新女性主义批评》（The NewFeminist Criticism，1985），《谈论性别》（Speaking of Gender，1989），《堕落的女儿们：世纪末的女作家》 （
DaughtersofDecadence:Women Writers of the Fin de Siecle,1993）等。 正是由于肖沃尔特在学术上的卓越建树和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重大贡献，拥有上万名会员的美国著名学术机构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Association）推举她为1998年度主席。
肖沃尔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同其他女性主义批评家一样，肖沃尔特认为现有的文学史是按父权制意识形态编写的，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这本书的宗旨就是要描述从勃朗特姐妹到当代英国小说的女性文学传统，表明这种传统的发展是如何与其他任何文学性亚文化的发展相似。在理论上，肖沃尔特借鉴了美国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化的理论模式和文化人类学关于主流文化和被压制文化的理论。《她们自己的文学》是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英国妇女小说史，它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妇女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学说，发掘出了大量被父权制文学史湮埋的女作家，对一些有影响的女作家也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此书是对建立妇女文学经典和重写文学史的重大贡献，说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里程碑也毫不过分。
《姐妹的选择：美国妇女文学的传统和变化》（1991）是肖沃尔特建构妇女文学史和妇女文学经典的又一重要成果。她采用了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借鉴了美国黑人文学研究、奇卡诺人（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文化研究、亚裔美国人文化研究、同性恋批评和后殖民文学理论的方法和理论，来对美国妇女文学进行研究。肖沃尔特提出了包括妇女文学研究在内的亚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种“沉默的”（muted）文化是否有它自己的文学？ 或者它总是必须修正主流文化的规则吗？是否有一种“真正”而独立的语言、理论和文化，它能够表达在混合文化内生存的亚文化之灵魂？当代文学理论与一种非经典文学的关系是什么？一种文学怎样才能找到它的本体和沃尔·索因卡所说的“自我理解”（self—apprehension），同时仍可避免民族的、种族的、或性别的基要主义（essentialism）？
（p.6）
这些问题对于任何一种亚文化的文学的研究都是不应回避的重要问题。肖沃尔特同其他女性主义批评家都注意到了妇女文化与妇女文学的密切关系，正如尼娜·贝姆（Nina Baym）所说， “对美国妇女作品的研究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什么是文化，以及作品怎么表现文化的种种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肖沃尔特进一步提出了对妇女文化的观念必须进行修正，必须从有色人种妇女、城市贫民、或劳动妇女的角度来反思妇女文化。近年来在其他场合，肖沃尔特也提出了要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角度来进行女性主义批评。考虑到她的前期著作忽视了种族和阶级的问题，她现在的这种观点应该说是一大进步。
肖沃尔特根据八九十年代关于撰写美国文学史的新观念，即美国文学传统不再被认为具有一种和谐的共性，而是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和谐的特征，她进而提出了对撰写女性主义文学史的看法。她认为，一部女性主义文学史必须对任何单一范式的美国妇女史或美国妇女文化持批判态度；必须注意表达性别、种族和阶级的问题；必须意识到妇女的作品是产生于复杂的互文性网络之中。它不能用生物学的本质论、女子气质（femininity）论的陈规、或民族主义的神话来阐释。它必须既避免过多女性化（feminization），坚持认为妇女作品中的每一点都可以用性别来解释；同时又要避免过少女性化，忽视妇女文本中的性别印迹。（pp.17—18）肖沃尔特还提出了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基本依据。 她说，
归根结底，过去文学的价值必须根据它对读者、作者和批评家的持续影响来衡量。只要不断有新的一代读者欣赏它，新的一代作者受到它的启发，新的一代批评家更充分地揭示出它的含义，那么这部书就永远不会消亡。
（p.126）
根据以上观点和标准，肖沃尔特在《姐妹的选择：美国妇女文学的传统和变化》中对美国妇女作家（主要涉及小说家，也讨论了一些诗人）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此书涉及到的女作家和女批评家约150人，其中包括了佐拉·尼尔·赫斯顿、 爱丽丝·沃克等黑人作家，也包括了其作品以反映下层阶级劳动妇女为主的蒂利·奥尔森等人，侧重讨论了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凯特·肖邦的《觉醒》、伊迪丝·沃顿的《快乐之家》，并且发掘出了“失落的一代”女性作家、美国女性的哥特式小说，以及“百衲被”与女性文学的关系。下面以《觉醒》为例来看肖沃尔特所进行的分析和评价。
