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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的思想遗产
吴小龙
卢作孚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毛泽东称他是发展中国工业所不应该忘记的四个人物之一。实际上，卢作孚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作为五四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分子，他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改造中国的方向和道路等问题，都有过许多深刻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至今还不失其启示意义。
一、卢作孚关于救国根本道路的观点
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内政治依然黑暗，政争不断，军阀混战，时被外力所乘，民族危机依然严重，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那一点光明、那一点新气象又迅速消逝于无形。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振兴中华，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是什么，依然无可回避地摆在了中国人、尤其是先进思想家的面前。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其间的二十余年，国人对于救国问题和民族、国家发展的根本道路问题始终在进行着思考和探索，有许多有意义的方案，有许多有价值的启示，有许多虽未能实行、或者实行了却终未能成功的规划，至今还让我们感受到了思考者的理性、清醒和睿智。卢作孚要算这样的一个典型。
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一个中心言说。但卢作孚却独持异见，断然宜称，“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见《卢作孚文集》下同）这种说法，提出于三十年代初，与胡适那个有名的“五鬼闹中华”、“帝国主义断然不能灭那五鬼不能乱的国家”的说法遥相呼应。如果说胡适的观点多少得之于他留学欧美，受西方理性主义熏陶浸染的经历，那么早年（直到此时）未曾出国的卢作孚又是如何形成他的这种根本认定呢？恐怕是来自于他对自己所面对的中国社会现实的考察和思索。因此，他们两人基于这种理性主义而设想的救国根本任务也就不同，胡适侧重反迷信、倡科学之类的思想启蒙，侧重于理论；而卢作孚则侧重于实践和实业：建设铁路、公路、矿山、工厂、农场，等等，侧重于自地方开始的具体建设举措。
卢作孚先生 （一八九三～一九五二） 民生公司创始人 总经理 著名爱国实业家
卢作孚明确指出：“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基于这样的判断，卢作孚把政治上的问题规约为主要是建设问题、秩序问题——联系到当时的思想界、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内，一直争论不休的走政治革命还是走实业与教育道路来救国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卢作孚对这些争论的间接回答。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实践模式所做的理论思考、论证。在当时内忧外患、国事糜烂的局势下，一般人倾向于“大刀阔斧”地革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改朝换代心态，也符合当时的国人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而产生的急切、焦虑的心态。而卢作孚以其在实业和建设方面的长期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和巨大声望，断然坦言“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进而试图制定规划，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从四川省做起，并且颇具雄心地提出要使四川成为全中国的榜样。
卢作孚以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分析来支持自己反对激烈的变革方式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源不在于外部或者表面，而在于内在的社会结构：在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集团生活”的特点，中国的改良或革命，都面临着“绝大的困难”，“这困难之源只在一向的集团生活——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相互依赖……要变更这依赖关系，要变更这比赛标准，要变更这道德条件，乃是当前绝大的困难。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军人有力量打倒一切军阀，然而没有力量打倒军阀所由形成的集团组织。只要有人群，便有一群亲戚邻里朋友在各努力去解决其家庭生活问题。虽然亦有人群间相为的精神——亲戚邻里朋友间相为的精神，究竟还没有明了地为所在更大的人群努力。”即人们习惯于为小群体的利益而共同努力（“相为”），却还不习惯于为大群体（民族、国家）的更高利益而共同努力。在卢作孚看来，建设“完好的国家”、改造社会，关键不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而在“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卢作孚此论，极不合于当时的国共双方的主流意识。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诉求及其背后的理论系统且不说，阶级分析与社会学的冲突且不说，当时挟反帝反封建口号以自重，以谋军政统一的国民党，也断不容此看来似乎在为地方势力和军阀割据辩护的理论。“要创造或运用现代的物质文明，便要创造或运用现代的社会组织”，这是他的结论。当时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方面的观点亦相似。不过卢作孚与此似乎又有区别：在共产党那里，创造现代化组织的诉求是以阶级斗争、政权更替、新型专政等话语表达的，实践中致力于创建破坏现有组织的组织：把旧式的农民起义组织成为新式革命军队。而在卢作孚那里，“创造、运用现代的社会组织”则意味着另外的运作原则：以各种区域性、行业性的组织为实践目标，在这些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去培育他所期望的那种社会组织。而在此过程中则须始终坚持他那长远的社会理想。这种实践常常受旧组织、旧体制的掣肘，故常常有失败、顿挫之感，不如共产党直接把目标指向消灭旧组织来的单纯痛快，但是以立为破、先立后破则是卢作孚及其同道不可放弃的原则。
