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志香[1]2004年在《媒介舆论的道德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和挑战,媒介舆论道德评价的重要性得到高度重视。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式,媒介舆论具有自主性、倾向性等特点,其道德评价和一般舆论的道德评价也有所不同。本文分析了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媒介舆论的道德评价的新特点:媒介舆论的道德评价在内容上从纯伦理和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评价方式上,开始了由软性道德(如人格道德、规范道德等)评价向硬性道德(如制度道德等)评价的转变;道德评价的标准从以前一律以盛德为标准,到现在则划分为叁个层次:盛德、美德和常德。这些特点都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性,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受到社会环境和媒体本身各种因素的制约,媒介舆论的道德评价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多元道德的存在导致我们当前媒介舆论的道德评价思想混乱;非道德主义在我们当前媒介舆论中泛滥;媒介舆论的道德评价还和其他社会评价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冲突。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应该从政府、媒体两个方面着手解决,从资本和媒介自律方面加强控制,使媒介舆论的道德评价在媒介和受众的互动中走向升华,起到引导我国道德价值取向的功能。
谢加书[2]2006年在《浅论媒介舆论对道德建设的积极影响》文中认为媒介在现代生活中影响深远,文章主要探讨了现代媒介舆论促进道德建设的方式,指出在陌生人社会中媒介舆论通过道德舆论监督、道德评价,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整合和净化,进行舆论引导,鞭挞落后的旧道德,倡导先进的新道德,展开民主、平等的道德交流方式,影响受众道德的知、情、意、信、行等,促进道德素质的巩固和提高。
李东莹[3]2006年在《道德舆论与多元价值的融通》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我国社会已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了作为上层建筑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加上外来文化观念的冲击使我国传统的一元化道德观的解体。在出现了许多非道德主义，诸如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流氓意识等观念。在这样拥有多元化的道德观念的社会中，作为舆论引导者的大众传媒面对这种情况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化以及道德舆论的作用的研究，分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媒体对于道德舆论引导的新特点。由于技术的发展，大众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传播媒介额来获取信息，媒介对道德舆论的引导也从单一的宣传方式向全方位发展。舆论导向也从过去的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这些特点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受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以及媒体经营机制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媒介在道德舆论引导时也出现了诸如对常德报道比例较少，媒介存在对色情、暴力的传播对儿童的误导，对事件的过分炒作，广告的混淆误导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应该从媒介报道内容及方式、从业人员自身培养以及媒介的相互协作叁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达到是媒体在对道德舆论进行引导时能够更加正确和自如。
张庆花[4]2018年在《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主义道德观不仅有社会本位内涵,而且有深厚的人民主体性意蕴。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道德观的理解过于强调前者,人民主体性内涵没有很好地得以彰显。在践行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长期坚持自上而下的集中制原则,没能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合理的机制把公民参与道德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此,从公民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核心道德观的深刻内涵,有助于我们转变传统思维理念,从根本上把握道德建设的难点与痛点,从而解决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道德观日趋呈现多元化、世俗化发展态势,公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计划经济时代倡导的重国家、重集体的道德观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与此同时,那些具有鲜明革命性、阶级性的道德宣传教育内容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原有的强制性灌输手段也越来越难以奏效了。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下,公民在获得道德选择自主权的同时,引发了社会道德失范问题,阻碍了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进程。基于此,如何发挥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公民道德践行领域的统领、协调作用,如何规范、引导、满足公民个人的日常道德生活需求,已经成为公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议题。以往,我们习惯于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理解道德,忽视了从个体需求角度来理解道德,导致我们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主体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一方面,过于强调国家和集体,把党和政府作为主体;另一方面,虽然强调人民的主体性但却被抽象地理解了,忽视了人民主体的多元性和个体性,导致社会主义道德观建设的主体是政府或者政府代替人民行使道德主体权利。