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川论文,犬牙论文,行政区域论文,两大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犬牙相入原则的萌芽与发展
讨论犬牙相入原则必须先从一个故事说起。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在周勃等大臣的帮助下，肃清了吕后的党羽，登上了汉文帝的宝座以后，给割据岭南的南越国王赵佗寄去一封信，说明自己当上了皇帝的合法性，建议汉与南越罢兵停火，和平相处。信末并附了这么一段话：“朕欲定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
由汉文帝的信中我们可以猜到，赵佗起先一定给汉廷发去一信，表述调整划一双方边界的愿望，但汉文帝回信表示不肯。那么“犬牙相入”到底是什么意思，汉文帝又为何不愿把边界划得整齐一些，而要坚持犬牙相入的状态呢？
我们很幸运，在两千年后的今天，竟然还能看到这条有名的边界原貌。1977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极为珍贵的西汉初期的帛地图。这张地图上南下北，与今天地图方向相反。图幅的主要部分是当时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及县、里（各以方框和圆圈表示）的分布。在图的最上方又画出南海及注入其中的珠江水系。珠江流域是南越国的范围，图上只作简略表示，除封中两字外，未标出任何地名。在南越国与长沙国之间，有一条横亘东西的山脉，这就是南岭，当时是两国之间的界山。
进一步我们又可发现，在图的左上角，有一个桂阳县（今广东连县），位于南岭以南，湟水（今北江支流连江）之源。这个县虽在南岭以南，但却不属南越国，而属于南岭以北的长沙国，可见南越国与长沙国之间又不全是以南岭为界。文帝复赵佗信中所谓的犬牙相入，指的正是两国边界与南岭山脉走向不相重合的这一现象。这种形势使赵佗时刻感到自己北部边界的不稳固，所以极想将边界调整到与南岭重合，以便能恃山为险，保持割据局面的安定。而这也正是汉文帝不肯答应的原因，因为在他那方面，是时刻不忘要统一岭南的，尽管当时力量有所不足，但威慑的形势却是要保持的。汉文帝申述边界不能改变的理由是“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其实这只是一个托词。西汉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的边界是沿袭秦长沙郡和南海郡的边界而来。因为秦亡之时，赵佗以南海尉击并桂林、象郡，自立南越武王，领三郡之地。当时刘邦与项羽正逐鹿中原，无暇顾及岭南，这条边界就维持了下来。汉初以长沙郡置诸侯王国，也无力收复南越地，名义上封赵佗为外诸侯，实际上以敌国相处。汉文帝当然不便提及此边界是前朝遗制，只能借口说是刘邦所定。
由此可见，以秦始皇的远见卓识，为维护高度中央集权制，已开始采用犬牙相入原则，以严密控制地方。这一措施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岭南地区离统治中心过于遥远，又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最后征服的领土，尽管已派了五十万戍卒前去守卫，但若不用犬牙相入的手段，一旦有事，该地区还是很容易脱离王朝版图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预见是正确的。秦代设计的犬牙相入方案，不但使长沙郡的桂阳县斗入岭南，还使岭南象郡的镡城县越过岭北。这一状态，使后来汉武帝的军队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一举击败南越国的抵抗，将岭南地区统一到汉王朝之中。据史载，汉武帝南下的军队就有一支是“塞镡城之岭”，显然很快就由此进入象郡。
秦代划分郡界的基本原则是山川形便，又在局部地区辅以犬牙相入的原则。但后一条原则的实行只是使郡界和山川的走向不完全吻合而已，并非与之完全背离，如后来的元、明两代那样。秦代的岭南地区仍然保持其自然区域的大致完整性，汉代比秦代走得更远，从长沙国分置桂阳郡和零陵郡，并使这两郡的南界更远地伸入岭南地区。桂阳郡南界直达今广东英德，零陵郡南界则接近广西的柳州。与此同时，又使岭南新置的苍梧郡北界越过岭北，临近今湖南的道县，形成一条更加曲折离谱的郡界，其目的很明显，是为了更牢靠地控制岭南地区。
犬牙相入的原则不但应用在山地，到汉代也应用到平原地带，不但用于郡与郡之间，也用于王国与王国之间，其目的则是为了使各国互相牵制，共同维护汉王室的稳固。《史记·孝文帝纪》载：“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索隐》解释说：“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当而相衔入也。”“犬牙相制”在《汉书》中作“犬牙相错”，意思一样。这一策略在吴楚七国叛乱时也起了作用，使中央政府得以迅速平息叛乱。
