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时期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随着各种文化藩篱的不断破除与研究者眼光的不断深入，对萧红的认识也愈来愈广泛、多层次。研究论文数量可观，质量不断提高，多次举行的萧红纪念会和萧红学术研讨会一度使萧红研究掀起高潮。此时，对萧红研究的历史，现状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总结，以便使研究进一步深入，确已成为当务之急。
总体来说，从1978年至1995年这17年间，萧红研究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伸展的过程。下面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内涵不断丰富
文化的开禁，萧红从“冷宫”中被发掘出来。这位身世经历颇有传奇色彩的“东北女侠”，一下子吸引了研究者的视线，出现“萧红热”是可以理解的。最初吸引研究者的无疑是萧红的传奇身世和经历。有的研究者认为，爱情的不幸、贫困的生活和疾病造成的身心折磨，影响了萧红的整个人生和创作，使她和她的作品逐渐脱离了火热的抗日运动而最终回复到个人的小圈子中。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则对此提出异议，例如逄增玉在《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中，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指出黑土地文化蕴含着一种追求自由与漂泊的鸟图腾崇拜的文化精神，它深深潜蕴在萧红柔弱的身体里。萧红的漂泊流浪，大多是黑暗动荡的社会所致，同时也有来自萧红本人的因素，她身上存在着“关外妇女常见的雄迈气质”。强烈的反抗意识和生命激情使萧红毅然与家庭决裂，开始了自由而又艰难的漂泊流浪生涯。作者从地域文化气质角度来观照萧红的人生道路，颇多新意，也显示了对萧红个体的重视。
萧红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与创作道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的“娜拉”，刚涉足文坛并未如冰心、庐隐、丁玲等以个性解放或带有自叙传式的感情经历作为写作对象，而是侧重于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对旧制度的抨击；在后来的创作中又放弃了这种题材而转向抒写内心，显得与时代隔离。其原因何在？为准确阐释这一点，萧红的经历与其创作道路的独特性，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师大学报》1990年4期）从题材选择变化的角度分析了萧红的创作道路。该文认为， 早期二萧合集《跋涉》中萧红的作品是在时代潮流和友人的影响下的创作，缺乏自主意识，因此造成了题材与把握这种题材所需的主体能力二者之间的紧张矛盾，有概念化的“编故事”倾向。现在看来，《生死场》的魅力全在于前半部分“极具真实感”。而《商市街》所采用的极为个人化的题材使内部视野开阔，但又导致了思想的相对贫弱。后期，萧红克服了前一期的缺陷，在所熟悉的呼兰河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富有意蕴的题材，作者将农村题材和自我题材相结合，同时，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表现这类题材，因而富有独创性；而《马伯乐》则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萧红的创作道路呈现出一种理性的主动取舍的现象。
陈素琰《萧红：早醒而忧郁的灵魂》（《文学评论》1994年4 期）中则认为萧红的创作道路完全是个性使然，本性所致。《呼兰河传》尽管有进步思潮的浸润，但她并没有因为革命的群体意识传达而放逐她的生命体验及与生活经历紧密相连的感受。萧红是一个充分女性化的作家，她听从内心的召唤一步步寻找自己的归属点和关怀点。正因为如此，当萧红将充满田园韵味的抒情诗笔调引入她的那些刻画人民苦难的篇章时，则也多少造成了她在写社会生活时笔墨生硬而略显抽象的现象，如《生死场》。研究者还从作家的个人经历与心理变化着手，认为萧红的创作过程就是精神家园的失落和寻求的过程。“无家情结”与“恋家情结”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创作。这一方面的论文有秦林芳《论萧红的家园意识》（《呼兰师专学报》1990年2期）、 赵琪《浅论萧红创作的故乡情结》（《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2期）、 王维国《“无家情结”与萧红的生活与创作》（《河北学刊》1994年3期）等。
总之，对作家整体创作道路的研究，使研究者能更客观地看待萧红的作品，也发现了其中的不足和缺陷，而不再是一味抬高。
