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研究*（上）——1990～199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宏观调控论文,年中论文,经济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1995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复苏、高潮和缓慢回落三个阶段，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景气周期。应该说，经济波动及由此而形成的景气周期是存在于任何一种经济中的客观现象，就我国而言，自建国以来就曾出现过多次经济波动，即使是改革以来，也已出现过几次经济波动。但如将本次经济周期与历次周期相比较，则可发现本次周期有许多有别于以往历次周期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的出现，既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双重转轨变型，也昭示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适应新形势进行调整。
有鉴于此，本课题从与以往经济周期的对比中提示本次景气周期的新特征，并就新特征形成的背景、意义展开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就此次宏观调控中人们所普通关注的“消费需求”、“投资膨胀”、“金融秩序”、“物价上涨”、“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等有关热点问题及其对策提出了有实证基础的看法，而综合这些看法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过渡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即总量经济政策）应长期化、结构化才能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
一、1990～1995：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
（一）宏观经济运行轨迹追溯
90年代前5年，我国经济历经了一个由攀升乏力到突发加速再到缓慢回落的演变过程。
1.1990～1991年，缓慢复苏期。由于1988年恶性通货膨胀发生后所采取的紧缩经济、治理整顿措施，在抑制了通胀的同时也使经济出现了萎缩。因此，1989年第四季度即开始放松紧缩力度，此后，1990～1991年连续两年采取了刺激景气的措施，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两次降低了央行基准利率和金融机构的法定存、贷款利率，同时采取了放松对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控制、要求国有商业和物资部门增加收购和储备等措施。然而，这些刺激景气的措施收效甚微。1990年，经济跌入谷底。GNP增长4.1%；[①a]工业生产增长7.8%；尽管企业存款比上年增加了29.6%，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上年下降8%的基础上仅增长了37.5%，还未恢复到1988年的水平，相反，存货投资却高达1000亿元[②a]；财政赤字激增到139.2亿元；企业停工停产现象严重。1991年经济缓慢爬出谷底，但攀升乏力。虽然当年GNP、工业总产值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达到8.2%、14.8%和23.8%，但增长是带有恢复性的。1989～1991年，该三项指标的年均增长为5.5%、10.4%和7.8%，处于改革以来最低水平，并且市场依旧疲软（1991年库存达1200亿元[③a]，财政赤字继续扩大，（为202.7亿元），经济效益进一步下滑。经济生活中诸多深层次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2.1992～1993年6月，急速增长期。1992年，我国经济一改1991年攀升乏力的局面，跃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GNP的增长率为13.4%，工业增长23.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2.6%，投资率为32.7%，实际利用外资增长65.5%，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40%。1993年，上述增长势头更有加速之势。但是，伴随着经济加速增长，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
（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1992年达到42.6%的高基准上，1993年1～6月，又增长61%，且投资结构仍不够合理，能源、原材料、农业等基础部门投资增长较低，非生产性投资增长过速。
（2）金融秩序极度混乱，全国普遍出现了乱集资、乱拆借现象（据估计，全国乱拆借、乱集资金额达2000亿元之巨），大量由非正常渠道取得的资金大部分流向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用于炒房地产、炒股票，从而挤占了国家重点建设和农产品收购资金并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而正常使用所需资金的严重紧张，又迫使银行追加贷款。上述种种因素致使货币供应量急速加大。1992年，M[，0]、M[，1]、M[，2]分别比上年增长36.4%、35.9%和31.3%，1993年1～6月份，该3个指标又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46.1%、39.2%和29.9%。
（3）结构矛盾再次突现，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特别是铁路运输的瓶颈制约趋强。1993年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44.2%；6月末，全国22种重要物资库存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5.6%；国际收支状况恶化，1993年1～8月，进出口逆差57亿美元，外贸进大于出（海关统计），导致国家外汇储备下降，人民币市场汇价迅速贬值；铁路干线限制口的车皮满足率仅达30～40%，有些地方因电力不足，企业只能“开五停二”，甚至“停三开四”[④a]。
（4）通货膨胀初露端倪。1992年四季度开始，物价攀升速度加快。10～12月，同比涨幅分别为6.4%、6.6%和6.8%，1993年1～8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呈现出较快速度的节节攀高，8个月平均增长11.8%。物价上涨的加速势头显示通货膨胀已开始威胁经济的正常运行。
