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驾马车”驱动协调性及财政政策新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取向论文,马车论文,性及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国民经济形势企稳向好，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对于遏制经济下滑、防止通货紧缩、提振市场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困难已经过去，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驱动协调性长期失衡，内生增长动力亟待加强。
一、宏观经济态势与“三驾马车”驱动协调性分析
在全球性危机造成外需萎缩的传导效应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波动性明显加剧，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摩擦滞阻和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高出口、高投入、低消费的驱动模式造成经济增长畸形依赖和结构失衡，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难以为继。从这一层面来看，本轮危机还蕴藏着出口、投资、消费三者关系长期扭曲的集中释放，是对社会经济内外失调进行市场校正的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投资、出口、消费的比例关系存在着严重失衡现象。从GDP最终结构来看，1990-2007年，我国资本形成率从36.5％加速增长到41.3％，净出口从3.1％上升为19.5％，而消费率从60.4％下降为39.2％。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率明显超过20—30％的国际投资率合理区间，消费率与70—80％的国际合理区间尚有距离。从拉动GDP增长角度来看，同期消费拉动下降了2.4个百分点，而投资拉动则上升了4.2个百分点，两者差距最高达1.5个百分点。从对GDP的贡献率角度来看，消费贡献率下降了8.9个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上升了38.9个百分点，两者相比，投资最低比消费高8％，最高达44％；出口依存度从2000年的39.6％增长到2007年的67.7％，远超出世界主要国家14—20％的水平。可见，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的轨道，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消费驱动为辅、出口依赖度不断提高的经济增长模式。
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抵抗经济增速下滑的恐慌，“投资=发展、投资率上扬=经济回暖”的观念频频抬头，盲目攀比、争上项目现象比比皆是，推动形成一波新的投资浪潮。在本轮经济危机中，投资更加速驶向快车道，2009年上半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而同期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比消费、出口拉动分别高出2.4和9.1个百分点。如此反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的怪圈，以高投资实现资本高积累、经济高增长，从而成为中国经济“脱不下的红舞鞋”。而盲目低效投资，往往造成资源错配、积聚过剩生产能力，国内消费市场无法提供有效需求，无法消化富余产能，又增加出口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模式不仅积累了出口、消费、投资的结构性失衡，也是出口导向型、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强化的根源。
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因GDP增长的三大需求各自驱动机制及效应不同，驱动偏好长期积累的结果。(1)出口是外部变量，投资和消费是内部变量。保持出口增速，有利于在全球贸易分工循环体系中获得额外收益，显著增加国内就业和劳动者报酬，出口驱动偏好不言而喻。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出口高速增长将加大贸易摩擦，造成货币升值压力和流动性陷阱，并且全球市场萎缩，出口增长元气已伤，恢复较难。(2)投资是快变量，消费则是慢变量。依赖投资短期启动经济增长，具有时滞短、见效快、可控性强的特点，往往成为宏观调控的利器。但也易带来市场供求、资源配置、竞争格局的急剧变化，造成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加大需求拉上、成本推动和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压力。相比之下，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复杂，启动消费涉面广、难度大、见效慢，对经济复苏难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目前收入分配、转移支付及税收制度的不完善造成边际消费递减①，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健全降低了消费预期，消费结构面临调整，促使消费张力收缩，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低效导致流动性约束，都是造成消费低迷的原因。而改善这一现状，则需要一系列改革设计和长期调整才能实现。(3)投资是中间变量，消费则是最终变量。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社会生产的终点和新起点，对保增长发挥着稳健、持续的作用。投资需求是为最终生活消费服务的，持续的高投资如果无法转换为最终消费，不仅会降低预期的乘数效应，且还将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务增加、效益下降。并且，在总需求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过快增长的投资需求还将抑制消费需求增长②。
从这个意义来说，本轮危机是经济有机体自我保护的应激机制发生作用，即对不合理、不均衡的需求驱动模式的自动淘汰，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自我修正。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健康复苏，必须改善出口、投资、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增强“三驾马车”的驱动协调性，并将此作为未来宏观政策制定的着力点，在调整和重构后达到新的和谐。
二、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在隐忧
经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实践，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官方，对利用财政政策实施紧缩或扩张的反周期操作，已经了然于心。尤其在经济低迷时，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利用其乘数效应刺激需求扩大和经济复苏，在多次宏观调控中都得到了实际运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主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6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超过8000亿元，拉动形成35000亿元的总投资规模，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在外需不足、内需不振、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促稳健转向保增长，形成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4万亿元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一揽子刺激政策陆续出台。