二、卢作孚的地方实业计划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卢作孚开始具体规划四川省的地方改造问题——他设想的实际上是一种气魄宏大、目光长远的“小事”——以实际成绩取信于民，即使规模小，“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把自己认为应该进行的“各种应该建设的事业和怎样建设的方法”“预说一个大概”，并且强调指出，“在进行中间，有三种必须留意的条件：1.各种事业必须同时努力，因为社会问题，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各种事业都是可以相互帮助的。2.各种事业，都要天天有想法，天天进步或改良，没有一个可以永停的地位；一种可以永守的方法。3.在经营事业的途程上，对于一般人重在指导和帮助，期于引起他们的信心和同情，基于他们都有勇气，都有愉快的精神和积极的兴趣走到经营的路上去。”这些，看起来都是在把人引向非常具体的“经营的路上去”，以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改革资源得以增长。时至今日，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还能说卢作孚的这种“渐进改良”仅仅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吗？从他所阐述的整个方案看得出，卢作孚是很有行政能力和考虑成熟的通盘构想的。
而在当时，能以他这种精神真正去干实务，以求这种实践的积累扭转国运的人是很少的（另一种取向上的很多人，如少中会友恽代英等也干着实事，但是在另一理论大系统支撑下的别一向度上的“实事”）。卢作孚的思考方式既有其全局性（哪怕只是地域性的“全局”），相当大气，又有其纵观历史以总结经验的深沉思考，又有其立足实践、求实务实的作风。具体说来，卢作孚为建设四川规划了一系列应当着手的实际工作：交通问题、经济事业、教育事业、财政问题、军事问题，等等。以卢作孚《四川人大梦其醒》一文的实质而言，他是清楚地看到了四川（乃至中国）问题根源在军人。只有军人的觉悟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军人当然不是指士兵，而是指军阀们。他的呼吁主要是针对军阀的。军阀中当然也有相对开明的、爱国的，但，叫他们作为一个利益群体，自觉接受对自身利益的限制和剥夺，显然不现实。甚至于，另外的新兴群体也明白看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军队，利益追求的根本在军队，于是乎，把自己的所有改革主张归结为抓军队。他们与旧军阀的不同只在于：同是靠军队、暴力、武装来实现自己政见和利益诉求，军阀们把这仅限于代表自己的某一地域、派系、家族、集团，而新兴者则声称超越这些，是代表某一阶级，某种社会理想。但是，如果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暴力手段之有效和有限则是一致的。
三、卢作孚的社会远见
作为一个实业家、教育家，和从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出发进行平实而深刻的思考的思想家，卢作孚在城乡关系、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见解是相当出色的，具有令人惊讶的超前性。
他这样阐述农村问题：“如果人们仍是继续不断的重视城市而不重视乡村，努力于城市的经营而不努力于乡村的经营，必更有一危险的问题，便是：‘促成人口集中城市’……要避免它，便应赶紧解决乡村问题。所以乡村地位十分重要，是一般人应该知道的，尤其是乡村里的人应该知道的。”今天读到这段话，我们怎能不惊叹于卢作孚这一观点的预见性？他既借鉴、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又分析了中国乡村的具体问题（政治、经济、教育、人口、以及乡绅的作用等等），他所要采取的办法也不是要铲除乡村既有结构，而是用渐变去改良它。他的这种改造设想是“不彻底”的，但这正是其高明之处。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方式在政治上常行不通，后患甚大。“不彻底”的改良则常常能够通过实验、示范、利诱、启蒙而将可能的内耗减少，充分利用传统资源和现有的民间组织结构。在这一方面，当年的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人的思考都颇具卓识，他们所致力的乡建运动都应算颇有成效，但最终，都由于外力（外敌入侵和革命形势）而中断，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承认是一种失败。其实，他们是成功的。尤其是利用农村传统资源，利用农村民间组织，来推进一种实实在在的渐进和渐变，不但当时就功效立见，而且可以构成一种持久的良性发展过程。反观以“铲除”的方式迅速完成的社会变革留下的遗患，我们不是可以有所领悟吗？
对于教育，卢作孚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给与学生以知识，而在训练学生的行为。第一是训练学生在家庭中间的行为……第二是训练学生在政治上的行为。使他知道怎样选择，怎样会议，怎样参与地方的事业，怎样完成国民的责任。第三是训练学生在经济上的行为。怎样养成他在职业上的技能，怎样提高他在职业上的地位。怎样教他继续不断的努力于一种职业。第四是训练学生在交际上的行为。教他对人怎样恭敬，亲切，诚实，有信义，语言怎样明了，委婉而动听。第五是训练学生游戏的行为，教他怎样运用暇时……作正当的游戏，消灭以前社会上……种种不良行为。”这种训练，看起来只是一种社区训练而非国民训练，但它是必要的，是国民训练的基石。人总是依存于其具体生存环境的，总应先处理好此中关系。没有这种社区基石的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宏大叙事，很容易随着政局变迁而沦落，成为高调掩盖下的无道德。脱离社区生活实践的教育是大一统集权制的需要。但在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中，由于还有民间社会和家族社会，它可以此为具体补充。一旦把这种民间和家族社会铲除，把人的自然生活和教育完全政治化，以政治原则取代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和基本原则，那么，人的性格发展会变成什么样的呢？这也值得我们想一想。
谈到农村的卫生事业，卢作孚这样表达他的期望：“卫生建设的第一桩紧要事业，便是设立乡村医院。使凡得病的人们，都有医病的地方，而且不取医费，使没有钱的人们，亦有医病的机会，这样施比较可靠的医，比较那施棺材、施阴地，总算更重要些。这样的医院，每镇、每乡至少应有一处，不但医病，还在防病，如像天花是可以点种牛痘预防的，便要为乡村人民，尤其是小孩子，普遍点种牛痘。”卢作孚这么想了，也这么做了：他从二十年代在重庆当峡防局长起，就不断地在努力推广这一类农村卫生事业。他这是在履行“士”的“兼济天下”传统责任呢，还是在实践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改造中国的理想？少中会同人，几乎无不继承了学会所崇尚的那种乌托邦理想——早年的初衷，一生不能忘怀。卢作孚在种种条件限制下，克服种种困难，根据自己所处的当时当地的具体现实，在种种制约中，在不懈的努力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中，去一点一滴实践其早期乌托邦理想。可惜的是，它在中国老是被乱局打断。