3.1993年6月～1995年，缓慢回落期。针对上述问题，1993年6月，中央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控制信贷和投资规模为主要内容，以行政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法律手段的16条调控措施，平抑过热的经济。并且，由于认识到宏观短期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经济体制的缺陷，因此，从1994年开始，一方面加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加快了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推出了包括财税、金融、外汇、价格、流通及对外经贸关系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三管齐下，使经济运行态势趋于正常。
从国民经济的主要统计指标来看，1994年，GNP增长11.5%，虽仍较高，但已比1993年降低近2个百分点；1995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则更呈持续回落态势。一季度GDP增速为11%，二季度为9.8%，三季度约为9%，分别又比1994年同期回落了1.4、1.6和2个百分点，已接近年初预定9%的宏观调控目标。1993、1994年，通货膨胀曾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1994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高达21.7%，居民消费指数更高为24.1%，但1995年，物价上涨幅度已呈回落趋势，一至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约18%，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约16.4%，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4.8个和4.5个百分点，也已接近全年物价上涨总水平不超过15%的调控目标。且由于能源、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已有明显缓解，外汇储备增加，金融形势平衡，投资规模增长过猛的势头得到遏制，经济过热已基本解除。
但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仍很尖锐，宏观调控的基础仍很脆弱，这主要表现在：
（1）货币政策又一次面临两难选择。自1993年6月以来，政府一直坚持了以信贷规模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从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1995年，前3个季度银行信贷规模仅占全年额度的40%。如此紧缩的信贷形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通胀的压力，抑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由于信贷规模控制既无法控制企业绕规模直接向社会或国外筹融资，也无法避免因外汇、汇率等政策不配套，所导致的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货币对信贷规模控制的巨大冲击，从而使从紧的货币政策因没有对信贷规模之外的货币投放、资金流动形成有效控制而激化了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为部分地区和企业负债及相互拖欠资金现象日趋严重，开工不足或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企业相当普遍，因之，货币政策又一次面临两难抉择。
（2）价格形势仍不容乐观。由于政府控制物价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特别是1995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的限价措施，使得攀升的物价得到了暂时控制，然而也必须指出，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控制物价虽然可以暂时缓解通胀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只能进一步恶化市场环境。目前经过3个季度严格的价格管制，已人为地使很多行业和地区处于市场竞争的劣势，并且大量的财政补贴也使各级财政不堪重负，1995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物价补贴占用了。1995年1～7月份，财政收入增长686亿元，而物价补贴高达129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增长的19%。在这种困难形势下，一些新的调价措施已经不得不出台了，例如一些亏损严重的基础产业及农副产品价格，如不进行调整势必使生产萎缩而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影响。鉴于这种情况，1995年以至未来的1996年价格形势都不容乐观。
（3）需求约束趋强。首先，投资需求在紧缩力度不减的大背景下，受到较强抑制，1995年1～9月份投资总额增幅已降至14%；其次，消费品市场继续趋淡，生产资料市场明显供大于求，库存积压增加，企业相互拖欠严重（1995年1～6月份，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额为4272亿，应收款达7376亿，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8.96%和20.85%。第三，因工资成本上升较快，通胀率较高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抑制以及国家从7月1日起实施退税总额管理制度和降低出口退税对出口企业出口积极性的影响，1995年，特别是下半年，外贸出口增幅回落较快。7月份实现出口总额128.5亿美元，同比增长19%，比上月回落10.1个百分点；8月份完成116.5亿美元，比7月又少完成18亿美元，环比下降14%。上述数字显示了有效总需求呈锐减的趋势。特别是鉴于出口曾对1994～1995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起过重要的支撑作用，故国外需求的锐减对1995年下半年和1996年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4）工业企业，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亏损依然十分严重。1994年，工业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分别为20.3%和32.9%，亏损率分别为27.5%和33.1%，而其中，国有小型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更高达38.4%和85%；1995年上半年，这种情况并未获得明显改善，特别是预算内国有企业，亏损面仍高达45.9%，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实现利润急速下降，亏损企业亏损额有增无减。