除了对作家整体创作道路的宏观研究，作家单篇作品的微观研究也不可忽视。寻根文学思潮使人们的固有思维模式发生了动摇，对文学研究领域也起了新的震动。思维模式的转变给萧红研究带来了无限生机。萧红，作为一个经常沉缅于童年的回忆、对都市文明极端嘲讽和不屑的女作家，似乎与“寻根文学”的某些探寻目标不谋而合，于是很快就为敏锐的研究者发现，他们把萧红作品与寻根文学相联系，使其主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如对于《生死场》的研究历来几乎都从“抗日文学”的角度加以肯定，誉之为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而此时的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生死场》，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邢富君在《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1期）中指出，《生死场》是“农民对命运挣扎”的文学，其主题是“贯穿始终的农民生死线上的挣扎”。日本学者片山智行《萧红的文学观与“抗日问题”》（《社科战线》1990年2期）一文认为， 《生死场》的主题最终还是指向抗日方向。然而，可以称做是作者分身的作品主要人物金枝却越过“抗日”问题将着眼点投向中国社会自身存在的不合理性。这是一种多义主题的看法。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3期）。 又如《呼兰河传》一度被认为远离抗日，落后于时代，对旧世界缺乏明确有力的批判。研究者们重新认识，得出了新的结论。指出《呼兰河传》是“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中贯穿了萧红对劳动人民不幸命运深切关注的主题，也反映了萧红对旧的生活的批判和否定（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载《十月》1982年1期）； 高秀芹在《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呼兰河传〉谈起》载《吉首大学学报》1994年2 期）中进一步指出：虽然创作《呼兰河传》时作者的心境是寂寞的，然而也因为此，萧红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冷静地观照自己曾经熟悉的生存环境，发掘民族劣根性，形成对传统的反思，达到思乡与启蒙的水乳交融。皇甫晓涛的《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萧红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的主题作了较综合的归纳，如“群体、个体与集体”、“反帝与反封建”、“历史开掘”、“没有死去的阿Q 时代”与“春的悲吟爱的呼唤”等等。对主题的深挖实际上也是一种重新定性的过程，虽各种见解纷至沓来，见仁见智而难以趋同，但同时也增加了其主题的内涵的丰富性。
除了寻根文学，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兴起也同样影响了萧红研究。身为女性并由此饱尝痛苦的萧红再次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她作品中的女性到底怎样？她的女性观如何？1984年陆文采在《浅谈肖红笔下的女性形象》（《社科辑刊》1期）中就指出：萧红对于妇女受歧视、受侮辱、 受压迫的不合理现象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在小说中特别重视对妇女思想、生活、命运的反映和描写，形成了她小说中的一系列独特的形象体系。其后的研究文章对其作了补充性的论述，如周筱华《〈呼兰河传〉与萧红的小说学》（《安徽大学学报》1995年3 期）零星提到了萧红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关注。陈素琰《萧红：早醒而忧郁的灵魂》认为萧红有对女性命运的总体思考等等。其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前文曾提到，片山智行认为《生死场》中金枝是萧红的分身，金枝的恋爱、婚姻的不幸，日军的侵略使她不得不到城市里流浪，这有着作者的影子。作者通过金枝说出的：我恨男人，此外谁也不恨。喊出了萧红对女性（自身）悲苦命运的不平和对男性专制社会的不满，隐隐出现一种对抗情绪。遗憾的是作者着眼于主题的讨论，对萧红的女性观并未深入。联系当今的女性文学，深入下去不难看出，这种对抗主义的女性观与当代先锋女作家陈染、林白等人的女性观颇有相通之处。《呼兰河传》与林白的《青苔》均是以写边远闭塞的小镇风貌起笔，以回忆方式切入，展开了一幕幕人生画面。二者都流露着鲜明的女性情感，写出了一种女性的压抑，两位女作家在心灵上有着某种契合。顺此线索下去，必然会求得萧红的女性观，增加对萧红个体的认识。如只就萧红的作品探讨，必然会走不少弯路。
对一个作家的考察当然离不开其作品的艺术特色。萧红是一位反叛传统、个性鲜明的女性作家，她曾向传统小说学发出挑战：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这种文学观使萧红作品不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萧红独特的充满现代意味的美学追求。《〈呼兰河传〉与萧红的小说学》一文认为，《呼兰河传》中有鲁迅的乡土题材、郁达夫的自叙传式的表达方式、废名抒情诗的笔调、沈从文散文式的漫叙的长处和萧红自己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的特长、女性细腻、清新的笔调。主观情感与书中角色景况有机地结合，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其特征是淡化情节，简化外在环境及人物行动的详尽的、静态的描写，追求内心世界的真实性。
