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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4-0034-07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高度集中的、以中央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的明显弱化，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明显的提高和增强，并逐步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决策权利的经济主体。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不再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和市场需求的拉动，而是区域利益主体不断积累的经济增长冲动。这种冲动，必然以地方财政的不断投入和不断的政策调控表现出来。本文并不是讨论这种经济增长冲动的动因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引导这种经济增长冲动。
一
讨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很多人常把发达国家或地区所走过的历程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的参考坐标，一般把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曾采取过的某些政策作为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的基本依据。然而，由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把发达地区的经验作为讨论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政策的参考系，在许多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首先，人口增长速度上的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很快，这些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是如何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以解决众多劳动力的就业、收入、住房以及福利问题；而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当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它们所关注的是如何使长期萧条的老工业区重新恢复活力的问题。其次，区域差异悬殊。发达国家内部的区域差异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差异，不属于同一个数量级，前者是相对差异，而后者是绝对差异。根据威廉姆森的倒U字型理论，进入某一临界值域以前，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速度是正相关的，而进入这一临界值域以后，区域差异和经济增长速度是负相关的。如果进一步延伸该理论，则在进入某一临界值域以前，由于无法消除区域之间差异，最优选择只能是加快区域经济增长；而在此值域以后，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差异是逐渐收敛的，可通过适度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或转移支付等）消除这种差异。严格地讲，在发达国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区域问题[1](p.647)，如果存在区域问题，也就是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第三，区域空间的分割。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整个经济空间是统一的空间，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大循环，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经济空间是相互分割的，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各自形成了独立的循环，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各自根据不同的循环路径进行不断的累积过程。这种空间分割，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市场的分割、技术市场的分割以及产业链条的分割或单向联系等。第四，区域经济环境不同。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之间，区际经济环境的差异相当大。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较少的成本进行重新布局，因为这些地区有熟练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比较完整的城镇体系（可以充分享受聚集经济的好处），形成了企业家群体，有发达的交通网络以便同全国经济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自由的，可以同等的成本在很多区位布局，几乎均等地接近国内外市场；然而，在欠发达地区，不同区位的比较成本的差异相当大，大城市以外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机会很少，更谈不上进入国外市场，各种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因而除大城市以外，其他地区的经济成本相当高，以致任何国家的区位补贴也无法弥补这种差距。第五，区域政策目标及选择的重点不同。欠发达地区强调的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发展；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区际公平目标占主导地位，区域政策常用来解决区际公平以及环境等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以发达国家或地区所采取的区域经济政策作为自己的区域经济政策，常常会导致失败。
二
我们常说的区域经济差异或空间扭曲，指的是某一国经济增长在地理上的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可以从规模收益递增、要素流动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在工业化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去讨论[1](p.652)。某一区域初始的发展，可能从开发某种资源或栽培可供出口的某种农产品开始，而开始发展以后，该地区较高的工资率和资本收益率使其具有了很大的吸引力，众多经济活动和人口向该地区集中，使该区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将会诱发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不满情绪。经济落后地区持续的高失业率，将对该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经济迅速增长的城市区域对社会资本的超额需求，将导致国家经济成本过高[2](pp.246～247)。因而，必须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和城市发展政策，以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对这种不平衡现象比较流行的分析方法，包括累积因果理论、依附论以及新古典的分析方法。