由此，我们也就更可以理解，卢作孚强调改造社会首先要训练人，是怎样的用心良苦了。他断言，“人之训练虽感困难，但问题究竟须从这里解决起。如这根本问题——人之训练的问题——不解决，则所有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因为没有人去解决。”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指出，只有从思想观念、道德人格、群体意识、专门技术方面“训练成功许多训练的人才”，才能指望他们“从旧社会当中创造出新的社会来。”而尤其重要的是，在对人们进行适于现代社会要求的训练的时候，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合理的内涵不应当被抛弃。它们在社会转型期和新的现代社会中仍然应当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卢作孚认为，“中国人一向的美德是抑制了自己乃至于牺牲了自己以为集团生活——家庭和亲戚邻里肪友；今天虽然集团生活有所转变，转变为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乃至于一个国家的，而抑制自己乃至于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生活的美德，却仍然是一样需要的。不但不会抛弃了而且会加强了。如果他们的生活集团小则变为一个经济的、教育的或社会的事业，大则变为一个国家；他们便会为了事业，为了国家，抑制自己甚至于牺牲自己。向来可歌可泣的忠臣烈妇的行动，现在便可以殉社会、殉国家；向来勤俭兴家的行动，现在便可以兴一桩事业，兴一个国家了。”卢作孚在他的一生事业和为人中所表现出来的克己、奉献……等等美德，正是自觉地把传统道德运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和创业实践；旧伦理资源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良性作用之一由此可见。
对于未来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文明人所应该有的为社会服务和奉献的道德规范，卢作孚作了这样一种预言：
我们牺牲了群的生活的一个新的世界，以苟得了个人一点便宜，绝不是一个得计。须知这新的世界是一种趋势，正向着整个的社会乃至整个地球推进。它不能停顿，你也不能抵御，你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但是你不能抵御这新的世界。这新的世界不久便会临到你的面前。岂止你不能抵御，也没有地方逃避——虽然你拿着了苟得的便宜。
这七十年前的话是不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反省和深思？
另一种革命
卢作孚和他的社会改革试验
赵晓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在这四个人中，卢作孚是离我们最近的，很多年里，卢作孚先生是以“中国船王”名世的，而我在深入究中发现，卢作孚先生不仅是一位爱国实业家，更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改革家，他所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是他进行社会改革实践的一个试验。他在重庆北碚做的渐进的社会改革试验，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启动时的宝贵经验。抗战时，他的改革实践曾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本文简要地评介卢作孚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的社会改革工作。
“微生物”式的革命的试验
用什么样的方式改造中国的效果最好，社会成本最低呢？对这个问题，青年卢作孚曾无数次地和友人讨论、争议。他的朋友说：“我是一颗炸弹。”卢作孚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卢作孚文选》）这一场争论发生在二十年代，卢作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时候。
一个多世纪里，以炸弹方式改造中国的故事艰苦卓绝、无数英雄出生入死；然而，用微生物方式推动中国进步的故事也是曲折坎坷、人才辈出，其间不乏殚精竭虑忘我忘家的精英人物之可圈可点的绚丽篇章，只是我们以前大多不知道。卢作孚的故事属于后一类。
卢作孚一生中进行的社会改革试验有三个。第一个是1924年到1925年在成都办的通俗教育馆；第二个是从1927年春天开始的北碚建设；第三个是1925年秋天成立的民生实业公司。其中最有成效和最有影响的是第二个和第三个。
北碚建设
嘉陵江三峡地区（因为当时的区署在这个地区的北碚乡，所以又将这里称为北碚地区），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共辖三十九个乡镇。峡区内山岭重叠，形势险要，交通困难，主要依靠嘉陵江水路与外界相连接。那时，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内战不绝，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痞盗匪，长年啸聚峡中，沿江据险行动，致使河运梗塞，商贾难行，生产能力低下，窄小的街道肮脏而混乱，整个市场没有工厂、作坊，庙宇、烟馆和赌场却比比皆是。
1927年春天，卢作孚来到这里，担任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把中国内地的这个贫穷而混乱的乡村地区当作了他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试验平台。他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建设是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便破坏到何处”，“造公众福，急公众难”（高孟先：《卢作孚与北碚建设》），思想明确又脚踏实地地启动了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1932年初，著名爱国活动家杜重远来到重庆，触目是衣冠不整横行霸道的军人，鸦片烟馆和妓院，“随处有面黄饥瘦的瘾君子出现”。他看到，深受烟毒之害的轿夫，每日血汗换来的工资，多半用来吸毒，他们“衣不蔽体，食不充饥，而青脸长发，酷似城隍庙中的鬼卒”！但是，待杜重远到距离重庆市区不过几十公里的北碚，便耳目一新。他在给《生活周刊》的通信里写道，北碚不但地方基本安宁，经济建设与民众教育“虽粗具规模，均著有成效”，已建起中学、小学和民众学校，已有美丽的温泉公园、民众俱乐部、图书馆；地方医院、公共体育场、乡村电话局，三峡染织厂每月已能生产一千二百疋、袜子二百打，还有全国少有的民办科研机构西部科学院、农场、博物馆、动物园以及北川铁路（杜重远：《狱中杂记》）。