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利通、朴正熙、李光耀经济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利论文,思想论文,李光耀论文,经济论文,朴正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探讨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本文打算通过对这三国现代化蓝图的设计者、现代化运动的关键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朴正熙、李光耀的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分析与比较，以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 经济现代化的地位
后进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将经济现代化置于何种地位，一般都存在争议。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虽然已把现代化作为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没有明确的方针步骤。当时政府内部存在着民主化、工业化、征韩等种种动议，作为政府要员之一的大久保本人对未来也感到相当茫然。新加坡在1959年独立后，围绕着是首先民主化还是首先工业化或是均贫富等问题，争论也很激烈。至于韩国，1945年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由于南北分裂、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以及美国插手等因素，情况就更加复杂。
大久保为了决定日本将来的大计，1871年底，决意参加岩仓使节团，赴西方国家实地考察。在德国，大久保聆听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番“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的谈话之后，大为感佩，认识到日本若想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首要任务在于增强自身的国力（注：（日）NHK历史诞生取材班：《历史的诞生》第七回本，角川书店1990 年版，第117页。）；在英国， 大久保发现英国工商业的繁盛“远胜以前之所闻”，“所到之处，黑烟冲天，大小制作所不胜枚举”，从而认识到英国以及西方国家“所以富强的原因”（注：（日）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22卷，日本史籍协会昭和三年（1928年）版，第448页。）。此番足迹踏遍欧美各国的考察，使大久保明确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步骤。他说：“盖实力乃国之精神，政之基础”，当今之世，“有独立之权，备自主之体，驰骋宇内，号称帝国者”，虽然它们“体基创始，政法沿革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内谋人民之安宁康福，外与各国和亲贸易，相互精研奋勉，夙夜遑暇”。日本要想“宏强大之威德、扬隆盛之治化”，头等大事在于“实力的培养”，如果“不察宇内通论达旨，徒求体裁之完美，专务规模之虚饰”，“国权何由得扩张？国民何由得安宁”（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5卷，第74—84页。）？所以，今后政府的施政重点要转到“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各业之上”（注：（日）毛利敏彦：《大久保利通》，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117页。）， 把“殖产兴业”作为“急务中的急务”（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5卷，第74—84页。）。自这以后，大久保就成为明治政府中经济现代化的急先锋（注：（日）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的研究》，宗高书房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版，第27页。）。
李光耀面对的新加坡，国小民寡，种族矛盾尖锐，生存能力极弱，他说：“新加坡只有两百万人的市场，225平方英里的土地”， 而且“位于马来群岛的中心”（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只要缺乏现实与理性的精神，“就会招来大灾难”（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所以， 他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经济的繁荣昌盛，其它一切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1960年，他发表演讲认为：“如果有一个我们必须解决的、凌驾一切的问题，那它就是经济上创造充分发展的问题。”（注：（英）亚历克斯乔西著，安徽大学外语系译：《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1页。 ）因为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增强生存能力，才能解决失业问题，才能消除社会动乱的根源，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才能给人们提供更舒适的环境与住房等等，另外也可以为实现民主化打下基础，因为“民主将随着工业社会的需求而产生”（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所以，“无论如何，长远来说， 要变化的还是经济基础本身”（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也就是说必须工业化， 正如吴庆瑞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依靠转口贸易生存下去”（注：陈岳、陈翠华：《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所以，新加坡独立伊始，李光耀政府就把经济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
