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伦理和亚洲价值国际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国际会议论文,伦理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和伦理学处于1999年10月初在汉城召开了亚洲地区的“普遍伦理和亚洲价值”（Universal Ethics and
AsianValues）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德、日本、 马来西亚和中国及香港的9位学者和韩国的20多位学者一起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展开评论。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是普遍人权问题；二是结合社会发展及全球化趋势评论儒家学说可能发挥的作用。
一、人权与普遍伦理。与会西方学者对人权的看法比起国际舆论或某些西方政府的声调相对要温和得多。一方面，这些学者强调了人权的普遍性与合理性。如美国学者埃茨奥尼（A·Etzioni）说，人权思想历史地是从西方提出的，但它实际上关心着全人类每一成员的福祉。另一方面，他们也相当真诚地认定了许多历史事实。 如美国学者达尔玛（F·Dallmayr）说，人权思想本来是保护弱者的盾牌，但它又是一柄双刃剑，也可能成为强者施压的工具或武器。德国学者卜松山（K·Pohl ）提到，西方人权思想形成的300年间， 仅在西半球就爆发了多次野蛮涂炭生灵的历史事件，且不说为瓜分世界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就说美国人在1776年将人权第一次写入宪法时，也是在庆祝其在美洲大陆上野蛮的殖民征服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主张应深入探讨人权思想的内在缺陷，设法予以弥补。达尔玛认为应强调人权思想保护弱者的本义，考虑人权概念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公民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权利和集体权利，尤其是要考虑这三个层面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实践中甚至需要向第二、三种权利倾斜。德国学者洪奈特（A·Honneth）主张把黑格尔所说的“相互承认”看作是普遍伦理实现的关键环节；而卜松山更强调在跨文化对话中多作历史反省，改过去那种单向传教的态度为真诚地相互学习的态度。埃茨奥尼甚至希望建构一种亚—西合璧的美德体系，其中基本的价值不仅有个人自律和共同体内的和谐，而且因为这两个因素间不可能自动消除冲突，所以在二者之上还应有第三种起平衡作用的美德。这些观点具体地反映了西方现代伦理学思想从更侧重个人自由向更侧重社会公正转变的趋势。
我认为这些想法不仅是某种“政治上正确”（
politicallycorrect）的姿态，而且也在理论上将人权思想，乃至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等概念解析开来，让人更容易接受其合理的内核，而摒弃附着其上的无关之物甚至有害之物。这样，人权确实就不再是对话的某种绝对前提，而是对话所希望达成的大致目标。
二、儒学与亚洲价值。与会学者中，杜维明先生当然是儒家思想最大的维护者。他提交会议的论文是讲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哲学家们的影响和儒家思想在修正启蒙思想时可能起的作用。文中又重述了儒家的某些核心价值（“天人合一”、“推己及人”等），并据此对启蒙思想导致的环境破坏和人际关系紧张等予以批评。 香港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A Bell， 《社群主义》一书作者）提交的会议论文更是专门要伸张儒家学说中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同、在亚洲社会中却依然可见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在他看来有三种，即对（老百姓）物质福利的注重、对贫困家庭成员的照顾和（让社会）由明智仁慈的精英进行管理。他认为，头两种价值在东亚社会已经有了恰当的形式来体现，而第三种价值还需要有更恰当的形式来演示。
对于所谓亚洲价值的说法，韩国学者一直与东南亚某些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态度不一，甚至是针锋相对。对于儒学与工业东亚的崛起有什么关系的问题，经历过金融危机后的韩国学界也有新的思考。与会学者曾提到，1999年韩国有一本热销书叫《孔子不死，韩国难存》；而另一本与它“死磕”的书也出来了，叫《孔子活着，韩国才能长存》。从会上发言的情况看，与其说韩国学者在对待孔子和儒学的问题上有着尖锐的对立，倒不如说韩国学者对待儒学传统有着更为灵活的态度。
灵活的意思首先是不为所累，该批评就批评。Jun Sang-In 条分缕析地证明，亚洲价值或者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没有任何逻辑关系。而灵活的另一种意思就是实用倾向。Chung Bom Mo的观点是：儒家价值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关键是哪种儒家价值与哪种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比如尊重教育就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政治的发展；过分的家庭取向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是有好处的，但可能对政治发展不利；服从和忠诚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有好处，但对经济发展到更强调创造性的阶段就不适用了。这种谈论方式当然对于转型期间的实践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理论上显得比较随意。当然灵活的再一种意思是与当代人相对儒家的历史距离相关的。Chung Bom Mo在说了上面的意思以后就指出，事实上亚洲价值本身也在迅速变化当中，乃至一个多元的价值结构已经很难简单地概括为“亚洲的”了。
这种历史距离也是具体的。许多韩国学者感到，韩国经济社会经历了高速发展和危机应对，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和自信，因此需要一种对自身社会的价值认同。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的许多经验已为韩国所吸取，但仅有经济的增长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含义，西方也还不是韩国发展的完整榜样，尤其像美国社会学家亨廷顿的论调也不容易为韩国学者所接受。因此在Hahn Chaibong看来， 今天韩国知识界要复兴儒学实际上表达了某种希望，要建立一个更美好、更人道、可能超越西方的新社会。由于有这样的立场，Hahn说他所主张的韩国式新儒学必然会是普遍化的；儒学与西方人权思想不冲突，因为儒学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样的问题；儒学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与权力处于经常性对抗中的知识分子运动；儒学作为一种宗教必然是考虑全人类幸福的，它的价值就决不可能是地方性或特殊性的。Hahn甚至表示说，为儒学辩护的正确方法，就是以其独有的语言，显示出它所维护的价值就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所说的“人权”之类的价值。此外，它还可以显示出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无力维护的价值。但是要承认，建立这样的一个儒学体系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儿。
三、方法论问题。伦理观点的变化一定有其在方法论上的考虑。比如西方一些持社群主义观点的学者如埃茨奥尼在哲学上持解本体论 （deontology）的立场；而韩国一些主张儒学可能对全球伦理有所贡献的学者如Han Sang- Jin 则希望对儒学的研究采取一种颠覆性系谱学（subversive genealogy ）的方法， 要重构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儒学（arcconstructed postcolonial Confucianism）。Han说，后殖民的意思既不同于殖民（时代），也不同于反殖民（时代）；作为一种学问，既不是西方主义的，也不是回到过去的东方的，而是一种后东方主义。在许多问题上，结果不那么确定，一切都要在对话和“磨合”中重构。最终的东西将是普遍的，但普遍的东西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人们可能找到某种共同的行为规范或交往原则，而无论其更深层的价值前提有多大的区别。在这种方法论前提下，Han认为， 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是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说，都是建立在东西方文明两分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个基础恰好是很可疑的。
四、我的观点。对儒学的态度，与会的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是不完全相同的。或者说，“儒学”对中国学者和韩国学者显示出的图景和意义是有区别的，因为双方在历史和文化上是有差异的。如果不能事先澄清在“儒学”这个概念中我们所看到的意义与图景，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历史存在状态和现实问题，对儒学的谈论将难有进步。东亚或南亚各国通常被认作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的社会，但中、日、韩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儒家思想对其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也很不一样，因此这四方的学者就共同关心的儒学与现代化问题经常展开交流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我在会上再次表示期待一种既非道德化，也非礼教化的现代儒学，即伦理化的儒学的出现。我认为这是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种机遇。我希望它能有利于中国尤其是其大陆地区的社会转型与发展。至于传统的儒学，尤其是被认为是融化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中的儒家伦理，我想它在现在或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继续发挥其或优或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