这机器织布和轻便铁路以及科学院十分简朴，但当时都是四川的第一。这时，卢作孚先生到北碚工作不过5年。到了1936年，黄炎培先生到四川考察后，在《北碚之游》里写道：“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那个时期，一般外省人是把军阀混战不断的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的黑暗落后的四川视为“魔窟”的；但四川的小小的北碚地区却以它的安宁、整洁、进步和人的精神振奋而闻名于省内外。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杜重远先生说，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正是北碚地方建设的真实写照。仅从器物层面看，北碚的进步并不是特别快。用1938年北碚的全景照片与1927年的对照，新增加的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只有兼善中学与西部科学院两座砖楼。北碚试验的特点除了在刚起步时就因地制宜建起上述文化设施外，最大的特点在于人的训练。当时，一些有心的参观者也感到，北碚试验里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还是卢作孚先生对人的改造教育。杜重远说，北碚的“种种机关皆为卢公训练出来之二十岁左右青年所经理”，他亲自访问了这些青年，不胜敬佩。
卢作孚先生的社会改造思想的核心是人，他说：“建设的第一桩事，是把人建设起来。”他决心把嘉陵江三峡地区做成中国现代化的样板，要利用这里的资源，建起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建起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机构，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安宁的居住环境，而这一切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这里的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卢作孚文选》）尽管当时生产力低下，在开发山区和城镇建设上，北碚都注重保护性开发，在抗战时期北碚急速发展时，市镇建设也做了很好的整体规划。这一切，又与卢作孚先生在北碚开展的科学活动分不开。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人的教育和训练，是卢作孚先生事业的最主要内容，也是他事业的支柱。在卢作孚先生社会改造的第三个试验——民生公司里，职工教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是相当全面的人的教育与训练。其中最突出的是民生精神的教育。民生精神是一种群团精神，包含一种对人的自觉自为意识的训练，决非那种仅仅为了加强一个企业集团内部的凝聚力或是塑造企业外部形象的团队精神。职工一考进公司，在北碚的三个月集中训练中，就开始学习参加会议。民生公司有各种会议，总公司全体参加的朝会是每周的一、三、五早上举行一个小时。各部门干部要做简明的工作报告，接受职工监督，任何职工都可以在朝会上对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朝会上常常有知名学者专家和抗日将领的讲演。杜重远、马寅初、陈独秀、冯玉祥、郭沫若、茅盾等都在民生公司来做过讲演。更有各级干部会议、各船的船员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先生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运送出川抗日的川军部队；他改变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在南京失守之前，他不顾个人安危，指挥抢运撤退的人员和物资，在最后时刻才离开硝烟弥漫的血腥危城；1938年初，他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
最为紧张的是1938年秋天，武汉已沦陷，三万多人员和九万多吨重要物资还滞留在宜昌。此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战前中国经济最发达工业最集中的地区；而处于中国西部的大后方，还谈不上有现代工业，在宜昌江边炮火下堆积着的这些现代工业的设备、材料和技术工人，便成了抗日战争中大后方军、民用工业最初的基础，是中国十分薄弱的兵器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通往后方重镇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轮船的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这时，中国内地长江边的小城宜昌狭窄的沿江码头，恰似1940年5月法国海边小城敦刻尔克的海滩，而不利的条件犹甚于敦刻尔克！卢作孚先生临危不乱，发动民生公司职工群策群力，使这些待运人员和重要物资在40天内转危为安，全部运走。若是没有民生公司经过长期训练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不怕牺牲讲究效率又有创造性的一支职工队伍，这些物资极可能被毁于危难中的宜昌，甚至落入敌手，那么，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艰苦时期，中国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便不可能有一批战前从来没有过的现代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这样快地投入生产，抗日前线急需的各种武器和军需品便无所出，很可能对抗日战争的前景造成重大影响。日本侵略者后来认识到中国的这次抢运在整个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6)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了。”（转引自李天元、杨金邦《东方的敦克尔刻大撤退》；宜昌文史资料第7辑）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生公司那时从宜昌运出的一船船物资，真要胜抵百万甲兵！
卢作孚在北碚创立的兼善中学
宜昌抢运的紧张程度及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英勇悲壮也甚于后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是由中国的一家民营的企业牵头并以为主要力量创造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尽管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至今并不为多少国人知晓。这个事实生动而有力地说明，卢作孚这样的社会改革家在战前做的社会改造工作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能量！
抗战北碚——陪都中的陪都