韩国比较曲折。独立之后，人们一度将“统一国家”和民主化作为首要任务。折腾了十几年后，结果，由于战后冷战的格局，国家统一的目标无法实现。至于民主化，尽管在美国的包办下，组建了一个以李承晚为首的“民主”政府，但这个政府既不民主，又非常腐败，学生游行、工人罢工以及暴力与流血事件经常发生，“全国的混乱与无秩序简直难以形容”（注：（韩）朴正熙：《朴正熙选集》第一卷，（日）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版，第15页。）。由于政局动荡，李承晚政府又不注重经济建设，因而，尽管有美国的大量援助，但经济秩序紊乱，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外贸连年逆差。战前韩国是粮食出口地区，但此时每年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到1959年，韩国经济尚未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注：沈祖良、陈继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述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当时韩国民众的生活连李承晚也承认：“即便按亚洲的水平也不能说达到了糊口的水准。”（注：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1961年“5·16”政变，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政权上台后，面对严峻的现实，朴正熙总结了韩国以及其他后进国家的经验之后认为：“在像韩国这样的后进国家中，从法制安全到政治、经济这些最基本的保障当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注：（韩）朴正熙：《朴正熙选集》第一卷，（日）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版，第215页。），没有经济的现代化， “其它领域的改革与进步也就无法实现”（注：（美）乔恩·沃伦诺夫著，罗龙等译：《人为的奇迹》，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首先是无法实现民主化，因为“民主主义也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126页。）；其次是无法同共产主义对抗， 他认为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武力对抗，还不如说是一种经济斗争，谁在繁荣与建设方面取得成功，谁就将是优胜者”；再次，无法实现韩国南北的统一，因为要想统一北方，必须在各方面“使自己具有压倒对方的优势”（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111页。），所以， “统一的道路就是祖国的现代化”（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296页。）。因此，政府要“把所有的行政同生产直接挂钩，要将我们的习惯、风俗、社会生活都同祖国现代化这个目标紧密相连，养成生产的思考、生产的行动、生产的社会氛围”（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292页。），要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一件至关重要的、压倒一切的大事”（注：《朴正熙选集》第二卷，第243页。）。这样，在朴正熙政府的领导下，韩国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济现代化运动。
显然，对于经济现代化在现代化各项工作中的地位，尽管他们论述的详略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各项工作的核心，是现代化过程中压倒一切的任务，只有经济的现代化，才有其它各个方面的现代化，才有民族的昌盛，国家的富强。因此，国家所有的施政方针都必须从属于这一目标。大久保认为经济现代化可以强大日本，可以使日本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李光耀认为可以保证新加坡的生存；朴正熙认为有利于韩国南北统一以及应付冷战局面。另外李光耀与朴正熙都认为工业化是民主化的基础，只有首先实现了工业化，才能最终实现民主化。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当政之后，就全力以赴地开始了经济现代化工作。
二 经济现代化的方针
大久保在1874年给政府提交了一份《殖产兴业建议书》，开宗明义：“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系于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英国同日本一样，也不过区区岛国，所以能有今日的强盛，全在于英国政府能够利用它航运的便利和矿藏的丰富，扶植民营工商业，才导致了产业与贸易的兴旺。所以日本要想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在经济上效仿英国，鼓励民众发展工商业。目前日本之所以“国产民用日减”，虽在于民智未开，不知进步之方，格守古法，但亦在于“政府对此事未加提携诱导”。自今以后，政府要把主要力量放到殖产兴业之上，“无论工业物产，还是水陆交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政府均要参照日本的风土人情，民众智慧，制定发展方略”，“要把它作为一切政策的核心”（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28卷第560—565页。）。具体而言，要分“农工商三业”。农业方面，“五谷、果木、菜蔬等一切植物、家畜，都要精选或从欧美各国选购良种”，配给各县，以期推广。此外还要“改良农机具，以节省人力”，要“开垦荒地，兴建牧场”等。工商业方面，“要改进工艺，开办工厂”（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 卷第334—335页。），就目前情形而论，可以先从“设立屑丝、纺绩、罗纱、毛布等轻工业制造工场，改良蚕丝、制茶、漆器、陶器等工艺制作”入手，要使“从各官省用品到人民需求之物，均不靠海输舶载”（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63—365页。）。在贸易商业方面，要“限制进口”、“振兴国内商业，奖励输出”（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14、353—360、335页，第35卷第74—84页。）等等。在经济建设当中，如果采用官营垄断的方式，必然“易生冗费”，效率低下，而且有损民众利益，“有害于国家的进步”。但全由民办，政府不闻不问，民力薄弱，而且见识经验不足，“实施极难”。几经权衡，大久保选择了一条先官督商办、而后逐渐转归民办的道路（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14、353—360、335页，第35卷第74—84页。）。政府的作用是“补民智所不及，助民力所不足，予之以贷款，予之以扶植”（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14、353—360、335页，第35卷第74—84页。）。总之，由于“培养财源，扩张贸易，殖产兴业，关系到国势的隆替，实力的兴衰”，政府要“全神贯注于其中”，要“以劝民业、殖民产为己任”（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14、353—360、335页，第35卷第74—84页。）。
