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科论文,农业科技论文,中国近代论文,体制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5-0005-07
近代以来，随着爱国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促进了我国科技近代化的进程。1896年，罗振玉等人发起设立农学会(后改名务农会，又改名江南总农会)，编辑、出版《农学报》和《农学丛书》，对于西方近代农学知识的引进和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近代农业科技的确立和发展，乃是近代农科留学生纷纷归国以后的事情。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到1949年，中国农科留学生人数总计达2000多人(见下页表1)。在这支庞大的留学生队伍中，多数学生所学科目以作物育种、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兽医、园艺、林业等为主。他们品学兼优，怀抱“科学救国”的理念，凭着高涨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尽管饱受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局动荡、经济拮据、机构变迁之苦，仍然勤奋顽强地工作，成为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主导力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的进程。
到目前为止，有关农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方面的研究尚不够系统深入，只有少量相关的学术论文①。在有关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农业教育史研究的论著中，也有一些涉及农科留学生和体制化的议题②。
近代农科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方面的探索卓有成效，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组织农业学术团体，创办农业科学刊物
近代农科留学生为了促进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实现“科学救国”的愿望，在科技体制化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组织、创办了一批农业学术团体。它们性质宗旨十分明确，规章制度严密，组织管理成熟，在体制化方面趋于完善。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体制最完善的当首推中华农学会。
(一)组织中华农学会，创办《中华农学会报》
中华农学会主要是由留学生发起的一个专业性学术团体。它成立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学术，图农业之发挥；普及知识，求农事之改进”，组织形式则“仿照集股公司”③。1916年，从国外学农归来的有识之士王舜成(日本东京帝大农科毕业，苏州农校校长)、陈嵘(日本北海道帝大农科毕业，浙江农校校长)、过探先(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硕士，南京农校校长)、唐昌治(1907年赴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留学)等发起组织中华农学会。拟议甫出，梁希、邹秉文、秉志、许璇、孙恩麟、沈宗瀚、邓植仪、吴觉农、丁颖等积极h响应。1917年元月，中华农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一致推举张謇为名誉会长，陈嵘为会长。
建会伊始，会务活动主要限于江浙一带，后来逐渐扩展。其主要活动有举办年会、创办会报、主办奖学金等。
自1917年成立起到1942年，中华农学会每年举行年会，没有间断。每届年会除报告及讨论会务以外，尤注意于论文宣读和专题讨论。1943年的第26届年会未能按时举行，原定于1945年在重庆召开，后因抗战结束，忙于复员，又延期举行。回南京后，决定于1947年在台湾召开，后因台湾发生事变，最后改在南京举行。1947年11月，中华农学会和在南京的17个农业方面的学术团体联合举行年会，到会代表共计600多人，其中中华农学会的会员代表480人，占全部与会代表的80％。这次年会是中华农学会成立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年会④。
中华农学会于1918年创办《中华农学会报》。截至1948年，共出版190期，发表农、林、牧、水产、农业经济、农业教育、农业工程等方面的文章、报告、译文，共2500多篇1200余万字。由于会报专业性强，内容丰富，订阅者极其踊跃，国外订购和函请交流者也络绎不绝，被公认为是国内重要会报之一。
为了学习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中华农学会也积极帮助政府遴选农业科研人员和学生赴国外进修或研究。例如1945-1946年，邹秉文多方努力募得赴美留学奖学金，由中华农学会分批选派前往美国留学。第一批派出了朱祖祥、侯学煜、蒋次升等50人。第二批李克佐、张德骏、余友泰等20人由美国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资助，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和伊阿华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机械，这些人获得硕士学位后都回到国内，成为中国农机事业的重要开拓者⑤。
以中华农学会奖学金选赴留美的学农人数，与清华公费留美的农科学生不相上下，为我国农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二)组织其他农业学术团体，出版刊物和研究论著
除中华农学会外，民国时期留学生组织或参与组织的农业学术团体还有中国科学社、中华林学会、新中国农学会、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中国园艺学会、中华作物改良学会、中国农业经济学社、中国农业推广学会、中华稻作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农具学会、中华昆虫学会、中国土壤学会、中国水土保持协会等等。