这时，卢作孚先生的另一个社会改革试验——北碚地区在为国家民族保存国脉的同时，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
有了卢作孚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战前十年的经营，1937年的北碚，虽然仍处于一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包围之中，但已是有一定经济基础，民众教育普及的现代市镇。1936年，北碚被四川省批准成立乡村建设试验区。抗战爆发后，内迁来到重庆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居民大批迁入北碚地区，这里被称做“陪都中的陪都”。海内名流、专家学者荟萃北碚，强敌压境之时，他们在此得到相对安宁的生活，能够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抗战时期，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是在北碚写成或出版。这是北碚地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卢作孚先生进行的这一社会改造试验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抗战时期，北碚的市政建设进展很快，城市功能更加齐全。此时北碚文风之盛，前所未有，民众教育更加活跃，学校教育方面，有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迁入，可以说提前实现了卢作孚先生要在北碚兴办高等教育的设想，内迁的知识分子还大大加强了兼善中学的师资力量。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乡村建设的三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都在北碚找到了他们的知音，与卢作孚、卢子英先生有很好的交往和很深的友谊，他们在江苏、河北和山东被迫中断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北碚得到延续。
如果说，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建设大都被侵略战争中断，那么，北碚地区的旨在建设现代化市镇的社会改革试验在战时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在各方面有更快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北碚亦很少受到内战的侵扰。虽然当时的政府对于这个试验区，始终想要进行控制和渗透。但是，在专制力量集中而强大的重庆，北碚竟然成了一块“民主的特区”！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不但需要北碚当政者有开明的民主的精神，更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那一时期，卢子英先生对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力量的机智的保护尤其不应该被忘记。
卢作孚的社会改革思想
1949年冬天，新旧政权更替的时候，时局险恶而复杂，卢子英先生提出“变而不乱”，他的应变能力与才华使北碚地区始终没有遭到动乱与破坏。这样成功而平稳的政权交接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与此同时，卢作孚先生正在香港千方百计地指挥民生公司留滞在那里的轮船回到祖国大陆。第二年，他的愿望实现了，他自己也回到故乡，回到他首创的这两个试验里来。这个时候，战乱结束，人心思定，“炸弹式”的革命家和“微生物”式的革命家已不应有分歧。从此，国家不再有被列强瓜分的担忧，土匪将绝迹，北碚不再有繁忙而紧张的“冬防”，不但北碚，不但民生公司，整个国家都有长期的统一和平与安定，是搞经济文化建设的大好时机呵。这正是卢作孚先生多年来期盼的局面。如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所说，“下几个10年的历史将有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然而，卢作孚先生却在1952年2月自杀身亡。正如他的至友晏阳初先生说，这不但令人为作孚先生伤心，也为国家哀痛。作孚先生去世以后，民生公司就提前开始了肃反运动，一些高级职员受到严厉的处分，有的被劳改，有的被开除公职，其中不乏有专长的经营家。最近这些年来，过去在运动中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恢复了名誉，而受害的企业家还很少有提及和研究。
黄炎培先生曾将孟子的话题赠给卢作孚：“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卢作孚先生把自己毕生的事业称做“试验”，说他是为国家寻路，并把这个过程尽可能地整理总结出来。其中的得失，留给大家评说，留给后人整理。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近年美国的卢作孚研究
张瑾
最近几年，美国学术界近代中国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上海以外的中国城市和区域社会研究，内陆地区一些杰出人物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卢作孚研究热的兴起便是一个典型。在研究中，我接触到不少有关卢作孚民生公司在战前十年辉煌发展时期的史料。1997年秋，我利用在美国研究的机会，查阅和搜集了大量有关近代重庆城市的英文史料。在此笔者就个人所获知的美国学界研究卢作孚动态，作一简要综述。
卢作孚研究热的起因
应该说，1997年以前美国学界还没有专门研究卢作孚的课题。据我所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罗伯特凯普(Robert Kapp)从民国历史的视角，研究四川军阀，在研究中他注意到了卢作孚作为地方民族资本家与军阀政府的关系。在他的两篇论文中，他都论及卢作孚，这可能是最早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考察卢作孚在中国内陆地区所扮演的角色。
1997年秋，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历史系主任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在指导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极力建议我做卢作孚研究。我考虑从商业史的角度，探讨卢作孚在川江航运中外商业竞争的问题，并完成了一篇2万字的论文初稿。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试论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中外商业竞争中的资源优势》这篇文章。
