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馆阁之校勘经部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部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宋馆阁在校理经部书方面多有建树，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一些特点，且对我国经部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迄今尚未见有专门论述此问题的文章。
本文所论为宋代馆阁以校勘为主要目的的整理活动，因此如《类篇》的修纂过程中，虽亦有“委掌禹锡、张次立同加校雠”（注：《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以下略作《通考》。）卷一八九《经籍考》。）然因其目的在修纂而非校勘，故本文不论。
两宋曾多次综校四部之书，其中自然也有经部书，然因其目的不是专为校经书，故本文亦不计算在内。
一
北宋年间馆阁校经部书共计十次，而始于太祖朝之“开宝校《释文》”：建隆三年，“判监崔颂等上新校《礼记释文》。开宝五年，判监陈鄂与姜融等四人校《孝经》、《论语》、《尔雅》释文，上之。二月，李昉、知制诰李穆、扈蒙校定《尚书释文》，……诏并刻板颁行。”（注：《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12月版）卷四三“开宝校《释文》”条下。其中校《尚书释文》又见《玉海》卷三七。）这次校勘是接续后周时期的校勘：“周显德中（二年二月）……《易》、《书》、《周礼》、《仪礼》四经释文，皆田敏、尹拙、聂崇义校勘，自是相继校勘《礼记》、三传，……并拙等校勘。”（注：《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12月版）卷四三“开宝校《释文》”条下。其中校《尚书释文》又见《玉海》卷三七。）由于宋太祖是“黄袍加身”而得天下，未经过大规模的血腥征战，故此虽已改朝换代，宫廷中的校勘活动仍能得以延续。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凡三十卷，释今十三经中除《孟子》之外的十二种，以及《老子》、《庄子》，共十四种。而开宝年间所校的《释文》，因是接续之作，所以仅校了《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和《尚书》五种。
第二次为太宗朝之详定《玉篇》和《切韵》：“（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丁亥，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以下略作《长编》。）卷一八。其中“（五人）”为据《玉海》卷四五所增。又《玉海》载此事之日期为“二年六月丁亥”，然是年六月为辛卯朔，无丁亥，《玉海》显误，故今从《长编》。又《长编》于此条下有小字：“《艺文志》载：鄂等重详定《篇》、《韵》在雍熙中，与《本纪》、《实录》不同，恐《志》误也，今不取。”本文亦从《长编》。）其结果则未见史载。
第三次为雠校《说文解字》：“（雍熙三年）十一月乙丑朔，（徐）铉等上新定《说文》三十卷……上称善，遂令模印颁行，各赐器币有差。”（注：《长编》卷二七。）参加者则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注：《通考》卷一八九《经籍考》。）。
这次雠校，不但“模印颁行”为太宗所令，而且其发端即出自“圣意”：“上留意字学，以许慎《说文》差谬，学者无所依据，乃诏右散骑常侍徐铉、著作郎、直史馆句中正等精加雠校。”（注：《长编》卷二七。）这次雠校的过程，在徐铉为《说文》所作的序中有详细记述：“……乃诏取许慎《说文解字》，精加详校……A、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B、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皆附益之，以广篆籀之路……C、其间《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讹变者，则具于注中：D、其有义理乖舛、违戾六书者，并列序于后，俾夫学者无或致疑……E、又许慎注解，词简义奥，不可周知。阳冰之后，诸儒笺述有可取者，亦从附益；F、犹有未尽，则臣等粗为训释，以成一家之书。G、《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孙愐《唐韵》行之已久，今并以孙愐音切为定，庶几学者有所适从焉。”（注：《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卷四四一《徐铉传》。文中之“A、B、C……”为笔者所加。）
以上七项整理措施，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补充，即A、B两项，A项为以本校法校其“漏落”而“补录”之；B项为“附益”当时认为重要的内容。第二类为注释，即C、D、E、F四项，其中C项是将当时与《说文》所载不同的“讹变”之字在注中标出；D项笔者认为也可视为注释之一种，即指出书中“违戾六书者”，以使学者无或致疑；E项为增入他人之注；F项为徐铉等人之自注。第三类是以《唐韵》统一反切，即G项。
