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史作为历史——从盖尔维努斯的文学史观看近代文学史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盖尔论文,文学史论文,近代论文,论文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作为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一、客观存在的文学发展过程，它由具体的文学活动构成，如作者的创作，作品的产生与流传，读者的阅读等等；二、以文学发展的客观过程为基础撰写出来的文学史，它以书面形式出现，包括编年体，传记体，目录体，实证主义式，形式主义等等；三、从书面文学史中凸现出来的理论构架，即如何建构一部文学史，它作为抽象观念蕴含在每部文学史，甚至关于文学史的著作之中，即便是最初的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也是从某一视角出发把握文学发展过程，这一视角也可称作一种最初的理论构架。笔者认为这三个层次可分别称作文学实践史（文学的发展），文学史实践（文学史的撰写）与文学史理论（文学历史的内在关联性）。无庸置疑，文学实践史自始至终客观存在，构成其它两个层次的基础；文学史理论是从文学实践史中抽象出来的，它体现出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某种见解；文学史实践则是在某一文学史理论指导下分析与描述文学实践史的过程。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除了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般辩证关系之外，在自身发展中显示出自身的特点。最初阶段（古代）的文学史实践似乎毫无理论根基，这是因为此时文学史理论尚是初具雏形，至多只是空间与时间上归类，仅可称为准文学史理论，整个时期可称为前文学史时代。在第二阶段（近代）中渐渐萌醒的文学史理论与实践并行，产生了一系列至今仍视为经典之作的文学史巨著，只有这一时代可称为文学史的时代。进入第三阶段（现代）之后，文学史实践敌不住众多怀疑的目光渐渐从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消失了，剩下的文学史理论也将重心从建构文学史移向怀疑文学史，甚至解构文学史，它不再以文学实践史为对象，而是将目光投向以往的文学史理论，可以称为文学史理论的理论，这一时期可称为后文学史时代。
以准文学史理论——文学史理论——文学史理论的理论为代表的三个时代除了可在时间上划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依据是否认为文学发展过程具有内在历史关联性来区分。准文学史理论尚未意识到这一关键，文学史理论以此为前提建立诸流派，文学史理论的理论则对这一建构文学史的基石提出全面的怀疑。他们提出的“文学史悖论”以文学作品的不可重复，文学天才的不可预见，文学时代的错综复杂和经典作品的永恒魅力等为出发点向文学史构架提出挑战，这些现象其实源自文学发展过程中特殊性与普遍性，静止性与发展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矛盾，归根结底依旧是是否承认内在历史关联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仅出现在文学史危机的今日，在近代文学史形成时期，即从准文学史理论走向文学史理论之时，这一问题也是一切争论的中心。
本文拟通过分析盖尔维努斯（后称盖氏）的文学史观，全面描述近代文学史的形成，力求揭示文学的历史性是如何建立起来，及其作为历史产物的各个方面，以期确定它在历史中的位置，或许对当今的文学史之争不无裨益。
本文的分析对象盖氏被视为德国文学史的奠基者，他不仅撰写了第一部真正的德国文学通史——《德意志民族文学史》（1835——1842），而且在《历史学概论》等一系列论著与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作为文学史形成时期的代表他与当时各个流派处在相补相斥的关系之中，在冲突与吸收中建立起自己的理论。
盖氏与文献史学派
作为近代文学史的代表，盖氏首先与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传统（即前文学史时代的文学史理论与实践）处于冲突之中。在探讨盖氏与前文学史时代的关系之前，首先应该界定前文学史时代与文学史时代的分野。如前所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认识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历史关联性，即将历史理解成一个有规律的不断发展过程。这一观点显然是历史哲学的产物，必然以历史哲学的产生为前提。历史哲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维柯的《新科学》（1725），但他“走在他的时代前面太远了而没有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1〕直到十八世纪末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学派才重新提起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不过这一历史哲学的观点出现在文学研究中也得益于文学研究本身的发展，它的雏形在十七世纪末法国文学界的古今之争中初见端倪。长久以来的文学研究一直将古希腊罗马文学视作唯一的圭臬，以此为准绳品评一切创作，自古今之争起这一金科玉律发生了动摇，彻底颠覆它的是十八世纪末，这一颠覆者的代表在德国是莱辛与赫尔德。综上所述，可以确定文学史形成的起点就是以赫尔德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哲学学派的诞生之时，即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当然这时的文学史更多的是理论，而非实践；更多的是侧重于哲学，而非文学。
