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文馆学士诗歌平议——以许敬宗为主要考察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士论文,诗歌论文,对象论文,唐初文馆论文,许敬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109－05
宫廷应制是唐代文馆学士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其主要文学活动形态，故长期以来他们往往被纳入“宫廷诗人”的研究范畴。但是，在围绕“宫廷”构建的文学话语体系中，帝王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学士被视为附庸，其主体性往往被漠视，因此有学者提出，从突出这些人文化身份的角度考虑，亦可称之为“学士诗人”[1](P117)。实际上，“学士诗人”和“学士诗”概念的提出不但突出了文馆学士的主体文化身份，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转变我们的研究视角。作为研究对象，唐初“宫廷诗人”与“学士诗人”、“宫廷诗”与“学士诗”的涵括范围大体一致，但视角的转换会产生不同的文学意味。唐初文馆学士基本上都是由高级文官兼任，他们与帝王之间也充盈着张力，突出其主体文学身份，把学士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深入研究，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发展规律。本文拟以太宗、高宗两朝弘文馆学士许敬宗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唐初文馆学士的诗歌创作进行考察与批评。
一、学士诗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唐初文馆主要有文学、弘文、崇文、史馆诸馆，其中又以弘文馆学士影响最大，其时最重要的文人如虞世南、许敬宗、褚遂良、岑文本、上官仪等都是弘文馆学士。学界在论及这些学士诗歌时，最为诟病的就是其御用性，以及由御用性而催生的“谀颂”或“谄媚”等萎靡的诗学品质。如果我们撇开这种批评中包含的道德和政治色彩，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其实就是讲的应制诗的颂美功能。对于学士而言，颂美王政和帝德是作为文学侍从官的基本职能。对于应制诗而言，颂美是诗体内赋的一种功能，与作者的私德并无必然关联，不宜用“阿谀奉承”一类道德色彩强烈的词语来批评。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类诗歌是不能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学士诗，尤其是应制诗，其中的颂美并不仅仅是对帝王个人的赞颂，更重要的是通过颂美“圣君”和“盛世”来传播意识形态，来宣示朝廷的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愿景，所以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一般来说，历代帝王取得政权之后，大都会竭力论证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包括治统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进步性，而这些工作必须依靠词臣来完成，这也是唐初文馆学士备受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学士是帝王的文学侍从，但不少学士更是朝廷重臣，是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有义务协助帝王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宫廷应制唱和就是一种重要的参与方式。以太宗朝为例。贞观君臣在治统赓续方面是上追尧、舜、禹的，把上古时代先王垂衣而治、德化天下的治世之道作为政治理想，同时把儒家思想中的“文教天下”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文德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翻检唐太宗颁布的一些诏书及其创制的诗文可知，以礼乐教化天下，期成尧舜之世，是他治国的国策和愿景。太宗《正日临朝》诗云：“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春日玄武门宴群臣》诗云：“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弘文馆学士杜正伦《玄武门侍宴》诗云：“湛露晞尧日，熏风入舜弦。大德侔玄造，微物荷陶甄。”君臣齐歌尧、舜、禹上古德化之世，并非无聊的附庸和吹捧，而是在传布一种治世理念，一种主流价值观——贞观君臣要建立的是一个像尧舜禹时代的德治社会。