除徐铉所言这七项外，此次尚包括“纠正脱误”、“改易分卷”（将原书之十五卷厘为三十卷）和“在卷首增加标目”等内容。（注：参见《说文解字·前言》（中华书局1963年版）。）不难看出，其许多方面已超出一般校勘的范畴，而兼及注释、增补诸项，实为一次质量颇高的较为全面的文献整理了。
第四次为刊定《雍熙广韵》：“太宗……命（句）中正及吴铉、杨文举等考古今同异……补缺刊谬，为新定《雍熙广韵》一百卷，端拱二年六月丁丑上之。”（注：《玉海》卷四五“雍熙新定《广韵》”。又见《长编》卷三十。）《宋史·艺文志》亦载：“句中正《雍熙广韵》一百卷”。
本次“刊谬”完全由太宗发起：“上尝谓直史馆句中正曰：‘卿深于字学，凡有声无文者几何？’中正退，条为一卷以上。上曰：‘朕亦得二十余字，可并录之。’因命中正与史馆编修吴铉等撰定《雍熙广韵》。”（注：《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六月。）
第五次为校《五经正义》，对此崔颐正、孔维、李觉等人的传中皆有提及（注：各传均见《宋史》卷四三一。），然均不及《玉海》卷四三之详：“端拱元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行之。《易》则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献。《书》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献。《春秋》则维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详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诗》则李觉等五人再校，毕道升等五人详勘，孔维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四月壬辰以献。《礼记》则胡迪等五人校勘，纪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详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献。”这次雠校至此已历时七年，参加者数十人，且五经均已校过，完全可以结束了，然而“是年，判监李至言义疏释文尚有讹舛，宜更加刊定，杜镐、孙奭、崔颐正苦学强记，请命之复校。至道二年，至请命礼部侍郎李沆、校理杜镐、吴淑，直讲崔渥佺、孙奭、崔颐正校定。”（注：《玉海》卷四三“端拱校《五经正义》”。）《宋史·崔颐正传》中对李至的上言记述更详：“判监李至上言：‘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盖前所遣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周详。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崔颐正、孙奭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谬。’从之。”（注：《宋史》卷四三一《崔颐正传》。又见《长编》卷四三。）
这段上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当时（注：这段上言虽未标明年代，然李至“兼判国子监”是在淳化五年（见《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此处称李至为“判监”，故当在淳化五年或其后。下文有“咸平初”云云，故可知此上言必在太宗朝。）对“专经之士”雠校经书尚觉“未得周详”，而须由“博贯九经”者来承担此项任务。
这次校勘至此仍未完结，真宗登基后，“咸平元年正月丁丑，刘可名上言诸经板本多误，上令（崔）颐正详校。可名奏《诗》、《书》正义差误事。二月庚戌，（孙）奭等改正九十四字。”（注：《玉海》卷四三“端拱校《五经正义》”。又见《长编》卷四三。）后又更其人：“（李）沆预政。二年，命祭酒邢昺代领其事，舒雅、李维、李慕清、王涣、刘士元预焉。《五经正义》始毕。”（注：《玉海》卷四三“端拱校《五经正义》”。又见《长编》卷四三。）这次校《五经正义》，自端拱元年至咸平二年，历时达十二年之久，其间反复雠校，极度认真之状跃然纸上。
今所见之十三经，在北宋初年已有十二部，《五经正义》校竟之后，故其它七经及疏亦需校勘：“淳化五年……（李）至上言：‘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渥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从之。”（注：《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由此可见，对《五经正义》的第一阶段校勘刚结束，就开始了校七经疏的工作。后校勘人员又有增加：“至道二年，判监李至请命李沆、杜镐等校定《周礼》、《仪礼》、《礼记》《谷梁传》疏，及别纂《孝经》、《论语》正义，从之。”（注：《玉海》卷四一“咸平《孝经》、《论语》正义”。此处标题之“语”原作“记”，据下文改。）增加之人还有：“又引吴淑、杜镐检正讹谬，至与李沆总领而裁处之。”（注：《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