秦汉时期萌芽的犬牙相入原则为历代所沿用。即使隋唐大部州郡都遵从山川形便原则，犬牙相入的措施也并未弃而不用。如以出琼花而名闻天下的扬州，隋炀帝时改为江都郡，该郡就地跨江南北。又如以今江西抚州为中心的临川郡境也踞武夷山之东西，唐代的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也地跨黄河两岸，就是明证。唐初的道严格以山川划界，但中期有所调整，如河东道就领有黄河以南的虢州（今河南西北角），亦破坏了山川形便的原则，但这样的例子不多。隋和唐前期的郡、州、道，一般都是不跨越重要山川的两侧的。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府在各地遍设方镇，“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这时朝廷开始考虑以犬牙相入的原则控制方镇。如濠州在唐前期属淮南道，唐德宗时割属以淮北徐州为中心的徐泗濠节度使（后改武宁军节度使）。这件事在二十多年后受到唐宪宗的丞相李吉甫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当时宰相窦参“不学无术，昧于疆理”的缘故。这个批评毫无道理。因为濠州（今凤阳）与寿阳（今寿春）阻淮带山，本为淮南之险，若淮南节度使凭险抗上，朝廷将无能为力。因此中央政府有意破淮南之险，又为加强徐州保护漕运的能力，才将分居于淮水南北的徐、泗、濠三州交给当时忠于朝廷的张建封。何况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正骄横跋扈，并与淮南节度使相勾结，这一防备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李吉甫的批评是因为后来张建封之子倾向割据，并且以徐州为根据地几乎吞并江淮一事而引起的。但这是此一时彼一时，有一利也有一弊，不可以后事之非来否定前事之是。
另一显著之例是昭义军节度使辖有太行山东西之地。但是毕竟唐代后期呈犬牙相入的方镇为数也并不多，多数方镇还是与山川形势大体一致的。因此从秦到唐犬牙相入的原则还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并未达到喧宾夺主的程度。当然这一原则也有所发展，秦代的出入只在个别的县，而唐后期已扩大到州。宋代以后，犬牙相入原则的贯彻更为普遍。
宋代的州府跨越重要山川的比唐代要多。如河南府领有黄河以北的河清县，而黄河以北的孟州又领有黄河以南的河阴、汜水两县，使孟州的领域形成奇怪的扭曲状。又如泗州跨淮水南北之例，也为唐代所无。
宋代的路也比唐代的道更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唐后期武宁军节度使（即徐泗濠节度之后身）虽辖有淮南北之地，但其所领四州，仅有一州在淮南。北宋淮南东路虽以淮南为名，却有半路在淮水之北。而且该路与其北面的京东东路边界还形成犬牙交错的曲折状。两汉的豫章郡与唐后期的江南西道和今天江西省几近全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在宋代则把它一分为二，东北部归入江南东路，其余部分则与今湖北的东南角组成江南西路。又北宋的河东路既缺西南一角，却又在西北方面越过黄河，领有河西之地；永兴军路以今陕西为主体，但却有河东一隅与豫西一角之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已越过秦岭，领有商州。虽然商州幅员很小，而且其领域不全在秦岭以南，但这是历史上秦岭南北首次被同一个政区所跨越。荆湖北路也很特别，其西南部分顺着沅水流域上溯，直至与广南西路交界。
凡此种种，都说明犬牙相入的原则正在起质的变化。在秦代，这一原则只不过使郡界与山川走向不完全一致，其出入不过一二县、二三县之地，到宋代其出入已达到两三州、三四州的程度。到金与南宋对峙时期，情况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如金代京东西路部分领域形成一条狭窄的走廊伸入京东东路与河北东路之间。南宋路的分划虽然沿袭北宋，未有大变，但改变的想法已在酝酿之中，后面将会详述。要之，宋、金两代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已发展了犬牙相入原则，但最根本的变化还产生在蒙元帝国建立之后。
四、犬牙相入原则的极端化及肥瘠搭配原则
元代是犬牙相入原则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作为高层政区的行省，还是降为统县政区的路，犬牙相入的原则都走向了极端。
元代的路与路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就层级而言，北方许多路除直辖县外，又通过属州再领县；南方不少路则较简单，路下不带领县之州；就幅员来说，悬殊也很大，大的如山西地区，只设两个半路，一路有半个今省那样大；小的如福建兴化路只有两县之地；就边界而论，南方的许多路以山川为界，而河北山东地区的路却极端犬牙相入，以至于产生许多飞地——与本路地域不相联接的属地。