在前文学史时代，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文学史研究主要表现为编年史式，传记式和文献目录式，它们都属于语文学的范畴，盖氏对这些流派都展开分析，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这一文学史研究传统集中表现为文献史（historia literaria）， 这一概念由彼得·兰贝克（1628…1680）提出〔2〕。它仍沿用编年式， 传记式或目录学式的形式，起初依旧是博物学史（polyhistorie）的一部分，后来才从博物学性的通史中独立出来。这一流派不仅作为历史性的内容成为盖氏批判继承的对象，而且直到十九世纪初依然存在，并与盖氏展开激烈的论争，盖氏与前文学史时代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与这一流派的关系。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一些力求突破文献史的桎梏的尝试，这种尝试由盖氏推向高潮。这类尝试自然遭到来自传统流派的抨击。其代表人物是格莱塞（Johann Georg Theodor Graesse），他在评论盖氏的文学史时认为“显然有两种方式处理文学史，一种只是以推理的方式来展示科学性的忙碌及其发展，另一种则是详细地列举和外在地描写各个文学产物，辅以应有的考证和专项研究”〔3〕， 显然前一种是格莱塞眼中的盖氏文学史，后一种则是文献史的典型形式，对两者的褒贬在此已稍有显露。虽然格莱塞承认盖氏的推理方式在把握历史整体和初窥历史门径方面有所帮助，但是该书缺乏“应有的考证与专项研究”〔4〕，“文献目录部分”是“全书的薄弱环节”〔5〕，这大大损害了研究的学术性与深刻性。基于盖氏的这一缺陷，格莱塞甚至表示他对“这样一个人所说的一切都怀有某种不信任的感觉”〔6〕。 对格莱塞这类文献史家来说，材料性的内容是研究的基础与中心，他们不厌其烦地列举作者和作品的各种材料，因此1856年的某书单中曾将这类文学史作为销售图书的必备指南向书商推荐〔7〕， 这类文学史当时被称作“外在文学史”。
面对文献史家的抨击，盖氏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立场。他指出“谁想在描述的同时在一部历史作品中采用艺术的手法，就必须按内在法则塑造他的小小创造物；他不应在观众或读者面前展示他琐细的研究，在我的著作中我掩去了苦苦钻研和广泛涉猎的痕迹，这一工作耗去我不少时力，现在我几乎感到羞愧，在否定博学的卖弄时未能更进一步，完全避免使用引语”〔8〕。在盖氏看来， 炫耀博学对每个专业人士来说十分容易。他反对靠引语表现作者的严谨求实，将只注重引语的人视作不受欢迎的读者。在他的文学史著作的引言中他甚至宣称，他将“以往文献史和其它作品的纲要体传统形式”视作老式学究的余孽，它与我们的教育完全不相称，它常常掩盖着作者的浅尝辄止和毫无远见，或是卖弄博学地翻弄故纸堆，这些人为了捞取更多的铜板，将思想与真理锁藏在学校中”〔9〕。
从盖氏不无火气的言辞中不难看出双方对阵的激烈程度，但也能看出分歧中的一致。双方都认为在撰写历史时材料部分是必要的，关键只是在于历史著作是否应以它为中心。盖氏认为撰写文学史不可能全面掌握所有材料，因为它不仅以从古到今的本国文学为内容，还涉及其它欧洲乃至亚洲国家的文学，甚至关系到相邻的科学与艺术领域。〔10〕同时也无须掌握所有材料，重要的是掌握选材标准，不应以博闻广见为圭臬，而应以真知灼见为矢的。在盖氏看来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突出材料性，只具有辅助工具的作用，他自己虽然也注意到材料，做了大量的第一手研究工作，但是这些都是纯材料性的准备，“只要准备性工作尚未结束，这些都是最受欢迎的工作”〔11〕，但是历史学家的真正任务不是搜集材料，而是从探究原因入手，勾勒文学发展的线索。这类线索可以从各个角度出发去追寻和展开，可是在盖氏看来除了曼索（JohannKasper Friedrich Manso）之外“几乎举不出一个人在撰写一部德国文学史时曾追循过一个计划，一种特定的意图，哪怕是一种遭禁的意图”〔12〕。就曼索而言，盖氏认为他“十分清晰地讲述了（文学发展的）外在关联性，但是一旦脱开这一关联性，他就立即陷于美学推理之中”〔13〕，而美学分析在盖氏看来是非历史的。造成这一缺陷的原因在于曼索笔下缺乏盖氏所推崇的“内在关联性”。这一“外在”与“内在”之分就是文献史与盖氏的区别所在，笔者认为前者是从外在关联性出发，比如按编年式，传记式，目录式，地域式等外在标准勾勒文学史，而盖氏则将关注的目光从外转向内，他在《历史学概论》中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即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去寻觅历史命运的踪影，由此整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这一脉络是由历史的观念连结起来的。〔1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盖氏信心十足地指出：他的文学史“与所有文学手册和历史的区别突出地表现在它只是历史”〔15〕。
盖氏的这一特点正是从前文学史时代向文学史时代过渡的标志，处在这一转折点上的盖氏不仅与历史主义观形成之前的传统观点发生冲突，而且与历史主义观产生之时的其它各派发生冲突，具体而言，若将盖氏称作历史撰写派，则同时并存的还有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语文学派（盖氏称之为历史研究派）和以赫尔德为先驱的历史哲学派，前者以研究文学细节为己任，后者注重勾勒历史发展脉络，这两派皆对近代文学史的全面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果说文献史流派为盖氏做了材料性的准备，那么这两派分别在文学与历史方面与盖氏发生接触交锋，从而产生影响。
语文学派与盖氏
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近代语文学派与文献史派一样，都源于古典语文学，但是与文献史派不同，近代语文学派不关心编年式，传记式或书目式的工作，他们注重探救真相，尤重各自独立的细节研究，因此曾希望与他们联手反击盖氏的格莱塞曾叹息道：这些人“过于分散于琐碎的研究，沉溺于细枝末节和少数作家的校评本之中”〔16〕。笔者认为可以认定他们的文学研究事实上不属于文学史范畴，在研究的整体性角度上甚至还不及文献史派曾达到的外在关联性的观念，但在研究的深入性方面则远远超出了以往的传统。
这样一个乍看上去似乎与文学史无关的流派却与盖氏的文学史观发生了激烈的交锋。J·格林在1835 年发表的评论中指出：“盖尔维努斯先生很少自下向上地接近对象，他象一个远游归来的人，从历史与外国文学的高度俯瞰德国文学这块故乡的低地，不过他乐意，而且日渐喜欢在此驻足，从中获得享受。因此他的研究失去了细节的可靠与乐趣，与此相应他的目光移得越来越远，细节性缺陷藉此得以补偿。”〔17〕如果在此看到的仍是一种褒贬参半的态度，那么这或许是公开表露出来的善意劝戒。在一封谈论盖氏某篇书评的信中他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态度：“这个人（指盖氏）虽想给予德国古代文学一切可能的承认，但亦想迅速摆脱它，以便站到高处，这样就可以不必努力深化他水平一般的知识。”〔18〕格林认为这样的人会处处显出他的缺欠。“每项研究的乐趣在于发掘真相，忠实地研究作品中的优劣令我们感到高兴，无论是作品中的优或劣都不是数年之后以一篇书评可以解决的，它有着更深刻的原因。这种书评是缺乏勤奋与深刻的表现，它只有套语式的思想。与此构成真正对比的是默默的一步一个脚印，它们为最微小的发现而高兴。”〔19〕类似的批评也出现在对盖氏文学史的评论中，格林认为如果盖氏注意把握细节，他“对本民族的所有了解将会变得十倍地丰富”〔20〕。