这些农业学术团体发行科学刊物，定期召开年会，举行科学演讲，邀请外国农学家来华讲学，翻译出版农业科学书刊，为近代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的引进传播，为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兹将留学生组织(或参与组织)的主要农业科学学术团体列表如下(见表2)：
二、组建全国性农业科研机构，推进农业科研工作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次年春设立农矿部，部内设总务、农政、林政、矿政4个司，农、林2司主管全国农政。1930年，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组建了全国性的农业科研机构，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当属中央农业实验所。
(一)组建中央农业实验所，推进全国农业科技发展
1931年4月，实业部开始筹建中央农业实验所(简称中农所)，为中央最高的农业试验研究机构。1932年1月，中农所正式成立。适值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一时人心惶惶，一切建设事业都停顿下来，到1933年中农所才开始工作。1933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实业部长陈公博兼任所长，钱天鹤任副所长。机构设置分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及农业经济3科。植物生产科设农艺、森林、植物病虫害、土壤肥料4系；动物生产科设蚕桑、畜牧兽医2系；农业经济科设农村工业、农村调查、农业经营3系。所址原来位于南京城内秣陵路，1934年10月迁至中山门外孝陵卫新址，有试验地2000亩⑥。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随即西迁重庆。1937年冬，中农所撤离南京，先到长沙，后至重庆。抵达重庆以后，除了部分人员在重庆开辟新的试验基地以外，大部分科技人员则分配到西南各省。这些省在战前虽然也有农事试验场等机构，但是经费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中农所分配去的技术人员，成立了工作站，加强了这些省农业科研试验的技术力量。他们和这些省原有的技术人员互相配合，从事科研试验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当时设有中农所工作站的有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省⑦。
中农所作为国家级的农业科研机构，它的成立对提高农业科研水平，促进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全国农业科研工作的协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1933年开始，先后有钱天鹤、沈宗瀚等在中农所主持研究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留学回国人员，他们吸取外国发展农业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兢兢业业地开展试验研究工作，从而促进了我国近代农业科学试验研究工作的发展。其工作成果主要表现在：
(1)作物改良选育。中农所农艺系的成立，改变了我国作物育种界分散、零乱的状况，使我国的作物育种事业得到统一和协调。中农所成立后，从国内外征集了丰富的育种材料，主持了更大规模的由各育种单位参加的联合试验，标志着中国的作物育种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自此以后，中国开始用遗传变异理论指导育种试验，用生物统计学分析试验结果，方法精密，结果准确，使中国的作物育种事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⑧。
(2)病虫害防治。1933年中农所内设立植物病虫害系，主其事者为吴福祯，负责全国植物病虫害的研究与防治工作。其工作重点是：麦类病(黑穗病、小麦线虫病、赤霉病等)的防治、开展治蝗运动、防治蔬菜害虫、指导防治蚕病、调查全国棉虫、除螟试验等。
(3)土壤肥料。从1933年12月起，中农所开始从事土壤肥料方面的研究，以明了土壤性质及其所缺乏之养分，补充各种养分所需肥料的最适当分量，比较各种肥料之效果，然后对农民实行施肥指导，以使农民施肥能够经济合理。中农所曾经在14个省与各农业学校、农事试验场等单位合作布置了156个点进行肥料三要素试验。
(4)农具的研制与改良。1934年中农所植物病虫害系成立后，药械的研制也开始取得重大成就。1935年，中农所与中央棉产改进所合办治虫机械研究室，一年后即研制出自动式和双管式两种喷雾器，使用轻便，价格低廉，行销全国，对治虫起了很大作用。此外，鉴于我国农民以往在地上打麦，以致泥土混杂的情况亟宜改良，1936年中农所与农具专家接洽仿制美国打麦机，结果良好，且此机价格低廉，用三匹马力的引擎即可开动，很适合我国农村应用⑨。
不过由于战争的干扰，科研条件的落后和经费的不足，以及农业科技人员的不被重视，在建国前旧中国没有形成庞大的农业技术队伍。因此，中农所的农业科研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许多科研活动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能够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到实践中去。在广大农村，大多数农民和大多数农活都还沿用着传统的老方法。对此，沈宗瀚也曾有过表述：“在此(指1949年)以前，虽有农业推广委员会之设置，同时中农所、中央畜牧实验所研究改良工作虽亦极著成绩，但均因经费人才不足，对于推广事业只在各省若干县实施，未能全面发展。故农民所受实惠，尚属有限。”⑩
(二)增设中央林业实验所，促进林业试验研究工作
1940年7月，国民政府在重庆改组实业部，成立农林部，增设了中央林业实验所和中央畜牧实验所。