（5）农业面临严重困难。近几年由于农业投入的相对减少，一方面使农业靠天吃饭的状况得不到改善，另一方面使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因而农业生产形势一直起伏不定，以至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1994年下半年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引发的新一轮涨价高潮就是这一问题的集中爆发，1995年由于农副产品的供需矛盾也几次引发了价格的反弹。尽管各级政府都在抓“米袋子”“菜篮子”问题，但要从根本上扭转农业的颓势，还需政策目标的相应调整，这都不是一天半天即能完成的。
由上所述，1990～1995年，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复苏、高涨与缓慢回落三个阶段，目前虽未探底，但基本已构成一个景气周期。
（二）宏观经济运行的若干新特征
与80年代的历次景气周期相比，本次周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特征之一是非经济因素刺激经济加速复苏。从前面所描绘的本景气周期的扩张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特征。1989年四季度就已开始实施的刺激景气的宏观措施直到1992年1月尚未表现出强刺激效应，而到了2月份，经济却突然跃入了快车道，其后更呈逐月加速扩张之势。不可否认，在刺激景气的宏观政策作用下，从1991年便开始的景气回升确实会因增长惯性而加速，但如上所述的突然跃升现象却非单纯的经济因素使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改革开放新形势对景气的刺激作用。一方面南巡讲话对过于谨慎的宏观政策起着促变作用；另一方面，并且尤为重要的是，讲话使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因对发展和改革有了较好的预期而解放了思想，增强了投资信心，从而也为攀升乏力的经济注入了强劲扩张的冲动。
特征之二是强烈的投资扩张成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扩张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这是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只是本景气周期的这一特征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历次的景气上升都是由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扩张拉动的，唯独本景气周期的经济扩张，其刺激只是来源于投资需求的单扩张，而消费需求在本景气周期中始终处于平衡状态。此外，本景气周期的投资扩张推动还有一个与1988年的那次经济过热极为相似的现象，这就是地方政府在投资扩张中扮演了主角。据统计，自1980年以来，地方国有单位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都超过了50%，如再考虑到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投资往往因施惠于地方而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则所占比例就更高。
特征之三是不动产和金融业的异常活动推动了经济超常升温。本次景气周期中一个最令人注目的特点是金融业和不动产业成为经济活动的热点。极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债券、期货、外汇等市场以及形形色色的集资活动，升温于1992年，到1993年达到高峰。
由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在尚无健全规则可循的情况下急速膨胀，其高赢利性吸引着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从而首先触发了金融领域的乱拆借、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的秩序混乱，进而向流通领域、特别是投资品流通领域扩散，形成了金融秩序混乱与资本市场升温相长，流通秩序混乱与投资品价格上涨互动的局面，助长了泡沫经济，并引发了通货膨胀。
特征之四是通货膨胀呈现出与景气周期逆动的趋势。最近10年里我国经济共出现三次大的价格波动，即1985年、1988～1989年、1993年～目前，前两次波动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同步增长；二是经济扩张是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一般领先6个月左右。然而本景气周期却出现了增长与通胀异步，甚至反向运动的趋势。自1993年二季度开始，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到1994年末，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1993年二季度的27.2%减到1994年的18%，而零售物价指数却由12%上升到21.7%。连续6个季度的反向运动大大超过了80年代前两次通胀的时滞。这一新特点的出现反映了此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其传导机制的变化。
特征之五是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已是影响我国景气周期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一是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1988年还只有33.7亿美元，及至1991年已达110.9亿美元，到1995年中，更达到626.6亿美元之多），为支撑国内需求的扩张提供了以往无能力提供的空间，而10余年外贸体制改革的结果又为实际利用这一空间创造了条件；二是始于1992年的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对1992年～1993年6月的投资扩张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每引进1美元的外资需国内配套资金10元人民币左右，1992年和1993年，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分别为110亿美元和257.6亿美元，按上述比例估算，需配套资金分别为1100亿元和2576亿元（人民币），分别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和22%。上述数字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国际收支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影响。
