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特点（注：收稿日期：1998—03—0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稿论文,新文化论文,日期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既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文化伟人。他在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呕心沥血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人民的文化事业，毕生致力于淬砺全国人民的思想品德、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他面向世界，紧扣时代的脉搏，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力争使中国以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文化思想。毛泽东的新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大众性、民族性和科学性等特点。本文拟对这些特点作粗浅探讨。
新文化的时代性 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新文化建设要紧扣时代脉搏，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毛泽东指出，文化与政治、经济是紧密相连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随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互相衔接的历史时期，新文化建设在不同的时期，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这一时期的新文化就必须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即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会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此，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当作“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5页。）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文化，应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并为其服务。
毛泽东自从意识到在中国建设新文化后，即以此为己任。在本世纪20年代初，他与新民学会同仁组织了传播新文化的组织——文化书社。在中央苏区时，进行了多项文化教育改革，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注：转见戴知贤著：《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6页。）抗日战争时期， 提出了“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注：转见戴知贤著：《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7页。） “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注：转见戴知贤著：《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9～ 10页。）他要求革命文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革命作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他就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6页。）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要做好八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394页。）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建设的任务摆在面前，文化建设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指出：“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注：《人民日报》1956年9月15日。） 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学习科学和技术。毛泽东适时地提出文化建设的新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时，他号召大家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955年3月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 他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4页。）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把科学文化建设列为我国现代化的宏伟大业之一。其后，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403页。） 这些既说明了毛泽东对科学文化的重视，也是他的新文化思想时代性的体现。
其次，中国的新文化要立足时代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马克思在论述哲学的发展时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85页。）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注：《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348页。）革命导师的论述说明， 文化的发展具有传承性。任何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总是以其母体文化为基础，抛开母体文化等于毁灭新文化产生的根基。中国新文化不是无根的浮萍，它的建设必须以已有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作依托，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基点。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并多次讲“不能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立足于时代精神，服从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新文化建设的实际，对传统文化加以研究，“挈其瑰宝，而拒其淄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对那些“凡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加以利用。这种利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传统文化的形式，表现新时代的内容，即旧瓶装新酒；二是发掘整理和继承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合理成份，赋予它新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要求在新文化建设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月版，第534页。）
新文化的开放性 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青年时代，他既为中国古代高度的文明感到自豪，同时也看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面前的危机。五四时期，他目睹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显得那么苍白，暴露出许多痼疾，而西方文化却显得那么朝气蓬勃，于是，他从心底里发出了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呼声。他认定，这种新文化只有面向世界发展才有希望。1917年夏，他为好友萧子开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所写序言就表达了这种抱负：“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第82页。）后来， 他积极主张出国留学，向外发展，并致力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创办的文化书社，不仅经营国内各类文化书刊，而且还有译介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泊来品及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的著作。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更坚信新文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他深知，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只能导致自身的湮没。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不仅经济要发展，而且文化也应走向世界。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加强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中国文化要再现往昔的辉煌，就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作为养料，充实和发展自己。1965年9月30日，他接见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在谈话中，当来宾讲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兴奋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注：转见《经济日报》1991年7 月13日，杨瑞广文。）他要求中国新文化建设面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在对外交流中吸纳、融汇世界各民族的进步文化。
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 月版，第706页。）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一切真正好的东西，不仅要学习比我们高的近代文化，也要学习西方古代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一切国家的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98页。）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学日本和美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97页。）这样，才能使中国新文化水平来一个“跃进”。
向外国学习，必须摒弃敝帚自珍、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他指出，那种借口强调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盲目否认西方文化的长处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有向外国学习的传统，过去，中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都不排斥外来文化，何况近代以来的外国文化比我们高，就更应该向外国学习。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现在我们文化落后要向外国学习，将来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要谦虚谨慎，向外国学习，永远不要翘尾巴。
毛泽东提出的在开放中建设新文化，为中国新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今，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对外来文化已不再是被动接纳，而是主动开放，有选择地加以引进。中外文化之间不再是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入，而是双向交流。这种开放的格局，成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的契机。
