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影响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即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把独立的国家经济实体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结果是国家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瓦解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水平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不仅关系到社会各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幸福水平，还可以作为其他经济参数的函数变量来影响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指标，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过于严重，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本文所指的全球化主要包括贸易自由化、外来直接投资、产品和服务外包和汇率的波动。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劳动收入、消费和家庭生产决策的改变，还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内部资源的分配，甚至可能产生分配冲突。传统理论认为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相对丰富的低技术人员，但是，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的生活一般不富裕。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是当代宏观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焦点，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来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一、技术进步与工资不平等
全球化对技能溢价和工资不平等加剧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贸易自由化导致技术工人需求量的增加，进而促使技能报酬溢价的增加，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这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共识。Stolper & Samuelson（1941）曾经认为，由于更高的关税或其他贸易保护带来的国内商品价格的上升，将提高生产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真实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实际工资的上升和资本收益的减少，反之亦然。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增加，提高了发达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扩大了技能丰富国家的技能溢价。但是，在过去20多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工资差距都在扩大，SS定理引起了许多质疑。
Wacziarg，Romain & Wallack（2004）对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摩洛哥的研究中提出，僵化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劳动力重新分配，贸易自由化导致相对工资的改变，这是公司通过降低利润而不是通过重新分配各部门劳动力来造成的。Attanasio et al（2004）对哥伦比亚的研究指出，低技能劳动密集部门实际上受关税削减的影响最大，因为贸易自由化集中在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整体经济收益应该是减少的，这至少在贸易自由化的初期会如此。
Wagle（2007）认为贸易自由化和不平等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结果，原因是各国和各地区的高度异质性环境所致。以拥有比较近似环境的南亚为对象发现，1980-2003年间该地区的自由化和不平等都在增加，经济不平等国家更倾向对外开放，这可能会更加伤害穷人。
贸易自由化为跨国公司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中间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机会。与发展中国家现存的国内生产活动相比，转移来的中间产品是熟练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活动，结果是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生产的平均技术密集度，导致其技能溢价的增加。Lorentowicz，Marin&Raubold（2005）发现，在波兰的外国公司的外包活动，导致了波兰对技术工人相对需求的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外包生产和工资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Adams（2008）使用62个发展中国家1985-2001年间的数据，探讨了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全球化只解释了收入不平等变化的15%，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开放性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与收入不平等呈显著负相关，体制基础与收入不平等呈负相关，因为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机会只能在健全的政治体系、教育和科技的环境下得到很好的实现。
Verhoogen（2006）认为贸易开放导致了出口工厂的产品平均质量的提升，反过来对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产生了新的需求。但是，企业提升劳动力质量往往是通过改善每个工厂的现有劳动力来实现的，而不是雇用新的具有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他还利用了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的数据，考查了汇率贬值对不同生产率的企业的影响，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公司才能出口，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往往生产质量较低的产品却只在国内市场上销售，比索贬值引起的产品质量升级只有熟练工人受益。
Bergh & Nilsson（2010）使用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用1970-2005年间覆盖8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全球化的KOF指数和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指数与国家间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性，结论是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收入不平等是显著相关的，金融改革、法律改革和政治全球化不会增加收入不平等状况。