（三）宏观经济运行新特征形成的背景
如上所述，1990～1995年的景气周期出现了与80年代不同的特征，探讨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或背景对正确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及其政策工具的选择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不仅处于持续增长阶段，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宏观环境之中，在双重转型时期，存在着以下几个影响经济运行的基本因素：其一，经济增长使居民的收支不断增长，并且伴随着这一增长，居民收支的结构和方式均发生着重大变化；其二，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增长取决于工业化的进程，因而，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扩大投资规模的持续压力和动力；其三，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社会经济存在着不断货币化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由于经济体制由“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过渡而得到了强化；其四，出现了持续加速的市场化进程，无论是微观经济的组织形式及其行为方式，还是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都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其五，伴随着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现行经济体制中的“计划”因素与“市场”因素在空间和内容上交错并存，在时间上逐步过渡，目前的趋势是已由计划双轨、价格双轨深化为金融双轨。
可以预见，上述五个基本因素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将持续存在，并且，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些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影响的程度将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前者规定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轨道；而后者又使中国经济运行的每一次波动都呈现出新特征。换言之，上述基本因素的互动是使中国经济生活发生变化，从而也使中国经济景气周期呈现出新特征的主要原因。就本次景气周期而言，与80年代相比，我国的经济生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
1.由全面短缺走向相对过剩。80年代，我国经济基本是在短缺中运行的，供给不足一直是困扰经济生活的头号难题，而进入90年代后这一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传统型的短缺已向相对过剩转化（见表1）。
表1 1985～1991年我国总供给的基本情况（当年价格）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P38
表1表明如果以有效总需求与总供给之差为供求缺口的话，那么自1985年后，这一缺口便逐步缩小，并于1989年开始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即出现过剩。对比最近两次景气高峰期的情况，同样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988年是前一个景气高峰期，表1显示当年存货减少231亿元，这与当年人们实际感觉到的短缺印象是吻合的，特别是钢材，耐用消费品等，有的还需配额；而到了1993年，本次景气周期的顶峰期，工业销售产值却比总产值少1450多亿元，1994年11月，仅预算内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比年初上升1000多亿元。1995年1～7月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占用资金又比去年同期增长19%。数字显示，自1989年以后库存增加的趋势是明显的，即使是在景气高峰的1993年，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各种统计资料和调查报告显示，与库存增加相伴而生的是“三角债”的回潮，它即使是在经济最热的时期也始终困扰着企业，在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出现相对过剩，意味着经济已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短缺困扰。
2.居民已开始由单纯的消费者向消费者兼投资者的角色转化。进入90年代，我国居民的货币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也发生了合乎规律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现象（见表2）。
表2 1980～1993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消费倾向、储蓄倾向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表2表明，1989年，我国居民的消费和储蓄情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1989年以前，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递增，储蓄倾向递减；而1989年后，情况正好相反，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经济疲软期，而且即使在经济高涨期，也是如此。它说明消费倾向递减已成为一种趋势，而非因短期因素影响所致。