累积因果理论认为，不管是通过开发某种资源或种植某种供出口的农产品，还是通过某种偶然的促发因素，一旦某一区域的经济开始增长，那么该区域的工资率和资本收益率就高于其他地区，就能吸引区外的企业和人口，而这又促使该区域具有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由于区域经济增长是一个累积循环的过程，因此那些占有先发优势的区域总是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上，各种有利的机会和好处都由这些区域所得到。中央政府为实现该国经济增长最大化而在区域间进行的任何财政支出分配，只能加剧区域间更大的不平衡。也就是说，市场力和国家支出结合在一起，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衡。与该理论相联系的核心—边缘理论，视落后地区为核心区的边缘，而这些边缘区具有很强的依附性，缺乏经济上的自主性，核心区是资本、技术、制度创新以及各种新思想的发源地，结果形成了空间上的二元结构。核心—边缘理论强调了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政治经济权利的不平等以及区域间社会意识进步的不对称性，而这些直接影响投资以及各种资源的再分配，同时也影响创新以及各种信息的扩散。
依附论的观点与上述观点正好相反，认为经济的驱动力量是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占统治地位的核心区与依附于核心区的边缘区并存，并且这些核心区的经济活动又依附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和工业资本。由于社会上层集团只考虑本集团的利害关系，因而无法制定出强有力的政策来消除这种等级制。区域间的均衡发展是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为其必要的前提，区域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均衡发展是不会出现的。“农业都市”的观点也是与这种依附论观点相联系的，其核心思想是区域的相对“封闭”[3](pp.163～192)，也就是说，落后地区至少短期内在经济和政治上要高度自主。这些理论都主张应分散中央决策权，赋予地方相当的权力。我国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性质和内涵上与上述理论是类同的。不过，上述理论过多强调的是社会政治因素，被视为一种激进的观点。
第三种理论是新古典的观点，即把区域看成是各种生产单位的一种聚集，在这种聚集体中，收入和就业的均衡是通过要素市场的运行得以实现的，不均衡是调整滞后或市场运行不完善的结果[1](pp.654～655)。该理论认为，制造业部门是推动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它强调规模收益递增、技术创新以及公共部门等区域投资环境对该区域发展的影响。由于这种观点把区域看成是一种聚集体，因此可以把这种观点进一步延伸为以聚集经济为基础的包括核心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的城镇体系。然而新古典主义观点过分强调了制造业的作用，忽略了社会政治因素。其实，国家的行政体系和政策干预，如公共部门投资的分配、税率、许可证制度、财政补贴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等，都会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上述三种理论对区域发展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这些理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都可以提供有关区域经济的富有启发性的政策含义。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视区域为一种聚集体，强调制造业部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累积因果理论把区域政策引向增长中心，强调各种基础设施、交通、信息以及教育的作用；依附论主张分权化，强调区域的自主权和向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因此，较为完整的区域经济政策应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
三
以上我们对三种主要的区域经济理论作了概括性的论述，现在再就其政策进一步展开探讨。
1.基础设施 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之间如何合理分配稀缺的投资资源的问题。这种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分配，因区域和该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异。一般把区域划分为核心区、中等发达区和落后的边缘区。在核心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方面；在中等发达区，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而在落后地区，重点应放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也就是说，在落后地区，除了国家投资建设的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外，地方政府所要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其重点应放在社会基础设施，如医疗卫生、饮用水、电力、乡村公路、普及教育等方面。这样就为企业、企业家、技术人员向边缘区的迁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条件，同时，作为缩小区际福利差距的结果，可以减少从边缘区向核心区的人口移动。
投资资源在总体上的稀缺，意味着适当降低基础设施标准和采用成本回收机制是很必要的。为了持续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必须利用好成本回收机制，但各种收费标准应合理，否则会降低效率和居民的福利水平。这种问题在我国普遍存在，如建了高速路和桥梁，但许多车辆仍然走原来的路，因为收费太高和收费站太多，所支付的成本远大于时间成本的节约；再如集资建乡村公路，盲目摊派，致使农民的不合理负担日益加重。
2.工业化政策 当地方政府制定工业化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状况、技术水平、资源条件、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等问题。