李光耀在确立了以经济现代化为政府的主要施政方针之后，对于经济发展的方式，他认为，“新加坡的路线是在鼓励私营企业的同时，政府积极参与工业、商业、贸易、航运及银行等各个领域”（注：陈岳、陈翠华：前引书，第67页。），经济发展“一部分靠政府，一大部分靠私人投资”。他对企业家说：“你们的生意做得更好，你们的出入买卖做得更多，你们的商店和工厂开得更多，我们就高兴。只要你们的活动，不只是使自己的事业繁荣昌盛，也使整个社会繁荣起来，那么，你将发觉政府随时愿意帮助你们发展。”（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5页。）对于民营企业，政府要从各方面予以扶植， “在私人企业犹豫不决或过于谨慎时，我们甚至愿意投入国家资金”。但也不可绝对化，“企业都必须经过自由市场的竞争考验，当这些投资看来已经失败时——我们就应该让它倒下去，我们并未试图通过津贴、通过高额关税或更低的限额等措施来支持它们”。“我们小规模的经济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竞争。”（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7、156、145、144、162、289、 127页。）对于少量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李光耀认为根据六七十年代新加坡以及整个世界的实践，“国营公司的办法没有带来经济的改变”是“无可置疑”的（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 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我们发现私营企业能更有效地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并且取得更好的成绩”，因而新加坡“实行了私营化计划，使政府退出这些稳健成长的工业和服务业，目前政府所能扮演的最好角色，就是充当个人以及公司之间的竞赛裁判员”（注：陈岳、陈翠华：前引书，第87页。）。在吸引外资方面，李光耀认为外国投资“有利于迅速提高新加坡人的生产水平”，只有“经验丰富的外国联席经理指导在创业初期，那些事是不应该做的”，新加坡人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学会生产管理与业务经营（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 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另外，在工业化过程中，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政策，实行产业升级，因为“人生就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连绵不断的改变过程，如果我们不向上，就会落伍”（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在劳资关系方面， 李光耀认为：“劳资之间划分他们和我们的现象，必须铲除。”（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 ）因为如果公司失败了，“第一个遭殃者必定是劳工”，所以，“劳资双方要像合伙那样，来实现不断降低成本、增加生产的目标”（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 在新加坡，“无须刻意强调贫富差距，但必须保持机会均等”，要“让每个人都有充分发挥其最大潜力的机会”（注：陈岳、陈翠华：前引书，第65页。）。
朴正熙认为，“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立国”（注：（韩）郑在景：《朴正熙思想序说》，（韩）集文堂1992年版，第94页。），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促使并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现代化。
首先，对于经济现代化的方式，他主张采取“最大限度的自由与最小限度的计划”。他认为完全的自由经济会扩大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盲目性与资源的浪费。所以，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制定经济计划，尤其是长期发展计划，它可以使我们全部资源的合理分配成为可能”，另外，还可以对“不同工业在地区上的重新配置和投资，进行行政控制”。但是，“绝对不允许经济计划或长期发展计划抑制私人企业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应该尽量利用经过价格机制与自由竞争的长处”，“使用一些间接的手段”，诸如“税收、财政、货币和信贷”以及“关税、贸易、社会、农业、住宅、价格等”，来调节经济的发展（注：《朴正熙选集》第一卷，第232—235页。）。
其次，对于民营企业，他认为：“应当无条件的鼓励——它有权受到保护并且发展，除非它妨碍社会秩序的公正。”
第三，对于国营企业，他认为，“国营企业的存在可以干预私营企业对于市场的不法垄断，保护公众与国家的利益”（注：《朴正熙选集》第一卷，第238页。），所以，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基础工业部门，应该保持一部分国营企业。不过，“自由经济的主体最终是民营企业”（注：（韩）郑在景：《朴正熙思想序说》，（韩）集文堂1992年版，第168页。）。
第四，对于企业的群体结构，他主张建立一个以大企业为骨干、以中小企业为辅佐的经济体系。他认为：“不能否认在很多工业领域中小企业所具有的独立活动的能力”，但“规模化经营具有很多有利条件，这是不可否认的”（注：《朴正熙选集》第一卷，第237页。）， 大企业在资金、技术方面拥有优势，有条件利用国际最新技术，国际竞争力强，所以朴正熙决定韩国的工业化以大企业为龙头展开。
第五，对于吸引外资，朴正熙主张“政府要全力以赴”（注：《朴正熙选集》第二卷，第85页。），因为外资可以带来韩国现代化紧缺的资金、技术，可以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是比较便捷的经济发展途径。他说：“导入必要的外资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是政府的既定方针”，“要确立一个多边外资导入体制，不仅要致力于量的导入，更要注重质的提高”（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168页。）。
