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与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实质论文,当代世界论文,冲突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4)06-0033-04
当代世界价值冲突是如此的普遍和深刻，以至于有的学者直接把冲突当做研究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问题的理论前提。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研究往往把价值差异设定为价值冲突的内在必然性，认为价值差异及其多元价值观必然导致价值冲突，从而掩盖了当今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和根源。本文从实践生存论的角度分析价值冲突的含义，揭示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和根源，寻求化解和避免价值冲突的可能途径，以请教于同仁。
一、何谓“价值冲突”
一般说来，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差异，就可能在交往过程中出现冲突。与以往社会不同的是，全球化浪潮在使人们交往普遍化和社会联系世界化的同时，却使各种价值冲突现象越来越频繁。然而，人类社会存在价值冲突现象是一回事，人们对价值冲突现象的解读则是另一回事。不同的理论视野关于价值冲突的解读是有所区别的。就目前研究情况看，学界主要从下面两种视野解读价值冲突现象：
第一，认识论视野。在认识论视野里，价值冲突主要是指价值真理意义上的冲突，即“一元论”意义上的价值冲突。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存在某种“终极”的、绝对合理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及其标准，只要通过某种恰当方式来推广这种价值及其标准，就能够解决世界上的大部分纷争。如果不认同“普遍价值”，就必然发生价值冲突。其理论表现主要是“文化普遍主义”或“普世价值论”。
第二，价值论视野。在价值论视野里，价值冲突主要是指不同主体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即“多元论”意义上的价值冲突。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普遍、永恒不变的终极价值及其标准，只存在不同价值主体的价值及其标准。不同民族或国家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深层内涵上是不可通约的。如果无视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及其平等交流，就必然引起价值冲突。其理论表现主要是“文化特殊主义”或“多元价值论”。
从学理角度看，这两种视野的价值冲突理论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都是我们进一步反思价值冲突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普世价值”何以可能?“多元价值”是否必然引起价值冲突?当我们如此追问时，上述两大视野就暴露了各自的局限性。而要克服这些局限，就应当走出上述两种视野，并拓展新的理论视野。
从实践生存论的角度看，价值差异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人类只要继续存在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价值差异就不会消失。这就是说，价值差异不仅仅是人类认识或观念上的差异，而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现象。但是，价值差异自身并不必然导致价值冲突结果，从价值差异现象也并非能够直接推出价值冲突结论。价值冲突与价值差异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
在理论上，人们对待价值差异现象的可能结果大致有三种：一是价值认同，即在社会 交往过程中，人们自觉选择或自愿接受对方的价值体系，从而导致双方价值体系的融合 ；二是价值冲突，即不尊重现实的价值差异，只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为所欲为，从而导 致双方价值体系之间的对立、对抗与斗争；三是价值竞争与互补，即尊重价值差异，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与合作，从而实现双方价值体系的共同发展。这就是说，价 值冲突只是人们对待价值差异现象的结果之一，它是一种由于无视、压制或损害对方的 价值体系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的实际斗争状态。它既然是一种人为的结果，那么 ，它就不是不可化解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实践生存论视野的价值冲突，不是以往意义上那种“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彼此否定和相互竞争过程”[1]，而是某种社会共同体由于不能正确对待价值差异现象而引发的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实际冲突，包括基本利益、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实际冲突；其实质是不同共同体基本利益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人为对立与机械否定关系。而所谓价值观念冲突，只是反映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对立与否定关系的“观念”形态。
质言之，从实践生存论视野探讨价值冲突问题，主要不是把价值冲突看做既有对象，而是对价值冲突的社会前提、真实本质和现实根源进行新的思考。它不是离开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交往实践来抽象规定价值冲突，而是追问：价值冲突的社会前提是什么?价值冲突的实质及其方式如何?价值冲突的现实根源何在?这样的追问与思考，对于探讨当代世界价值冲突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深化价值冲突的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揭露西方某些国家所谓“为价值观而战”的虚伪性。
二、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存在着地域资源、社会结构和国际交往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不平衡性是历史形成的，并客观地影响着当代世界的发展状况。一些“先发”国家往往引领和主导世界的发展潮流，并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而那些“后发”国家总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国际交往秩序中遭受歧视或压迫，因而不得不进行斗争或妥协。
当代世界虽然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国际交往秩序的不公正性。相反，由于世界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和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战略，国际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和解决冲突方式的“武力化”却更加肆无忌惮。按照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性大国的崛起总是与“战争”或“霸权”相关；而世界秩序与时代主题也总是某些强权力量“治理”的结果。从北约绕过联合国悍然轰炸南斯拉夫到美英等国抛开联合国公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无不体现了当今世界霸权统治的严峻性。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与霸权主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由于世界霸权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当代世界的价值差异正在被人为地简单归类，并推向所谓“文明冲突”乃至武力冲突的前沿。
当代世界的价值冲突生成于当代世界不同价值体系之间交往关系的发展。其实质不能在观念领域进行抽象规定，而只能在当代交往关系中加以澄明。这就是说，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既不单纯是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也不仅仅是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而是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的战略利益冲突。所谓战略利益，是指对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总体性或长远性影响的利益。在形式上，它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地缘性的，也可以是全球性的，还可以是外层空间性的。在内容上，它是不断丰富的，既包括市场、能源等经济战略利益，又包括国家主权、领土、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政治战略利益，还包括基本生活方式、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等文化战略利益。战略利益冲突，是当代世界所有其他冲突现象的基础。
随着当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全球化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经常化，战略利益冲突常常以某种隐蔽的观念形态表现出来。由于跨文化传播的影响，人们有时可能接受与本民族生活方式根本不同的价值观念，有的甚至以此反对自己的社会现实。而西方某些国家也正是以跨文化传播媒介为武器进行价值观渗透和实施文化心理战，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因此，所谓的价值观冲突或文化冲突，无非是某些西方强势国家掩盖其霸权野心的幌子，是为其战略利益冲突进行辩解的手段。
三、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根源