细节研究是近代语文学派的重心，但他们不是单纯地沉溺于细节之中，W·格林曾指出：“连科学也只有一个目的：它要给生活以阳光， 清纯的空气和自由的呼吸。谁从事科学，却设有科学之魂栖居于身，他就只是一个工匠而已。”〔21〕他曾将研究分为蹩脚的普遍性研究，自我满足的微观研究和指向生活的微观研究。第一类错在将细节研究看作仅在某种程度内是必要的和受欢迎的，否则就是毫无意义和零乱分散的；第二类侧毫不注重富于活力的全面关联性，只推崇深奥的细节研究。〔22〕W·格林认为“研究每个细节在科学中将提供真正的认识， 正如在文学中提供真正的乐趣”〔23〕。在细节研究之后只能靠敏感的灵魂去把握，它能感受到“生活以何种表达方式最可靠地展示出来”〔24〕。
显然语文学家在这不甚清晰的表述中推崇的是一条个体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只是个体是基础与核心，而整体性只是从个体研究中透出的一片模糊的光影，不可捉模，不可企及，语文学家对此从无详论。在他们看来细节研究的总和将构成整体研究，灵魂之力将使他们感知这一整体性。在此出现了一系列疑问：一、各项细节研究之间彼此互不关联，如何构成整体。二、即使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整理，但是一方面在细节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整理已不复是细节研究；另一方面何时可进行这种整体性的整理呢？即何时细节研究才算是达到完满呢？显然这不是几个人或几代人可以完成的，面对无穷的细节它只能被设想成一项历史性的任务，每一个语文学家只是为一个不可企及的终极目标添砖加瓦。三、至于以灵魂来感知则更多地体现出神秘性，而不是科学性。因此语文学派在抨击盖氏的同时也给盖氏留下了可抨击的缺口。
在盖氏看来语文学派的细节研究脱离生活，脱离大众，脱离时代，目光只盯着眼前琐细狭小的研究领域，而迫切需要的是盖氏在文学史第四卷的献词中所说的“整理，安排，指出所有事物的关联性，通过关联性展示必然性”〔25〕。这显然不会产生于语文学派的分散“经营”，而必须有高屋建瓴的目光。
当然盖氏也未全盘否定语文学派，他十分坦诚地承认：“没有这些作品我的作品根本不可能产生”〔26〕，而且他曾反复说明自己也十分重视细节研究，这表明他意识到与语文学派之间互补性大于冲突性，彼此互不相同，不可替代，他指出自己的文学史不是语文学式的研究著作，不以创新发现为目的，它的目的只在于“从众所周知的材料中挑选素材，关键是凭藉整理与联系来产生作用”〔27〕，简而言之盖氏从事的是文学史式的历史描述，而不是语文学式的历史研究。自十九世纪起历史描述与历史研究日渐分离，这是历史学中的重要现象。盖氏形象地描绘了描述历史者与研究历史者的关系：“前者处处站在后者的肩上，处处应感谢后者；肩负着他人的后者由于情况所限无法建立如此广泛的视野。”〔28〕盖氏将他们比喻成瘫子与瞎子的关系〔29〕，或者可以说：“研究者不够高瞻远瞩，艺术式的描述者没有脚踏实地。”〔30〕这里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从俯瞰的角度统览一切，认识到整体的关联性。
对两派之间的差异语文学派亦不否认，但是他们认为差异表现在科学与普及的关系，显然有无严谨的科学性是唯一的标准。当然他们也未彻底抹杀盖氏的成就。W·格林称盖氏的文学史是“一部出色的书， 表现出充满智慧的处理和不落俗套的判断”〔31〕，但尚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面对这一观点，盖氏在反驳中着重强调他所理解的差异，即自上向下或自下向上的视解差异。盖氏认为理想的方式是“从上和从下接近事物”〔32〕，即一种融合历史描述与历史研究的方法，但这只是一种梦想，事实上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著作“不是一部深奥的研究作品，而是一部描述性的艺术作品”〔33〕，仍是一种自上向下接近事物的方式，因此他认为法国人发现了他的真正特点。法国评论认为“他（指盖氏）忠实地讲述了个文学观念的起源，发展与进步；这一观念如何在隐秘中悄悄产生，在民众中传播，在口头流传，成为编年史或传统，直到落到一个天才人物的手中”〔34〕，这个天才人物就是盖氏本人。
笔者认为盖氏与语文学派在分工中确实相互依赖和补充，但在原则上却针锋相对地处于冲突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冲突比互补更显著。盖氏发掘的历史必然性在语文学派看来是轻率武断的一己之见，至多只有些传播作用，而语文学的细节研究被盖氏视作退回到博物学史时代的材料至上主义，充其量只是一门知识丰富的死科学。笔者认为两者冲突的关键确实在于视角的不同：自上向下或自下向上。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使得互补的两派变成冲突的对头。实际上对盖氏来说语文学派为他提供了文学研究的基础，它不同于文献史的纯材料性基础，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文学的细节。没有它作为前提，文学史的形成绝不可能，至多只是一位天才人物自以为是的杜撰而已。
历史哲学学派与盖氏
与语文学派的非历史倾向不同，历史哲学学派是近代历史观的开创者。它不仅区别于古代与中世纪的诸种历史观雏形，而且不同于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主义历史观，即繁盛——衰落——复兴的三段式。赫尔德曾嘲讽启蒙主义者自认为自己这一代是发展的巅峰，在历史哲学看来一切都处在发展之中，赫尔德认为历史之链无起无止，各个环节有自己的位置，“每个环节在虚妄中自以为是中心”〔35〕，其实“一切都是服务于千百个目的手段，一切都是拥有千百个手段的目的”〔36〕。
作为历史哲学的先驱赫尔德从人类的起源，乃至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出发，溯本追源地描述人类的发展史，他认为一切都是由“地区的位置和需要，时间的状况和机遇，诸民族的天生与自生的性格”〔37〕所决定的，在此不难读出后来丹纳的环境，时代、种族三要素。藉此他勾勒人类历史的轮廓：“你是否看到这条河向前流淌，如何从一个小小的源头发源，生长，或断或续，不断蜿蜒向前，渐宽渐深，但始终是水，是河，是水滴，始终只是水滴，直到汇入大海。假如人类也是这样呢？或者你是否看到那生长的树木和长大的人？它必须经过各个年龄段，所有阶段显然都在接续中，构成一种持续不断努力！”〔38〕这幅将历史比作一棵大树的比喻在赫尔德早期著作中反复出现，且在晚期著作中仍是比喻的核心，只是喻象不是一条平缓的河流，而是“一条从山际奔腾而来的森林之河”〔39〕，在奔腾中历史保持着平衡，“恰如我们的行走始终是两脚的左落与右落，而每一步依然向前一样，各代与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是如此”〔40〕。稍加注意不难发现，赫尔德的历史观早晚期有所变化，即从早期的简单连续到晚期的规律变化，这源于他理论重心的变化，甲期强调各地区，各时代与各民族的自身价值，晚期突出人类的普遍性，这种变化可以看作历史哲学走向形成的标志。