中央林业实验所(简称中林所)以中农所的森林系为基础，充实扩大，合并其他一些单位而建立。中林所内分造林、林产利用和调查推广3个研究组，其中林产利用研究组与中央大学森林系合作开展研究。1945年3月，农林部公布《中央林业实验所组织条例》，对该所下属研究机构的设置和任务作出了具体规定。
从1941年至1947年，先后有韩安、梁希、邓叔群等30余位林学家在中林所主持研究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留学回国人员，他们吸取外国研究发展林业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兢兢业业地开展试验研究工作，从而促进了我国近代林业科学试验研究工作的发展。其工作成果主要表现在：
(1)造林方面，主要有经济林木育苗、国产主要树种造林、国外优良树种引种、林木繁育试验、营造防沙林等。
(2)水土保持方面，主要有土地利用试验、土壤冲刷试验、保土植物繁殖试验等。
(3)林业调查统计方面，主要进行了森林和宜林荒山荒地调查(神农架森林调查、宁夏天然林调查、青海森林调查和重庆森林调查)、森林植物调查、林产品国际贸易调查研究和主要林产品国内供销的调查研究等。
(4)木材方面，主要进行了木材力学性质和物理性质研究、木材构造的研究、木材防腐试验和木材化学干燥试验等。
(5)林产利用方面，主要有木材干馏、桐油炼制和加工、单宁提制、硬化茶油、利用木屑制造塑料、中药材繁殖和林业推广等(11)。
(三)增设中央畜牧实验所，推进畜牧兽医研究工作
1931年中农所成立时设立畜牧兽医组，1935年成立畜牧兽医系，主要从事畜牧兽医的科研工作，并设猪瘟、牛瘟血清制造厂，开设兽医院，设置防疫大队。
抗战爆发，随中农所西迁。1941年，以中农所的畜牧兽医系为基础，合并农林部兽疫防治大队，在广西桂林成立综合性的畜牧兽医机构——中央畜牧实验所(简称中畜所)，下设畜牧、兽医两组。此外，中畜所还有所属的西南工作站和西南绵羊改良场。1945年抗战胜利，中畜所赴北平接管日伪华北农事试验场，成立北平工作站。
中畜所及其前身中农所畜牧兽医系，自成立以来，主持研究工作的畜牧兽医专家，绝大多数是留学回国人员，他们吸取外国畜牧兽医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辞劳苦地开展各项工作，从而促进了我国近代畜牧兽医科学试验研究工作的发展。其工作成果主要表现在：
(1)近代畜禽品种的引进与改良，主要有马匹改良、猪种的引进与改良(巴克夏猪、约克夏猪、波中猪)、良种奶牛的引进与改良(荷兰黑白花奶牛)、羊(美利奴羊、兰布里羊)以及家禽(来航鸡)等品种的引进与改良。
(2)近代家畜繁殖技术的引进与发展，主要有近代人工授精技术的引进及开展、家畜繁殖生理技术的引进与研究、家禽土法人工孵化技术的调查与研究等。
(3)近代畜禽饲养管理技术的引进及研究，主要有动物营养及营养生理研究、传统饲养与科学饲养效果比较试验研究、中外畜禽品种饲料利用能力比较试验研究、畜禽肥育试验研究等。
(4)中国近代牧草科技的发展，主要有西北草原草地调查研究、南方草山草坡调查研究、草地草原改良与利用研究、西方牧草的引进、中国近代牧草的栽培育种及贮藏研究等。
(5)近代西兽医技术的引进与发展，主要有动物检疫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畜禽传染病的防治、动物疫苗的应用研究等(12)。
此外，抗战胜利以后，农林部又于1947年在上海设立中央水产研究所，在南京设中央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央棉产改进所和中央烟产改进所等。40年代，中央级的农业科研试验机构增多，但是此时国民党统治已经接近尾声，所增设的机构业务上成就很小。
三、创设新学科，编写新教材
1912年民国成立后，为适应政体变更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重视自然科学的知识教育，并将在大学设置有关自然科学的学科视为重要途径之一。大学发展理科教育的客观需要，致使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回国留学生登上了大学讲坛，从事现代科学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于是，他们不仅很快成为众多新系科的创建者，而且借鉴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通过编写新教材，积极投身到近代中国新学科的开拓之中。
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重要大学(或农学院)的农学系科多为留学生创建，如1921年秉志(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在南高师创办我国第一个生物系，1926年钱崇澍(留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创建清华大学生物系等。由留学生创建的这些新系科成为传播西方农学知识并使之在中国开花、结果的重要基地。
(一)全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在农科建立
1917年，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的普通植物学课程，最初由邹秉文担任，后来由胡先骕、钱崇澍等讲授，动物学由秉志讲授。他们都是农科留美归国人员。
1921年，南京高师农科(不久改名为东南大学农科)钱崇澍、秉志、胡先骕等教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下设动物、植物2组。
生物系集中了秉志、胡先骕、钱崇澍、戴芳澜等一批学有所成的留学生。他们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研究，为创立植物分类学、植物病理学、真菌学等学科起了开创和奠基性的作用。
我国最早研究植物生理学的是留学美国的钱崇澍。1915年学成回国后，先后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任教，讲授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分类学等课程。钱崇澍是中国最早提出植物分类与分布的学者，他于1917年在国外发表的植物生理学论文是我国学者研究植物生理的第一篇论文，编写的植物生理学讲义也成为中国有关植物生理学的最早文献。
1925年，从美国回来的李继侗是国内最早从事植物生理学实验研究的学者，发表了第一篇植物生理学实验研究论文《光对光合速率变化的瞬时效应》。
在标本采集方面，胡先骕赴浙江、江西等省采集标本3万份，钱崇澍、陈焕镛赴四川采集1000多种，秉志在山东烟台、威海一带采集海产动物标本。