当代世界的价值冲突并不是人类价值差异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某些“先发”国家不能正确对待价值差异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后果。把某种人为的社会后果作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前提，其结果不只是可能产生荒谬而危险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还严重遮蔽了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真实根源。大量事实已证明：某些大国依靠某种强势力量，无视 其他国家(或民族、宗教)的生存与发展价值，恣意攫取国家战略利益，导致国际交往关 系的普遍异化(注：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和交往关系普遍发展的结果。而世界历 史进程中的价值冲突，则是国际交往关系发生异化的结果。所谓国际交往关系的“普遍 异化”，主要是指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交往关系的不平等性、不公正性。)， 是当代世界发生价值冲突的真正根源。
第一，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初始性”根源。所谓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主要是指那些大型经济集团和国家集团为了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常常不顾自然生态环境、一般民众权利，不择手段地主导和控制市场经济走向。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是对市场经济交往主体平等交易权利的异化。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经济集团及国家集团，利用自己的市场操控力量和经济影响力，不断向他国公众灌输所谓的“自由市场神话”。但是，它们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市场自身的竞争性，而是在本国“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 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2]；在他国则要求政府不要对市 场进行干预，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在一定意义上，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导演 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性。
当前，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已经跨越国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因素。不管是以往号称“富国俱乐部”的七国集团，还是其他区域性的国家集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交往关系的现状及走向。市场与经济的全球化虽然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它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及相关国家集团主导和建构起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有的甚至被某些跨国公司控制了经济命脉。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及严重畸形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当今世界贫富两 极分化的程度，从而成为当代世界一切价值冲突现象的发源地。
第二，政治交往关系的“强权化”，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边界性”根源。所谓政治交往关系的“强权化”，主要是指那种恃强凌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和颠覆别国政权的霸权主义政治。政治交往关系的“强权化”，是对主权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的异化。
当今世界，某些强势国家常常根据自己的经济需要动辄对他国进行制裁，或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随意对他国进行政治恐吓和外交打压，是政治交往关系“强权化”的典型表现；其极端的形式是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的“武力化”，即以武力相威胁，甚至贸然发动战争。这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现象频繁发生和难以解决的关键因素。
第三，文化交往关系的“权力化”，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诱导性”根源。所谓文 化交往关系的“权力化”，是对不同文化体系平等参与国际文化交往权利的异化。美国 等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文化交往的权力性质，并把它作为文化征服和扩大国际权力的 重要手段。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战略研究者约瑟夫·奈就提出，“价值标准”(自由 、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体制)和“西方文明”(文化 、宗教)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具有不同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软权力”性质。另 一位美国学者摩根索认为，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文化交往活动，“能够征服和控制人的 头脑”、“改变两国权力关系”，使他国“对它惟命是从”[3]。某些西方强国经常利 用电台、卫星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等现代媒介，肆无忌惮地对外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 ，争夺全球性的文化影响力，以谋求全球战略利益。它们向世界其他地区灌输所谓“民 主、自由”价值观，制造某种“价值真理”，以控制他国的社会舆论和公众思想。
文化交往的权力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极权文化”。这不仅使现代文化交往活动成了国际权力争斗的一个新领域，而且加剧了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当今世界国际制衡机制的弱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为文化“软权力”参与价值冲突提供了契机；文化冲突不仅成为国际价值冲突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且使各种现实冲突具有了凝重的文化底蕴。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整个价值体系的冲突。以往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与“本土价值”、“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化交往“权力化”的结果。
如果忽视导致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而抽象地把价值冲突作为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前提，那么，就可能陷入某种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和无限循环的价值冲突怪圈。
四、化解价值冲突的基本理路
当代世界价值冲突既然是某些强势国家为了使自己的战略利益最大化而挑起的，那么，就说明价值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更不是不可化解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不同国家及其联盟能够正确对待人类价值差异的客观性和各自战略利益的合理性，只要世界各国人民在相互尊重的交往关系中建立合理、平等、公正的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价值冲突问题就可能得以缓解。鉴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基本理路：
第一，经济上互惠，共同发展。各个国家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通过公平的竞争与合作，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经济交往的互惠互利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第二，政治上民主，共同协商。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任何国家都不能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共同寻求妥善的解决对策。
第三，文化上和谐，共同繁荣。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各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只有进行相互尊重、平等的对话，才能和谐相处、共同繁荣。
概言之，立足于世界多样性，尊重价值差异性，摒弃冷战思维方式，建构互惠、民主与和谐的新型价值关系，是化解和避免价值冲突的可能途径。也许，在当今“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下，提出建构互惠、民主与和谐的新型价值关系似乎是异想天开。然而，随着世界多极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这种尝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否则，人类将在价值冲突的恶性循环中断送自己的未来。
不过，人类要从根本上避免出现新的价值冲突，就应当彻底反省“现代性”的生存方式。即：在生产方式上要彻底反省“征服主义”，认真解决全球性的生态恶化问题，正确处理人类发展能力与自然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在交往方式上要彻底反省“实力主义 ”，认真解决世界性的安全缺失问题，正确处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发展关系 ；在生活方式上要彻底反省“消费主义”，认真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意义危机问题 ，正确处理人类当下生存与人类未来生存的关系。否则，未来世界的价值冲突不仅无法 避免，而且将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