肖沃尔特指出，肖邦阅读广泛，受到阿里斯托芬、达尔文、赫胥黎、福楼拜、惠特曼、史文朋、易卜生等人的影响，尤其是莫泊桑的影响。她分析了肖邦与“地方色彩”和“新妇女”作家的关系。她指出，当肖邦开始写作之时， 她把“地方色彩”女作家萨拉·奥恩·朱伊特（Sarah Orne Jewett）和玛丽·威尔金斯· 弗里曼（ Mary
WilkinsFreeman）奉为楷模， 她采用了“地方色彩”文学的叙事策略和题材。但后来，她认为女性“地方色彩”作家迷恋过去，对于失去的理想化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因而她与她们以及感伤小说家分道扬镳。她的最后一部作品《觉醒》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以前妇女小说的常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埃德娜就是一位与传统小说主角大不相同的人物。埃德娜抛弃了妇女文化中母亲和姐妹的世界，她既没有母亲也没有女儿，她甚至拒绝去参加她妹妹的婚礼。在形式上，《觉醒》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常规技巧而趋于“顿悟和情绪的印象主义的节奏”。全书不是通常那样采用标题分章，而是用数字分为39节，全书的统一性是通过对埃德娜意识的集中描述和关键情景与意象的重复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先前的美国妇女作品大多忽视了性的问题，而《觉醒》大胆鲜明地反映了性的主题，表现了妇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以及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肖沃尔特还分析了《觉醒》遭禁的影响。她认为《觉醒》遭禁使妇女文学的实验和革新受到压制和阻碍，使妇女文学的发展受到严重打击并产生倒退。尽管如此，肖沃尔特认为《觉醒》是世纪末的一部过渡性女性小说，是一部关于从十九世纪家庭社会的妇女文化和文学过渡到现代主义的异性爱小说。今天大家都公认《觉醒》是由一位美国妇女写的第一部在美学上成功的小说，它标志着妇女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肖邦超越了她的先辈，大胆地描写了妇女对性和个人解放的渴望，开辟了妇女文学主题和文体的新领域。《觉醒》不仅对女性作家有影响，而且对当代男性作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的《光明之子》（Children of Light，1986 ）实质上就是《觉醒》在当代的改写本。《觉醒》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能进入经典作品之列，并在美国文学史上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就是包括肖沃尔特在内的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姐妹的选择》中，肖沃尔特专辟一章来讨论被传统美国文学史所遗忘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女作家，她称她们为“另一部分失落的一代”（The Other Lost Generation）。 她分析了二三十年代妇女作家“失落”、被遗忘的原因。她指出，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后，女权主义运动出现分裂，迅速跌入低潮。对于在20年代成年的那批文学妇女，她们发现战后那个时代对有志向的妇女抱有敌意，理想的妇女不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言行衣着不拘传统的女子（flappers）。在大学和学术团体里出现了排斥、压制女性声音的倾向。过去被选入文集、得到评论和进入课堂的妇女作家从美国文学的经典中逐步被排除在外。战前已取得较大成就的女作家，如薇拉·卡瑟和伊迪丝·沃顿，在批评界的评价大大下降。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尽管她们中不少人写出了今天看来是优秀的作品，但是它们得不到出版，即使出版了也得不到应有的评价，仍然是默默无闻。还有的人虽有文学天赋，但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而不能进行创作。以上种种原因使她们成了“失落的一代”。肖沃尔特讨论了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 约瑟芬·赫布斯特（ Josephine Herbst ）、 蒂利· 奥尔森（Tillie Olson）、苔丝·斯莱辛杰（Tess Slesinger）、勒叙厄（ LeSueur）和玛丽·希顿·沃尔斯（Mary Heaton Vorse）等人。其中，勒叙厄写出了《妇女在忍饥挨饿》（1934）等非虚构作品，可以称她为非虚构小说的先驱。她的小说《姑娘》（The Girl）1936年就已完成，但遭到出版商的拒绝，一直到1971年才获出版。蒂利·奥尔森在《沉默》（1978）中谈到，她在30年代加入了共青团（the Young
Communist League），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 同时还从事报酬很低的工作和照料两个女儿，因此一直无暇从事文学创作。她获奖的短篇小说集《让我猜谜语》（Tell Me A Riddle）1961年才发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扬农迪欧》（Yonnondio）1974年才出版。约瑟芬·赫布斯特于1922 年就已完成的小说《未婚》（Unmarried）至她去世都未能出版。
肖沃尔特在这部著作中显示出对黑人女作家的特别关注，她讨论了在哈莱姆文艺复兴中出现的杰西·雷德蒙·福塞特（ Jessie
RedmonFauset）、多萝西·韦斯特（Dorothy West）和内勒·拉森（
