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反抗史”的书写*——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对比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科特论文,两种论文,学派论文,底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弱者”与“底层”：殊途同归？
二战之后，社会科学对与常规政治相对的“对抗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研究，在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是沿着不同的理路前进的：社会运动研究集中在美国、西欧，革命/抵抗研究集中在第三世界。这里的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之分，不是以学者国籍，而是以研究对象划分的。斯科特和斯考契波是美国学者，但研究第三世界的对抗性政治，他们使用的是“抵抗”、“革命”等挑战政权合法性的字眼；而西方理论中的“运动”则既可以是对抗、颠覆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改良性的。西方世界的社会运动理论至今可分为传统范式、资源动员范式、新社会运动范式(赵鼎新，2005)：传统范式关注怨恨、压迫、剥削，其研究的运动包含更多的反政权性质，运动主体是劳工、农民等“底层”成员；而后二种范式则关注利益博弈和认同建构，研究以精确的企业形式组织、以中产阶级为运动主体的利益表达或认同表达行为，这类运动不挑战政权，仅挑战某项具体政策或社会的某种具体规范，往往和常规政治合流，丧失了“对抗性政治”的特性。理论范式上的变迁，源于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从60年代后期起在美国和西欧，劳工、农民和底层反抗就已经被边缘化，不构成社会运动的主流，即使有，也多是借用中产阶级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可以和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共享一个范式。
在底层的反抗被理论家们遗忘的时候，坚持认为底层群体的反抗有其独特性的西方学者只能到第三世界去寻找其理论的例证；同时也有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努力重写本民族历史，拒绝对本民族历史的“西方式解读”，对被西方主流理论家遗忘的底层反抗的书写和再书写，成为他们从“西方范式”中逃逸的黄金之路。斯科特(James C.Scott)①和底层研究学派(The Subaltern Studies Group or 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国内又译为“庶民研究”)②分别是这两类学者的代表，共同构成与社会运动研究对垒的底层抵抗研究的主力。
以美国和西欧为对象的社会运动研究，与以第三世界为对象的革命/抵抗/“底层政治”研究，长期以来虽不免有思路借鉴，但形式上却是各拥经典，援引文献上各走各路，对话不多。因政治倾向分野和理论路向殊异造成的隔绝，在西方学界内部并不罕见，在底层问题上还有第三世界学者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打出反对西方主流理论霸权、必须另走一路的大旗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他们与西方主流的互相排斥就更可以理解。
相对费解的倒是斯科特与底层研究学派的相互隔离。斯科特使用的subordinate一词与底层研究中使用的subaltern一词几乎作同样的界定(Field，1994)，即各种二元对立范畴中的下位范畴或各种支配关系中的被支配者，斯科特研究的农民除了没有种姓标签，其他方面完全符合底层研究的底层定义。同样以亚洲为研究区域，同样以底层的、带有一定“前现代性”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同样声称从葛兰西处继承了深厚的理智渊源，同样以“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郭于华，2007，2008)为其不可推卸的学术使命，这两派理论在对抗西方社会运动主流范式的过程中，本来应该最具亲和性。而且，两派理论兴起于同一时间，斯科特早年在印度短期从事研究期间，还与底层研究的主将古哈有过交流与合作，为此专门在一本著作的序言中致谢(斯科特，2004)，但二者的交集为何到此为止？
不仅如此，连评述和引用他们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很少将二者并提和对比。即使在评述斯科特著作时提及了底层研究，也仅仅写道，斯科特在对“支配”的理解上比底层研究走得更远，他以“物质支配”、“地位支配”、“意识形态支配”的划分，以拆解出不同层面的方式推进了关于支配与反抗的理论深度(Field，1994)。这一对比结论虽然并未得到深入阐发，但已经提示我们在“意识形态”处理上的不一致，至少是二者的重要分歧之一。
本文希望通过对两派理论在各个面向上全面的对比，试探性地破解二者无法相融之谜。二者的对比是本文唯一的主题，而对二者基本思想的综述已有前文脚注中所引的各种评介，概不赘述。
二、发现底层政治
两个学派的理论对主流西方理论的反动，都是要赋予底层政治以“政治性”、“政治意义”(political significance)。通过强调底层的反抗“都是为了生存”，并认为底层为生存的抗争也是一种政治，他们都以“底层政治”这个明确的提法对抗了主流框架中“底层无政治”的传统认识，同时提升了底层的复杂性和政治的复杂性。