我们知道，古代信息传播手段比较落后，意识形态的传布主要是靠手耳传播等人际传播手段，与诏敕等公文相比，诗歌因其文学性更强而更易传播，特别是著名文人的作品，流播更广，影响更大，通过他们创作诗歌来传播意识形态，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唐初的文馆学士是其时最精英的文学群体，把这些人聚集到文馆，利用其文学才华，赋予其学士荣衔，使传播意识形态、树立政权的合法性成为其本职职能，正是贞观朝推行文治国策的精髓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学士诗是不能单纯地从文学角度来理解，必须看到其文学性是服务于政治性的。许敬宗的诗歌词彩华美，但在这些雕缋满眼的外在符号之下，大部分篇章都隐含着一个基本逻辑，即通过歌咏帝王的丰功伟业来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试看其《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制》诗：“混元分大象，长策挫修鲸。于斯建宸极，由此创鸿名。一戎干宇泰，千祀德流清。垂衣凝庶绩，端拱铸群生。复整瑶池驾，还临官渡营。周游寻曩迹，旷望动天情。帷宫面丹浦，帐殿瞩宛城。虏场栖九穗，前歌被六英。战地甘泉涌，阵处景云生。普天沾凯泽，相携欣颂平。”开篇四句是颂李世民剪除薛举，一战成功，进而定天下，登帝位。接下来四句颂李世民以德治国，再创尧舜之世。下面十句切题，写李世民行经旧战场睹景生情，颂美旧日战乱地，今呈礼乐祥和之升平气象。最后两句是推而广之，讲普天下太平盛世都是沾沐帝德的结果。诗中“千祀德流清”“垂衣”“端拱”是在表述唐太宗上追尧舜的治统合法性，“九穗”“六英”等是在描述上古治世的现实再现，具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由于这类诗歌是建构意识形态的工具，学士们的诗歌创作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而颂美就是这种工具性的文学表现手段。但是这种颂美是学士应制唱酬诗篇的文体特征，与学士的私德无必然联系，甚至与帝王是否圣明也无必然关系，因为颂美帝王并不是终极目的，通过颂美帝王而传播意识形态和国家愿景，为创建贞观盛世服务才是最终目的。如果帝王不能以身作则地践行这种主流价值观，词臣学士还往往进行规谏，如魏征《赋西汉》诗云：“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即是对太宗的规约，使之不忘礼乐治国的思想，此尤见词臣学士在公共领域的文学活动也是体现着自己的政治坚持的。
二、学士诗分裂的诗学品格
作为官职清重、阅历丰富、情感敏锐、才华横溢的时代文学精英，唐初的文馆学士是一个备受艳羡的群体，比如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登瀛洲”，在当时引发的社会效应就是极大的。卢照邻所谓“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2](P745)，其间流露出的艳羡之情也是很明显的。当这些人进入庙堂后，其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在宫廷、台省、文馆、府邸、园林这类清华雅重的场合。宋讷《唐音辑释序》云：“至于诗人居台阁、列朝廷者，所历所见莫非城观宫阙之雄、典章文物之美、器械车马之壮、华夷会同之盛，殆非山林所历所见可概论也。”[3](卷六)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士们手足相接者多为国家最高统治集团成员，耳目所闻见者大多是事关全局的国家大事，甚至居住、饮食、出行、交游等生活条件都极为优越。这样的政治文化地位和生活环境无疑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这种自豪感和优越感的长期保持，会渐渐积淀成一种从容高华的台阁气度。这种气度贯之于文学创作，就呈现出一种雍容闲雅的风范，宏阔高远的气势，阅尽沧桑的淡定，发为诗文，不矫激，不偏执，多为中正平和之音。如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褚遂良《湘潭偶题》诗云：“远山崷崒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前者作于上朝途中，后者写于远贬之地，且不论其艺术水准，仅诗中流露出的雍容气度和淡定情怀，就是下层文士很难企及的。