在赫尔德的基础上席勒比较系统地勾勒了普遍史的轮廓，并从方法学角度建立了一系列方法。席勒认为应以哲学理性进行分析，寻觅历史的因果链，将因果看作手段与目的，将这一主观产物植入事物之中，即“将某一理性目的带入历史进程，给世界历史中植入一条目的论原则”〔41〕，以此去反复验证历史，直到成功。
推动历史哲学运用于文学的有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1764），他在进行一般美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希腊艺术进行历史勾勒，具体分成内在发展史和外在影响史两个部分。赫尔德立即意识到这一视角也可运用于文学，他呼吁有第二个温克尔曼来付诸实践。在随后的年代中有一批人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探索〔42〕。
这些探索的先驱仍是赫尔德。他将自己的历史观引入文艺领域，指出每种艺术与科学有“它的生长，繁荣与衰退的时期”〔43〕，历史是单向发展，不可重复的，这一论点明显地体现于他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他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分析古今之争，指出创作决定于“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以何为材料”〔44〕来进行，而非拘泥于唯一的标准，他甚至认为连莎士比亚也将过时。席勒也曾在《论素朴与感伤的诗》中做过勾勒历史的尝试，但两者都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真正做出实践尝试的是施莱格尔兄弟。F.施莱格尔从整体描述古希腊文学，进行分期，发掘内在本质，发展过程和最终目标。晚期的《论近代史》（1870）和《古今文学史》（1812）“第一次将欧洲各民族文学的历史作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历史发展过程来描述”〔45〕，正如海涅所说，施莱格尔“从很高的立脚点出发纵览全部文学，但是这个高高的立脚点始终是一座天主教堂的钟楼”〔46〕，确实，他的出发点是宗教，甚至连浪漫也定义为“真正的基督式的美与诗”〔47〕。在F.施莱格尔的基础上，A.W.施莱格尔更加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文学史问题，提出一系列见解。
对历史哲学的理论盖氏持否定态度，这一态度源于他的理论体系。盖氏在理论上对历史进行分类，其中一类是哲学性历史，它作为“历史与哲学的交合点”〔48〕在近代产生，赫尔德被视作这一类型的开创者。在盖氏看来这一历史类型是“非历史的，因为在此历史材料被分离出去”〔49〕；它又是“非哲学的，因为在此（哲学）屈从于历史的形式”〔50〕。他认为哲学不应插入历史，历史学家比哲学家更有资格来完成这一任务，并指出“在我们这里作为（人类）历史哲学引起注意的东西，或许显出哲学素质，但未显露任何历史的经验与智慧”〔51〕。他甚至提出“如果连赫尔德和康德这样的人也总在历史中寻找一个目标，一个理想的极点，人类的完美统一，社会的完美状态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只能说他们没有掌握所有历史学说最基本的知识”〔52〕。按照盖氏的观点“每个撰写历史者必须毫无拘束，可以置身于任何一种立场”〔53〕，他强调一个人若是“执于某一哲学体系，惮于某一道德准则，限于某一美学思想，这种人接触历史将会误解他的职业，浪费他的时间，徒耗他的精力，因为他将一事无成”〔54〕。
简而言之，盖氏反对历史哲学的先验式方法，他主张撰写历史者“不是将观念置于材料之中，而是毫无拘束地沉浸入对象的本质，以纯历史的感官去观察它，观念将从对象中自生，进入他的观察之魂”〔55〕，显然这是一种归纳式的方法，迥异于历史哲学的演绎式。这一差异构成两派冲突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一差异从研究者角度来看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这一对立并不明显，如后文所述，盖氏并不象他在某些地方所说的十分注重客观性。从研究对象来看表现为研究对象时空涵盖面的大小之分。从演绎出发，历史哲学派将目光投向无限遥远的未来，在赫尔德看来莎士比亚亦将过时，A.W 施莱格尔更明显地显露出这一倾向，他将古典文学与浪漫文学比作磁力线的两极，不过“我们眼中的另一极或许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和变化阶段，未来才会提供与古典文学相反相成的完整对立物”〔56〕，在他看来“历史的全部价值根于对人类永无止境的进步的追求，历史的对象只能是体现这一进步的东西”〔57〕。盖氏则强调“并非每页历史都适用于民族史的目的，如想使事件具有教育意义，就应叙至一个目标和歇止点”〔58〕，为此他给文学史设定有限目标，歌德与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时期被视作发展的顶峰，到此“文学领域中所有可摘取的真正桂冠都各归其主”〔59〕，文学历程告以结束，历史转向政治领域。
这种视域的有限与无限也表现在空间上。且不说赫尔德从宇宙的角度出发描述人类史，库勒从世界范围勾勒普遍史的轮廓，主张不同的文明实质上展示了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皆属普遍史的范畴；即便施莱格尔兄弟也从整个欧洲的视角讲授文学史，突出诸民族的共同点如A.W.施莱格尔所说“一切历史就是造就人类走向自在目的的历史，即走向道德的善，走向真与美的历史”〔60〕，这一历史的主体就是政治史，科学史与艺术史。正是这一永恒的目标使历史哲学派在时空上具有辽阔的视野，相比之下盖氏的目标则有着严格的限定：“文学史家的任务在于安排文学作品，使得昭示于文学中的德意志民族性格的‘真正’发展过程能够显露出来”〔61〕，这一民族性的目标既可解释盖氏有限的时间视域，即以德国古典文学为终结，亦可解释他有限的空间视野，从民族性出发他反对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观念，指责这是“虚荣的世界公民式的怪念头”〔62〕，并且机械地按本民族文学的发展顺序来强套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未给予其它民族的文学以应有的重视，而他心目中的读者也仅仅是德意志民族。〔63〕