因此,在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过程中,公民个体参与建构的地位和作用被边缘化了,难以真正反映普通公民的道德生活需求。实际上,道德既是一种社会精神生活需求,也是个体利益需求,我们不能完全把道德和利益割裂开来。当前推行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存在较强的自上而下性和抽象性,同公民的日常道德生活和利益需求满足存在一定脱节,其实效性和长效性难以获得保障。为了改变政府“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进入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群众原则,走群众路线,探索共建共享机制。本文尝试从公民视角重新理解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主体性、认同感、运行机制及具体路径等问题,激活公民在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中的共建共享作用,尝试建构以政府为引导主体、公民为参与主体的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运行机制。为此,本文以“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为题,尝试跳出以往“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观”在思维上的局限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采用综合分析、比较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在系统梳理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基本概述基础上,总结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演变的历程,探索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体系,在分析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路径,以实现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应然目的。本文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对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论文创新及不足,形成对文章的整体把握,点明本文的主旨和研究思路。第二章,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概述。主要对公民、道德、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等基本概念做出界定,同时阐述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基本作用及理论基础。通过阐述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主体内涵与践行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为文章后续内容展开分析和批判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演变。通过梳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演变历程,总结以往中国社会主义道德观演变的动力和趋势,为构建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及践行路径提供了历史经验。第四章,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体系。本章从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目标、原则及内容提出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体系的基本框架,为公民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观提供目标参考、基本原则和内容框架。第五章,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制约因素。本章详细分析了制约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因素,比如,组织宣传教育不到位、社会舆论环境不和谐、个体自我道德内化不足等,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对策做了深入细致的诊断。第六章,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的践行路径。本章是在综合上述章节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可行的、推进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路径,力求真正体现公民主体地位和道德需求。总之,参与道德建设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是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升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的实效性、长效性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发挥全社会力量构筑时代道德风尚。
张旭[5]2013年在《传媒娱乐化的伦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传媒娱乐化是大众传媒娱乐功能经过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从隐性到显性、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扩张,使得媒介与其历史阶段相比而言,越来越像一种娱乐工具或娱乐手段,甚至娱乐成为媒介传播的主要目的,媒介的这种趋势就是一种传媒娱乐化。如今,传媒娱乐化在大众传播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娱乐成为日常生活和现代审美文化的一种普遍景观。传媒娱乐化在满足大众的休闲需要、消费需求和公共生活的需求的同时,也出现了媒体伦理失范现象。如传媒娱乐化导致人的异化、传媒娱乐化引发享乐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传媒娱乐化促使公共道德评价标准的转变。