第六，对于农业现代化，他主张：“政府应把农业的现代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作为最迫切任务。”为此，要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改革农业耕种和管理方法，推广农业机械的使用，鼓励多种经营，开拓海外市场，实施农村工业化等等（注：《朴正熙选集》第一卷，第241—244页。）。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的经济现代化方案，相互间也存在着某些不同。
第一，着眼点不同。大久保的方案注重营造一个经济发展的环境，李光耀与朴正熙则更着眼于发展，这是因为大久保时代的日本，现代经济毫无基础，民众对现代经济的运作也不太熟悉，而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与李光耀当政时的新加坡，由于日本与英国经营多年，已经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二，对待外资的态度不同。李光耀与朴正熙对于吸引外资，态度积极，大久保则很少提起，这是因为大久保时代，国际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资本输出的地步，引进比较困难，另外，当时殖民主义势力对后进国家正以经济渗透的方式进行侵略，日本对此尚有戒心，所以，后来日本的资本主要靠内部积累。
第三，方案的内容不同。比如大久保与朴正熙的方案中都有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新加坡由于是城市国家，李光耀的方案中就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在劳资关系以及方案的系统性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不同。
但尽管有上述区别，基本方针还是一致的。
第一，他们都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大久保认为工业发达与否决定一个国家民众的贫富与物产的丰富程度，决定国力的强弱；朴正熙认为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工作的关键；李光耀则认为只有工业化，小国寡民的新加坡才能生存下去，并兴旺发达。
第二，他们都选择了一条民营主导型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大久保的“殖产兴业”的内容主要是“殖民产、兴民业”，积极鼓励、扶植民众从事现代工商业；朴正熙认为民营企业是韩国经济的主体；李光耀也把扶植民营工商业的发展作为新加坡经济的重心。至于国营企业，大久保与李光耀都明确指出效率低下，缺乏竞争意识与灵活性，与民争利，不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他们也没有绝然否定国营企业在某些领域的积极作用，朴正熙认为国营企业的存在，可以调节市场秩序，大久保认为国营企业可以起到诱导、扶植民众从事实业的示范作用，李光耀认为在民众不能独立经营并稳健发展的领域，国营企业的存在还是必要的。所以，他们的经济发展方针应该说是以民营为主体，以国营为辅佐。
第三，他们都主张在政府的计划扶植之下，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诱导、扶植民众，自上而下地展开经济现代化活动。大久保认为日本民众现代意识淡薄，“因循古来之陋习”（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5卷，第46—47页。），必须由国家有计划地诱导、扶植，才能促使民众积极从事现代工商业；朴正熙认为国家计划可以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可以调动整个国家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现代化工作当中；李光耀认为国家的扶植与引导，有利于新兴幼稚产业的壮大以及整个经济布局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成熟之后，国家就要减少干预，转入裁判员的角色。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他们领导各自的国家展开了现代化运动。
三 经济现代化活动
大久保在1872年主政以后，由他亲自挂帅的内务省就成为殖产兴业的指挥中心，在农牧业方面，采取了减税、垦荒、设立农作物试验基地与农校、创办种畜场等措施；在商贸方面以先官督商办、尔后转归民办的方式，在资金与政策等方面扶植“三菱”公司，政府只对其帐目与成效定期进行检查，其它方面均由业主自理。一直到“三菱”公司成长壮大，才终止资助与监督。除此之外，政府又以同样的形式组织了一家专门从事输出的外贸公司。在工业方面，大久保将兴业重点转往见效快、利润高的轻纺工业、尤其是缫丝业，兴建了若干官营模范工场，以便为民营企业培训员工，并提供技术等方面的帮助。在金融业方面，为了从资金方面支持民众的兴业活动，大久保政府颁布银行条例，鼓励民众设立银行，以集中社会上的游资。在开阔民众的眼界方面，大久保主持设立了“东京博物馆”，筹组了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览会，并准备参加美国的世界博览会，以便使日本走向世界。尽管大久保在1878年便遇刺身亡，但他的努力已为日本经济现代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1878年，日本就开始了金融领域的投资热，1881年，就发生了起自纺织领域，尔后遍及各业的工业革命，到90年代，日本就基本上完成了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工作（注：见拙著：《大久保利通的经济近代化思想》，《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