不过，在美国，直到1998年春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五十周年的年会上，卢作孚的研究仍然没有能够进入近代中国研究的话题，尽管华盛顿会议有不少博士生的最新研究论文。但是，会议期间已经有美国学者向我问及国内研究卢作孚动态。
美国研究卢作孚的起步于九十年代后期，究其原因，与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多元化趋势有关。卢作孚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又是一位颇具全国性的影响的思想家，但他毕竟是生长于内陆重庆的地方精英，长期以来卢作孚的研究并没有引起美国学界足够的重视，这与美国学界的“上海模式”研究范式有关。在美国，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史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上海研究。“由于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远远超出其城市地域的影响源泉”。这是长期以来美国学者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学界出现所谓“超越上海”研究模式的尝试，并深深影响了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变迁。1996年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召开的“超越上海，设想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模式”(Beyond Shanghai:Imaging the City in Republican China)的学术会议预示美国学者试图在架构一个上海之外的中国近代以来城市发展的多元研究模式，这为人们认真思考上海以外城市的研究开辟了道路。随着重庆在长江上游重要地位的日益凸显，卢作孚研究将必然走向热点。
研究队伍的主体
美国博士研究生首先选择了卢作孚研究。一些研究四川、重庆历史的研究生将眼光投向卢作孚。美国佛蒙特大学(Univer sity of Vermont)历史系麦岚(Lee McIsaac)女士、肯塔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昆仑女士都做过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已经成为首先启动这方面研究的先驱。据我所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罗安尼(Anne Reinhart)小姐的博士论文是目前美国学者中有关卢作孚最有影响，也是最为庞大的项目，其研究重点在民生公司的管理方面，尤其对于卢作孚废除买办制度，民生公司茶房的招聘制度以及特征，民生公司的商业运作特点、轨迹等微观层面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
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是美国的上海研究中心。现今又以雄厚的研究资金资助研究生从事卢作孚研究；而且是否有将重庆或其他城市作为与上海比较的研究，目前还不太清楚。不过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他们应用较强的研究实力和雄厚的科研资金，再从他们对于研究生的研究计划的动作看，其研究的规模将很快超越普林斯顿大学，很可能成为未来美国的卢作孚研究中心，其前景也相当广阔。
卢作孚研究特征
1、研究史料的匮乏。美国学者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史资料。康乃尔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近代中国史料学课，就将中国的文史资料与档案史料并列。历史系主任高加龙教授指导我做博士论文时，要我做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做《全国五十种文史资料的索引目录》所有关于卢作孚的资料目录。因此，在美国，重庆文史资料、合川文史资料等等成为研究卢作孚的非常珍贵的史料。即使是曾到中国查阅史料的罗安尼，也将搜集文史资料作为重要的任务。这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上与我们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所保存的中文史料的匮乏与单一。
于是，美国学者利用雄厚的研究资金来弥补中文史料的不足，如影印、购买中文史料；另外，他们非常注重使用外文史料，使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极具国际性。比如，在卢作孚的研究中，他们一方面非常看重民生公司的企业档案，另一方面也大量使用川江航运业中的外国大资本企业档案。这是我们应该加以借鉴的，的确，卢作孚从思想到实践已经超出了地方和国家的范围，完全应该使用外文史料来拓宽这一研究的视域。比如，三十年代太古公司的档案中，有不少关于竞争对手民生公司的史料，其中还有西方人对于刘湘政府给予卢作孚支持的种种议论。尽管就目前的条件而言，要使用川江航运业的外资企业档案很困难。不过仍然有大量值得我们注意的珍贵的外文史料，除海关档案以外，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如《纽约时报》、《北华捷报》、《亚洲》等西方媒体的报道；同时，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中，相当的内容报道在华侨民、企业的状况，这是—批相当珍贵的史料。
2、研究层面的多样化。美国卢作孚研究刚刚起步，尽管目前还没有看到重要的，或者说比较完整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确颇具特色。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罗安尼主要是从长江航运开辟的历程轨迹及其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等层面方面加以研究，注重政治、经济、文化与区域社会的变迁分析，引出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概念。其中，又特别选择卢作孚作为长江上游的典型个案加以探讨，探讨由川江航运的开辟、民生公司的商业管理运作等一系列问题。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博士研究生Edna Tow研究卢作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这是从政治与经济的视角加以探视卢作孚这个人物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这些研究视角为中国学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提供极富启发性的思路。