但是最能体现犬牙相入原则极端化的实例则是行省的划界。元代行省幅员过于辽阔，即使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长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政区划层次既多又复杂，为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
其中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以湖南、湖北为主体而又越过南岭有广西；江西行省也同样跨过南岭而有广东；河南江北行省则合淮水南北为一；中书省直辖地区却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兼有山西高原、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三种不同的地理区域；至于江浙行省，乃从江南平原逶迤直到福建山地。只有四川行省稍成四塞之国，但其北面屏障秦岭业已撤去，难以养成长期割据的气候。
行省这样划分就使所有山川之险完全消解。因此元代行省幅员虽广，分权虽大，但是缺乏实行割据的地理基础，也就不容易产生分裂局面。对比唐代的道和元代的省，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朝代的划界方法正好完全相反。唐代道的分划是以横向为主，而元代省的分划却以纵向为重。
中国的主要山川都呈东西走向，而唐代的道是以山川形便来分划。所以唐初 的十道，大都是横长竖短，河南道由山东半岛到豫西山地，江南道从东海之滨到贵州高原，横向长度都在一千公里以上，纵向却只有四五百公里，岭南道、山南道、淮南道、陇右道也都是既扁且宽。只有河北道、剑南道是既狭而长，但这也是山川所限的缘故。河东道扼于太行山与黄河之间，河北道为渤海与太行所限。元代分省的趋向与唐代分道相反，一方面既要便于军事上实行由北向南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要破除山川之险，因而省的形状也自然与道完全相反。陕西、湖广、江西、江浙四省南北长而东西短，正与江南、岭南二道的横向布置相径庭。而中书省又把山东、山西（唐河东道）与河北合在一起，却是变纵向为横向。
后人对元代划分行省的方法，大多予以贬斥。清人储大文说：“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⑥]。”
平心而论，储氏此说尚未完全搔到痒处，他还未提到最不合理的合岭南岭北为一，合太行山东西为一两事。而且合江南江北为一是明代的事，元初虽一度有过，但后来已纠正。合浙东，浙西为一本非元代之过，唐代和北宋时浙东西未分，因此不宜说“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同时，归州隶楚亦在唐宋而不在元。但是储氏所说的，因天险尽去而引起地方治安无法维持的话，却有一定道理。
再进一步分析，犬牙相入极端化的做法虽然发生在元代，但其思想在南宋已经萌发。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写道：“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矫其尾大之弊，然国已寝弱。故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南昌）；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⑦]”文天祥的建议几乎与元代南方几省的分划完全一致，这正是从政治军事观点出发而得出的共同结论。文天祥为了北向抗敌，认为必须多头突击，又为了使地大力众，必须合两路为一路；于是他就主张合湖南与广西为一，合江西与广东为一，合江东与福建为一，产生纵向的合并。如果横向合并，例如合江西湖南为一，合广东广西为一，那么虽地大力众，但却只有一个突击方向，在军事方面自然不利。
元代统治思想恰好与此相反，是既要实行南向控制，同时又要使行省成为地大人众的军事殖民区。因此对宋的路也只能采取纵向合并的办法，以荆湖南北路和广南西路组成湖广行省，以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组成江西行省，以江南的福建路再加上南宋首都所在的两浙路组成江浙行省。试想如果将湖南江西合组一个行省，两广又合组一个行事，那么中央政府对岭南的军事控制不是鞭长莫及了吗？因此元代的南向控制与文天祥的北向抗敌的思想不谋而合，正是合了一句老话：“相反而皆相成也。”
如果更详细地观察元代行省的分置过程，还可发现，元初七省的分划完全是南下军事征服行动的直接后果，后来的十一省则是根据行政管理需要，再作进一步调整所形成。这点留待后面再予以论述。但由上述情况看来，元代的分省建置并不全是“惟务侈阔”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出于明确的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