新加坡1959年独立后，李光耀便迅速成立了经济开发委员会，连续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主要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重点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执行结果，新增工厂 500家，而原来新加坡只有531家工厂，GNP年平均增长率为7%， 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由于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发展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为此开辟裕廊工业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完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促进出口；成立新加坡发展银行，为国内企业以及外国投资商贷款；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劳动力水准等等。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4%。进入70年代以后， 新加坡又制定了1971—1980年经济发展十年计划，主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淘汰后进产业，实行产业升级。为此，政府取消了对低等工业的优待，并加以限制，促使工业向机械、电子仪器和微型轴承等高级工业方面转移。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为9%，人均收入达到4600美元，产业结构大体上达到了现代发达国家的水准，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基本实现。80年代以后，李光耀政府又制定了1981——1990年经济发展十年计划，目标仍然是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为6.3%，人均收入达到1.1万美元（注：陈岳：前揭书，第65—89页； 另见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进入90年代以后，增长势头依旧不减，目前人均收入已超过英、法，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朴正熙政权建立以后，立即成立了掌管经济现代化工作的经济企划院，由内阁唯一的副总理负责，从1962年起，连续实施五年计划。“一五”计划（1962——1966）主要目标是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但在后半期转为“出口导向”。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为7.8%，出口总值由1960年的3280万美元增长到2.503亿美元。“二五”计划（1967 ——1971）主要发展“出口导向”产业，在行业配备上，重点投资重化工业。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为10%，出口增加到11.3亿美元。 “三五”计划（1972—1976）主要目标仍然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重化工业，同时开展农村现代化运动。执行结果，GNP 年平均增长率为 10.20%，出口总额达78亿美元，农民的收入在1975 年赶上了城市居民。“四五”计划（1977——1981）主要任务同“三五”计划相似。头两年执行顺利，GNP年增长率分别为10.3%和11%，1979 年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有所下降，但仍然有6.4%的增长率。这样，从1961 年“5.16”到1979年底朴正熙遇刺，短短18年内，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3亿美元上升到579.2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9.6%，人均GNP由82美元上升到1546美元，产业结构也基本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韩国的经济现代化工作全面完成（注：张世和：《战后南朝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57页；扬永骝：《南朝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219页。）。
大久保、朴正熙、李光耀所领导的经济现代化运动，由于时代与国情的不同，相互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大久保时代，整个世界还处于自由经济阶段，因而大久保尽管对经济发展进行了计划扶植，但方案比较笼统。到本世纪二战以后，政府计划、国家干预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因而李光耀与朴正熙的方案就比较明确具体，对经济干预力度也明显加大；大久保时代，日本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水准不高，因而大久保注重轻纺工业。韩国由于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再加上当时的冷战局势，因而朴正熙注重重化工业。李光耀鉴于新加坡小国寡民，资源贫乏，因而以瑞士为榜样，注重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大久保由于执政时间短暂，只有5年，因而主要着眼于为经济现代化创造条件，直到他死后3年，日本才开始经济腾飞。朴正熙执政18年，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执政，至今尚在，再加上两国都有一定的现代经济基础，因而在当政期间，就全方位地启动了工业化步伐，而且连续实施产业升级，最后彻底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另外在外资的引进方式以及成效、水准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总体而言，在基本特征上是一致的，即都属于政府主持下的、以民营为主体的现代化运动。另外，时间短，速度快，基本上都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经济转型工作。
综上所述，尽管大久保、朴正熙、李光耀的经济现代化思想彼此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基本方针与策略都是一致的。他们所在的三个国家的国情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面临着摆脱贫穷与落后、走现代化之路的任务，再加上三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等因素，从而导致他们的经济现代化方针，共性大于个性。他们都认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各项工作的核心，都主张以民营为主体、以国营为辅佐，在政府的计划扶植之下，自上而下地开展经济现代化活动。在他们强有力的领导下，三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