NellaLarsen）等人。她对福塞特的《混乱》（There Is Confusion，1924）和《葡萄干面包》（Plum Bun，1929）、 拉森的《流沙》（Quicksand，1928）和《流逝》（Passing，1929）都有较高的评价。 肖沃尔特还高度评价了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认为她是哈莱姆文艺复兴中最重要、最有创造力的女作家。她的重要作品，如：《骡子与人》（Mules and
Men，1935）、 《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和《山里人摩西》（Moses ：Man of the Mountain，1939），既受到了文学典籍的影响， 又从黑人土语中吸取了养料，并精心运用了种种技巧，形成了精妙、辛辣而富于原创性的风格。同其他女作家一样，赫斯顿在生前并未得到占据文坛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她的后半生生活凄凉、颠沛流离，最后死于贫民院，坟上连一块墓碑都没有。今天她不仅被公认是一位最具天赋的黑人女作家，而且被艾丽丝·沃克称为“南方的一个天才”。对于80和90年代的主要美国女作家，无论对白人还是黑人或是其他种族，赫斯顿的《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成为激励她们不断进行创作的文学传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通过对众多妇女作家的分析和评价，肖沃尔特最后总结道：
尽管遭到了所有这些困难和挫折，20年代和30年代的美国妇女作家创作出了一批重要的作品，它们最终成了有影响的著作，因为我们开始把它们结合进一种对美国文学史的三维理解之中。虽然女权主义运动在这二十年间消退了，但是许多坚强的女作家抵御了要她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声音的压力。在每一种体裁上——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两次大战间的妇女作家对女性的体验和生活进行了最诚实的探索。而且为了从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记录，许多人修正了与她们同时代的男性作家的美学技巧和叙事策略。……随着我们继续扩大那种传统，美国妇女文学失落的一代会提供更多的惊奇和更丰富的内容。我们决不能再让她们失落了。
（p.126）
这是肖沃尔特对妇女文学遭到歧视、埋没所发出的强烈呼声。
随后，她对美国女性哥特式小说作了评析。她指出，女性哥特式小说在不同的历史和民族的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意义。美国的女性哥特式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英国和欧洲的传统中借用了许多规则，同时又具有美国文化的独特因素，成了美国妇女文学中最多样化、最有力量的体裁之一。肖沃尔特对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关于女性哥特式小说的理论观点作了简要的归纳和较为中肯的评述。她指出，第一位对女性哥特式小说这一体裁在理论上作出了精辟分析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是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 莫尔斯在《文学妇女：伟大的作家》（1975）中，把女性哥特式小说分为两类：以安·拉德克利夫（
AnnRadcliffe）的《尤多尔弗的神秘事件》（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为代表的一种模式，在这类作品中，中心人物是一个年轻女子，她既是受到迫害的牺牲品，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女英雄。另一类模式以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为代表，这是一个关于“生育神话”的故事，一个关于可怕的后代的故事，它开创了科幻小说的先河。《弗兰肯斯坦》是一位妇女就生育后的创伤——恐惧和内疚，焦虑和压抑的题材而杜撰的神话。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式小说与妇女对生育和创造力的焦虑有关。她的这种观点对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等人和把玛丽·雪莱视为女性哥特式小说家范例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有着重大影响。在70年代末期，莫尔斯的这些观点受到其他人的修正。一些以心理分析为导向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例如南希·乔多诺（Nancy Chodorow）和克莱尔·卡亨（Claire Kahane）， 她们把女性哥特式小说视为不仅是与母性的对抗，而且也是与母亲和女主角必须面对的女性问题的对抗。在80年代中期，另一些受到后结构主义和拉康心理分析学说影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则把女性哥特式小说视为一种相应于女性的、浪漫的、违规的、革命性的写作模式。对于她们，关键的文本就是象夏洛特·勃朗特的《维莱特》那样的小说。这些批评家把哥特式小说与女性的无意识等同起来，与“把身体、符号、想象、或前俄狄浦斯他（母）语（〔M〕Other Tongue）带入语言的努力”（pp.128 —129）等同了起来。