随着居民储蓄倾向的提高，储蓄额急速扩大。到1994年，储蓄额已占国民收入的37%，仅居民存款一项现已达21580亿元，占整个存款的53%，1995年1～7月，这两项数字更分别达到25119亿元和60%，比1978年增长100倍以上。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增长意味意投资的扩大和投资空间的拓展。事实上，90年代，似乎突然冒出来的证券热、集资热正是这种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并期望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合乎逻辑的表现，这预示着我国居民经济生活行为的深刻变化。
3.工业结构开始升级，传统轻工业已丧失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功能，重化工业化的趋势再度重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以轻工业为主的非国有部门经济迅速发展，使改革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从而使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所谓的“轻型化”倾向（见表3）。但到了199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再次超过轻工业，反映出我国经济已具有了向更高产业迈进的内在要求，结构升级正在加速进行。
表3 1978年后若干年份我国轻重工业总产值指数的变化（不变价、上年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4
4.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加速，一些原本不具有价格的资产（如土地、资金）开始具有价格，出现了经济活动的新形式。在整个80年代，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化，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并以实物资本的形态进行。但进入90年代，土地、资金开始急速进入市场，推动着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的超常发展。
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加速标志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它既表明了大量的生产要素脱离了传统的计划轨道，也反映出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投资资金的筹措，企业不单可以采取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形式，也可以采取发行股票等直接融资形式，这不仅使财政拨款，而且使银行信贷也不再有统治地位，从而使投资的计划审批控制受到全面削弱。
5.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改革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基本上限于物资的余缺调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经济活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90年代，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由于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国内对外投资的大幅度增长而发生了以经济活动与国际资本日益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质的变化（见表4）。
表4 若干年份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 （%）
据《中国统计摘要》1994有关数据计算
无疑，90年代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上述重大变化必然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方式，从而引起宏观景气周期的变化。它对改革以来的宏观调控运作方式提出了深刻的挑战，促使人们在新的条件下探索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本次宏观调控运作的特点和成效
在上述我国经济生活重变化的背景下，1990～1995年，我国经济又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特别是自1993年初开始，经济活动的各项总量指标急剧跃升（其中，尤以通货膨胀率的节节攀高为甚），经济过热已然成势。为此，我国于1993年6月开始实施以紧缩为基本政策取向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实施两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在本次经济过热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景气周期的经济运行轨迹，延长了周期，减少了震幅，总体上说调控动作要好于以往。
（一）本次宏观调控动作的特点
1.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比1988年那次把握得及时。1988年的治理整顿是在1985年～1987年经济紧运行的局面已持续了3年的背景下进行的，经过3年多的发展和积蓄，总量膨胀、结构失衡、秩序混乱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使调控政策的回旋余地极小。而这一次是在经济刚出现过热，问题主要还只是在局部领域发生时就采取了措施，因此得以较快控制局面。
2.调控运作的切入点选择得较为恰当。抓住了当时经济生活中的要害问题——经济秩序混乱，并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通过清理和制止不规范的集资和拆借行为调整资金流向，恢复正常金融秩序，进而建立有效的经济秩序并抑制由于经济秩序混乱而导致的经济超常升温。