Celik & Basdas（2010）认为影响全球收入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为非熟练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出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增加，收入不平等恶化，贸易自由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发达、发展中和特殊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同的，特殊国家的收入分配呈现恶化趋势。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从理论上说对收入分配是破坏性的，非技术性的劳动力将会受到失业的威胁。
全球化减弱了政府对产业保护和市场干预来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在国际竞争加剧的状况下，政府的政策可能更加关注经济效率的提高，公平性可能会放在较次要的位置。
二、行业工资与收入不稳定
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工资差距的作用表现在产出、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等方面，流入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越不均衡将会使上述效应越显著，行业间工资差距就越明显。Goldberg & Pavcnik（2007）指出贸易自由化将导致行业工资溢价，行业工资溢价是工资中的工人特质溢价，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经验等。在短期和中期不能轻易跨部门流动的工人中，那些关税下降幅度高于平均下降水平的行业，关税削减将转化为行业工资溢价的成比例下降，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显得特别严重。
Melitz（2003）建立的模型预测了贸易自由化使生产力较低的企业将会最终退出，导致整个行业的生产力增加。国际贸易促使出口厂商扩大国际市场的产品生产，却对国内市场的产品减产，更多的生产企业重新分配市场份额和利润，总生产率将会提高。
Attanasio et al（2004）对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导致行业工资的下降，大幅度削减关税的部门大都是雇用低教育程度的工人和最低工资的行业。虽然削减关税影响工资不平等，但是其作用不是很大。比如在哥伦比亚的制造业部门关税平均削减37个百分点，行业工资溢价将下降4个百分点。
贸易自由化还通过不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影响工人的收入水平，将会导致更大的价格波动和生产力进步的冲击，反过来还会引起工资和就业的更大波动。Krebs，Krishna&Maloney（2005）深入研究了贸易和收入不稳定之间的关系，利用墨西哥在上世纪80、90年代贸易改革前后的纵向工人收入数据发现，关税的下降都伴随着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
Dreher & Gaston（2008）使用产业工资不平等和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发现，全球化加重了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尤为明显。经济学界往往研究可测量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特别是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但是，全球化作用的多面性明显，社会制度和政治一体化的变化可能是同样重要的元素，全球化能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收入不平等会受到影响，对社会规范也有影响。
Ariyasajjakorn et al（2009）探讨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东盟（ASEAN）和非东盟成员的贸易伙伴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使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利用87个国家的修正数据，将收入分配结果模仿成区域内或区域间贸易出现的某些参数变化的结果，发现比较优势刺激东盟内部国家的产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欠发达国家的比其他成员国得到较少的收益，机械生产工具生产与自由贸易协定内国家的劳动力所得更加密切相关，扩大了东盟内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Onaran（2009）分析了全球化对墨西哥、土耳其和韩国制造业工资分配变化的影响，发现在不论是经济衰退还是名义货币贬值的国家，对制造业工资都有一个明确并持续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出口强度的提高导致土耳其、墨西哥制造业工资的衰落，但对韩国没有显著的影响，FDI的积极效应没有在上述国家实现。
三、劳动力市场制度变化
许多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可能通过诱导企业不遵守劳动力市场标准，通过增加违反劳动力市场法规的工人数量来减少工资支出，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部门表现得非常明显。劳动力市场标准包括自主结社、集体谈判、平等就业、使用童工和强迫劳动等内容。发展中国家本国企业的劳动标准一般较低，低的劳动标准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固有的问题，也是在跨国投资的中小企业中存在的问题。非正式部门是指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或最低工作年龄的劳动力市场法规的经济部门，一般是与较低的薪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联系在一起。
Goldberg & Pavcnik（2003）提出了一个模型证明，在一定的理论假设条件下，行业内的公司可能会发现在行业关税长期下降以后，雇佣相对较多的非正规工人是最优的。非正规部门的工资较低和工作条件较差，贸易自由化扩大了非正规部门，尤其是非正规部门往往雇用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工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当然，贸易自由化产生的新机会将使一些新公司进入市场，这也是贸易自由化使非正规部门扩张的表现，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制度严格的国家，这些公司往往以小型和非正规的公司开始，如果经营成功将会转移到正式经济部门。
Matthew & Smith（2011）通过世界贸易发展水平网络来分析国际劳动力分工的结构（IDL）。他们复原了1965-2000年间IDL的地理位置和国家间流动的变化，发现高经济增长率发生在全球化进程中处在IDL中间位置的国家，处在IDL上层次的国家与处在低层次的国家差距扩大，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受制于在IDL中的位置。
劳动力市场监管与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分配不平等有密切关系，因为最低工资主要影响到工资分配底部人群。Harrison & Scorse（2004a）利用上世纪9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调查数据，以生产工人平均工资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守法标准，研究了出口商、外商独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最低工资发放的不同标准，发现外商独资工厂更可能实行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他们使用平均工资作为衡量守法的标准，可能掩盖了个别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收入状况。
Boulhol（2009）分析了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监管下交易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市场体系施加的压力，认为1999-2009年产品市场管制远远大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劳动市场改革，全球化通过以下两个渠道最终减少了劳动力市场刚性：资本流动性使资源在高租金和高工会化的部门之外得以再分配，高昂的搬迁费用促使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
