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世纪回眸——兼论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三十年论文,五十年论文,建国以来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 5293（2000）04－0150－06
1999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可以说，五四运动、建国，这两个具有伟大意义和深刻含义的历史环节，划分了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三大时期，三大篇章：五四运动以前的20年，是20世纪中国的屈辱篇；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30年，是20世纪中国的崛起篇；建国以来的50年，是20世纪中国的振兴篇。贯通其中的，是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走向全面振兴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国情的结合和在中国的胜利。因此，在世纪之交，回顾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变的百年，特别是回顾建国以来的50年，从中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无疑是必要的。
屈辱的二十年
屈辱史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中国古代并不屈辱。自然科学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历代的科技成就（项目）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占的比例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为57.4%；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年，为 50%；公元1年到公元400年，为62%；公元401年到公元1000年，为71%；公元1001年到公元1500年，为58%。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开始，割地、赔款以及各种主权的丧失，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和灾难，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
20世纪的第一个20年，中国受奴役、受束缚、国土破碎、主权残缺的屈辱状态并未改变，反而处于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危险境地。以不平等条约为例，1842年至1949年期间，中外间缔结的大大小小不平等条约，其总数大约有三四百个。而20世纪的第一个20年，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达110个左右。[1]（P44—47）其中， 《辛丑条约》是当时世界上11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集体强加给中国的空前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的最终完成和帝国主义在华半殖民地统治的完全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图变列强对华共同瓜分政策为其对华独占政策，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强迫北洋政府签订了“民四条约”，据此逐步独占山东省和东部内蒙古，并且使南满更加殖民地化。日本还进一步通过其他一系列密约，取得了在中国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更多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
屈辱的20年，也是抗争的20年，探索的20年。面对20世纪初国家主权丧失、民族衰落到谷底的局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领导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走向振兴的第一位伟人。面对19世纪末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形势，他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继而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合乎时代潮流、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理论旗帜。正是在这面旗帜指导下发生的辛亥革命使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而为中国的进步真正打开了闸门。但是，辛亥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孙中山所追求的振兴中华的目标，所憧憬的现代化的美景，所设计的一系列实业计划未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屈辱命运未能从根本上改变。
崛起的三十年
五四运动，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最重要的历史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迅速地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于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开通了新的道路。因此，五四运动成为20世纪中国发生第二次历史巨变、重新崛起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继承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在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有一个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P796）， 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结合，这次结合产生的历史性飞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达到了新境界，使20世纪中国发生新的巨变。
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刘少奇在1941年曾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3]（P220 ）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是指思想上、理论上准备不足，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缺乏完整统一的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特点。因此，党连续发生违背中国国情的“左”右倾错误，不仅造成理论上的极大混乱，而且在实际上使中国革命受到极其严重的挫折。实践的发展促进认识的深化。直到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思和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才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从而建构了具有丰富理论内涵和比较完整成熟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仍然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从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六届六中全会，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和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七大”才把毛泽东思想最终确认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其间经历了整整10年时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也是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指导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振兴的又一面理论旗帜。正是在这面“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旗帜的指引下，20世纪中国开始了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更加伟大的历史变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结束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的屈辱历史，重新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振兴的五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20世纪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面振兴的新的历史篇章。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把建国以来50年的振兴篇章和总体历史进程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30年到新时期20年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从僵化到各方面改革的根本性转变，从而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获得空前的独立和统一，奠定了国家富强、民主幸福的主权基础。到1952年底，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在巩固新生政权的基础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建设全面展开，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尚极大改观，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达8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 年增长20%，比1949年增长77.5%。3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 这就为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20世纪中国工业化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一五”期间工业化的宏大规模和巨大成就，远远超出了旧中国的100年。根据计划规定，5年内共投入建设资金总数766.4亿元，约合黄金7亿两。这样巨大的工业化投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5 年中国家由于基本建设而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达492.18亿元，其中新增的工业固定资产为200.64亿元，而近代以来进行了将近100年的工业建设，到1949 年工业固定资产还不到130亿元。“一五”期间也是20世纪中国经历新的历史变革的发展阶段。到1956年，我国顺利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此后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开辟了道路。这一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变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起构成了20世纪中国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变。