3.在调控手段的运用上，考虑了现行宏观体制的特点，注意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配合。一方面用行政手段整顿经济，特别是金融秩序；另一方面又综合运用了利率、汇率、信贷等经济手段，并且加快了对证券市场等方面的立法工作，调控手段的综合使用对于稳定经济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4.在调控内容上，开始注意治标和治本的关系，重视了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对总量平衡的影响。一方面在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初步抑制了经济过热、宏观经济困难初步得到缓解的情况下，1994年，推出了一整套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措施，获得了改革和调控相互促进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执行紧缩措施时，开始有意识地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力图引导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向合理方向变动，以增加有效供给，缓解供需结构性矛盾。
5.顶住了来自因国有企业困难而要求放松调控强度和为在短期内遏制“过热”而要求采取更严厉的调控措施的双重压力，调控力度把握得较为恰当。
（二）本次宏观调控的成效
1.金融秩序得到了整顿，金融形势趋于稳定。“四乱”现象基本得到制止，居民储蓄稳定增长，货币回笼情况较好，专业银行准备金率也已提高到规定水平以上，保持了较强的支付能力，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大幅度增长，重点资金需要的保证情况好于往年，基本上消除了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打白条现象。
2.财政状况明显好转。自1993年下半年起财政收入结束了徘徊局面，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国库券发行超额完成。
3.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自1993年下半年起，外汇结存下降的局面得以扭转，外汇收支保持了较大的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并且随着外汇供给的增长，人民币汇率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稳定，并且稳中有升。
4.过热的经济开始缓慢回落。新开工项目大量减少，开发区、房地产、股票热明显降温。
毋庸置疑，以上成效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本次宏观调控时机、力度、内容、手段搭配、切入点选择等方面的把握得当，从而也显示出我国宏观调控运作正在走向成熟。但是，从前面所述的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仍很尖锐，宏观调控的基础仍很脆弱的种种表现来看，经济运行状况尚不尽如人意，这实际上是在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模式双重转轨时期多种因素对宏观经济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本次景气周期中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运作的影响，对于分析本次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运作的得失并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将会颇有裨益。
三、对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运作成效的若干因素分析（Ⅰ）
（一）关于“消费基金膨胀”
居民货币收入的变动情况是影响宏观经济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本次宏观经济景气周期中，这一因素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居民货币收入结构性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具体而言，是集中在对居民存款作用的判定上。
在传统体制下由于短缺所致，有钱买不到东西，货币收入的相当部分被储存起来，即成为存款。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结余购买力”，是即期消费无法满足情况下的强迫性延期消费。在80年代中、后期，人们一直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存款的增长，担心“笼中虎”冲出笼后会使宏观总量发生巨大失衡，并由此推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持续威胁是总需求膨胀，而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是消费需求的膨胀。换言之，人们一直认为，储蓄是非意愿的。
应当指出，在80年代中期，这种分析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然而到了90年代，这种看法已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一系列可以观测到的事实表明，居民储蓄的增长是自愿性储蓄倾向提高的结果，是随收入增长将出现消费递减倾向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这是因为：第一，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那种在短缺条件下采取配额、强制性替代等政策工具控制生活必需品需求的情况已基本不复存在，从而，由人为的抑制消费措施所导致的强迫性储蓄也基本不复存在。第二，就居民存款行为而言，储蓄的目的已开始向赚取利息方向偏移。1994、1995两年，高利率的国库券发行获得极大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偏移的实际存在。1994年，城乡居民在购买国库券达4亿元的同时还新增银行存款6000亿元，超过1992、1993两年新增储蓄存款的总和。它表明了利率在调节由居民行为变化所引起的资金流向变动方面的巨大作用，而这一点同时也反证了意愿性储蓄的强化。
居民意愿性储蓄倾向提高这一事实对于如何判定有效总需求具有意义非同寻常的影响。它意味着与在传统体制下只有消费需求一个因素影响居民行为不同的是，如今有二个因素同时影响着居民的行为：一是消费需求，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里，它表现为消费倾向递减；二是流动性偏好，它主要影响居民的投资需求，这反映了需求结构的变化——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地位正在下降。