两派对文学史发展目标的远近设定集中表现于他们对德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文学地位的评价。盖氏认为文学发展已经结束，文学史目标已经达到，这个目标并非人为设定，而是自然形成〔64〕。历史的目标就是历史观念的实现，盖氏将它称为一个“最高的完满点”〔65〕。对文学史目标的实现，即完满的概念A.W.施莱格尔从历史哲学立场出发展开论述。他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完满：时间中的和永恒中的完满，两者并无矛盾，每部作品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它不必达到绝对的顶点，如果它是这一类型，这一环境，这一世界中的一个最高典范，它就是完满的。”〔66〕。即时间中的完满，同时“它可以是一个无尽的进步序列的一个环节”〔67〕，即相对于永恒中的完满是一个尚待完善的环节，藉此A.W.施莱格尔体现出与盖氏的不同，并将他所推崇的十九世纪初文学未视作终结，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在两派的分歧中笔者认为亦有相似之处。首先两派都从历史主义观出发，寻求内在历史关联性，他们都反对前文学史时代的编年体与传记体，反对停留于表面事件的排列，关注文学发展诸事实背后的内在线索。这一线索在盖氏眼里是历史观念，在赫尔德文中是历史规律，在席勒笔下是普遍史的结构，在A.W.施莱格尔的认识中是“真正的美的本质”〔68〕，“它在艺术品中的表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满”〔69〕。这些内在线索与外在事件构成了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从偶然中发现必然，盖氏称之为“从彼此关联的偶然事件中大胆准确地定出真正重要的东西”〔70〕，他曾奉劝指责他的作品的细节的人，首先应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考察细节，因为细节描写服务于整体。〔71〕历史哲学派也持同样观点，A.W.施莱格尔就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是关于所有实际必然性的现实化的科学”〔72〕，在论述艺术天才时他详细地论证了这一命题，提出“艺术领域的现象在客观上是必然的，在主观上是偶然的，从这一区分出发，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存的问题就不言自明了”〔73〕。他认为如果“想要掌握艺术史的观点，就必须总结全部材料，剔除所有毫无意义的东西”〔74〕以及其它等等，否则“就无法通览全部材料”〔75〕。席勒也认为“搜集世界史材料时必须注意单个历史时期与今日世界状况关系”〔76〕，这一观点乍看似乎迥然相异，其实并无二致，席勒的普遍史结构从今及古，采取倒溯的方式建立，因此“今日世界状况”是他的历史发展线索的立足点，即席勒也是从整体角度挑选历史材料。
其次两派从历史主义观出发主张历史的普遍发展性，反对突出重视或忽视任何一个局部和细节。他们在这一点上与语文学派不同，注重从俯瞰式的角度总体把握历史。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历史的比喻中看出。赫尔德常将历史比作大树：“娇嫩多汗的根茎，纤细茂盛的幼芽，粗壮的树干，交错攀援的粗枝，疏落宽展的细叉——一切都层层叠起，一切都是由此生彼！”〔77〕盖氏似乎照搬了赫尔德的比喻，他指责以往的文学史家，认为他们“在为直刺苍穹的树木上的花朵而高兴时，从未想起扎在同一块土地中的树干与树根，在这里还生长许多小小的灌木，它们在周围繁茂地生长，呈献着不可忽视的花朵与果实”〔78〕。从这一普遍发展观出发，两派还反对启蒙派对中世纪的全盘否定。赫尔德认为“一切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这几个世纪也是如此”〔79〕，“从东方到罗马是主干，现在从主干中生出枝叉，它们不具有主干的粗壮，但是更展开，更疏离，更高大”〔80〕，有朝一日这些枝头将附满果实。这种连续发展的观点也表现于盖氏的中世纪观，他断言“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中世纪是过渡阶段”〔81〕，当然他的中世纪概念要宽泛得多，从苏格拉底、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起源直至宗教改革。
笔者认为两派的相同性反映了盖氏处在历史哲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相异性则可看作历史哲学走向衰落的象征。历史哲学理论在具体的文学史实践中面临着操作性的难题，从目的论原则出发把握整体历史，必然面临如何处理历史的起源与终结的问题。赫尔德形象地将历史比作一条长链，每一环都不知所起，不知所终，“如果整个历史对你来说是一座由无数道或启或闭的门组成的迷宫，那么这里神的宫殿，为了他的全面满足或观看消遣，但不是为了你！”〔82〕以神作为历史起源与终结的设定者是赫尔德逃避这一难题的方式，他认为人对上帝所创的历史根本无权置喙，因为他过于渺小，“几乎充当不了历史巨书中的一个字母，几乎看不到周围的三个字母”〔83〕。后期的赫尔德虽然渐渐推崇历史规律，但仍不放弃神因论，他认为“人天性中的目的是人性，神藉此目的将人类的命运放到它自己手中”〔84〕。席勒也意识到这一难题，他将人类史比作长长的因果链，“只有无限的理性才能完整无缺地通览它，而每个人都面临着狭隘的局限”〔85〕。A.W.施莱格尔也感叹“历史从未能认识无条件的必然性，因为它给不出绝对的第一因”〔86〕，同样对未来乃至终极目标的预言也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除非以神作为论证的基础。
笔者认为这一难题源于历史哲学的理论核心，即以一条纵贯始终的目的论线索去套没有起止的史料，归根结底是以演绎作为唯一原则的缺陷，这一缺陷决定了历史哲学学派在文学史实践中没有突出的建树，在文学史领域只起到理论指导性的作用，同时它也决定了以盖氏为代表的近代文学史必然在继承历史哲学的历史主义观的基础上在方法学上另辟蹊径，从演绎走向归纳，创立自己的文学史理论，并将它付诸实践。
盖氏与他的文学史理论
在对一系列流派的继承性批判中盖氏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史体系，这一体系突出现实性，明确将盖氏所处的时代与民族作为关注的中心和唯一的出发点与终止点。