针对传媒娱乐化存在的伦理问题,文章着力分析和揭示了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媒体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这对于传媒娱乐化目前面临的尴尬局面的解决更是至关重要。同时,进一步探寻对传媒娱乐化进行道德制衡的具体路径,从而防范娱乐的泛化,这将为传媒娱乐化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张娴[6]2011年在《新闻图片在传播过程中的媒介伦理初探》文中指出在当下信息传播方式多样、信息交互性加强的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多元性,让新闻摄影图片成为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一个重要的传播载体。但国内近几年各种因为新闻摄影媒介伦理失衡而造成的事件屡见不鲜,例如,2010年获得“金镜头”奖的《挟尸要价》轰动—时,让新闻图片的伦理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本文在发放230份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同时随机抽取一部分受众进行观察和调查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以《挟尸要价》为主要案例,展开了一系列分析和研究。首先,在当今中国新闻图片媒介伦理的实际情况下,以中外道德伦理的主要观点为伦理背景,分析新闻图片媒介伦理的理论范畴和近几年国内新闻图片所出现的媒介伦理问题,阐明本文的研究重点,明确我国新闻图片媒介伦理的发展方向。其次,站在讯息和传播者的角度,分析新闻图片采编过程中的各种伦理价值选择标准和方式,提出媒介人应把握和注意好图片采编过程中的价值选择问题,避免因新闻图片的媒介伦理问题而产生负面传播效果。除了讯息和传播者外,受众是传播这一过程的另一主要环节,面对新闻图片的价值传播理念,受众有着自己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文章根据《挟尸要价》新闻图片中的媒介伦理与受众的价值选择所产生的冲突,逐层分析新闻图片媒介伦理在传播过程与受众价值选取之间的关系,并于受众方面展开进一步探讨。最后,本文还借助波特图式这种被西方新闻界所广泛采用的道德伦理分析模式,将叁份不同报纸对同一事件的图片报道方式于价值选取层面上展开图式分析对比,提出构建健康积极新闻图片媒介伦理的建议,希望在媒介技术迅猛发展,正值社会转型的时期里,给予新闻图片媒介人良好的伦理解决方法,以此树立国内新闻图片健康的媒介形象,在构建国内新闻伦理道德发展体系中力图有所建树,让新闻图片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徐椿梁[7]2013年在《社会舆论的伦理之维》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是以伦理的视角对社会舆论进行研究。在伦理的世界中,无论是何种实体的存在,它首先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实体存在,与此同时,也会以价值的形式将自我在社会存在中的意义予以呈现。对于社会舆论存在而言,也必然充实着伦理世界中的人本性与社会价值意义的存在。社会舆论存在的自身特点以及价值功能,都是建构在社会舆论存在中人的要素与价值要素基础之上。舆论因人而存在,社会舆论首先表现为人对社会的一种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意义世界,并通过主体间的价值沟通而形成价值共识。在价值世界中,社会舆论文本存在不同于信息存在,信息存在有可能仅仅就是一种客观性呈现,而社会舆论文本必须是通过价值存在来吸引公众。在社会舆论的文本价值存在中,它既体现着舆论主体在面对社会舆论时所直接表现的价值兴趣与价值意志,也包括舆论存在的社会价值,它是对舆论主体价值存在的突破与超越,也就是说,无论是舆论存在还是舆论主体存在,都是要以社会价值存在为最终价值目标。然而,在现实的社会舆论传播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诸多的舆论失德现象,具体表现为社会舆论传播过程中的非正确性、舆论价值评价的非伦理性、舆论传播过程中的名利化以及在社会舆论传播过程中,舆论所宣传的道德现象、价值评价与被传播者、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道德化与被道德化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在社会舆论道德宣传的过程中,舆论传播者、受众群体以及社会公众往往都是停留于只言不行的层次上,说到底就是一种责任不承担。而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文化中伦理基因的缺失,导致了社会舆论还停留在工具的层面;由于价值习惯性存在导致了在舆论传播、舆论价值评价过程中,舆论主体往往表现得异常偏执与价值粗暴;媒介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是社会舆论名利化的主要原因;而社会舆论传播过程中的群体性价值危机同舆论传播过程的公众价值暴力密切联系,所谓道德化与被道德化就是一种价值捆绑,也更是一种价值暴力。因此,对于社会舆论引导而言,首先就是要对其进行伦理定位,即在伦理的世界中确立社会舆论存在,也意味着社会舆论是存在于伦理的价值关系之中的,这也必然使得社会舆论在伦理的世界中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核心价值作为社会舆论传播的主导价值;保证社会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正确性;引导公众在舆论交往过程中的理性价值评价;确保最终形成社会舆论的正面价值引导与形成社会舆论在社会存在中的道德教化功能。
蔡蕾[8]2007年在《网络言论“暴力倾向”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是信息社会的基本工具，是影响巨大、最具潜力的大众媒体，也是各种信息的集散地。然而互联网又是个“开放式网络”，其难以掌控的特性导致这一新媒介的发展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变革性影响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许多问题。随着虚拟空间中形形色色的论坛和个人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网络社区成了网络言论暴力的温床。网络言论暴力虽然发生在网络上，但是这些行为的主体说到底还是坐在电脑前面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且随着暴力步步升级，人们也眼见其由虚拟暴力演变为现实暴力。因此网络社会的行为失范必定对现实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由于网络本身极大的涵盖性与渗透性而显得尤为突出。本文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如何界定网络言论暴力?2．网络言论暴力升级与事态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3．网络言论“暴力倾向”的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问题。4．网络言论的疏导与规范。首先，笔者将对中国网络传播现状和网络言论及其参与者相关问题的常规性分析和描述。随后，对网络言论暴力典型个案进行分析，重点探究网络事件如何在“哄客”的非理性言论的推动下升级恶化，并延伸至网下。进而，仍结合实例，经由传播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角度对网络言论“暴力倾向”进行深度剖析，以期能对其有一个纵横的把握。拟对网络言论暴力所引发的一系列学术争议及社会问题作整体规整，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以供各方探讨。