在教材编写方面，邹秉文、钱崇澍、胡先骕著有《高等植物学》，陈焕镛著《中国树木学》，秉志著《动物学》等。
(二)植物病虫害学科的设置
中国近代昆虫学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8年和1909年，邹树文、秉志先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昆虫学，这是中国在美国研究与学习昆虫科学的最早留学生。此后，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20年代前后，一批掌握近代昆虫科学知识的留学生陆续回国。
1918年，留学日本的何剑武在中山大学开设昆虫学课。1919年，岭南大学开设昆虫学课程，美国昆虫学家任教授，张巨伯(1904年留日，1912年留美)任助教。
1920年，东南大学农科成立植物病虫害系。1921年，邹树文讲授昆虫学课程；1923年，康乃尔大学昆虫学博士胡经甫任昆虫学教授。同年，东南大学植物病虫害系还开设了农药课程，为我国开设该门课程的最早记录。
1923年，中山大学农学院成立昆虫学部(组)，教师有张巨伯、吴福祯、尤其伟、张景欧等，均为留学人员，开设普通昆虫学、经济昆虫学、害虫防治学、作物害虫学、养蜂学等课程。
在植物病理学方面，早在1916年，留美学生邹秉文、谢家声在金陵大学农林科讲授植物病理学课程，并且编写出《植物病理学概要》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植物病理学教材。1921年成立细菌学组，1924年成立我国农业院校中最早的植物病理学组，开展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戴芳澜、俞大绂、陈鸿逵、魏景超、裘维蕃、吴友三等开展了小麦、水稻、棉花、高粱、烟草、小米等作物的病害研究，并与美国同行进行交流，他们都成为中国植物病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为建立中国植物病理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蚕桑系科设置的开端
1917年，金陵大学农林科与万国蚕桑合作改良会(13)进行洽谈合作，于1918年正式成立蚕桑系。
1923年，东南大学农科成立蚕桑系，系下设研究部、调查部、推广部，研究部下设养蚕、制丝、制种、植桑4课，调查部下设调查、统计2课，推广部下设广销、演讲、编辑3课。蚕桑系在南京太平门外设立蚕桑试验场，占地140亩，分桑苗园、模范园、试验区三部分，种植桑树50万株，制成无病毒蚕种28000多张，廉价发售。
(四)畜牧兽医教育的开端
1914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设畜牧科，其中有兽医课程的设置。1918年，南京高师农科设立畜牧组，是高等畜牧兽医教育的开端。
1918年，南京高师农科畜牧组聘请美国康乃尔大学畜牧学硕士张天才为畜牧学、家畜学两课教员兼农场畜牧技师，并在农场中划出牧场，筑牛舍、猪舍、鸡舍；后又聘美国伊里诺大学畜牧学硕士汪德章为教员，增添奶牛，改良牛舍，在南京第一次出售消毒牛奶。
1921年夏，南京高师改建为东南大学，正式成立畜牧系，汪德章教授为系主任，增设家畜鉴别学、育种学、饲养学3门课程。1922年，聘美国伊阿华大学兽医博士王兆麒为兽医教授，增设兽医院门诊部，增设养牛学、肉品检查学、病理学等课程。1923年，聘美国堪萨斯大学兽医博士罗清生为教授，增开设药物学、家禽学、乳肉检查学等课程。1928年，东南大学农科改为中央大学农学院，设立畜牧兽医系。
1923年8月，国立北京农业大学设畜牧系，以崔步瀛为系主任。崔氏于1919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兽医科学，是我国最早的兽医学者之一。
(五)森林系科设置的开端
1914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增设林科，这是我国最早设立林科的高等学校。梁希、侯过、钟毅、吴恺、凌道扬等留学归国人员先后任教。1923年改为森林系(14)。
1915年，金陵大学成立林科。1916年，与农科合并为农林科。1923年，改为森林系。1925年，获哈佛大学科学硕士学位的陈嵘回国后担任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陈嵘是中国树木分类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吸收并发展国外的造林学理论，积十年之功，编写了有中国特色的造林学教材《造林学概要》和《造林学概论》，分别于1933年2月和9月出版。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国造林学的基础。
(六)农业经济学系的建立
1913年夏，许璇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成回国，即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讲授农业经济课程，如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农业金融、农村合作等，这是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开设农业经济课程的开端。
1921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按照新学制设立农业经济、植产、农艺化学、畜牧4门。所谓“门”，即相当于后来的“系”，是为农业经济建系的开始。同年，金陵大学农林科设立农业经济学系，是全国最早的农业经济系之一。1924年，分设农业经济、农场管理、农村社会3组(15)。
其他如1919年暑假期间，东南大学农科举办植棉讲习班，为时6周，由留美归国人员邹秉文、孙恩麟、原颂周等主讲。讲习班的宗旨是使当时已经服务于农业或已投身于棉作事业的人员，在棉作方面的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16)。
1924年，金陵大学农林科成立的农业推广部，是我国大学农学院成立推广机构之最早者，主事者多为留美农科学生，他们从美国引进爱字棉和脱字棉，并选定安徽和县的乌江镇为改良美棉的推广区，为以后成立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7)。