有一种倾向是必须要克服的，这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冲动和劳动力增长可以通过供给机制来引导的观点。按照这种思路，只要加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区外的企业就会自动到该地区投资。其实，企业对某一地区的投资，主要考虑的是投资收益率，而这并非单纯地取决于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在我国，极端的供给引导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经济开发区。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建立了开发区，且都是同一个模式，就是在一些交通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或接近城市的地区开辟一块地方，建设道路、水、电、通讯设施等。然而一些开发区在许多年后仍是空荡荡的。其实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工业基础设施的供给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选择何种工业部门以及何种规模的工业部门，对区域工业化政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项目，尤其是重工业项目，无法解决当地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无法同当地的产业活动结成前后向产业联系，它也许会扩大当地的社会总产值，并在税收方面为当地作出一些贡献，但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除了国家投资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以外，地方政府不应该引进资本密集型的大中型项目作为其工业化政策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的资源状况和人文文化特征，重点发展中小型企业，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界讨论比较多的内生型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这种中小型企业应以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状况为基础。不过，选择工业部门时，应充分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政策倾斜，不应以小煤窑、小矿点等为主要部门，这些不仅大量浪费国家的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形成规模，无法进一步向上下游系列延伸，无法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同时，必须要看到这些中小型企业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发展起来的，它们常选择如下几种区位：类似的经营活动曾存在过的地方、具有经营能力和熟练技能的劳动力比率比较高的地方、经济具有活力的地方、融资比较容易的地方、进入壁垒较低的产业部门集中的地方、容易接近小型企业和工作场所的地方[3](p.331)。其中，前两个条件是我们常说的当地的“产业文化”，后四个条件是指区位环境。
工业结构调整是很重要的，地方政府为此必须提供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目标，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的地区以及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基础的地区提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不切实际的。结构调整必须考虑当地的资源状况、劳动力状况、技术水平、当地产业的前后向联系以及市场需求，例如，劳动力丰富但素质较低的地区，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技术梯度，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一些地区而言，可能是夕阳产业，但对另一些地区而言，可能是朝阳产业。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可以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系列，山区可以发展特色经济。总之，任何结构调整都应充分考虑能否形成产业链条以及能否吸引众多的劳动力加入到该产业链条中来。
3.人力资本投资 其实我们很难做到事前培育熟练的劳动力大军，以便当新工业扩张时及时得到熟练的劳动力供给。因此，企业在岗培训或公司特定的脱岗培训，比事前为了某种需要在学校加强特定工业技术的培训可能更重要。然而，比起这种职业培训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如果没有基础教育，这种职业教育就无从谈起。贫穷的深层次原因是智力投资的极其贫乏。如果把这种基础教育看成是纯粹的消费性事业，或见效慢、获益小的公益性事业，则无法提高落后地区人口的智力水平。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政策调控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发展教育以及如何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的问题。
4.城镇体系与增长极 各种资源要素从核心区向边缘区的扩散是通过城镇体系完成的。完整的城镇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我们可以考虑的一条路径是走城市经济之路，因为城市经济可以克服诸多劣势，也可以协调好诸多矛盾，且不同规模的城市是连接广大农村地区的节点，广大的农村地区只能通过这种节点才能被纳入到统一的经济循环中来。然而，目前在国内外都存在一种倾向，即评价城市经济发展绩效，均不同程度地以不同区域的城市数量和城市相对增长率来衡量。虽然人口的快速增长可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快速增长，但城市增长并非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通过行政区域的变更来增加城市数量或城镇人口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如果只把城市数量和城镇人口的增长作为城市经济的基本内容，而忽略对城市基础设施、各种服务行业的投资，忽略为农村服务的各种部门的发展，这种城市经济战略是不可取的。
目前在有关西部开发战略的空间布局方面，许多学者主张采取增长极模式，然而，在落后地区采用这种模式时应谨慎对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以增长极战略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过多地选择发展“点”，工业项目遍地开花，大多数新建工业项目与当地原有的产业之间无法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二是忽略了各个增长极在国家和区域层次上的系统性以及与广大农村地区的联系性。根据巴西、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在选择好增长极的同时，应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扩大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并且各个增长极的功能定位要明确，产业结构应有不同的特点，能够形成专业化分工。