这次校勘也一直延续到真宗初年：“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祭酒邢昺代领其事，杜镐、舒雅、李维、孙奭、李慕清、王涣、崔渥佺、刘士元预其事。凡贾公彦《周礼》、《仪礼》疏各五十卷，《公羊》疏三十卷，杨士勋《谷梁》疏十二卷，皆校旧本而成之。《孝经》取元行冲疏，《论语》取梁皇侃疏，《尔雅》取孙炎、高琏疏，约而修之，又二十三卷。”（注：《玉海》卷四一“咸平《孝经》、《论语》正义”。文中“王涣”原作“王焕”，据《玉海》卷四三改。）“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及直讲崔渥佺表上重校定《周礼》、《仪礼》、《公》《谷》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赐宴国子监，加一阶，余迁秩。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于是九经疏义具矣。”（注：《玉海》卷四三“咸平校定七经疏义”。又见《麟台故事》（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续编》本。以下略作《麟台》）卷二、《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这次校勘自淳化五年五月以后至咸平四年九月，历时约七年；其特点是在校勘经书疏的过程中同时选定了最佳的疏义。至此，宋以前形成的十二经及注、疏已全部校雠完毕，且皆刻板颁行。
第七次在真宗景德二年：“九月辛亥，命侍讲学士邢昺与两制详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文字。”（注：《玉海》卷四三“刊正四经”。又见《麟台》卷二。）其原因为：“先是，国子监言群经摹印岁深，字体误缺，请重刻板。因命崇文检详杜镐、诸王侍讲孙奭详校。至是毕，又诏昺与两制详定而刊正之。”（注：《玉海》卷四三“刊正四经”。又见《麟台》卷二。）其中《尔雅》的摹印颁行在仁宗年间：“天圣四年五月戊戌，国子监请摹印（陆）德明《（尔雅）音义》二卷颁行。”（注：《玉海》卷四三“开宝校《释文》”。）故而本次乃对以往校勘的复校。
第八次为：“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依九经例颁行。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为《大宋重修广韵》。”（注：《玉海》卷四五“景德校定《切韵》”。又见《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一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大宋重修广韵》书前有景德四年与大中祥符元年之敕文，要求对此书“特加刊正”和“校雠增损，质正刊修”。其原因为：“先以举人用韵多异，诏殿中丞邱雍重定《切韵》。”（注：《玉海》卷四五“景德新定《韵略》”。又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版。以下略作《崇儒》。）四之四、《麟台》卷二。）
同时又有：“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诏颁行新定《韵略》，送胄监镂板。”“《崇文目》：雍撰《韵略》五卷，略取《切韵》要字，备礼部科试。”（注：《玉海》卷四五“景德新定《韵略》”。又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版。以下略作《崇儒》。）四之四、《麟台》卷二。）
由此可见，本次校勘产生了两部书，一为邱雍所校定之《切韵》，后更名为《广韵》；一为邱雍根据《切韵》摘编的《韵略》，此书则成为科举考试之用书，校后亦即镂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广韵》一书曾多次更名：“所谓《广韵》，则隋仁寿初陆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仪凤、后郭知元等又附益之，时号《切韵》。天宝末……孙愐……复加刊正，别为《唐韵》之名，在本朝太平兴国及雍熙、景德，皆尝命官讨论。大中祥符元年，改赐新名曰《广韵》。”至仁宗宝元二年重修此书，“赐名《集韵》”（注：《通考》卷一八九《经籍考》。）。仅此处所载，就已五更其名了。
第九次为大中祥符年间：“三年二月己酉，太常博士邱雍上《篇韵筌蹄》三卷。六年九月，学士陈彭年、校理吴锐真、集贤院邱雍上《准诏新校定玉篇》三十卷，请镂板，诏两制详定改更文字。”（注：《玉海》卷四五“祥符新定《玉篇》”。又《通考》卷一八九《经籍考》为“吴锐”，故疑《玉海》“锐”后之“真”为衍字。）可能是“详定”非常认真之故，“镂板”工作迟至整整七年后才完成：“天禧四年七月癸亥，板成，赐雍金紫。”（注：《玉海》卷四五“祥符新定《玉篇》”。又《通考》卷一八九《经籍考》为“吴锐”，故疑《玉海》“锐”后之“真”为衍字。）盖因如此，王应麟才未依《崇文总目》将此书著录为“重修”，而将其录为校定。
《篇韵筌蹄》为邱雍“编通俗文字而成”（注：《玉海》卷四五“景德新定《韵略》”。），王应麟将它置于《新校定玉篇》之前，盖为表明《新校定玉篇》汲取了《篇韵筌蹄》的成果。