除了对萧红小说学的探讨，研究者对萧红作品的语言也开始重视。小说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鲁迅、茅盾几十年前就在为萧红的作品所作的序言中对萧红的语言艺术多有肯定。但建国后乃至新时期以来一段时间内，萧红作品的语言风格在研究中经常被忽略。这是因为萧红稚拙甚至有些像病句的语言实在不合作为政治的功利性主题思想表现的“规范”。近年来，研究者开始重视鲁迅、茅盾的见解，并进一步挖掘出萧红的语言风格：稚拙又清新灵动的语言展示了“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独特的语言吹来了东北土地上浓烈酣醇的乡土气息，显示了作家深沉凄婉的抒情个性与刚劲质朴的理性力度，即“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王艳芳《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浅析萧红作品的语言风格》载《徐州师院学报》1993年2期）。 李采章在《〈呼兰河传〉的叙事策略及其文化意味》（《九江师专学报》1995年1期）一文中，独辟蹊径，较深入地挖掘了萧红的语言策略。该文指出，《呼兰河传》中第三人称鸟瞰式的对呼城风貌及市民的生活方式与质量的扫描，显得冷静客观，同时，第三人称的间离性使叙述者在讽刺时淋漓尽致不留情面，而第一人称的亲切感意味着鲜明的主体性和浓郁的抒情性；第一人称的有限陈述，第三人称的无限陈述，加上隐喻象征、幽默讽刺的使用完满地体现出呼兰小城及其市民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格。从人称变化考察其语言带来的文化意味，显示了研究者的独到之处。当然，对语言风格的评价也有过高而失实之处，萧红没有受过完整系统的语言教育，凭着情感的流曳信笔写来，虽真实清新，然总不免滞塞。现代文坛上许多作家是在一种激情下投入写作，在以后的学习和创作生涯中逐步完善并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的，这一点即便鲁迅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到后期《呼兰河传》、《马伯乐》中有所克服，遗憾的是很少有研究者用发展的观点来探讨萧红语言风格的完善和形成过程。
不仅仅限于语言风格，一些研究者还从萧红作品的整体艺术风格入手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如蒋明玳《论萧红小说的艺术风格》（《扬州师院学报》1994年2期）一文就是如此。该文认为， 萧红为新小说创作的散文化、抒情诗化、绘画化带来了种种新奇的美学观和结构章法。有的研究者用美学概念来欣赏、解释萧红作品，指出其具有“壮美与优美的和谐统一，浅白与深刻相辅相成，情感与景物水乳交融”的美学特征，带着一种忧郁的审美倾向。这方面的论文有姜志军《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人大学报》1994年3期）、 王秀珍《萧红作品审美风格刍议》（《学习与探索》1994年4期）等。 孙民乐还从萧红作品的审美效应出发，指出萧红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气质和艺术理想的先锋作家。《呼兰河传》中对女性命运、民族劣根性乃至对人类生存境况、生存目的的终极追问等是“当今依旧令人困扰的主题”，“矛盾万状的情态，苦闷至极、无枝可栖的灵魂，无法整合的际遇感，世界的荒谬感，现代人的反讽态度，无不可以从中找到共振和冥契。”（摘自《走向世界文坛的女作家——国际萧红研究研讨会综述》冯韧、志军／《北方论丛》1993年6期）
总之，对萧红生活经历、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审美思想及其关系等多方面的探究寻求，使萧红开始逐渐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外延不断扩大
随着萧红研究内涵不断丰富，萧红研究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研究不再把萧红限制在一个圈子里，而是将她放入群体的、众多的作家当中，放入整体的文学史坐标系中，从纵横两个方面考察。纵的方面，研究者主要着眼于对形成萧红独特创作风格的影响研究。王小平《萧红的创作与外国文学》（《艺潭》1987年3 期）打破了前人以为萧红主要靠着灵感和才气而少受外来影响的看法，认为萧红不同程度地受到辛克莱、契诃夫、屠格涅夫、曼殊斐尔等的影响。她是“一个能将借鉴别人的东西揉进新的意境，在造就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另外，鲁迅对萧红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在对鲁迅的卷帙浩繁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中，从不会忽略这一点。同时，在以萧红为主体的萧红研究中也是如此。单元《试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喀什师院学报》1991年4期）认为，鲁迅的文学观、 鲁迅文学大家的气魄和伟大的人格力量、鲁迅的悲剧艺术，都对萧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马伯乐》虽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女作家剖析国人灵魂的大家风范，拟写一部心史的艺术气度却令人赞叹。