5.发展农业的措施 首先，应强调稳固农业的基础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态环境建设，尤其在我国西部地区更是这样。其措施之一是结合农业结构调整，把不宜耕种的土地适时退耕还林、还草；措施之二是加强水利设施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强调乡村道路、供水供电、医疗卫生、教育、小城镇基础设施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应强化农村农业结构的调整。其措施之一是从实际出发，发挥地区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措施之二是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措施之三是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这在西部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下更为重要，如西部地区应改变过去大水漫灌的落后、浪费的灌溉方式，大力发展微灌、滴灌、渗灌等新的灌溉方式；措施之四是新技术、新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如新疆的哈密瓜和葡萄，正面临着台湾培育的哈密瓜和美国葡萄的挑战，如果我们不注重新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势必失去过去的优势。第三，应规范地方政府的管理，这在目前显得非常重要。当前我国农民的各种负担相当繁重，尽管中央政府一贯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然而许多地方的各种收费有增无减。有的地方还出现一种很古怪的现象，即在地方政府介入以前，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各种经商活动和加工活动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然而一旦政府介入，这些活动就被大大削弱或在该地区消失。我们目前还没有研究过为什么这些活动出现在某一地区，而不出现在其他地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些经营活动需要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当然这种宽松并不是指非法经营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而是指规范化的管理环境。
在农村地区，融资难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意识到了银行对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发展以及农村地区小型企业发展的制约作用，纷纷建立了投资银行或发展银行，如非洲尼日利亚的农村银行系统、巴西农村信用社、印度地区银行、孟加拉的格雷敏银行等，其中孟加拉的格雷敏银行在孟加拉的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农村银行系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没有大城市的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农业投入机制，首先对各种政策性贷款，如资源开发贷款、农田水利建设贷款、扶贫贷款等，严格加强管理，真正使这些贷款落到农民手里，同时在利率、期限等方面应给予优惠。除外，中央银行也应放宽农业银行贷款准备金的比例，以增加农村可用信贷资金。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应加强农业银行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目前要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潜力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应增加中长期农业贷款的比重，重点支持农村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
6.地方政府的激励措施 地方政府为了区域经济发展，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其主要目的是吸引来自其他地区和国外的投资。有些国家在落后地区所采取的激励措施常常与核心区限制工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和许可证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就可以引导一些企业从核心区向落后地区转移。
作为区位激励的主要措施政府常采用区位补贴（一般包括资本补贴和工资补贴）的方法来激励边缘区的工业增长。但国外的经验表明，如果这种补贴在边缘区所有地区都实行，那么核心区的企业可能在核心区边界外而离核心区很近的地方建立工厂，这样既可以不用承担在边缘区布设企业的高风险和高成本，也可以得到区位补贴。这种“边界困境”扭曲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区位激励措施的作用，如在巴基斯坦，在胡布工业区内布设工业企业也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给落后的俾路支省的补贴，所以卡拉奇的大部分企业迁移到胡布工业区而没有迁移到俾路支省；孟加拉国的情况也很类似，布设在与达卡毗邻的米尔扎布儿工业区也能得到提供给边缘区的高额区位补贴。为了解决这种“边界困境”，菲律宾马尼拉市政府宣布在马尼拉周围50公里以内禁止创办新的企业；有些国家在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建立一个不提供任何激励措施的缓冲区，而同时为了避免歧视缓冲区，对在核心区创办工业企业征收惩罚性税收。这样，从核心区到边缘区，出现了负激励区、零激励区、正激励区的有序排列。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激励措施所针对的目标企业群是相对较小的，同时从核心区的大企业中分离出来并在边缘区布设分厂的企业数量也并不是很多，这就提供了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激励措施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很可能诱发区域之间在激励措施方面的不正当竞争。为了避免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国家制定统一的激励措施有时是很必要的。
资本补贴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激励企业在边缘区布设的主要措施。巴西为了激励国内企业布设在边缘的东北部地区，根据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多少、工业部门的性质、是否进口替代、是否形成出口、原材料是否在当地采购以及劳动密集程度和所有制性质等，采取了差别性补贴的方法，其资本补贴额度可以达到计划总投资的75%、60%、50%、40%、30%[1](p.669)。马来西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将这种补贴同国家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在马来西亚采购的原材料所占比重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的多少结合起来。为了防止这些资金的流失，许多国家都由那些训练有素的、有技术和知识而不腐败的公务员来管理这些项目。同时应该重视的问题是，根据边缘区发展的需要，能兑现的激励政策在形式上和力度上，在长期内不应经常变动，否则会带来许多混乱，更糟糕的是可能给企业留下经济环境或者政治环境很不稳定的错觉。