第十次在大中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诗》重刻板本，仍命陈彭年、冯元校定。自后九经及《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注：《玉海》卷四三“刊正四经”。其中之“增损”原作“增价”，据上下文义改。）重校延续至天禧元年：“九月癸亥，诏国子监：群书更不增损。”（注：《玉海》卷四三“刊正四经”。其中之“增损”原作“增价”，据上下文义改。）真宗朝不仅校勘了当时的全部经书，而且对经书的校定还不止一次。
南宋校经书仅两次。对第一次校勘的记载见于高宗绍兴六年：“……朱震先奉指挥，准中使降出崔子方《春秋经解》一十六册，令震校正……”（注：《朱震札子》，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版，前言为1987年8月）本之《春秋经解》书前，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一○四绍兴六年八月辛丑条下。）至八月“六日，翰林学士……朱震言：‘奉诏……校正崔岩上祖先子方著《春秋经解》，乞与推恩。’诏岩补上州文学。”（注：《崇儒》五之三二。）本次仅校经部书一种。今存之《春秋经解》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裒辑成编”者（注：《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卷二七。），故《四库总目》未言及本次校勘情况。
第二次则在孝宗年间：“淳熙《礼部韵略》五卷。元年，国子监言：‘前后有增改删削及多舛误。’诏校正刊行。”（注：《玉海》卷四五“景德新定《韵略》”。）本次亦仅校书一部。
二
若想对宋代经部书校勘做出恰当评估，就需对宋以前的状况作一回顾。
从对四部之书进行校勘的角度观察，宋代以前对经部书的校雠远胜于对史、子、集部。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典日益受到尊崇。为准确理解经典内容，首先就要保证经书文字的正确，故而自汉代始，对当时的五经就进行了多次校勘，如西汉成帝年间，著名的向、歆父子校理群书时，曾“诏（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卷三六《楚元王传》。），以及“尹咸……与（刘）歆共校经传”（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卷三六《楚元王传》。）。东汉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乙亥”，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卷五《安帝纪》。）至顺帝时，则于“永和元年，诏（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后汉书》卷二六《伏无忌传》。）“元嘉中，成。”（注：《玉海》卷四三“汉校定中书《五经》”。）这次校定历时达十五年。
宋以前历代政府曾数次镌经于石。铭刻经书的主要原因就是“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贻］误后学。”（注：《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而一旦刻于石，就将流传千载，因此每次雕凿之前，都要进行认真的校勘。如东汉灵帝时，“（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注：《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此即著名的“熹平石经”，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镌经于石。
北魏时，又于“正始中，立三字石经。”（注：《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卷三六《卫恒传》。）是为“正始石经”。至晋代，则有国子祭酒裴頠 “奏修国学，刻石写经。”（注：《晋书》卷三五《裴頠传》。）
唐朝文宗之时，宰相郑覃“以经籍刓缪，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巨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石太学，示万世法。诏可。”（注：《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卷一六五《郑覃传》。）至开成二年十月“癸卯……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注：《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卷十七下《文宗纪》。）