又如，萧红小说散文化的问题，阎志宏《萧红与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社科辑刊》1991年2期）指出， 现代小说散文化从鲁迅起始露端倪，经郁达夫、郭沫若、废名等人之手，到沈从文已成为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萧红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在艺术上以独具一格的散文化小说为现代小说增添了光彩。乡土文学也是如此，李计谋《“萧红现象”的文化阐释》（《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认为，二十年代，王鲁彦、 许杰、彭家煌等人的乡土文学作品总体上虽然鞭挞黑暗，针砭丑陋，铺展风情很有特色，但对艺术的美开掘毕竟不足，技术圆润度也参差不齐；沈从文变乡土文学的阴冷凄切为民俗的古朴，民风的醇厚，民心的美丽；而《边城》之后的《呼兰河传》集乡土文学名家大成，卓然出乎其上。她将本世纪初叶的塞外小城的粗俗民风“谱上了悠扬缥缈的曲调，装点亦庄亦谐的容颜”；把有保留的讽刺、批判、赞扬和乡情融合在一起，织就了一个艺术整体，使作品透出真气、活气；把前代乡土小说家所禀有的地方风情上升到地域文化的高度。萧红显然高出前期乡土作家一筹。
萧红的创作无疑起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萧红既有的文学成就必定会对文学发展产生影响的角度出发，姜志军《“萧红式”与北大荒文学风格》（《呼兰师专学报》1987年1 期）认为：萧红作品的明显的地域特色，独异的民俗色彩和鲜明的艺术追求，对北大荒文学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奠基作用。“萧红式”是构成北大荒文学风格的一分子，黑土地文化无疑已经并将继续从萧红处得到滋养。从这一角度研究者发掘了萧红作品成功的某种内在原因。
纵向的比较使我们看到萧红并不是一个不受任何外在条件影响，仅靠天才创作的作家，她仍然只是现代文学坐标系上的一点，受着时代等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制约，也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和作家。
除了纵向的比较，还有横向的考察。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能给人以新的启示。例如，有学者将《生死场》与当代寻根文学《小鲍庄》进行比较研究，将比较法、系统法、心理学方法引入研究中，颇具有新的气息（吴吟、珊婴《超越时空的共同追求——〈生死场〉、〈小鲍庄〉比较谈》（《呼兰师专学报》1986年2期）。再如， 罗炯光将《呼兰河传》、《果园城记》进行比较，指出：两部小说在题目上都能显示出一种相似性；二者有着相似的创作背景，都揭示了众生相，为民族性格与人生视景提供了一份后人难以重复的艺术画卷。不过，萧红较多关注挖掘一种民族性格，师陀主要看重人物命运与生活态度。作为小说家，两人都不满传统小说的作法，他们向散文、诗歌借鉴了某些艺术手法，打破了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故事为中心的传统，以“情结”作为小说的结构枢纽，描写象征化，语言节奏化，使两部作品都具有明显的散文化、诗化倾向，从而拓展了小说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了小说的美感。（《〈呼兰河传〉〈果园城记〉并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之一》载《郑州大学学报》1990年5期）， 这样的比较使我们加深了对两部作品各自特点的理解和对两位作家的个体认知。当然，寻找合适的比较点，找到正确的视点和角度是非常重要的。有研究者将萧红与三毛进行比较，萧红与三毛灵魂深处共有一种反叛性格，这是她们离家出走，进行遥远、漫长而艰辛的精神放逐的关键性前提。然而，萧红与三毛的创作风格、精神个性、历史背景并无多少内在联系。这样的比较虽然令人觉得新鲜、有趣，但只是拿现成的二者的艺术风格作简单的归类性比较，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失去了比较研究的真正意义（王金城《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载《呼兰师专学报》1993年4期）， 可见，寻找恰当的比较点相当重要，在此方面还有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论题可供开掘。
萧红研究外延的扩展是萧红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某种系统性，有时因论题选择的随意性而显得有些杂乱。不过，它毕竟已经为研究者打开了一扇窗户，使研究者的目光不再因局限于唯一的研究对象自身而失去对研究对象作公允评价的尺度。萧红这样一位进入文坛仅十年便早逝的女作家，她的创作思想尚处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因此，将萧红摆到与其他作家作品比较的位置上，这就为客观、公允地评价萧红找到了更多的参照系。
新时期萧红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有诸多的遗憾。例如，对萧红作品的研究明显小说重于散文，散文重于诗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欠缺，事实上，对散文和诗歌的研究会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萧红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从而为小说的研究提供信息。尤其是萧红的小说具有散文化、诗化的特征，而散文又具有小说化的特征。研究者若是不能从萧红的各种体裁作品的相互碰撞交融、渗透的具体状况入手，要达到对萧红作品和萧红本人有更全面、全方位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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