对于美国男性批评家在对哥特式小说作出理论上的总结时根本不讨论女作家的情况，例如，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eler ）在《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中讨论哥特式小说时没有提到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哈里特·斯波福德（Harriet Spofford）、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 ）等女作家，肖沃尔特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列出的女性哥特式小说家还有蒙克·刘易斯（Monk Lewis）、萨拉·J.赫尔（Sahra J.Hale）、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凯瑟琳·安·波特、卡森·麦卡勒斯、琼·斯塔福德（Jean Stafford）、 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黛安· 约翰逊（Diane Johnson）等，其中有许多人是传统文学史从不记载的。 同时，她还较详细地讨论了吉尔曼、欧茨和黛安·约翰逊等人的作品。另外，肖沃尔特对女性哥特式小说的主题、人物、表现模式等问题也进行了阐述。她指出，当代美国女性哥特式小说日益强烈地关注强奸、攻击和凶杀等题材，这是与现在美国小说向着“以暴力为中心的情节”变化的大趋势一致的。哥特式小说的复兴代表着“描绘更恐怖的现实和种种替代的策略”。女性哥特式小说看起来越来越象一种现实主义的模式。（p.144）
在《姐妹们的选择》中，肖沃尔特重点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缝制百衲被”（quilting），它的美学意义，它对妇女文学、尤其是对妇女小说的形式和结构的影响。缝制百衲被的历史是美国妇女文化史的重要主线之一，它成了美国妇女文化（包括文学）的一个不断发展的象征。在美国，缝制百衲被这种实践活动源于英国和非洲。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买不到现成的被子，新英格兰和大草原的寒冬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四五条厚实的被子，这就使缝制百衲被成了实际生活的需要。女孩子从小就学缝制百衲被，妇女们常聚在一起缝制百衲被，以至美国英语中有了“quilting bee”（大家缝聚会）这个词汇。这种大家缝聚会起到了促进妇女之间情谊的作用，成了妇女们庆祝生日、订婚、悼念亲友、交流信息、学习新技巧、甚至讨论政治问题的场合。女权主义者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ony）就是在一次教堂里的大家缝聚会上发表了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第一次演说。而且缝制百衲被的活动跨越了种族、地域和阶级的界限。百衲被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图案或对称的几何图形，有的体现了黑人民间艺术传统，有的反映了印第安人的艺术传统。同时，缝制百衲被为妇女发挥她们的创造力提供了机会。
对于妇女文学来讲，缝制百衲被的过程就象写作的过程。缝制百衲被涉及到艺术创作的四个阶段：首先要选择所需材料的色彩和面料，并将选好的布料剪成几何形状的小块；第二步，把这些小块按照一定的模式缝合成较大的方块；第三步，把大方块缝合成一个整体的图案，这个图案通常是传统的图案，它有一个名称，表明了它在地域、政治或精神上的含义；最后把它缝在褥子上并在四周加上一定的花纹。写作的过程与缝制百衲被的过程颇为相似，要先选择题材，然后措辞、造句、布局，按照一定的主题和结构，运用种种艺术技巧和手段写出一部完整的作品。不少19世纪的女作家刚开始写作时，就是为年鉴、女士的留言簿或宗教刊物写一些短小的片段。以后又写短篇小说，最后才写长篇小说。哈里特·比彻·斯托就是这样开始写作的。在她开始写《汤姆叔叔的小屋》之时，她已经在周刊上发表连载的片段。她把这部长篇小说看作是把若干场景“缝合在一起”（“stitching together”），整部小说的结构就象19世纪流行的“原木小屋”图案百衲被（Log Cabin Quilt ）。这种百衲被的中央是一个红色的方块，它象征着屋子中的壁炉，其他每一个方块按对角线分成明暗对比的两个部分，它们围绕着中央方块对称地排列，明、暗的部分各自形成更大方块。这种图案的百衲被有着十分强烈的视觉效果，其鲜明边界和强烈对比的结构特别适合于斯托这部小说表达州与州之间、种族之间和性别之间的边界和冲突。在这样的结构中，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无叙事的标志，就是中心意象，其他每一个叙事“方块”也都同样是以一栋房屋为中心，这些叙事“方块”都是围绕着中央方块拼合起来。这样，按照对称平行图案组合起来的叙事“方块”产生了累积的效应，反映了黑人和白人社会的强烈反差和对比，更深刻地揭示了奴隶制度的黑暗和罪恶，这也是这部小说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著名批评家埃德蒙·埃尔逊曾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颗炸弹”。著名诗人埃米莉·迪金森的诗歌和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形式和结构上都受到了缝制百衲被技巧的影响。缝制百衲被甚至成了不少作品的题材或名称，如：安·S.斯蒂芬斯（
Ann
S.Stephens）的《缝制百衲被聚会》（The Quilting-Party，1850？）、玛丽埃塔·霍利（Marietta Holley）的《琼斯太太的百衲被》（Mrs.Jones's Quilting，1887）、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的《我们村子里的一次缝制百衲被聚会》（A Quilting-Party in Our Village， 1898）、凯特·肖邦的《伊利莎白·斯托克的一个故事》（ ElizabethStock's One Story）等等。