Nissanke & Thorbecke（2010）研究了巴西在全球化进程中增长、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关注点放在了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性项目所起的作用上，首先构建了益贫式增长的新算法，推导出了增长方式、劳动力市场表现和社会政策之间互动关系的分解方法，个体效用函数取决于收入和自身的相对剥夺感，平均收入增长率和不平等增长率组成了增长方程式；其次从就业率、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间、劳动力参与率和生产率的四个维度来解释人均收入的增长；最后发现当劳动力市场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时，社会保障和政府转移支付应该充当缓冲器，这种现象对巴西最贫穷的阶层尤为明显。
Kis-Katos（2007）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童工的影响，发现在非常贫穷经济体童工的全部劳动时间会随着贸易自由化而增加，而比较贫困国家的收入负效应会导致童工事件发生率的增加，相比于所有食品出口国的一般状况来说，最贫穷的食品出口国的贸易开放的扩大并没有使童工明显地减少。
发展中国家低劳动标准不仅是本国企业的行为，更是推行全球化的跨国企业作用所致，也与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历史根源有关。提高劳动标准虽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但是，劳动标准的提高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如果不切实际地与发达国家标准看齐，将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业，使劳动者提高的收入不能维持下去。
四、家庭生产和侨汇收入
目前全球化研究的重点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很少受到关注。家庭生产和消费的不足将会影响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群体的分配不平等，许多贫穷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没有到正规劳动部门就业，往往在家庭企业和家庭农场工作，还花费了大量时间生产自己消费的产品。
Smith et al（2002）对危机之前的印度尼西亚研究证明，只有不到30%农村和45%城市的男子、不到12%农村和20%城市的妇女从事获得工资报酬的工作。由于数据限制，学者们对家庭内生产和消费实证研究较少，许多调查只注重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排除了自我雇佣的个体户。Topalova（2004）从家庭生产的角度研究了贸易改革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利用家庭支出数据获得了不平等和贫困的测量结果，发现对外开放程度较大地区的贫困减少较慢，一个地区关税大规模的削减与不平等的显著增加相关，但是，这些结论在统计上不显著。
Taylor，Naude & Jesurun-Clements（2010）以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国家为例，使用DREM模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免除农产品进口关税对农产品生产将产生不利影响，但会促进其他种植或非种植活动，农业贸易改革的生产效应在国家和农民群体间有很大差异，这取决于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对家庭群体之间市场联系的影响。如果分期实行贸易自由化，短期内将消除对农业生产和收入的不利影响，逐步的改革却增加那些免除关税的农业部门的不利影响。
Nissanke & Thorbecke（2010）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农业的商业化和非传统商品出口的多样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贫困家庭有这些领域的优势，高附加值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穷人直接从全球化中受益的一种理想方法。但是，他们缺乏复杂的栽培技术，没有把握易变的全球农业市场的能力，而市场力量会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试图减缓这些困难的努力白费。
Porto（2006）分析了贸易政策如何通过消费来影响收入分配，用一般均衡框架考查了阿根廷的贸易改革对家庭福利分配的影响，发现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造成的关税削减，导致了相对低技能的劳动力密集型的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而这些商品的消费在分配底层的家庭支出中占有较大份额。Porto还发现贸易商品价格的变动降低了卫生、教育和休闲商品等非贸易商品的价格，但是，富人占据了这些非贸易商品的很大消费份额。因而，不能就贸易自由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做出一般性结论，特别要关注各行各业关税结构的变化，这主要取决于一些领域的具体变革。
Nissanke & Thorbecke（2010）检验了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带来的侨汇对墨西哥穷人的影响，发现农村穷人来自国家或跨国的可获得性收入很低，侨汇没有传输到墨西哥农村最穷的群体，农村家庭面临未来的贫困威胁在增加，尽管侨汇收入正在增加，但是，侨汇不能作为一个抵御贫困的安全阀或替代社会保障以及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经济机会好转的公共基金方案的实施。
全球化可能有助于缓解一些地区的贫困，但是，会使另一些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还会加大地区内部农户的收入不平等，扩大对贫困农户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
全球化过程中的技术扩散与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密切关系，而工资高低还受到不等价交换的贸易条件影响。全球化对产品贸易的影响，一般是最终产品，更重要的是中间产品，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假设只是最终产品的贸易自由化，贸易壁垒的削减往往集中在享有较高保护水平的低技术部门，技术工人受益的技术变革与贸易改革相互作用，扩大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
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狭义的技能溢价和工资不平等的测量，对消费和一般福利的不平等很少关注。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对价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上，把重点放在工资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和工会组织效率低下，对工资有向下的抑制作用，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在劳动力跨国界流动存在限制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也不可能缩小。
劳动者不是都有均等的参与全球化的机会，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产品能够进行国际贸易，劳动者才可能在自由贸易中获益。那些完成初等教育或更高教育的劳动者，可能受雇于可贸易产品的生产部门，从而受益于贸易自由化，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或较低教育的劳动者可能被排除在外，享受不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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