从目前来看，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刺激效应如期显现，经济骤降的局面初步遏制，呈现出企稳回升的态势。2009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尤其是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9％，扭转了连续7个季度减速的趋势，呈现出触底反弹的势头。但这一政府干预经济危机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最终效果如何，能否实现经济体健康复苏和长期驱动，是否存在负面效应，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判断分析如下：
1.刺激经济的应急效用难以为继。在短期内，政府公共投资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景气回升，但在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作用不显著，仅体现为对GDP的直接贡献效应，而非社会经济体内生性复苏，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政府投资找不到“接力者”，必将有“脱棒”的危险。一是投资效益递减。本轮投资的特点是规模大、增速快，但投资高增长往往与投资质量、投资效益下降并行。据测算，2009年上半年我国投资实际增速接近39％，但投资效果系数仅为0.1，达到近10年来的最低值。二是社会投资响应有限。本轮大规模政府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缺乏投资联动机制和灵活有效的杠杆，引导民间资本跟进效应不明显，反而国有资产尤其是垄断性行业不断扩张，甚至产生新的“国进民退”现象，难以保证经济回升的可持续性。三是刺激有效需求不足。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由于政府资本注入，投资驱动的主导地位得到强化。相比之下消费后续动力不足，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2009年一季度我国79％的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高速增长，导致钢铁、铜、电解铝、焦炭过剩产能分别达1.6亿吨、40万吨、302万吨、1亿吨。四是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目前的政府投资重视基础设施等硬性投资，停留在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的老路上，相对忽视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活动，尤其是企业自主技术储备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未有根本改善，将影响到经济持续增长能力提升和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五是流动性过剩加剧。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下，政府注入流动性的行为，将导致货币供应不断膨胀，以至于流动性过剩，通胀预期抬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
2.行政惯性推动蕴藏风险。一是投资扩张的棘轮效应。这种行政力量推动的投资膨胀，将宏观政策制定者推向两难境地：如果扩大投资，政府财力难免吃紧；如果紧缩投资，将面临经济增速下滑。而在经济增长率的诱惑下，政府公共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张，最终将演化为对政府财政的绑架。二是政府债务的隐性风险。在以GDP增速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主要指标的体制下，面对财政大投入、信贷无极限的机遇，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爆发达到顶峰，各地政府不顾实际需要，争上项目、盲目攀比、融资行为失范，银行盲目授信、资金监管乏力等各种问题不断集聚，给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和经济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3.市场自我校正机制受到扭曲。如前所述，经济危机更深层次是来源于市场的自我校正行为，是对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阵痛”式纠错，有利于社会经济体的吐故纳新、祛除陈弊。在进行政府干预时，如果无视市场校正的内在规律，而通过应急性投资刺激促使经济强行起飞；如果不改变投资过度扩张、消费过于疲软的运行轨迹，而继续沿着与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经济平衡相悖的方向推进，必将延长社会经济调整周期，大量累积结构性、系统性风险，加大社会经济转轨的难度和代价。
从实践来看，我国主要倚重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波动、短期拉动经济触底反弹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往往习惯于运用直接的行政性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政策所产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以来前景最为复杂、决策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出口急剧萎缩、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经济冷热不均互相转化、通胀现象与通缩现象并存等等。这使得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需要积极调整和完善。
三、我国财政政策的未来取向和具体措施建议
针对这一现状，我们认为，当前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须顺应市场规律，按照“内外均衡、长短兼顾、快慢协调”的原则，着眼于长期驱动而非短期刺激甚至“惊险跳跃”，筑牢出口-投资-消费的联动机制，形成驱动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和水平，为新一轮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平台。
(一)基本思路。
在设计和运用财政政策时，既要有统揽全局的战略眼界，又要有顺势而为的运筹智慧。其目标不应拘泥于平抑经济波动的短期效应层面，而要将反周期应急举措与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从原来的直接刺激或者抑制经济增长功能转向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健康性的“内生”要求。其中的关键就是筑造需求拉动的新引擎，即将投资和出口双重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居民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使消费真正成为“保增长、扩内需、化危机”的主旋律。
(二)主要原则。
第一是“保”。即保增长，表面上是将政府投资作为直接动力和引擎，拉动经济离开临近衰退的危机深渊。更深层的意思是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次数多、幅度小、时滞短、过程稳的“点刹车”模式，确保经济增长率的“峰谷”处于适度增长区间的可控范围内，排除影响经济稳定的扰动性因素，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和强劲动力。
第二是“救”。即救市场，通过组合政策工具改善影响出口、投资、消费协调的各项约束条件，恢复市场经济运行的弹性活力和自我修复潜力，推动市场自我校正和社会经济结构自我调整，从而优化整个经济生态系统。
第三是“调”。即调结构，积极调整消费、投资和出口结构，不断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继续优化投资结构和调控投资增速，促进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切实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的同时达到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第四是“控”。即控风险，着力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消除造成出口、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克服经济运行各种痼疾，缓解各种矛盾冲突，防止损害经济增长基本面。同时逐渐调减财政赤字和化解政府债务，合理规避财政金融风险，提高经济安全度。