上述判断的宏观经济政策含义至少有以下二点：第一，居民储蓄中意愿成份的扩大表明居民自主支配自己货币收入的机制业已形成，那种把居民存款视为“结余购买力”的看法业已陈旧，从而，那种为居民储蓄准备对应的一般性消费品，特别是工业商品物资供应的做法也已是南辕北辙。第二，有效总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即居民一般性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地位的下降和居民投资需求地位的增强，说明了宏观政策有必要作一定的调整：一方面，改革的重点应转移到调控投资需求方面，开辟新的投资渠道，完善投资政策应被列入议事日程。并且就居民存款而言，利率的杠杆作用，即其影响储蓄和消费倾向的作用日益加强，这点是应予足够重视的。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如，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上讲）适当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反而显得必要。
（二）关于“投资膨胀”
毋庸置疑，投资膨胀确是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再深究一步，便会发现隐含在“投资膨胀”表像下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根据宏观经济分析的一般原理，只有当有效总需求等于实际总供给时，国民经济才处于均衡状态；而只有当意愿总投资等于总储蓄时，才能达到有效总需求与实际总供给的均衡。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这次宏观经济景气周期中意愿投资是否等于了总储蓄？
社会的总投资是由固定资产投资与流动资产投资两部分构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为企业增加生产能力的投资，是从企业长远发展角度考虑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固定资产投资看作意愿投资；而就流动资产而言，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库存。一般而言，库存可以视作非意愿性投资。影响企业库存的长期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从短期看，可将影响企业库存的短期因素简化为宏观景气周期对企业微观经营效果的影响。在宏观景气波动的周期性作用下，企业库存水平也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只是在通常情况下，二者呈逆动态势：即经济处于高峰期，库存水平将急剧下降，此时，可视为非意愿性投资消失或趋于消失；经济处于低潮时，库存水平又会大量增加，此时又可视为非意愿性投资增加。90年代以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就是与库存的逆向周期波动相伴生的。但本次景气周期却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高还是低，库存水平却始终居高不下的异常现象。1992～1993年是本次经济景气周期的上升期，经济的过快增长并未导致企业产成品库存急剧而持续地下降，相反，企业库存水平依然在增长，三角债现象依然严重。1993年下半年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更导致了库存增长的加速。1994～1995年两年，虽然一些传统短线部门，如煤炭、钢铁等行业出现了限产、压产、生产增幅下降的趋势，但库存却依然在快速增长。宏观经济景气波动与库存水平变化呈非逆向联动现象的产生，从总体上说，是非意愿性投资增长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非意愿投资上升，意味着有效总需求的不足。这一判断使本次景气周期中“投资膨胀”的概念如同“消费膨胀”的概念一样，也失去了传统的意义。如果还要继续使用“投资膨胀”这一概念的话，则不能笼统地用总投资的概念来涵盖一切，而必须对其作结构性分析。一旦对总投资作了结构性分析，则会发现，不同性质的投资对总需求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其中库存投资的增长并不能成为判断有效总需求膨胀的依据。
上述分析的宏观经济政策含义至少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库存的增减应与通货膨胀率一样，被列为衡量宏观经济是否平衡的重要指标。第二，考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政策的着力点主要不应是减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当然，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是应该控制的），而应是将无效的流动资产投资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并且尽量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微观及宏观效益。
（三）关于“物价上涨”
目前，流行于国内的关于物价上涨原因的分析一般是沿用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缺口”理论，即通货膨胀发生在有效总需求超过潜在总供给之后。然而，我们前面的分析表明，这可能只是一个假象。按照凯恩斯宏观经济均衡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存在着恒等关系，但决定宏观经济规模的两个最主要的变量却是有效总需求和潜在总供给，因此宏观总供求均衡的条件是：
有效总需求＝潜在总供给——①
其中，有效总需求＝总需求－非意愿投资——②
因此，将②式代入①式后，等式变为③式：非意愿投资＝潜在总供给－有效总需求——③[①b]
如前所述，总投资可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为分析方便起见，可将流动资产投资视为库存，并且还可将经济高涨期的库存视为非意愿投资。据此假设，我们可以将1993年的流动资产投资（流动资金积累额）1593亿元视为该年的库存，也即非意愿投资。同时，据公式③，我们可以判定，1993年，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实际情况是潜在总供给远大于有效总需求，即有效总需求不足是本次景气周期的基本矛盾之所在。这一判定意味着当前流行的“本次通货膨胀是发生于有效总需求超过潜在总供给之后”的观点是难以立足的。换言之，本次景气周期所发生的通货膨胀与总需求并无直接相关关系，而是由其他因素所引起的。
事实上，如果将1988年和1994年的物价走势作一对照，就会发现引起本次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同于1988年。
表5、6说明，在1988年，几种价格的涨幅虽不一样，但涨势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引起物价上涨的因素是同一的；而1994年，几种价格不仅涨幅不一，涨势也不一，表明物价上涨的原因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别受独立因素影响的结果。