“底层无政治”背后的预设有两点：第一，只有公民社会、公共政治中的活动才是政治；第二，公民社会、公共政治是底层难以进入的。斯科特与底层研究学派都承认第二点而否认第一点，认为底层之所以没有通过渗透公民社会、公共政治来参与传统“政治”，一方面是不能渗透，另一方面也是不愿渗透：他们本就不必非得进入精英的政治场域才能变成“政治阶级”，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就可以进行有政治意义的抵抗。二者所作的理论工作都有“扩大政治这一范畴的范围”之功，但却是通过不同的形式：斯科特在公共政治之外看到了一个新的场域——日常形式的抵抗，把它称为“底层政治”，界定为一个与公开政治平行的领域，从而说明“底层也有政治，却是在不同的领域活动的”；而底层研究学派通过提出与资产阶级把持的政治空间“公民社会”相对应的底层活动的“政治社会”(查特吉，2000)，也肯定了底层与精英均有“政治”，并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活动。
“公开政治(public politics，也可译为“公共政治”)vs.底层政治(infra politics，译为“微小政治”、“不可见政治”或“红外线政治”更合适)”、“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vs.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分别是两派理论用以表征精英的、宏大的政治与底层的、分散的政治之区别的二元对立范畴。但有所不同的是，底层研究学派讲的“公民社会”虽然可以大致等同于斯科特所说的“公开政治”，但作为其对立建构物的“政治社会”却不是斯科特的“底层政治”。斯科特的“底层政治”是秘密的、无组织的、欺骗性的、没有公开行动的；而底层研究学派则研究底层的公开行动，修正精英把持的对公共政治的解说中的偏颇，以“底层自己的政治”的视角重写公共政治史。所以底层研究学派讲的“(底层)政治社会”其实属于斯科特说的“公共政治”，而非“底层政治”。之所以这两对二元范畴无法扣合，是因为他们对与“传统形式的政治”相对应的“底层自己的政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底层研究学派认为在后殖民社会中，由底层占据的政治社会已经取代由精英主导的公民社会成为主要的政治空间，并以“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这一书名(查特吉，2007)，揭示出国际体系中的下位者(第三世界国家)、支配等级中的下位者(人民大众)，已经是今天世界的大多数，他们自己的政治也应该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流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斯科特则把逃过了研究者视线的“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行为显现于世人之前，赋予政治意义，把“政治”的主体扩展到了大多数世界的大部分人。两派理论都消解了作为精英的玩物、少数人的乐园的传统“政治”概念，把政治范畴扩大了，成为广义的、大多数人的。但他们所延展的部分是不一样的：斯科特是揭出传统政治理论和政治精英没看见的部分；底层研究则是认为原有的对底层抵抗行为的精英式解读有偏误，指出精英并非没看见，但却是“戴了有色眼镜”去看底层政治的。
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二者虽然都在对“以精英视角看底层抵抗行为”的质疑中发展起来，所攻击的靶子却不同——他们各自所处的学术场域不同、田野区域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强调对象。
斯科特是一个美国学者，西方学界不论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脉络下的农民和底层研究，都倾向于把底层看作被动的、被霸权的、无组织的、即使反抗也是偶发的和无效的。斯科特质疑农民是一个被动的“非政治阶级”，认为反抗不仅“有”(there is)，而且“有效”(it can make a difference)。斯科特的田野是东南亚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村落，这些国家面对资本主义入侵，没有能形成称得上“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过程，农民们没有自觉行动，只有一些零星的被动反应性行为，在传统西方理论看来基本是被动的——虽在触及生存底线时也发生过大规模造反，但除此之外，也只有一些理论家们“看不见”的小偷小摸而已。因此，这个区域的反抗，如果有的话，确实是“不可见政治”、“红外线政治”，传统政治理论的肉眼看不见，必须要特殊的理论透镜才能观察到。
而底层研究面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题：虽然底层研究的主要对象后来扩展到后殖民社会的妇女、低种姓者和宗教少数派，即更多的二元对立范畴中的被支配者，③但底层研究最早是以重释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家的。同样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殖民入侵及其引发的生产关系转变，在印度则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其间过程惊心动魄，既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印度国大党的形成，同时又充斥了农民、底层的数次大规模暴动。农民的参与极大改变了印度的历史，精英们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只是精英史观一向将农民暴动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传播的结果，视为一种“学习行为”，将精英和底层在民族解放进程中的同时参与解释为底层被精英动员。精英史观把底层看作天真的、不稳定的群体，认为它作为精英的动员对象是完全被动的，一动员就行动，并且完全按照精英设定的议程去行动。而底层研究学者则用农民拒绝回应精英的动员、已经被动员却中途退出合作，或者在运动过程中使运动走向更加暴力和不可控的方向等等诸多事例，证明了底层既可以搭精英的便车，也可以踢精英的场子。这就是说，底层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考虑和独立的价值模式来加入民族主义运动的(the subaltern join the agenda on their own terms)。