第五是“转”，即转方式，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技术进步，保护和激励创新，增进公共基础投资，增强适应开放经济的主动性，从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对经济增长形成广泛和持久的推动力。
(三)政策措施。
1.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率。将改善外部需求、促进外贸增长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内生性增长相结合，加快“腾笼换鸟”、选优汰劣。一是调整外贸发展方向。在世界经济链条中，我国处在来料加工、出口加工、资源品生产等低端环节，危机抵御能力弱，而传导效应较强。要改变这一现状，应加快推行税收的产业梯度优惠政策，注重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传播和扩散，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端化，增强国内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优化进出口结构。一方面，扩大能源资源产品、战略储备产品、装备制造产品的国内需求，促进进口止跌回稳，提升进口质量；另一方面，健全出口退税制度，根据效率原则，强化出口退税对适度调整外贸出口总量与结构的杠杆效应，帮助企业节本增效，加快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三是促进金融健康开放。建立多元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调整币种权重，增强汇率弹性，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加强跨境资本的监测和管制，积极干预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健全信贷风险预警系统，防范长期通胀风险。
2.改善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实施理性投资，优化供给结构，打通投资与消费的“任督二脉”，通过良性内循环创造能够抵消外需萎缩消极影响的内部需求。一是调整投资重点。通过财政贴息、结构性减税、创新能力建设等，激活“软、高、长、小、新”产业，创造有效供给，释放居民潜在的消费能量。“软”即有利于软实力提升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即高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品；“长”即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行业；“小”即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新”即生产性或生活性服务业等消费新增长点，如金融服务业、信息咨询业、物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二是推进理性投资。通过优化投资理念、调整投资结构、实行投资准入等，在生产、流通和消费循环中导入“两型”观，提倡绿色投资、文明消费。包括：落实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政策，严格限制“两高一资”项目投资；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建立资源市场定价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启动环境产权改革，刺激环保投资，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市场；提高投资节能环保准入门槛，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产能。三是拓宽投资空间。放松政府规则，拓宽社会资本的发展空间，增强社会投资的响应能力和发展后劲。要建立合理的垄断利益分配机制，营造公平环境；破除各类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壁垒，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等重要领域，扩大城市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特许经营范围；改善金融信贷服务，为社会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四是规范投资行为。首先，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充分考虑政策对象的价值取向、范围、接受及配合程度等，减少盲目无效投资；其次，优化政府投融资运作，提高政府负债尤其是隐性负债的透明度，防范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其三，建立合理的项目评估和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不断趋向合理化、长期化。
3.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内驱力。围绕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做好文章，重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一是筑牢居民消费基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行业差距，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比重，提高农民、城乡低保对象等中低收入者的补助水平；建立个税年度申报制，合理确立税前扣除费用，推行综合所得税征收模式；完善国有资本预算制度，加强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费、国有资产收益征管，控制垄断行业收入。二是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逐步建立由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组成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基础教育、卫生医疗、住房保障的公益性质，建立教育援助、医疗救助、住房补助机制，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三是优化居民消费环境。采取有抑有扬的调控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要保障基本需求、引导改善需求、打击投机需求；对文化服务消费，要加大鼓励宣传，挖掘深度潜力，孵化新消费热点；对“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要规范行为、加强监管。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支持消费信贷发展，扩大消费信贷规模。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城乡流通网络，营造健康、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注释：
①目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体系不完善，收入分配一直向税收和国有资本收入倾斜，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明显偏低，工资占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16％，到2006年下降为10％。社会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达到0.47，已超过国际收入贫富差距0.4的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28∶1。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烟草、金融等垄断行业的平均收入远超出其他行业。
②据分析，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速相应降低0.56个百分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超过30％后，再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则消费需求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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