再看许敬宗《奉和春日望海》诗：“韩夷愆奉赆，凭险乱天常。乃神弘庙略，横海剪吞航。电野清玄菟，腾笳振白狼。连云飞巨舰，编石架浮梁。周游临大壑，降望极遐荒。桃门通山抃，蓬渚降霓裳。惊涛含蜃阙，骇浪掩晨光。青丘绚春组，丹谷耀华桑。长驱七萃卒，成功百战场。俄且旋戎路，饮至肃岩廊。”这首应制诗写于贞观十九年许敬宗随太宗征高丽途中，全诗在用一种恢弘叙事方式叙述“韩夷”“乱天常”，皇帝率领大军将如捕猎一般长驱直入，在短时间内百战成功，然后回到庙堂之上饮酒。诗中没有大战在即的慷慨激昂，没有对敌人的义愤填膺，不纠缠细节描述，不铺陈战争艰难，不谈立功边塞的渴望，这就是台阁重臣与下层随军文人迥然不同的宏阔视野。因为有过太多的乱离经历，便不会轻吐情绪化的语词。多年身居高位，遇事便易从大处着眼。如果把许敬宗的这首诗与世所熟知的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相比，这种雍容不迫的气度更加明显。
唐初的文馆学士大都出身前朝文化世家，当隋末乱世之际，多有兵燹流离、依附地方军事力量的经历，入唐后，又有以文学至大官而升沉倏忽的仕途生涯，时而怀高才悲不遇，时而系生死于须臾，看惯世间沧桑变迁，阅尽宦海荣辱滋味。当他们站在重臣兼学士的高度来审视社会、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现象时，其雍容之度与成长于和平年代的文官不同，是一种有底气、有厚度的雍容。而初唐四杰文学才华虽高，但在当时却被宰臣批评为“浮躁浅露”而难以致身清显，大抵即与其人生阅历单薄所导致的心态、气度、行为等方面的缺陷有直接关系。
当然，学士的这种优越感是有限度的，无论多么精英，他们在帝王面前都必须自我贬抑，这导致学士成为一个雍容与谦贬、自傲与自卑、淡定与谨慎等相结合的矛盾统一体，进而育成其文化人格分裂。这种分裂在馆阁文人身上是很普遍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通过贬损自身，来突出帝王的圣聪和天睿。如许敬宗《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诗，在用雅丽之词赞美了帝王与词臣的文燕活动后，用“小臣参广宴，大造谅难酬”作结。上官仪《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在颂美帝德后，用“抚己滥齐竽”作结。这两位都可列入贞观、高宗朝最杰出的文人之列，其诗歌结尾处用“滥竽充数”之类的自贬性语词作结，从行文的角度看，有割裂诗脉之感，从表情达意的角度看，也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高层政治文人作品中感情的表达总是更加隐曲的，如果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虚假和分裂，倒也可以体会出一些更深隐的情感——毕竟应制诗也隐含着学士们的生命体验。太宗、高宗朝的弘文馆中不少文人学士或起于草野，或出身寒族，一般来说，寒俊之人多有较强的功名意识，只须看一下杨炯“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巫峡》)“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一类的诗即可知。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时云：“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而不觉倚之为心臀。”[4](P118)确为洞鉴之论。对于大多数文馆学士而言，学士诗不但具有建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还有置换政治权力的现实作用，但他们本身并不掌握置换的决定权，无论才华多高，置换与否，是否长期置换，皆取决于帝王的喜好。文人学士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诗文应制，并视之为宠荣之事，并不是无聊之举，都有自身的现实政治诉求。他们的文学自污并不是自轻自贱，倒可以视为特定体制中一种文学置换权力的诉求方式。
三、学士诗的仪式性特征