这一重要特点源自盖氏的文学史构架过程。盖氏首先从文史哲的分工入手界定历史学家的位置，他认为历史学家以观察知性探救现实状态中的真实性，诗人以想象力寻觅可能状态中的或然性，哲学家以理性找寻必然状态中的合理性，三者的特点分别是整理型，创造型和推理型，藉此盖氏评析不同的史学流派。〔87〕编年史体与回忆录体虽分别具有文学与哲学的因素，但它们“过于沦为材料的奴隶，过于依赖观察与思考这一材料的知性”〔88〕，即过于沉溺于历史之中，缺乏必要的想象力与抽象力。传说史更多地是文学而不是史学，哲学性历史则没有历史性，在这两者中历史学与文学或哲学处于“毫无关系的并列状态”〔89〕，“甚至作为主要活动受到损害，”〔90〕盖氏理想中的历史学是以历史观察为主的文史哲的内在和谐。在真正的历史作品中“善于思考的读者将始终立足于历史的土地之上，即置身于真正的现实世界之中，但他不会感到缺乏真正的哲学内涵和艺术形式，也不会感到缺乏一部艺术品的效果”〔91〕。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能从偶然中寻找必然，发现贯穿历史事件始终的历史观念。“这些观念悄悄地伴随着各种事件及其外在表现，从内部贯穿和塑造着整个历史”〔92〕，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发觉它的本质和作用，给我们描述它的产生与第一次出现，它对胜利与统治的追求，它的消逝与让位于其它取而代之的新观念”〔93〕。盖氏承认只能追踪观念的表现与变化，而它的初始与终结是人永远无力企及的，在此盖氏表现出与历史哲学学派的亲缘性，即难于处理历史的起止，但是由于他不从演绎出发，不追求一个无限的体系，所以未陷于两难的境地。
盖氏以内在观念与外在事件的关系为基础建起他的历史结构。他以人发现内在与外在世界为线索将欧洲史分成古代—中世纪—近代，各以希腊人、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为代表。就德国历史而言，他认为可分为宗教—文学—政治三阶段，在他眼里路德是第一阶段的代表，歌德与席勒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者，他面临的十九世纪则是政治阶段即将来临的时刻。
盖氏进行时代的划分自有他的用心，在他看来历史应写已经完结的事件，历史应写发展而非衰落的时代，历史应排选与描写者所处时代相关的时代，他最推崇民族史，主张历史应展示民族性格的发展过程〔94〕。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盖氏认为只有德国文学史是“可挑选的”和“值得挑选的”〔95〕，因为在德国只有文学的发展已经完成，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目标性的顶点，这一时代正是刚刚经历的，描写文学发展过程可展示德意志民族的发展过程，亦有助于迎接即将到来的政治时代。盖氏曾明确指出是历史展示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决定他挑选文学史作为任务。〔96〕。
正如将德国人视作近代史的代表，同样盖氏亦将德国文学视作近代文学的代表，视作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笔下德国文学史是“返回真正的文学之源的唯一一次伟大的行程，在这一行程中欧洲所有民族都伴随着德国人，常常超过德国人，但最后却一个个地落在后面”〔97〕。因为其它民族都以某种方式模仿古希腊罗马晚期的榜样，只有德国人“直抵希腊智慧与艺术最美丽的繁盛期”〔98〕。“歌德与席勒回到了自希腊人以来从未有人知晓的艺术理想境界”〔99〕，“他们有意识地将丰富的现代情感和思想同古代的形式相结合”〔100〕。 正是这一民族曾作为野蛮的日耳曼人将这一文化埋入历史的废墟，现在恰恰又是这一民族被选为重新宏扬这一文化的唯一继承人。〔101〕
盖氏撰写文学史的准则是“历史学家应展示一首诗如何从时代及其各种观念，追求和命运中生产，它与这些方面—相一致或相矛盾—的内在关系，它对民族的价值，它对同世和后世的作用；历史学家首先只将它与这个时代，这个民族在这一体裁中的最高范例进行比较，展示它与诗人的密切关系，它如何由这种关系中产生，它与诗人及其其它作品的历史关系。假如他处理的不只是这一个诗人，就必须根据他的视野探讨诗人诗作与时代，民族、欧洲文化和整个人类的关系”〔102〕。 从这一准则出发盖氏勾勒德国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如按照内在必然性来划分，首先必须标出两个主要阶段”〔103〕， 有两个影响德国文学的主要要素，“其一是民族的，未受外来影响的干扰，其二是外来的，模仿的”〔104〕，在冲突中后者渐渐让位于前者， 形成各自支配的两个主要阶段，分界点就是汉斯·薛克斯的笑话与狂欢节剧开始出现，民间故事书中的代表作品家喻户晓之时〔105〕。 第二阶段中民族化的顶峰就是歌德与席勒，盖氏认为“每个人很容易确认歌德和席勒作品中的德意志特点，这一特点使歌德和席勒能够以其不可比拟性与一切时代的所有诗人相媲美”〔106〕。在他们之前的德国诗人大多是模作仿者， “而歌德与席勒永远是他们自己”〔107〕， 在盖氏看来德国文学史至此达到目标，在“世界史中对任何一个已完成的事件系列来说，它的最高目标只能在于力图显现其中的观念确实贯穿始终，并藉此对社会与人类文化产生了本质性的促进”〔108〕，即达到一个“最高的完满点”〔109〕，歌德与席勒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一极点。盖氏给歌德与席勒的历史定位不仅表现于对他们的评价，也显露于他对他们之前与之后的文学的不同评价，具体而言是前褒后贬。在他看来即便两者都只是次要角色，常常是枉费精力，至多只有尝试性的贡献，但前者是为民族的荣耀之坛添砖加瓦，后者则是亵渎与破坏〔110〕。 盖氏将歌德与席勒之后的文学概括为“更具奴性的模仿和更加忠实的翻译”〔111〕。
在盖氏看来文学的衰落是必然的，因为文学的时代已告结束，目前德国所处的状况如同路德之后的德国状况，即盖氏眼中的宗教时代刚刚结束之时。他在文学史的结尾宣告：“艺术竞争已经结束；现在我们要给自己设立我们的射手还从未中的目标”〔112〕， 这一目标就是政治的繁荣。对文学的再次繁荣盖氏并非完全否定，但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或是内在发展导致，或是外在状况促成这一繁荣。前者在达到文学顶峰之后已无可能，后者或许还有希望，要实现希望，现在就必须从精神生活走向行动性的生活〔113〕。 经过一翻推理又回到了德意志民族应从文学走向政治的论断。盖氏内心急切地希望，德国在宗教与文学领域给欧洲制定法则之后，“或许有朝一日，尽管现在听起来有些可笑，在政治领域制定法则”〔114〕。