由于有这些石经，因此，“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注：《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卷五五《刘芳传》。）“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注：《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这进一步证明：镌刻石经前必然经过极其认真的校勘，故而石经才能成为统一经书文字、平息争论的标准。
除上述之外，唐代还有专门校正经部书的活动：“帝（唐太宗）尝叹五经去圣远，传习渐讹，诏（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多所厘正。”（注：《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至贞观七年“十一月丁丑，颁新定五经。”（注：《旧唐书》卷三《太宗纪》。）又如：“（唐代宗）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司业，始详定五经……考古今之文。”（注：《玉海》卷四三“唐壁经”。）
至五代时期，亦有专门校正经书的活动：“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令国子监校正九经，以西京石经本抄写，刻板颁天下。四月，命马镐、陈观、田敏详勘。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经及《尔雅》……板成，判监田敏上之。”（注：《玉海》卷四三“后唐九经刻板”。）
将宋代校勘经书的状况与前代相比，则可发现如下一些特点：
一为校勘的认真程度远远超越前代。如上所述，宋以前对五经已雠校多次，然而宋太宗仍不惜人力物力，组织数十名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校勘，且对每一经及“正义”都要分三步进行，而后又命“博贯九经”的学者“重加刊正”。即便如此，真宗时仍不满意，又复校之。对其它七经及“疏义”的校勘亦如是。如此反反复复雠校，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二为校勘规模远过前代。从上述不难看出，以往校勘时，参加者可载入史册的仅四、五人，如《玉海》所载唐文宗朝刻石经前的校雠：“（郑）覃乃表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是正其文，刻于石。”（注：《玉海》卷四三“唐石经”。）而前述宋代第五次校勘，仅《玉海》中所记，已有数十人之众！第六次见于史册者亦有二十人左右。有如此多的学者参与校勘经书，这在宋以前尚未见有。
三是校勘时间长，且有的跨越两代帝王，乃至两个朝代。上文所言东汉顺帝时的校定历时十五年，然所校为“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即当时各方面的书籍。而专门校勘五经（及“正义”）达十二年之久者，宋以前尚未见有。
此外，前述之宋代第五、六两次校勘，皆始于太宗朝而毕于真宗朝；而第一次校《释文》，更是接续后周之作。这种帝王更替而雠校不辍的情况，乃至改朝换代后校雠仍延续的状况，宋以前皆不多见。
四为校勘经书后立即大规模刻印。刻印经书宋以前已有，如上述之后周即为其例。然象宋代这样几乎每次校勘后皆“镂板行之”，从而形成很大规模，却是前代所无的。真宗年间君臣的一段对话对此有生动的反映：“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邢）昺经板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注：《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此处仅言经书书板，就已从“不及四千”发展到“十余万”，增长了约三十倍，由此不难推想宋代经书及其注疏之刊刻，必远远超过以往的规模。
五为特别注重注疏的校勘。这点亦颇为突出。如前述第一次所校即为《经典释文》，第五次为《五经正义》，第六次又为“七经疏义”。其原因从以往校勘的状况中不难寻觅——宋以前已多次将经书刻于石，且唐开成石经已达九部，因此至宋初时，经书本文的谬误相对较少，而注疏中的讹舛则突现出来，从而自然成为宋代校勘的重点。邢昺于真宗年间的一席话就明确指出：“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注：《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从“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到“士庶家皆有之”，且“经、传、正义皆具”，正是北宋初年注重注疏的校雠（及刻印）之功效。
六为宋代馆阁校勘与“小学”的互动，亦颇引人注目。中国古代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称为“小学”，这三学在宋以前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们为高质量的校勘奠定了坚实基础。宋代馆阁校勘一方面充分运用前代的“小学”成果，一方面又很重视校理“小学”之书，如“详定《玉篇》、《切韵》”、雠校《说文解字》、校定《广韵》等；又数次校《尔雅》；且当时反复校勘的经书注疏中亦富含“小学”资料。这些宋初的校勘工作，伴之以刻板颁行，大大推动“小学”成果广泛传播，为其后的校勘创造了良好条件。