翻检弘文馆学士的应制诗歌会发现，这些诗歌的创制大都是在特定的公共场合，比如朝会、释奠、封禅、庆功、皇室嫁娶等。如唐太宗有《春日玄武门宴群臣》诗，杜正伦有《玄武门侍宴》诗，彭庆生据《册府元龟》卷一百零九所记“贞观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定此诗作于贞观七年正月十五[5](P35)，显然这是在重要节日举行的政治宴会活动。这样的场合都具有明显的仪式性，如气氛的庄严、场所的富丽、举止的郑重、程序的严谨、步骤的规范等，而这种仪式性必然会赋予其间的文学活动以强烈的仪式化色彩，进而影响其内容表达与艺术表现。词臣学士在这样的场合创作时，作品风格必须与仪式的要求相匹配，也需要表现出典雅郑重、恢弘富丽等特点。应制诗歌略无风情，与这种仪式氛围对文学作品郑重肃穆的风格要求有很大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各种正式的活动场合，文学叙事必须与仪式程序相契合，哪怕仪式程式非常繁琐，文学作品可铺叙繁缛，但必不能遗漏。词语选择也必须与堂皇宏大的气象相一致，宏阔整丽可以过度，但寒酸隐晦是绝不可以的，可见应制诗的一些诗体特征是与仪式的特殊性要求密切相关的。试看许敬宗《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玄塞隔阴戎，朱光分昧谷。地游穷北际，云崖尽西陆。星次绝轩台，风衢乖禹服。寰区无所外，天覆今咸育。窜苗犹有孽，戮负自贻辜。疏网妖鲵漏，盘薮怪禽逋。髯飞尚假息，乳视暂稽诛。干灵振玉弩，神略运璇枢。日羽廓游气，天阵清华野。升晅光西夜，驰恩溢东泻。挥袂静昆炎，开关纳流赭。锦轺凌右地，华缨羁大夏。清台映罗叶，玄沚控瑶池。驼鹿输珍贶，树羽飨来仪。辍肴观化宇，栖籞萃条支。熏风交阆阙，就日泛蒙漪。充庭延饮至，绚简敷春藻。迎姜已创图，命力方论道。昔托游河乘，再备商山皓。欣逢德化流，思效登封草。”
据考证，这首诗作于贞观二十年九月。是时太宗甫灭薛延陀，至灵州，敕勒诸部归附，称天可汗，遂于灵州勒石纪功。太宗作《执契静三边》，敬宗有此应诏之作[5](P70)。显然这是一个庆功仪式，是歌颂太宗功业的场合，而且是歌颂一统寰宇的盛大功业，当然需要大手笔，展现宏大气象。“玄塞”“昧谷”指的是北境和西陲，“窜苗”指代的是南方江汉一代的地方武装力量，三个词语不但包举宇内，而且紧扣太宗诗题中的“三边”。“干灵”两句不但突出太宗的运筹天机，而且扣“执契”二字。其下十二句围绕“静三边”铺开，词采琳琅满目，极陈王业辉煌，气魄宏大，堂皇端正。“辍肴”以下八句歌咏帝德化天下，文雅典重，是台阁气象。最后四句用“商山皓”典故，紧扣自己身兼太子右庶子的身份，并巧妙地运用司马相如草封禅文之典故，颂美太宗功业比肩汉武，表达文笔报效之志。总而言之，仪式的宏大典重与作者的宏才伟词相结合，产生了这样一篇气象阔大、格调郑重、用词典丽、铺叙繁缛而层次井然的应制佳作。
这类诗作经常遭到诟病的一点是大量堆砌典故和华丽辞藻，名曰典丽，实则剥离性情，为无病呻吟的獭祭之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能够进一步理解应制诗文的仪式性特征，会发现这样的构篇制文方式其实包含着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文学素养。朝廷的仪式性活动，哪怕是一般的朝会宴飨，都是在公共场合举行的具有很强政治性的群体活动，而群体性场合的政治活动就要符合一定的政治规范，而礼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规范之一。历代正史中的“志”部分，《礼仪志》往往是被放在最重要位置的，其叙述也是最详尽甚至繁琐的，充分显示出“礼”在封建王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朝廷设有专门的礼官，在各类公共领域的活动中，对活动的每一个仪式所涉及的礼法都有严格的规制，对于参与其中者来说，违制失仪并不是生活琐事，轻则降薪罚俸，重者免官去职，甚至关乎身家性命。如《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记：“先天二年，(唐)绍为给事中，以讲武失仪，得罪被诛。其后礼官张星、王琇又以元日仪注乖失，诏免官。”所以，词臣学士以文辞颂美的方式介入这种仪式性活动的第一要求就是政治正确，确保政治正确的最佳方法就是依据现实政治需要寻找成规旧制，用典因之成为国家仪式中文学活动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比如上引许敬宗《奉和执契定三边》诗尾用“商山皓”典故就极其得体。“商山四皓”典出《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是讲秦末汉初长期隐藏在商山、眉皓发白的四位饱学隐士。刘邦钦慕四皓久之。在刘邦欲废太子刘盈之际，吕后接受张良建议，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卒佐太子以继位。据两唐书《太宗本纪》，灵州勒石纪功时，太宗新立晋王不久，而敬宗为太子右庶子，不但表达了辅佐太子继位的忠诚，还传达出自己才学宏富而心在隐逸的情志，从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都体现出很高的水准。