卢迎春[9]2010年在《论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文中研究说明大众传媒从诞生开始就带有深厚的政治痕迹,从近代报刊演变发展到今天,传媒与政治的胶着状态促使媒体政治化走向政治媒体化。如今传媒正全方位模铸着当代政治,政治也在从自身出发全力打造着今天的媒体。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考量大众传媒的一些功能,主要围绕大众传媒与政治参与、环境监测、政治社会化、政治稳定、政治主体这几组关系来展开,主要侧重点放在论述大众传媒对政治发展的能动作用上。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一书中指出,一般社会存在着叁个领域：一是以国家和司法为代表的公共权威领域；二是以公民社会和私人关系为代表的私人领域；叁是存在于以上两大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载体,甚至也可以说本身就是理想的公共领域。政治参与、环境监测、政治社会化、政治稳定、提升政治主体,大众传媒这些政治功能就是其在连接公共权威领域和私人领域作为桥梁与中介时发挥出来的功能,实质上大众传媒政治功能也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互作用的产物。私人领域通过大众传媒作用于公共权威领域,公共权威领域通过大众传媒作用于私人领域,体现的就是政治的不同内容,带来的也是不同的政治要求,大众传媒作为沟通渠道的畅通与有效也直接关系到政治系统的稳定。本文第一章从宏观上论证了大众传媒的政治渊源,随着人们对大众传媒的依赖,媒介话语甚至成为一种权力,大众传媒的发展程度本身就是检验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二章论述大众传媒的政治参与功能,大众传媒为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即舆论参与提供可能。第叁章论述大众传媒对外部环境的监测功能,作为舆论界,大众传媒监督公共权力的同时也在监测社会舆情并及时发出预警。第四章论述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无论政治意识是个体“习得”,还是社会“塑造”,大众传媒是主渠道。第五章论述大众传媒的政治稳定功能,转型期矛盾凸现,社会面临稳定难题,无论是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还作为社会减压的工具,大众传媒起到安全阀作用。第六章论述政党政府两大政治主体在迎接大众传媒挑战中找到自身的发展动力。大众传媒除了政治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尽管在我国大众传媒的政治属性高于经济属性,但作为公共领域,大众传媒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就需要经济属性对政治属性保持一定的张力,所以,政治发展中的传媒发展也很重要。
范渊凯[10]2012年在《道德与舆论之关系探析》文中提出近些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国家的舆论传播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既反映了公权与民意的契合,也构建了一个平等的话语环境,使得言路畅通,上下通达。此外,由于网络的不断崛起,也使得舆论传播在新媒介中呈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但是,在意见环境越发自由、快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舆论道德问题。对此,一方面我们有必要通过伦理学的研究,对舆论的正负功能、运行机制以及历史价值进行分析与评价,从而认识到舆论的正面作用和巨大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通过探析道德与舆论的关系以寻求当前舆论道德问题的一条合理的解决路径,营造一个畅达有效而又清净有益的舆论环境,使舆论发挥其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从舆论的历史、舆论的定义和舆论的叁种重要性质出发,论述舆论的概念。并通过对道德本质的传播学分析,简单阐明舆论与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部分主要论述舆论对道德的作用。首先,从神话舆论与氏族舆论出发,论述了舆论对道德以及良心形成的作用。其次,通过道德他律到自律的传播学分析,论述了舆论对道德他律到自律的作用。最后,阐述了舆论对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作用。第叁部分主要论述道德对舆论机制形成的作用。本章将舆论的形成过程分为舆论产生的初期、舆论领袖的引领和意见整合以及舆论的最终形成,并一一论述了道德在舆论形成的叁个部分中所产生的作用。第四部分主要是通过以上道德与舆论之关系的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本章针对当前社会中出现的舆论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一些解决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媒介舆论的道德评价研究[D]. 颜志香.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2]. 浅论媒介舆论对道德建设的积极影响[J]. 谢加书.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6
[3]. 道德舆论与多元价值的融通[D]. 李东莹. 吉林大学. 2006
[4]. 中国公民社会主义道德观践行研究[D]. 张庆花. 吉林大学. 2018
[5]. 传媒娱乐化的伦理问题研究[D]. 张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6]. 新闻图片在传播过程中的媒介伦理初探[D]. 张娴. 中南大学. 2011
[7]. 社会舆论的伦理之维[D]. 徐椿梁. 南京大学. 2013
[8]. 网络言论“暴力倾向”研究[D]. 蔡蕾. 南昌大学. 2007
[9]. 论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D]. 卢迎春. 苏州大学. 2010
[10]. 道德与舆论之关系探析[D]. 范渊凯.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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