可见，馆阁校勘与“小学”成果两者互相促进，在宋代形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无论是对校勘学、还是对“小学”的进展，皆颇有裨益。
宋代馆阁校经部书在诸多方面超越前代，究其原因，除北宋政局稳定、经济高度发达、文化事业繁荣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两点：
其一为印刷术的广泛运用——这是宋代校勘空前繁兴的最直接动因。唐代虽已发明印刷术，然尚未普遍使用。五代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为宋代的刻书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宋代已具备了大量刊印书籍的各种条件，而镂板之前自然希望尽量减少书籍中的错讹之处，由是经部书的校勘远胜于前。
由此亦可见：某些重大的科技发明对文化事业有何等巨大的推动力！
其二为帝王的高度重视。北宋诸帝之重视文化，史不绝书，太宗尤甚，《玉海》、《长编》等诸多古籍以大量篇幅记述了他的有关事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好恶，也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校勘事业。如上述第三次校《说文》、第四次校《雍熙广韵》，都是因宋太宗特别“留意字学”而亲自下令校雠的。正是在帝王的直接关怀下，宋代之校经部书才得以空前发展。
三
将南宋校勘与北宋加以比较，又可发现一些问题，主要如下：
其一为次数大不如前。北宋即使不计雠校《孟子》的次数，已有十次之多，而南宋仅两次，为北宋的五分之一，相差甚远。若从校四部书的比重来看，北宋九朝总计校书近60次，校经书的十次约占六分之一；而南宋校书共计18次，经书仅占九分之一，亦不及北宋。
其二为校勘总量亦大不如前。南宋所校经书不但仅两种书，且一种16册，一种才5卷，合计字数仍甚少。而北宋对经及注疏反反复复雠校，其中仅《五经正义》就达“百八十卷”，所校“小学”之书亦卷帙颇丰，故其校勘总量远远超过南宋。
其三，所校之书的重要性与北宋不可同日而语。北宋校勘的十次中，五次为当时已有的十二经及注疏，其余五次则为《说文解字》、《广韵》（含《切韵》、《韵略》）及《玉篇》等。十三经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在“小学”书中，《说文解字》、《广韵》等也是最为重要的文字、音韵之书，至今都是研究文字学、音韵学的必读书。然南宋所校，《春秋经解》已非后世《十三经注疏》所选，《礼部韵略》在音韵学史上亦无足轻重。
其四为校勘的计划性远不及北宋。北宋在前代多次校十二经的基础上，不但对经文本身仍反复校雠，而且更重点校勘了十二经的注和疏，表现出很强的计划性。而南宋所校仅两种书，实无计划性可言。
其五，在复校方面相差远甚。前文所述北宋之第五次校勘中，每部书都要经过三大步骤，即至少两次复校；第六次亦提及“重加雠校”；而第七、十两次，则完全是复校；第九次校《玉篇》，也相当于第二次的复校。因此可以说，北宋的经部书校勘中，一多半都是复校——由此更可见其认真程度。而南宋的两次毫无复校可言。
其六为刻印状况不如北宋。北宋十次校经，仅第二、第四次未提及镂板，其余几次校勘后皆立即“刻板颁行”，第六、七、十这三次更是为“刊刻”或“重刻板”才进行的。而南宋两次中，仅“刊行”一次。
从上述六方面不难看出南宋对经部书校勘的忽略程度，究其原因，至少有三：
一为军国大事的影响。翻开任何一种通史性著作，南宋时期的标题均由一连串的对外战争、和议与国内农民起义所组成，而其它事件的条目仅占很小比重，足见南宋时期的外患内忧达到了何等程度。北宋诸帝一向以“右文”标榜，然真宗亦曾明确指出：“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注：《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至南宋，高宗则不得不发出“朕遭多难，方右武之时……”的哀叹（注：《崇儒》四之二五。）。南宋臣僚奏议中，大量篇幅用于讨论如何抵御外侮（注：参见《历代名臣奏议》中之南宋奏议，及《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长篇引述的真德秀奏章等。）。校勘古书本非国家急务，在重重外患内忧的逼迫之下，君臣又怎么可能对校勘投入很多关注与热情呢？
二为前代对校经部书已作了大量工作。如上所述，太宗、真宗二朝对前十二经及注疏已反反复复雠校，《孟子》也已校过两次（详见下文），而且在宋以前，官府对经部书的校雠远胜于对其它各部书，因此相对其它未校之书而言，经部书校勘的紧迫性要稍差一些。
三为学术风气的影响。仁宗庆历前后，是北宋学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段。此前学术思想基本上延续前代，继承者多，创新者少。至庆历年间，学术风气明显转变，疑经惑古思潮大兴，理学迅猛崛起，这一深刻变化必然影响到学术界各个领域，从上述看，也极为直接地影响到馆阁校勘——校勘的对象是古书，目的是扫清古书中的各种错讹，以便更好地向古人学习。庆历前的学风重在继承，自然就要校勘大量古籍；至“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注：《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引自《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学者的兴奋点转向创新，校勘的频率亦随之明显下降——如北宋时期若以庆历为界，则此前校勘经部书达10次，而其后则为0次！