四、学士诗的南朝化色彩
从上文分析可知，唐初学士诗歌中的用典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性、技术性问题，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考量。为了应对各种公共场合中的文学要求，学士们必须预先做好相关场合的用典储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初唐文馆学士下很大力气组织并参与编撰了大量类书和总集，其间固然有国家文化普及的考量，但是他们自用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类著作大都是分门别类，整理抄录前代事类、文章、秀句等，分类相当细致。以许敬宗主持编撰的《文馆词林》为例。《文馆词林》现存三十卷，尚不足当时千卷巨制的三十分之一。这三十卷残卷中的文体分类有诗、颂、碑、诏、敕、令、教、表等八类，这八类虽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仍能很好地体现其文馆“工具书”的特点。该书卷六六二为“征伐”类诏书，卷六六四为“抚边”类诏书，卷六六五至六七零为“赦宥”类诏书，显然这是按照使用场合的大类来归类诏书的撰写模式。而在大类之下，又进行了细分，比如在“赦宥”类诏书下，卷六六五侧重于拜谒山陵、祭祀、迁都类，卷六六六侧重于皇家婚庆生子类，卷六六七侧重于天灾祥瑞类，卷六六八侧重于改元类，卷六六九侧重于功成平定类，卷六七零侧重于恩诏大赦类。再如卷六九五“令下”记有“移都、毁废、祭祀、崇学、田农、政事、举士、赏罚、军令、赦令、杂令”等十一类令。由于卷六九四缺，故不知“令上”部分还记有多少类“令”。以上所列诏书、令的分类显示，《文馆词林》中对什么场合下诏书、令这两种文体如何撰写都给出了“模版”。该书中现存诗歌很少，但编撰体例及其“模版”功能应相同。只要记住这些“模版”，词臣学士就可以在各种公共场合处变不惊，随境制文，且不会出大的差错。
唐初学士们在编撰大量类书、文选类图籍的同时，自身的文学素养也日益提高。据《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记，仅敬宗主持编撰的图籍就有：《五代史》《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等，其应制诗用典贴切，诗料丰富，与此有极大关系。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参与这些文化典籍的编撰者身份以及典籍内容会发现，编撰者多有南朝文化背景，编撰内容也以采自南朝典籍中事类、文章为多。自魏晋以降，南北文学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南方文化、文学优势明显，唐初在文学观念上虽批评南朝，但在图籍编撰中大量采用南朝文化资源几乎是别无选择的事情。学界对初唐诗歌的南朝化色彩是有共识的，但在考察其形成原因时，却需要更加谨慎和细致。既然贞观君臣都批判南朝文风乖典则、尚淫丽，具有政治身份的文馆学士们在观念上反对南朝文学思想而在实践上喜爱南朝丽词俊音的现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他们在各种公共场合开展文学活动时，其诗歌中用典既然多来自类书、文选，也就必然会带有浓厚的南朝化色彩，文化资源上选择性余地不大所导致的不得不为之，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像许敬宗这样的学士，有良好的南朝文化世家的家学滋养，加之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学积蓄、广泛的文学实践，使得他们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能够把隶事用典如水化盐般地与诗篇的遣词造句、声韵偶对、布局谋篇、意旨表达等技术性因素结合，在各种文化场合恰切地创作出符合身份与环境的具有南朝风韵的佳作。试看其庄园宴集诗《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归》：“倦游嗟落拓，短翮慕追飞。