在这些农科留学生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邹秉文、钱天鹤、沈宗瀚等留美学生，经过多方努力，奔走呼号，终于促成了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农林部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合作、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等中美两国政府农业合作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加快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18)。
总之，农科留学生通过组织全国性农业学术团体，创办农业科学刊物，组建全国性农业科研机构，创建新系科，编写新教材，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从广度和深度上传播了近代西方农业科学知识，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注释：
①代表性的论文如章楷的《邹秉文和我国近代农业改进》(《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周邦任的《邹秉文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上的杰出作用》(《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张剑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国农业近代化》(《史林》1998年第3期)、曹幸穗的《启蒙与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古今农业》2003年第2期)和《从引进到本土化：民国时期的农业科技》(《古今农业》2004年第1期)、安宇与赵师红的《农学留学生与民国时期中国南方水稻的改良与推广》(《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
②代表性的著作有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曹幸穗等：《民国时期的农业》，江苏文史资料第51辑，1993年；《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作物、植物保护、林业等卷，理学编生物学卷等，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1999年版；周邦任、费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版；白鹤文等：《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王思明：《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沈志忠：《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年版等。另外，中国台湾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散见于相关论著之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沈宗瀚、赵雅书：《中华农业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沈宗瀚：《沈宗瀚自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黄俊杰：《面对历史的挑战——沈宗瀚与我国农业近代化的历程》，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黄俊杰：《沈宗瀚先生年谱》，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0年版等。
③赵方田、杨军主编：《中国农学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④章楷：《略述中华农学会》，《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⑤王思明：《中华农学会与中国近代农业》，《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
⑥王红谊、章楷、王思明编著：《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⑦曾宇石等：《抗战时期的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第3期。
⑧参见周拾禄：《三十年来中国稻作之改进》，《中国稻作》第7卷(1948)第1-3期。
⑨李自典：《中央农业实验所述论》，《历史档案》2006年第4期。
⑩沈宗瀚、赵雅书等编著：《中华农业史论集》，第296—297页。
(11)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第210—215页。
(12)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主编：《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160、306—310、333—334页。
(13)中、英、法、意、美、日合办，以改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蚕桑业为目的。
(14)张楚宝：《我国最早的高等林业学校》，《中国林业》1982年第3期。
(15)周邦任、费旭主编：《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第40页。
(16)(17)校史编委会编：《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5页。
(18)沈志忠：《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第3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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