后来，无论是作为妇女生活中的一种实践活动，或是作为妇女文化传统和女性美学的象征，缝制百衲被渐渐遭到冷落。到了60年代末期，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缝制百衲被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获得了美学上的复兴。正如艺术批评家露西·利帕德（Lucy Lippard）所指出的：“自从1970年左右女性主义艺术的新浪潮开始以来，百衲被成了妇女生活、妇女文化的基本视觉隐喻。”在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中，“缝合”（piecing）成了妇女文本消解了中心结构的隐喻。 按照拉切尔·迪普莱西（Rachel DuPulessis）的观点，
纯粹的“女性写作” （ecriture feminine）是“没有等级差异的……它要打破等级制度， 把所有材料组织成多个中心，使各种因素均匀地展示出来而无突出的位置或时刻。”她还说，在女性主义文本“词语的百衲被”（verbal quilt）中，没有“从属”，也没有“等级”。（注： Elaine
Showalter,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85),p.278.）
然而，在其诗歌和小说中采用百衲被意象的大多数当代女作家却并非是百衲被的制作者。对于她们，百衲被常常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过去，“一种沟通家庭生活与艺术生活的方式，直至最近她们都觉得难以协调这两种生活。”用碎布片缝合起来的百衲被的意象“创造了一种联系和组合整体的新方式……，为一种新的变革的观点提供了种种因素。”（注：Elaine Hedge,“The Needle and the Pen,” inFlorenceHowe,ed.Tradition and Talents of Women (Urbana: Universityof Illinois Press,1991).）这种意象既是怀旧的，也是浪漫的。当代女性主义作家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 ）在《看百衲被》（Looking at Quilts）一诗中写到， “缝合的百衲被……”是“编织起来的生活、宝贵的碎片的记忆”。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在其诗歌《天上的钟》（“Celestial Timepiece ”）里把百衲被视为妇女的地图和历史，“她们的生活记录在布上”。另一位著名女性主义作家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诗歌《自然资源》（“NaturalResources”）里写到，“碎片，变成了拼缀品， ／……／拥有重构世界的力量。”百衲被的意象成了当代美国女作家的共同语言，成了女性美学的一个隐喻。
同时，缝合的百衲被对于黑人女作家、新一代的黑人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具有巨大魅力。在黑人美学思潮的语境中，布鲁斯和爵士乐被认为是代表性的美国黑人艺术形式，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表演时的即兴发挥。在7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证明了缝制百衲被也融入了对于美国黑人音乐十分重要的即兴发挥技巧。1979年举办的一次“黑人百衲被”展览会就强调了“缝合”与布鲁斯之间的类同之处。20世纪黑人百衲被中即兴发挥的和新颖的因素被认为是黑人美学的关键成分。对于艾丽斯·沃克这样的黑人女作家，缝合百衲被既代表了美国黑人妇女的美学传统，也代表了沃克所称的“妇女主义的”（womanist）或黑人女性主义的作品的范例。在她所写的《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In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一文中， 沃克把百衲被确认为美国南方黑人妇女创造性表达的一种主要形式。沃克的早期短篇小说《日常用途》（“Everyday Use”）清楚地展示了她的百衲被美学主题。她的著名小说《紫色》则采用了缝合百衲被的技巧，并把缝合百衲被作为小说的中心隐喻。另一位黑人女作家博比·安·梅森（Bobbie AnnMason）在短篇小说《爱情生活》（“Love Life”）中，描写了缝制葬礼百衲被的故事。这种葬礼百衲被是对一个人一生的纪念。肖沃尔特指出，这个故事给人们带来了美国女性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不断更新的意识，然而也表明了缝制葬礼百衲被的传统成了人们的“负担而不是过去的宝贵遗产”。（p.166）
最后，肖沃尔特总结道，“百衲被”已取代了“大熔炉”，成了美国文化身份的中心隐喻。美国妇女文学正呈现出矛盾、分散、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它并未放弃将它自己拼合成“文学百衲被”的努力。这种“文学百衲被”为变化中的美国、变化中的美国文学和文化提供新的地图。妇女文学正在发展的历史将不得不放弃共同语言的梦想，而要学会理解和尊重每一个姐妹的选择。（p.175）我们应该看到， 作为美国文化身份的中心隐喻“百衲被”与另一个现在常见的隐喻“马赛克”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前者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体现了女性主义的意识。
综上所述，《姐妹的选择》对妇女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撰写文学史的新观念、跨文化研究、美国妇女文学的特征等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新的突破和开拓，并且发掘出了不少被传统文学史湮埋或贬低的美国女作家。这部著作的成就与其姊妹篇《她们自己的文学》相比毫不逊色，它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