简而言之，斯科特和底层研究都反对视农民或底层为被动的、不具政治性的阶级和群体，但前者所指的被动乃是“不是沉默就是无组织暴乱”，后者所指的被动则是“起来反抗与否，完全听命于人，没有独立性”，这两种被动性的解读均视他们的反抗为不具有阶级自觉性和前瞻性的“无意识行为”、“非政治行为”。
他们都要推翻农民、底层的被动性假设，但这个敌人显然是非常强大的——农民和底层作为“被动阶级”、“非政治阶级”不仅在社会理论中有深厚渊源，有正统自由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双边支持，更有强大到不可推翻的事实证据：自从资本主义兴起，人们几乎没有看到农民和底层发起过自觉的、独立的、以向前的社会变迁为指向的、具有鲜明“政治性”的反抗运动。而斯科特与底层研究，则以无数例子证明他们可以因为生存、因为自利、因为亲族联系、因为与民族主义无关的宗教信仰参与到政治中来。“底层基于非政治的理由参与政治”是他们共同的强调，但又略有不同：对底层研究学派来说，不管动机为何，是否参与公开反抗运动是有清晰的界限的，农民毕竟确实曾经造过反，离“政治行为”的距离并不太远；但斯科特这样说则免不了“泛抵抗化”的嫌疑，因为他研究的行为更为“微小”，仅仅是些怠工、谣言、小偷小摸之类，传统政治理论很难把这些接纳为“政治行为”。
在对“抵抗”的定义上，斯科特采取把行动与意义联系起来的韦伯主义的行动定义，明言抵抗必须是“有意识的行动”，必须要“意图上针对支配阶级或者对支配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Scott，1985：290，转引自Bayat，2000)；而他又极其强调无意而微小的行为也会“使支配阶级的政策失败”(斯科特，2001，2004)，这其实是非意向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于是动机论与效果论同时采纳，动机与效果满足一个便可算抵抗。但是，广义地说，被支配者与支配者之间只要存在互动，被支配者的一切行为都会或针对或影响到支配者，这样的行为岂不是全都成了抵抗(Bayat，2000)？这是斯科特的“日常抵抗”概念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从反抗的定义上来说，必须是有压迫才有反抗，而且强度不同的压迫体系下的反抗不能等同，不能在福柯的意义上说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抵抗(Brown，1996)。还好，斯科特对于权力的定义不及福柯那般宽泛到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才避免了让抵抗也同样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把被支配者每天吃喝拉撒骂脏话都视作反抗的理论危险。
在对权力和反抗的理解上，斯科特避免了福柯式的无度扩大权力和反抗的外延，不至于像福柯那样使权力和反抗都失去了主体。④斯科特把反抗的主体仍然维持为底层农民，⑤这样，“底层研究”或“农民研究”才不至于沦为“一切被支配者的泛反抗研究”——如果那样，所有人都至少是一种意义上的被支配者，一切事情都可以似是而非地往“反抗行为”上靠，这将使他的理论失去了对象独特性，使最初强调的“底层”或“农民”字眼变得毫无意义。但斯科特的“反抗”和“政治”的外延仍然太宽，为了反对把底层看作被动群体而把底层的行为过度解释，把没有结果的行动和产生结果但属于“非意向性后果”的自发的、无意识的个体行为全体纳入抵抗之列。如果效果经常不出于意向所指，有动机又常常不一定有效果，这些小偷小摸又怎样能被赋予“政治的”意义呢？对这个问题，斯科特是以新出炉的“隐藏的文本”概念正式回应的。
三、探索底层意识
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都声言承接了葛兰西传统，他们从葛兰西处得来的启示是：第一，在自由主义只关注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正统马克思主义只寄望于工人阶级时，葛兰西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广大的底层，这指引了两派理论的对象选择，甚至“自下而上的历史”等研究传统也声言是葛兰西的继承者；第二，葛兰西对探讨意识形态支配的复杂机制及其社会后果深感兴趣，他试探性地提出的底层被“霸权”、没有独立统一的意识的观点，给了两派理论相当的发挥空间。