周醪忽同醉，牙弦乃共挥。油云澹寒色，落景霭霜霏。累日方投分，兹夕谅无归。”于志宁任太子左庶子在贞观五年至十三年间，从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十一年至十三年间。据《旧唐书·许敬宗传》，贞观十年，许敬宗因文德皇后丧葬期间失仪而远贬洪州。细味“倦游嗟落拓，短翮慕追飞”句，诗当作于其从洪州回朝不久，未被大用之际。于志宁曾与许敬宗同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此时官至太子左庶子，门第阀阅望高一时，其政治影响显然是许敬宗欲借重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体会当时宴集场所的政治气场，以及许敬宗在其中的位置。这类没有帝王参与的文学活动，其间学士因官职高低不同，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微妙的关系，从而使得宴会成为一个微妙的文学场域，身处其中的人必然要权衡自身在这个场域中的位置，并进而确定自己的文学表达，场面上或许都是一片欢乐，但文字上的工夫却要仔细思量，这是一种无需言明但必须琢磨的文学意味。
与许敬宗的宫廷应制诗相比，这首诗看起来浅易很多，字面意思并不难理解，而实际上几乎每一句都隐藏着典故，只有充分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一些微妙之处。首联“倦游”句典出《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此句言因生涯落魄而厌游宦也。“短翮”句语出鲍照《赠傅都曹别》：“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雾里。”此言仕途无路而追依于志宁也。“周醪”句化用《世说新语·任诞》中“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庐”典，敬宗郡望高阳，此处巧借“高阳庐”，既切同醉同乐之旨，也有回邀主人之意。“牙弦”句语出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表达二人高逸超俗的情志。“油云”典出《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落景”句语出谢朓《酬德赋》：“睠落景之徂辉，苦清颜之倏忽。”虽是写景，但也是可以体悟出一些生命感的。“投分”句化用潘岳《金谷集作诗》中“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之意，既用金谷切宴集，又表达了白首同归的深情。综合来看，这首诗表达了偃蹇之慨、追慕之怀、宴集之乐、高逸之志、感情之契，谦恭而不失分寸，非常得体。
从上诗中也不难看出，许敬宗对《文选》一类的类书、文集以及南朝诗人的丽词佳句是极为精熟的。《太平广记》“轻薄部”记：“唐许敬宗性轻，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识，若是曹、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6](卷二六五)资料本意是讥许敬宗轻薄，但从另一个角度则不难看出许敬宗对曹、刘、沈、谢的文字非常熟悉。由于北朝文学实绩远不及南朝，唐初学士们便多从南朝文人的佳篇秀句中摘词袭意，甚至直接模拟，下者堕入堆砌剿袭之篱，而上者亦能融汇己情。如许敬宗《拟江令于长安归扬州九日赋》：“游人倦蓬转，乡思逐雁来。偏想临潭菊，芳蕊对谁开。”融宦游之感于乡思之怀，比之江总原作，虽有微凿，情致转深，颇得南朝小诗神韵。大抵而言，唐初诗坛上的南朝流风，与这种源于文学资源限制的摘词袭意的模拟有极大关系。
综上所述，初唐文馆学士基本上都是以词臣兼领，具有政治与文化双重身份，对他们的诗歌进行批评时，不能单纯地从文学角度出发，必须结合其政治身份。唐初学士们编撰图籍、诗歌创作等文化活动，大都有多方面的政治考量。唐初诗歌在内容、技巧、风格等方面的一些重要特征，也多与学士诗歌创作的政治性特征有一定关系。深入研究、充分认识唐初学士诗歌创作过程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但有利于我们对初唐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解，也对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13－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