从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这10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期间虽然遭到严重挫折和起伏，仍然取得很大的成就。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2327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641亿元，工业总产值1686亿元，分别比1956年增长86%、5%、163%。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丰硕成果。当然这10年，也是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10年。10年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左”倾错误认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尤其是片面提倡和推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在实践上导致生产关系严重超前生产力的盲目变革，造成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准确把握发展契机，真正实现了历史要求于我们党的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拓新局面的大转折、大变革，从而启动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巨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伟大复兴的20年，也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20年。
新时期以来的20年，在建国以后30年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又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年来，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积极而稳步前进，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4772亿元，为1978年3624亿元的20多倍， 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9.8%， 高于1952—1978年年均增长率3.7个百分点， 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年均2.5%和发展中国家年均5%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84元，1997年为2936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3%。初步测算，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生活目标。[4]（P24）20年来，我国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由一般加工业到服务业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国民经济由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型经济。国家外汇储备由10多亿美元增加到1400亿美元，利用外资从无到有，实际投入资金累计达到3483亿美元，年直接投资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5]（P34）当然，新时期20年的最大成就， 是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飞跃的前提是重新确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飞跃的核心问题是真正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引导中华民族实现梦寐以求的伟大复兴。
历史的启示
回顾百年巨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才能结束屈辱和日益崛起；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真正使20世纪中国走向振兴。50年的奋斗，50年的辉煌，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认真思考和科学总结建国50年的主要历史经验，对于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大有裨益。当然，50年经验很多，教训不少，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总结出许多条来，但我们认为如下四条至关重要。
第一，思想路线问题至关重要
建国初期，我们党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八大”前后，又是依靠它努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个人迷信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的状况达到极致，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国家经济被推到崩溃的边缘。这一痛苦的教训表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无论是谁，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如果一旦背离了它，就不能不犯错误，受到惩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继承延安整风运动的传统和智慧，喊出了思想解放的先声。正是在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我们党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简言之，共和国50年坎坷曲折的历程，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休戚相关。这充分地说明了思想路线、思想解放对于历史变革、历史创造的重大前提意义。
第二，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问题至关重要
建国以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并非是一条平坦笔直的道路。长期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某些预测加以教条式理解甚至误解，习惯于绝对化地从生产关系方面认识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规模越大、程度越高、生产关系越纯洁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思维理念长期困扰和束缚着人们的观念。从1980年到1992年，邓小平用13年时间，不下20次集中谈论或从各个角度旁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直至1992年初，他用五句话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两个层次，高屋建瓴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才彻底突破和否定了那种片面以生产资料所有制论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从社会主义的最高本质层次澄清了人们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特征的模糊认识，从而全面、科学、深刻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正是围绕不断解决和回答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党才实现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实践说明，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认识、研究和实践，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一认识和实践过程还将继续深入和发展。
第三，旗帜问题至关重要
旗帜就是方向，就是形象，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就重视这一点。党的十五大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称为20世纪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三位伟人，并且把孙中山摆在毛泽东、邓小平之前的先行者的崇高位置上，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十五大还确定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正是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面伟大旗帜，中华民族才有了从陷入发展最低谷的本世纪第一个20年到以辉煌的成就跃上发展巅峰的本世纪最后20年的深刻而剧烈的历史性巨变。这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问题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发生，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使中国从一个备受列强凌辱和掠夺、四分五裂、内乱频仍的国家，变为一个享有独立主权、空前统一的新国家，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50年代中期以后，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努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为旧中国和全世界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不幸的是，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发生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悲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在纯洁党的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和号召下进行的，但党的各级组织恰恰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害。这一惨痛的教训表明，在当今中国，不论口号多么冠冕堂皇，目的多么纯洁、完美，都决不能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否则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甚至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瓦解和失败。我们党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最终还是由我们党自己而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全面改革，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也都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20年中的奇迹般成就，无一不是我们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排除困难、付出代价而取得的。一言以蔽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洗刷耻辱、锐意进取、成就伟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关键在党”，这是全体中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50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传统和高度凝聚力的优秀民族。这种凝聚力，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这种凝聚力的核心和源泉正是来自于我们党的坚强领导。而在追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这一跨世纪伟业的征途上，旗帜指引着这一方向，代表着我们党的形象，是我们党动员、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主心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高举旗帜，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根本前提。总之，四个“至关重要”完整地、内在地统一于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理想和实践之中。
收稿日期：200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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