当然，元代这样分省只服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的目的，这就必然要伴生许多弊病。一则地方无险可守，于长治久安颇为有碍；二则将不同气候土壤的地理区域合而为一，对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三则行省地域过大，于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很不方便，省与路之间不得不再设道一级监察区域，增加了管理层次。所以明代兴起以后，对这些弊病有所改革，但这些改革并不是放弃犬牙相入的原则，而是从另一个方向造成新的犬牙相入区域。
明初因为建都南京，南方的统治稳固，因此将元代南方三省统统一分为二，江西省回到汉豫章郡、唐后期江南西道的范围，又成了完整的地理区域；福建省回到唐后期福建观察使辖区和两宋福建路的领域；两广则因袭宋代而有所调整。同时又将元代北方的中书省一分为三：北平（后改北京、京师）、山东和山西；将中部的河南江北行省之地分属南京、河南、湖广三省。元代犬牙相入之区只留下陕西一省。但是明代新的犬牙相入形势又产生了。
首先是南京的建置。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江南的金陵（元属集庆路，明属应天府），他的老家又在淮南的凤阳。于是洪武元年（1368）他以金陵与凤阳为两个中心，划出一个包括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不同地域的大南京，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淮河和长江都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重要分界线，元代以前跨淮或越江的政区都是罕见的现象。元代虽厉行犬牙相入的原则，但元初的江淮行省只跨长江两岸，元中期的河南江北行省仅越淮河南北，从未出现过同时跨江越淮的政区。明代南京却不但越江，而且跨淮，旷古未有。南京又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幅员很大，包含有十六个府和四个直隶州，其西北角直达今安徽砀山，离北平的南端不过一百多公里。南京的设置使邻省浙江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局促——仅仅领有九府之地，于是后来将嘉兴、湖州两府从南京割给浙江。但这样一来，却又再次违背了山川形便原则，使太湖流域分属两个不同的高层行政区划，而在历史上，太湖流域从来处于单一的高层政区之中，从秦汉历隋唐至宋元不变。因此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形容朱元璋这一作法如同把人腰斩一样。南京属下的府，也同样存在犬牙相入的现象。如首都所在的应天府就地跨长江南北，凤阳因是朱元璋老家，不但置一大府，还使其领域踞淮河两岸。
南京而外，还有几处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是河北省。朱元璋建立明朝是由南向北的军事行动造成的，恰与元代相反。因此建立河南省的时候，故意使之有黄河以北的属地，以和京师的南界成犬牙相入状态。这条界线几经调整，直到解放后才由曲折状态变成直线，但河南省兼有河北地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这块地方是河南省比较富庶的地区，解放初还曾以之为主体一度建立过平原省。
第二个是广东省。宋代的广西比广东有长得多的海岸线，因为今属广东的高州、化州一带及雷州半岛，以及今海南省均为广西所有。元代也沿袭这一分界而立湖广行省和江西行省。但元代在湖广省下又将宋广西沿海地带，即高、化、雷、钦、廉诸州与海南岛组合为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明王朝建立以后，分建广东、广西二省，但不恢复宋代原有分界，而将元代的海北海南道划归广东省，造成广西没有一寸海岸线，以及钦廉地区几乎与广东不相连接的现象。这一犬牙相入的分界为清代与民国所继承。解放后，钦、廉地区时归广东，时归广西，最终还是回到广西。
第三是贵州省。贵州的边界十分特殊，东、南、西三面且不提，其北面省界向内凹进一大段，四川省属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入贵州的心腹。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遵义以及瓮安、余庆等地都属四川，而非贵州所有。这样划界显然是为了控制新建省的需要。直到清代雍正年间，贵州省才形成今天的完整边界。