从盖氏的历史构架，尤其是德国史的三阶段结构，可以理解为什么盖氏的文学史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性倾向。这是由于他认为十九世界初的德意志民族正处在转折关头，“必须使德意志民族上升到一种积极的政治生活，对此一部恰当的民族史或许会大有帮助”〔115〕。 在这方面盖氏认为与席勒观点一致，他认为“通过艺术与科学的间接途径推进祖国的政治命运这一方法并未失败， 只要它的内容是健康可行的”〔116〕。盖氏文学史的目的就是将德国从文学推向政治， 从思考推向行动，他曾不无自豪地在自传中宣称：“如果将来在德国文化史中谈到德意志民族从精神生活艰难地走向实践生活的时代，我的名字将被提及。”〔117〕另外也必须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形势风云变幻， 政治色彩日益浓厚，政治兴趣日益强烈，改变现状的要求日益迫切，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日益关注时代与民族的切身问题，这一背景显然对盖氏不无影响。
现实性的标志是盖氏的名言：“在生活之河中给一门科学设立一个内在目标，这是一种孤陋之见”。〔118 〕在科学与生活的关系中盖氏主张科学在注意自身的准确性的同时，应力求通俗地描述科学的结论。具体到文学史研究，他“不愿为这一文学的从事者和渊博的内行写作，不愿为某个特殊阶层的读者写作，而是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为整个民族”〔119〕他给自己设定的是“介于科学与生活之间的中间位置”〔120〕，无论偏向哪一方都是他坚决反对的，他曾宣布：“我们憎恶文学中的雅各宾主义，正如憎恶封闭体系与学院式专制。”〔121 〕科学与生活的结合使盖氏在无形中突出了历史学家的参与式立场，甚至是说教式的立场。 里特纳曾指责盖氏笔下的莎士比亚剧作都成了道德训诫的例证〔122〕。 从这一立场出发盖氏强调历史学家是“与命运站在同一立场的人，是自由与进步的当然捍卫者”〔123〕， 这样他就否定了同时代的兰克所推崇的客观性原则。他明确地宣称：“本书（指文学史）以它的整体写作方式完全拒绝了历史写作方式的一条基本原则，即撰写历史者应在对象面前隐去，历史对象应以纯客观的形式显露出来。”〔124 〕“本书的作者在每一页中出现，进行判断，发表见解，在有些地方甚至是教导式的，而且或许在某些不必要的地方却恰恰连人带名地出现，他似乎故意坚持这一方式，藉此与大多数当代历史学家严格的客观方式相区别。”〔125 〕在盖氏看来真正的客观性是“作者的天性与人类的普遍天性相一致”〔126〕， 评价作品的唯一标准是“它的结论与一个地区与时代的大多数人相一致”〔127〕。这一论点貌似追求本质客观， 但由于盖氏宣称大多数读者无力形成自己的观点，必须由作者提出，并传授给他们，结果作者阐述的仍是自己的一己之见。盖氏虽多次强调反对派性立场，反对先人之见，反对先验方式，尤其对现代历史学家更是如此，但在摆脱一切束缚的同时，他却强调“必须面对所置身的时代观察历史，按照这一时代加工历史”〔128〕， 在文学史导言中他更清晰地提出“以适宜于当前的时代与当前的民族状况的角度”〔129 〕来处理历史，即从现实性的角度观察，分析，描述和评价历史。这一现实性甚至上升到支配性的高度，连选择什么历史作为创作对象也出于现实性的考虑。盖氏认为“历史题材的选择应与时代的要求与需求相一致，这是撰写历史者的重要责任”〔130〕，因此只要需要和可能， 他会去撰写其它方面的历史，而不是文学史，喜好不是历史学家做出抉择的决定性原因。
综上所述，盖氏的文学史在与文献史派的交锋中汲取了对方的材料性成就，并在对比中提出自己的内在史观；在与语文学派的交锋中借鉴了对方的细节研究成果，并在对比中突出自己的整体史观；在与历史哲学学派的交锋中继承了对方的历史主义内涵，并在对比中建立自己的归纳式研究；最后在强调自己的时代与民族的基础上展示出现实性的特色，这一切构成了盖氏的文学史体系。
笔者认为这一体系不是文学史发展的一个极点，恰好德国古典文学不象盖氏所认为的那样，成为德国文学的终结，它更象A.W.施莱格尔笔下的浪漫派，只是通向另一极的过渡，具体而言是从历史哲学向实证主义的过渡。从研究主体来看，这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从思辩到实证，从演绎到归纳的过程。从研究客体来看是一个从无限时空到有限时空，从抽象到具体，从人类到个体的过程，盖氏处于其间，表现出中间性，过渡性和摇摆性、矛盾性。盖氏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历史学家总是置身于矛盾之中，例如进入与跳出材料，以人为因与以神为因，自然与文学的推崇，观察中的变与不变，对待先人之见的尊重与排斥，个性，派性和倾向性的有无等等〔131〕， 他将这一矛盾性（即过渡性，视作历史学家的命运，因为历史学家介于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盖氏将三者比喻成青年，中年与老年。〔132 〕对以盖氏为代表的这一派历史学家自然也是如此，不过盖氏的过渡性并不能抹杀他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地位，他将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近代文学史形成时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以盖氏的文学史观的复杂性为证，笔者认为正如任何作品不是某一风格的绝对体现，任何文学史观也不是某一观点的绝对统治，它必然展示出复杂多样的特点，这不仅体现于盖氏这种过渡人物，即便在其它流派中也难寻绝对极端化的事例，更何况谁知他们是否又是通向另一个潜在极点的过渡人物呢？
笔者在本文中只是选取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断来展示这一复杂性。与本文开始提出的三个概念相对应，笔者以为可以建立一个文学史的历史的概念。它与文学史在对象上略有不同，后者以文学实践史为对象，表现为文学史理论与实践；前者以文学史理论与实践为对象，可以避免以具有独特性的文学实践为对象的种种困境，但两者亦临同样的难题：是否以历史主义观来考察历史，是否寻求建立内在历史关联性。面对这一难题，尤其是在当代，在以往的历史传统受到全面置疑之时，笔者仿佛听到盖氏的感叹：“谁严肃思考和真正理解了真正的历史撰写学提出的寸步不可背离的要求，他就不应惊奇，敢于从事历史的常常只是那些未曾考虑和理解，更不用说满足和符合这些要求的人。谁在考虑之后依旧敢于尝试，他必须具有飞蛾的勇气，出于对光明的喜爱不怕燎去自己的双翅”〔133〕。
注释：
〔1〕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 81页。
〔2〕Marsch,Edgar (Hrsg.):Ueber 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die historisierende Methode des 19. Jahrhunderts in Programm und Kritik,Darmstadt 1986,Einleitung.S.12.