至南宋，理学继续发展，经书校勘仍难以象北宋初年那样受到重视，故而亦大不如前。
四
宋代校经对我国经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是对十三经的最终形成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方面有两点，一为提高《孟子》的地位，使之最终成为经书。
北宋年间曾两次校《孟子》，一次在真宗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诏国子监校勘《孟子》，直讲马龟符、冯元说□，吴易直同校勘，判国子监龙图阁待制吴爽、都虞员外郎王勉复校，内侍刘崇超领其事。”（注：《崇儒》四之四。）此次校勘之中，“孙奭等言：‘《孟子》有张镒、丁公著二家撰录。今采众家之长，为《音义》二卷。’是年四月以进。”（注：《玉海》卷四三“景德校诸子”。）真宗又“诏两制与丁谓看详”（注：《崇儒》四之四。），至“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义》。”（注：《玉海》卷四三“景德校诸子”。）
另一次在仁宗朝：“景祐二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国子监颁行。”（注：《麟台》卷二。其中“景祐二年”原为“景祐一年”，据《玉海》卷四三、《长编》卷一一七改。）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真宗朝的校《孟子》，《玉海》非常明确地将其列入“景德校诸子”条下：而记仁宗朝的校勘时，《麟台故事》则将《孟子》列于《前汉书》之后。由此不难看出：在真宗、仁宗朝，《孟子》仍未正式列为经书。
对于《孟子》何时入经部，学界中有不同看法，如杨伯峻先生提出：“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注：《孟子译注》的《导言》，中华书局1963年5月版。又宋代石经成于仁宗朝，而始于后蜀：“石室十三经，孟蜀所镌，故《周易》后，书‘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传至皇祐初方毕，故《公羊传》后，书‘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玉海》卷四三“宋朝石经”。）后面开列的十三经的名称，与今之十三经完全相同。）蒋伯潜先生则认为：“南宋孝宗时，朱子……又作《论语》、《孟子》二书集注，定为四书……本列子部之《孟子》，乃从此一跃而入于经部。”（注：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八编第一章。）但在同一段文字中，蒋先生也提及“蜀石经”和“宋太宗翻刻之……是朱子定四书以前，《孟子》已正式列入经部矣。”
对此问题，笔者同意周予同先生的看法：“从唐朝开始，一直到南宋，《孟子》由子部上升为经部……这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注：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第四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周先生还将自唐代宗至元仁宗的五百五十余年间，有关《孟子》的重大事件开列了七项，从而勾勒出这一“缓慢过程”。
而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上述北宋的两次校勘，对提高《孟子》的地位、并使之最终成为经部之书，从而对十三经的最终形成，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为对十三经之注疏的确定，意义重大。如前引邢昺所言：宋以前经书的传播基本上靠手抄，因此“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宋太宗、真宗两朝对《五经正义》进行了反复雠校，并立即“镂板行之”，这对于《五经正义》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清代阮元编定《十三经注疏》时，五经的注和疏均出自《五经正义》。
而真宗朝校其它七经时，所确定的“贾公彦《周礼》、《仪礼》疏各五十卷……杨士勋《谷梁》疏十二卷”，亦为《十三经注疏》所选中。
《十三经注疏》中其它三经：《论语》、《孝经》、《尔雅》的疏，皆为宋人邢昺所作，而真宗时邢昺恰恰曾“详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文字”，可见此三经的疏亦与宋代校勘有关。
综上：清代编定的《十三经注疏》中，至少有八种疏（和五种注）与宋代校勘直接相关，其余有三种疏很可能也是北宋校勘之后的产物。