新文化的大众性 毛泽东所向往、所追求的中国新文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化，它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早在少年时代，在阅读旧小说时，就曾产生过小说中为什么没有农民当主角的疑问，并发誓长大后要写关于农民的书。在湖南一师求学时，他注意到“失学之国民”多为“社会之中坚”，便主持开办“夜学”，从事文化大众化的尝试，以“造成新国民”。（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第96页。）五四时期， 当一些人空谈改造、救国时，他独具慧眼，把注意力投向工农，呼吁“民众的大联合”，并考虑文化同国民、尤其是如何与农民发生联系。在论及文学革命时，提出了“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等口号，批评新文化运动脱离民众的倾向，明确地提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还以极大的热忱探讨了文化与农民的关系，并从事“文化普及于平民”的工作。在他看来，只有为大多数平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的文化，才是新文化。因此，在审视五四以来的中国和世界文化时，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第498页。）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8页。）在领导中国人民寻求政治解放、经济翻身的革命中，毛泽东以建设人民大众的新文化，确立人民在社会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为职志，以便人民掌握这一革命的“有力武器”。他指出：中国新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8页。）大革命中，他看到湖南农村文化运动的兴起，农民成为文化的主体时感到由衷高兴，大加讴歌，“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时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40页。）从江西到陕北，他都极为重视文化的普及。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宪法大纲》中，均规定了工农民主政府关于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强调根据地在废除国民党文化教育制度的同时，对工农大众进行革命教育和文化教育，保障工农及其子弟的教育权。 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有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注：引自卓帆著：《中华苏维埃法制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8 月版，第224页。）为贯彻这一方针，苏区在创办各类干部学校的同时，兴办人民学校、平民夜学、列宁小学及识字班等各类成人教育学校来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在陕北，他把广泛发展大众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作为新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求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接近民众，“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实地跟老百姓学，在文化活动中表现民众，摒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生气、充满资产阶级情调“贵族式的”“颓废的”文化作品，创作浅显、通俗易懂的作品，以满足群众对文化的渴求。他还特别关心工农干部学习基础文化，指示他们只有学好了基础文化，才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政治、经济和军事。在他的关怀下，由凯丰、徐特立、范文澜专门为工农干部编写了《文化课本》，在该书付梓之际，亲自为课本作序并致祝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也不断增长，为了便于人民掌握文化知识，进行了汉字简化，开展文化革命等工作，为大力繁荣和发展新文化，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中国文化建设出现了新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提倡文化大众性的同时，也很重视文化的提高。他认为，普及是促进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迈向新水平所必需的，而提高则是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在40年代，他就提出要组织人力对各专门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经济、尤其是近百年以来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加以总结。普及和提高不能离开人民，“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文化工作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
新文化的民族性 毛泽东站在时代的前沿，放眼世界，清楚地看到，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同时，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互化、融合也成为极普遍的现象。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带有本民族的特点，在交流、融汇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主体和特色。因而，在指导中国新文化建设中，他鲜明地提出，中国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应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中。他对“五四”以来的一部分完全醉心于西方文化、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善意批评。他指出，在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7页。）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像对待食物一样，经过我们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再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完全中国化，这样才不改变我们的民族特色。
中国新文化要保持其民族性。其一，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为中华民族所认同，为民族大众所喜闻乐见。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旦失去其民族性，就将失去发展的土壤，生命之花就将枯萎。毛泽东以艺术的民族化为例来说明文化必须保持民族性。他说：“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若在中国艺术中生搬西洋的东西，人民就不喜欢。中国的艺术要发展，当然要学外国艺术中好的东西，但要民族化，即“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48页。）任何一个民族，若完全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全盘移植外来文化，那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其二，外来文化若不民族化，就不能转化为新文化的养料。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进化论、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思潮传入我国。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经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掌握，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里扎根，成为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和新文化的指导思想。而其他思潮，也曾在中国喧嚣一时，因未能取得传统文化中进步或优秀因子的认同，没有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而无法生根，终成过眼烟云。
其三，中国新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民族化。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愈益密切，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影响日益加强，各民族的文化逐渐走向世界化。文化的世界化既不是欧化，也不是东方化，而是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汇。它就像一座绚丽多彩、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各民族文化犹如园中异彩纷呈的一种花。本民族的个性发扬愈鲜明，就愈能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占有难以被替代的一席之地。所以，中国新文化的民族性发扬得愈光大，就可以更好地面向世界，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大放异彩。
由此出发，毛泽东强调，向外国学习，要与中国的东西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新东西，“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即如鲁迅先生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新文化的科学性 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以，中国的新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 月版，第698页。）从而决定中国新文化是科学的， 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基于此，毛泽东提出在新文化建设中，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容并蓄。他多次讲不要割断历史，而应尊重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尊重历史的辨证发展”。后来又讲，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会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会是坏的，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还是积极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注：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第200页。）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如此，对待外来文化也一样，吸收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坚决抵制一切腐朽的思想。
同时，在新文化建设中，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破除迷信思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新文化建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化建设就沿着科学、健康的轨道前进，反之，封建迷信和西方的一些腐朽东西就沉渣泛起，干扰、甚至使新文化建设隐入迷途。
标签：毛泽东选集论文; 毛泽东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新文化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