〔3〕〔4〕〔5〕〔6〕〔16〕〔17〕〔18〕〔19〕〔21〕〔23〕〔24 〕〔25 〕转引自Fohrmann.Juergen: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 als Darstellung von Zusammenhang,in: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u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Geistesgeschichte,61,1987,Sonderheft,S.176,176,176,176,181,180,180,180,181,181,181,184.
〔7〕〔22〕参见Fohrmann,Juergen: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 als Darstellung von Zusammenhang, in: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u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61,1987,Sonderheft,S.175,181.
〔8〕〔9〕〔15〕〔26〕〔27〕〔33〕〔58〕〔65〕〔95〕〔97〕〔98〕〔99〕〔100〕〔108〕〔109〕〔112〕〔119〕〔129〕〔130 〕Gervinus,Georg Gottfried:Aus der 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in:Schriften zur Literatur,Berlin 1962.S.160,160,156,161,161,146,152,154,153,154—155,155,155,155,153,154,314,159,146—147,153.
〔10〕〔63〕〔64〕〔71〕〔96〕〔101〕〔113〕参见Gervinus,Georg Gottfried: Aus der 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in:Schriften zur Literatur,Berlin 1962,S.146,159,153,157,153,155,309—310.
〔11〕〔12〕〔13〕〔53〕〔54〕〔78〕〔102〕〔103〕〔104 〕〔106 〕〔107 〕〔111 〕〔128 〕Gervinus,Georg Gottfried:Prinzipien ein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s —schreibung,in:Schriften zur Literatur,Berlin 1962,S.12,47,9,45,44,12,5,18.18,32,32,32,45.
〔14〕〔87〕〔94〕〔131〕参见Gervinus,Georg Gottfried:Grundzuege der Historik,in:Schriften zur Literatur,Berlin1962,S.85,53,93—93,101—102.
〔20〕〔31〕〔123〕Gervinus,Georg Gottfried:Schriftenzur Literatur,Berlin 1962,Anm.S.495,496,490.
〔28〕〔30〕〔32〕〔124〕〔125〕〔126〕〔 127 〕Gervinus,Georg Gottfried:Selbstanzeige der 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in:Schriften zur Literatur,Berlin 1962,S.141.
〔29〕参见Gervinus,Georg Gottfried: Selbstanzeige der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edr Deutschen,in:Schriften zur Literatur,Berlin 1962,S.129.
〔34〕转引自Gervinus,Georg Gottfried: Selbstanzeige der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in:Schriften zur Literatur,Berlin 1962,S.141.
〔35〕〔36〕〔38〕〔43〕〔77〕〔79〕〔80 〕〔82 〕〔83 〕Herder, Johann Gottfried: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in: Herders Werke infuenf Baenden,Berlin und Weimar 1982,Bd.III,S.112,112,71,64,108,84,86,113,137.
〔37〕〔39〕〔40〕〔84〕Herder,Jonann Gottfried: Ideen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in: HerdersWerke in fuenf Baenden,Berlin and Weimar 1982,Bd.IV,S.237,365,365,340.
〔41〕〔76〕〔85〕Schiller,Friedrich:Was heisst und zuwelchem Ened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in:Werke indrei Baenden,Bd.2,Muenchen 1966,S.20,19,18.
〔42〕参见 Fuhrmann, Manfred: Die Geschichte der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den Anfaengen bis zum 19.Jahrhundert,in:Der Diskurs der Literatur—und Sprachhistorie,—Wissenschaftsgeschichte als Innovationsvorgabe,hrsg. vonBernardCerquigliniund Hans Ulrich Gumbrecht,Frankfurt am Main1984,S.62.
〔44〕Herder,Johann Gottfried:Shakespeare,in:HerdersWerke in fuenf Baenden,Berlin und Weimar 1982,Bd.II,S.111.
〔45〕〔47〕Hecht,Wolfgang:Friedrich Schlegels Werke inzwei Baenden,Berlin und Weimar 1980,Einleitung,S.XL—XLI,XL—XLI.
〔46〕海涅：《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73页。
〔48〕〔49〕〔50〕〔51〕〔52〕〔55〕〔70〕〔81〕〔88〕〔89〕〔90〕〔91〕〔92〕〔93〕〔115〕〔132〕〔133〕Gervinus, GeorgGottfried:Grundzuege der Historik,in: Schriften zurLiteratur,Berlin 1962,S.82,82,82,83,84,84—85,89,78,80,80,91,95,95,96,99,103.
〔56〕〔57〕〔60〕〔67〕〔68〕〔69〕〔72〕〔73〕〔74〕〔75〕〔86〕Schlegel,August Wilhelm:Vorlesungen ueber schoeneLiteratur und Kunst,in:Meister deutschen Literaturkritik,hrsg.u.eingel.von Hans Mayer, Erster Band, Aufklaerung,Klassik,Romantik,Berlin 1956,S.623,312,612,617,617,637,637,613,617,620,620,611.
〔59〕〔62〕〔116〕〔117〕〔118〕〔120〕〔122〕转引自Erler,Gotthard:Georg GottfriedGervimus' Schriften zur Literatur,Berlin 1962,Einfuehrung,S.LIII,XLII,XX,LIV,XIV, XXXVI,XXXVII.
〔61〕Fohrmann,Juergen: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 alsDarstellungvon Zusammenhang,in:Deutsche Viertelijahrsschriftfu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61,1987,Sonderheft,S.184.
〔105〕〔110〕参见Gervinus Gerog Gottfried:Prinzipienein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in:Schriftenzur Literatur,Berlin 1962,S.1944.
〔114〕〔121〕Gervinus,Georg Gottfried: Einleitung indie Deutsche Jahrbuecher,in:Schriften zur Literatur, Berlin1962,S.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