表5 1988年几类物价指数变动分析%
资料来源：管理世界1995年第1期，第59页。
表6 1994年几类物价指数变动分析%
资料来源：《管理世界》1995年第1期，第59页。
1994年，是本次景气周期物价上涨最高的年份，但分析其物价上涨的结构，可以看出物价上涨主要发生在粮、油、禽、蛋、肉类等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制成品领域。而且，还出现了在农产品价格急剧上涨的同时，一般工业品价格相对稳定而生产资料价格却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现象，这种现象使我们得以获得此次物价上涨与总需求基本无关的结论。
那么，推动本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对各类物价上涨的分类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作出判断。
1.在工业品领域，成本推动是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1994年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和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曾对298家工业企业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清楚地验证了上述判断，即企业的成本上升是普遍性的：一是企业成本上升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经营机制以及企业规模大小的关系不大，它表明，企业成本上升确是外部因素引起的；二是企业成本上升的面大，83.7%的企业认为自己的成本是上升的。多数企业成本上升必然促使物价的全面上涨。换言之，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本推动。
如果作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影响企业成本上升的因素并不相同，对认为产品成本上升的企业的问卷分析结果表明，80%认为成本上升的企业都认为原材料涨价是成本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影响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尚有能源涨价、工资支出增加、税负上升等。如果将上述结果与1992年以来我国物价改革的进程相对照的话，不难得出企业成本上升与政府主动放松对大部分基础原材料、能源等价格的管制有直接关系，而与总需求虽有一定的关系（如在1993年上半年），但相关度并不大。
2.在农产品领域，政策性调价措施是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为了遏制农民收入下降趋势，政府主动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从而成为推动物价整体水平上涨的重要原因。
3.在服务领域，需求亦非1994年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表7所列为本次景气周期中，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消费品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化趋势，从表中可以反映出以下特征：首先，服务项目价格指数，经历了由节节攀高到急转下滑的变化过程，1993年是个拐点；其次，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与消费品零售物价指数在整个周期中均呈同向攀升趋势，但服务项目价格指数却在1993年后与前者呈现逆动。上述情况说明，在1993年以前，由于供给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不相适应，曾一度造成服务项目供给的不足，从而导致服务项目价格指数较大幅度攀升，但这种情况到1993年后已有较大程度的改善，供求缺口的缓解使价格涨幅回落；并且从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与服务项目价格指数在1993年后呈现反向运动的情况可以判定，在1994年物价上涨的高峰时期，后者对前者的贡献却是缩小的。
表7 本次景气周期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商品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以上年为100%）
资料来源：除1994年数字来自于《中国统计》1995年第3期外，其余数字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4》。
上述分析表明：本轮物价上升与总需求基本无关，而是与企业成本上升和农产品提价直接相关（而后者既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后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所采取的措施，又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品成本上升的直接原因），这一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在引发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与总需求基本无关的情况下，过份倚重控制总需求的宏观政策似有调整之必要，这种调整须将宏观政策微观化，即针对引起短期成本上升过快的原因，逐一分析并作出对策。（未完待续）
*本文是199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研究——1990～199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一部份。
注释：
①a本文所引数据除特殊注明者外，均取之于《中国统计摘要1993》、《中国统计摘要1994》、《中国金融年鉴1993》、《中国金融展望1994》。
②a ③a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第72页表3—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12。
④a经济蓝皮书，《1994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2。
①b关于该公式的详细推导和论述，可参见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一书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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