然而，许多国家在边缘区进行工业企业布局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这些企业区位选择上的“非经济”因素。某一企业的迁移，必须考虑他们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愿意迁移的问题，例如在1980年巴西圣堡罗工业普查中，有20%的企业把“所有者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作为是否从圣堡罗都市区迁出的决定性因素，而那些“有利的环境会吸引管理人才”的因素的作用并不是很重要，只有从市区迁出的19%的企业认为它是重要的决定因素[1](p.669)。而且这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增强。因此，我们不应对这种激励措施的作用过分乐观，当然也不应失去信心。
研究工业化分散政策措施的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认为，工业的分散化可以通过直接补贴、制定有效的财政政策、发展金融中介机构、激励国外投资者向落后地区投资、制定有利于公共设施分散化的定价政策等得以实现。显然，这种结论受到了西欧20世纪60、70年代早期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很有限的公共基础设施对推行各种区域经济政策的严重制约。从发展中国家三十多年发展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是，落后地区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常受到区域外部环境（包括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制度创新的缺乏以及内部结构的严重制约。同时，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不管提供何种基础设施或激励措施，生产要素流向高回报率地区是无法阻挡的，除非实行强制性措施。这说明地方政府的政策调控是很有限度的，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万能的想法是错误的。
7.分权化与地方财政 最近，在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有关分权化的研究比较盛行。国家或地方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资源分配（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规制等）、收入再分配（所得税、社会保障制度等）和稳定经济（金融、财政政策）。其中，收入再分配和经济稳定化政策由国家来制定和实施是有效率的，而资源分配由地方政府来实施是有效率的（但国防、外交等仍由国家来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主要是指医疗卫生、教育、道路、上下水道、公园等，它们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因而通过市场是无法有效供给的；同时由于受惠范围都限定在某一区域内，不同地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不一样，因而国家按统一标准提供也缺乏效率，这样，由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地方政府来提供是最有效率的，这就是分权定理（奥茨定理）的主要内容。分权化，就是指将地方财政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由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和支出计划（包括中央转移支付的使用），以及由地方政府决定征税对象、税基、税率等。在分权化情况下，对地方政府来说，其核心问题是选择何种社会基础设施及其标准、以及选择何种税类和税率的问题，这些不仅直接关系到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也关系到能否塑造区域经济长期发展动力问题。上面所讨论的区位补贴或资本补贴都来自于地方的财政收入，这些补贴必然降低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因而，将很有限的地方财政收入投入在当地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激励措施上，对地方政府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的政府而言，是两难选择。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这些收入不应该投入在工业项目的建设上，更不应该投入在资本市场上。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贫困落后地区的吃饭财政，虽与其有限的财政收入基数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在工业项目上的无止境投资以及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有关。如果能够避免这种风气，一些地方的财政状况会得到好转，至少不会进一步恶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区域经济政策目标，就是要改进当地福利水平，消除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区域发展的长期动力。
很不幸的是，我国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的区域经济状况并非全部是这样。由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以及评价政府工作人员工作绩效标准的欠缺，一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几乎成了当地主要领导人的创政绩活动，而遭殃的却是当地的老百姓，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这种创政绩活动的典型标志是一些地区的所谓“形象工程”，这种美丽漂亮的“形象工程”背后是整个地区经济的萎缩和下滑、以及大量工人的下岗失业。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仍在蔓延，不同地区之间相互攀比，不断地上档次，这是很危险的，应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
收稿日期：2003-02-26
标签：经济论文; 工业区位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区位因素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