3、研究成果的预测。目前，刚刚起步的美国学者还没有一部具有分量的专著出版。但是，可以肯定今后几年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关注卢作孚，即使是不将卢作孚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卢作孚也将成为他们突破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研究的关键人物。但，如果从商业史的研究视野考察，仅仅将卢作孚始位于近代新兴的企业家群体加以考察，则可能忽略对于卢作孚思想的深入研究。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卢作孚的趋势。基本上，罗安尼的研究仍然在追随凌耀伦教授的卢作孚企业管理的研究方向。
由于卢作孚本人所具有的世界性，将卢作孚作为地方精英来研究不失为突破原有架构的方向。这方面，美国学者研究张謇等民族资本家和上海城市的方法，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从学术研究的意义出发，中美学者合作研究卢作孚应该是突破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如高家龙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商业史的专家，他研究的英美烟草公司与南洋兄弟公司之间的商业竞争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就。他对近代中国企业家的研究十分敏感，目前又在研究上海大资本家刘鸿生的家族史。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美国学界兴起的研究卢作孚热给我们以相当的启示。就学科的研究意义而言，卢作孚研究的突破口在史料的挖掘与运用上，尤其在较为广泛的层面上运用外文史料，对于拓宽中国研究者的视野，突破传统思维模式有很大帮助；即使是中文史料，仍然需要继续充分挖掘，以完善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完整的卢作孚个人档案就很值得挖掘和运用。台湾地区收藏的有关长江航运史料也十分丰富，值得注意。美国学者对卢作孚研究的理论构架和思考方法也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加强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研究成为深化卢作孚研究的重要举措。
沧桑不改圣贤心
纪念卢作孚先生110周年诞辰
王康
西方推崇天才，东方敬重圣贤。
因为西方总要永远地赞美上帝的创造和牺牲；
因为东方放不下承受尘世的苦难，负荷人间的救赎；
因为现代中国正道，已不仅靠才子、豪杰、英雄、领袖或民众、阶级、政党、主义，而非有圣贤心肠、圣贤气象、圣贤襟抱，终不可为。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卢作孚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圣贤。与其同时并生者，尚有社会改造家梁漱溟、国学大师陈寅恪、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国母”宋庆龄，以及革命家毛泽东。
卢作孚及夫人墓。后面的大理石上刻着卢作孚的题词：“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1893年以来110年间，中国必须在承前续接五千年文明的同时，革除两千年专制毒瘤，又必须应对欧风美雨日侵俄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求取中华民族之新生。
卢作孚的道路，是孙中山的道路，是孙中山之后一条筚路褴褛而日久弥宽的道路。
他是孙中山之后，中国现代化思维和实践的不朽先驱。
他在中国率先提出“现代化”，强调中国积弱积贫积愚的拯救之途，唯在“建设”，尤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民生实业公司”和北碚实验的奇迹般的成就，历史性地予以证实；
他在历经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少年中国学会和同盟会、青年党各种“纷乱的政治”动荡后，信奉改良主义和渐进哲学，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改良主义卓越而悲壮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中的坚毅、耐心、奋斗和牺牲，丝毫不逊于痛快纵性的革命造反，而更有工业革命以来三百年世界史和中国二十余年改革史的不刊之证；
他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中国的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的英勇主持人，以布衣之身扶大厦之将倾，两次荣膺抗战胜利勋章；他是有高度历史自觉感的爱国者，绝非“一边倒”的“他信”主义者，是有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的民族主义者，绝非义和团式的奴性仇外狂；他是人类进步与幸福的坚定信徒，是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繁荣、强大的杰出典范；
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民族资产阶级最优秀、最卓越、最高尚、最伟大的代表，他把金钱与良知、精明与仁爱、事业与责任、个我与世界的矛盾，一一加以消解、转化、升华；把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效率天才地融冶于中华人文风教和伦理秩序；他首创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足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企业家垂范，使其知所矜式。
卢作孚的历史遗产远不止此，其中任何一方面，已堪称不朽，已可进入中国二十世纪先贤祠。而这一切皆是外在评价，某种历史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还原和确认。
圣贤者，人间光明的使者。对于一切真情、才气、志趣、理想，决不轻言拒斥、批判、否定，亦不随意自铸伟词，逞推倒一世之能；而只是终身依循其本心真情，惟是“求仁得仁”，惟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古往来今，已知之世界历史上，垂法后世者，亦已夥矣。天才运神思，锋发韵流；英雄露肝胆，风云际会；豪杰义士，“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障百川而东之，以一腔热血惊当世之懵懂；更有高蹈隐者，千载一遇，犹旦暮遇之，“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而人格世界之集大成者，乃是中国的圣贤精神。对人世万象，皆能以恻怛仁爱，同情之、宽容之、成全之、转化之、升华之、赞叹之，“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