其次是对“小学”之书的校勘，在这些书籍的发展史上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说文解字》虽在唐代经过整理，然多有改窜：“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今之为字学者，亦多从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贱目也。”（注：《宋史》卷四四一《徐铉传》。）乃至后来徐铉之弟徐锴“作《祛妄篇》……驳李氏臆说五十多条。”（注：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P3，语文出版社，1988年9月版。）这种“自为臆说”的作法，实为校勘之大忌。
宋代徐铉的校定，充分注意到李阳冰“颇排斥许氏”的情况，而“备加详考”、“精加详校”（注：《宋史》卷四四一《徐铉传》。），这些努力对恢复《说文解字》的原貌无疑是有裨益的。
后世清代学者孙星衍、陈昌治对此书均有校勘，且所据者皆为徐铉校本（注：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P3，语文出版社，1988年9月版。）。而今流行之中华书局本“即以陈昌治刻本为底本”（注：参见《说文解字·前言》。）。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北宋这次整理与刻印，《说文解字》才得以流传至今。
《玉篇》为梁朝顾野王所撰，三十卷，今流行之《宋本玉篇》的朱彝尊序称：“顾氏《玉篇》本诸许氏，稍有升降损益。”（注：《重刊玉篇序》，见《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93年9月版。）说明该书是与《说文解字》相仿的字书；“除可供研究字形、训诂使用外，由于它注有反切，还可作为音韵书来使用……成书仅比《切韵》早四十年。”（注：东北师大古籍所辞书编辑室：《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版。）。
《玉篇》成书后，曾有人对其进行整理：“迨唐上元之末，处士孙强稍增多其字；既而释慧力撰《象文》，道士赵利正撰《解疑》”（注：《重刊玉篇序》，见《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93年9月版。）。而前述北宋大中祥符六年的整理，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多有增补：“至宋陈彭年、吴锐、丘雍辈又重修之，于是广益者众。”（注：《重刊玉篇序》，见《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93年9月版。）
玉篇清刻本的“开雕”，是以从“毛氏汲古阁”“借得”的“宋椠（唐）上元本”为底本的，这样作似乎对本文所述之宋代两次校勘的成果，未予汲取。然而在其“开雕”之前，曾有“雠校之勤，不舍晨暮，并取《系传》、《类篇》……诸书，推源析流，旁稽曲证，逾年而后成书。”（注：《重刊玉篇序》，见《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93年9月版。）其中的《系传》，当为徐锴所著之《说文解字系传》，而《类篇》则恰恰是从《玉篇》发展而成的：“今修《集韵》，增字既多，与《玉篇》不相参协。请将新韵增入，别为《类篇》。”（注：《玉海》卷四五“治平类篇”。）“自《集韵》、《类篇》列于学宫，而《广韵》、《玉篇》微矣。”（注：《通考》卷一八九《经籍考》。）由此可见，清代学者的“雠校之勤”，仍是在宋代校勘的基础之上完成的。
可见，正是由于宋代的整理与刊刻，清代才得以对此书“推源析流，旁稽曲证”，《玉篇》也才得以流传至今。
音韵书在宋代亦有重大发展。上文所述太宗朝之“详定”《切韵》，真宗朝之再次“校定”，至仁宗朝又重修：“景祐初，宋祁、郑戬建言：‘见行《广韵》……繁省失当，有误科试，乞别刊定。’……书成，赐名《集韵》。”且“《切韵》、《广韵》皆不如《集韵》之最详。”（注：《通考》卷一八九《经籍考》；又见《玉海》卷四五“景祐《集韵》”。）然以今人眼光观之，《广韵》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集韵》、《类篇》而降，字数虽有增益，然率多变体俗书，增犹不增也。故《广韵》实为承前启后之中心字典。”（注：沈兼士：《广韵声系·编辑旨趣》，辅仁大学发行，1945年。）“凡是学习和研究汉语音韵史的人，无不以《广韵》作为主要依据典籍。”（注：严学宭：《广韵导读》第一章，巴蜀书社，1990年4月版。）这是《广韵》至今仍广为传播的原因。
由此可见：宋代的“详定”、“校定”，对我国音韵书的发展，亦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宋代（主要是北宋）馆阁校勘事业的空前繁荣，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境内政局稳定，境外“四方无事”，经济高度发展，高层领导重视等诸多因素，缺一不可；而重大的科技发明，也常常会给文化事业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对今天校勘事业的发展，仍然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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