清代省界基本上沿袭明代而来，没有大的变动，如上述贵州省界就是最重要的调整，再则只是在南京（清初改称江南）、陕西、湖广三省一分为二时确定新省之间的界线而已。
陕西分置甘肃省，是以延安、西安、风翔、汉中四府的西界为省界；湖广分置湖北、湖南二省，是以原岳州府北界为省界。这两处都不费什么思量。只有江南省分成江苏、安徽两省则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不采用历史上横向划分，以便符合自然地理区域的做法，而是竖切一刀，将其分成东西两半，使皖苏二省都包有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地。这样做是为了使富庶的江南和稍次的淮南，以及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淮北能够肥瘠搭配，以免省与省之间经济背景相差过远。历史上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是由北而南。本来淮北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汉晋时期所谓“汝颍之士利如锥”，是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上所产生的文化发达现象。唐代以后，淮南地区发展很快，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南宋以降，则江南地区之发达已居于全国之首，淮南、淮北已瞠乎其后。直至明代时期，淮河两岸，灾害不断，已退而为贫困地区了。把淮北、淮南和江南地区合于一省之中，虽然有悖于山川形势，但是从肥瘠搭配的原则出发而这样做，也只能说其情有可原。
五、建置管理方面的犬牙相入
犬牙相入的原则原来是纯粹用于边界的划分的，对于单式政区而言，与山川走向不合的边界大致就是犬牙相入的现象。但对于复式政区而言，却有另一种类型的犬牙交错形式。明代布政使司与都指挥使司的行使权力的地域范围，有时并不尽一致。例如山西布政使司辖有大同、太原、平阳、潞安四府和汾、辽、泽、沁四直隶州，但山西都指挥使司却只管大同府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卫所，大同府范围内及内蒙古地区的卫所则归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所辖。这样，从建置管理方面而言，山西布司、山西都司与山西行都司三者之间就形成交错状态。这是范围较大的交错。
较小范围里的还有湖广与贵州之间的例子。如贵州东南的黎平府就立于湖广的五开卫之中，亦即从贵州布政使司来看，黎平府是其下属，但黎平府的地盘却又是湖广都指挥使司所辖五开卫的实土，五开卫的行政机构就设在黎平府城内，下领黎平等十六所。故若以布司划界，贵州东南角应划至黎平府东界，但若以都司划界，则湖广都司西南界的一段却要划到黎平府的西界去。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在黎平府所辖之湖耳长官司内还设有铜鼓卫，所以在地域上黎平府又不是简单地与五开卫相对应的[⑧]。
明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种制度上的犬牙相入形态。王士性在《广志绎》一书中，就两次提到这种现象。在卷一《方舆崖略》中说：“潼关，陕西咽喉也，称直隶潼关，而考核属屯马直指。颍州，南直辖也，而颍州（按：此处当脱一“卫”字）以隶河南。晃州以西，贵州地也，而清浪、偏桥以隶湖广，黄平以隶四川。五开，楚辖也，而黎平以隶贵州。此皆犬牙相制，祖宗建立，自有深意。”在卷五《西南诸省》中又再次提及。至于明后期之总督巡抚辖区更是有意兼辖两个以上布政使司的边界之地，这在时人看来也是一种犬牙交错形式，故王氏在其《朗陵稿》中又说：“故国家初以流寇开督府于郧阳，令得与汝南犬牙错[⑨]。”这是指设治在郧阳的巡抚可以管到河南的汝南地区。
犬牙相制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尤其在湖广与贵州间是为了稳定苗族地区的措施。明后期曾经总督湖广四川贵州等地的张岳，在其《小山类稿》中说：“湖贵之苗非有高山大川为之界隔，其田地犬牙相错，贵苗未靖，湖苗未可恃以为安[⑩]。
注释：
⑥转引自魏源《圣武记》附录卷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
⑦《宋史·文天祥传》。
⑧参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九〈靖州〉，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1991年。
⑨见《朗陵稿·赠大参徐公总宪滇南序》，载拙编《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⑩见《小山类稿·与张龙湖阁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