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美国人曾称颂梁漱溟为“中国的圣雄甘地”，梁先生则称颂卢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卢作孚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名圣贤式遁世者。当一切都反向终生为之奋斗的路径坠落，行将到来的是漫长而绝望的异常时代，悲剧和荒唐将笼罩大地时，卢作孚选择了从伯夷、叔齐以来古之高洁之途，慨然撒手尘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大质不亏，形随神去，留下两句至简至洁的遗言：“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无限感喟，无边忧患，无任情怀，都一如浮云过太虚，直让千里之远的挚友黄炎培泣血浩叹“……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呜呼作孚！今乃为词以哀君之生平。君其安息吧！几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圣者不死，圣地不空，“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据东方亚细亚中土神州，其道途仍艰险，其使命仍修远伟大，中华仍是亟需圣贤的国度。
沧桑不改圣贤心。冥冥之中，苍天正色，作孚魂归兮，心系故园，心佑中华。
编后：
多难兴邦。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总会有一大批的英雄豪杰，以自己的智慧勇气和献身精神去应对挑战，肩负起天下的兴亡。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们千百年来都被当作圣贤加以敬仰崇拜。作为民族内在生命力的象征，他们的人格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像航标一样永远闪耀着光芒。
卢作孚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圣贤似的英雄豪杰。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那是一个古老民族在困厄中对浴火重生的渴望和呐喊。卢氏正是少年中国会的会员。终其一生他都在履行着“少年中国”的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他的智慧和勇气，有被称为“陪都的陪都”的北碚改造工程和“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的民生实业公司作为见证。曾为“少年中国”会员后为中共主席的毛泽东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事实上，正如吴小龙所说，“卢作孚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作为五四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分子，他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改造中国的方向和道路等问题，都有过许多深刻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至今还不失其启示意义。”
我们这里更想强调的，则是卢先生思想人格的文化内涵及其在今天的启示意义。在黄炎培引孟子语“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题赠卢氏半个多世纪后，其后人又这样写道：“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卢作孚的人格和精神；卢作孚的伟大与崇高又为民族文化的宝库增添了新的亮点。”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对卢氏一生“为公众造幸福的精神”、对民生公司“服务社会，便利人群”的经营宗旨最好的阐释和评价。卢作孚本人也的确是以儒家理念中的圣贤自相期许的：“中国人一向的美德是抑制了自己乃至于牺牲了自己以为集团生活——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今天虽然集团生活有所转变，转变为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乃至于一个国家的，而抑制自己乃至于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生活的美德，却仍然是一样需要的。不但不会抛弃了而且会加强了。如果他们的生活集团小则变为一个经济的、教育的或社会的事业，大则变为一个国家；他们便会为了事业，为了国家，抑制自己甚至于牺牲自己。向来可歌可泣的忠臣烈妇的行动，现在便可以殉社会、殉国家；向来勤俭兴家的行动，现在便可以兴一桩事业，兴一个国家了。”
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儒学对卢氏立身行事的积极影响，同时还可以看到，卢氏的思考实践为儒学在“世变之亟”中实现创造性转换的广阔前景和巨大能量（虽然具体提法客或可商）。曾几何时，圣贤在人们心目中仅仅成了在庙堂端坐的既不可亲也不可敬的陌生造像。这实在是一种历史断裂的文化悲剧！博爱之谓仁。圣贤首先意味着一种“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胸怀。所谓“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者，就是对民生时局有着深刻的体察、诚挚的同情并具有扶危济困安邦定国的大智大勇。
诚然，在现代性和全球化业已全面改写世人生活图景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应也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仅仅寄望于圣贤。但是，我们的社会对卢作孚式的圣贤人格仍然怀有一份期待乃是非常自然的。这不仅因为我们绵延了五千年的文化传统需要这样的人物延续自己的荣光，因为工商社会仍然需要利他奉献的精神，也因为各种制度的改革变迁尚假以时日。
在《紫雾——卢作孚评传》的征订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正如陈寅恪在九十年代风靡学术界一样，卢作孚将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热点人物”。但愿这里对卢氏的讨论是一个真正的起点。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大家都来思考和讨论一下，人们心底最具普遍性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实际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应该如何去实现它？今日若有卢作孚出，相信他首先也要对此先作一番分析思考。
希望朋友们热情支持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