葛兰西在是否存在“底层意识”的问题上，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有时认为底层没有完全被霸权穿透，保持着独立意识；但同时也认为底层意识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由支配阶级的观念和长期被支配的经验共同构筑的(葛兰西，2000)。底层研究强调底层内部的异质性(刘健芝、许兆麟，2005)，强调“底层意识”的内部冲突，这直接继承自葛兰西(查特吉，2000)。而斯科特对葛兰西的处理则是“倒转”(turn Gramsci upside down)(Scott，1990)，意指行动与文化领域的倒转。斯科特认为，农民是在行动上受限颇多(Scott，1990：53)，反而在文化霸权上受限很少，葛兰西是因为只看到表达认同与甘愿的“公开文本”，才会觉得农民深陷“霸权”之中(Scott，1990：67、77)。而“隐藏的文本”让我们看到，农民和底层有能力维护一个独立社会空间，而不仅仅是小偷小摸。隐藏的文本所生成和寄寓的社会空间，就是反抗的成果和反抗的目的。反抗即使不是直接指向支配者，也能创造并维护一个独立社会空间，在这里他们用嬉笑怒骂、插科打诨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得以社会化(Scot，1990：173)。一旦有了独立的而且经过社会化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行动因为受到严厉的限制而不能显现于天下(Scott，1990：87)，即使他们的反抗由于力量弱而屡次失败，也不能再将之看作纯粹自利的、自发的、机会主义的、不带有任何改变社会的政治潜力的“非政治行为”了——这样也最终解决了把“日常抵抗”定义为个体化的从而难以走向“阶层团结”的问题：底层的行为是以个体为单位进行的，那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告诉他们集体行动的风险太大，他们进行个体反抗时的彼此心照不宣、他们的隐秘社会空间，都说明他们是团结的，尽管这团结不一定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展现。
“隐藏的文本”就是底层或农民的意识形态。斯科特大致认为“底层意识”是统一的和独立的，底层也有对世界的抽象看法，并且依靠这个独立的体系来反抗。虽然他们既要讨好又想反抗，有“双重语言”、“双重理念”现象(Scott，1990：44、51)，但底层成员之间彼此都一样双重。统一性、独立性和抽象性，使“底层意识”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
而底层研究群体笔下的底层是有独立意识但无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底层，村民、贱民、妇女、宗教异端各有自己千奇百怪的意识，且常态是互相抵牾。当他们公开行动，来自不同村落不同教派的人们用他们碎片化、异质性的各种意识资源，也权宜性地借用各种精英的意识资源来组织他们的抵抗。底层研究学派积累起大量的案例研究，生动地刻画了不同种姓、不同地域、不同亲族、不同教派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冲突与和解，他们与议会民主体制、国家暴力机器之间的政治交涉。⑥这些前现代、非民族主义的异质性成分充斥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底层研究由此写出了比之前由精英写就、在线性进化预设下的“现代化”与“民族主义”两种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解说远为复杂的历史图景。
虽然在底层意识是否“异质性”、“碎片化”的问题上有分歧，但二者却在对“底层意识”存在的肯定和对其独立性的强调这两点上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二者最初面对的问题意识是：如何解释“霸权的失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适用于“高级资本主义”阶段，处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本应横扫了一切阶级，使底层意识荡然无存；但如果霸权是不完全、不发达的，比如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或是殖民地社会里，有着尚未深刻卷入高级资本主义秩序的底层，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识呢？葛兰西并没有给出确定的回答。斯科特在东南亚村落中，发现支配群体和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完全“霸权”农民；底层研究也在印度发现，无论殖民主义的买办精英还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都希望代表印度的底层，却都没能成为完全的“印度民族代言人”。只要底层意识还存在，甚至只要底层“无意识形态”，即是说明他们没有采取精英的意识形态，这样，霸权即使有，也始终是不完全的。这个观点的推论是：农民被霸权得比工人少，第三世界工人被霸权得比西方国家工人少。
“清官意识”在葛兰西看来就是霸权最直接的体现，在斯科特看来倒是一种反抗的艺术(Scott，1990：96)，对同一现象几乎完全相反的解读，提示了我们：除了“霸权”不完全、不发达以外，“霸权”本身的复杂性也在造成被“高级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的复杂性——霸权的内部冲突很可能被底层利用。而意识资源上的“权宜性利用”正是印度底层研究主将古哈与查特吉在著作中都反复强调的，精英对底层有“剥削”(exploitation)，底层以对精英意识的“利用”(英语同样为exploitation)作出反应(古哈，2005；查特吉，2000)。正如有的评介文章已经指出，霸权意味着某种承诺，底层便可挪用这套话语，抓住未能兑现的承诺来抗争(常姝，2002)。受到斯科特启发的欧博文和李连江，在对中国农村抗争行为的研究中使用“合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概念，其精髓就在此(O' Brien，1996)。但与斯科特不同的是，他们强调中国农民是以公开文本而不是隐藏文本来抗争的。这构成与斯科特的对话，却并不构成对他的反驳——因为隐藏文本本身应包括如何开发利用公开文本的技术和智慧，这是底层对霸权的积极而非消极的应对，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它既反对霸权的意识形态，又反对意识形态的霸权。
在资本主义从西欧兴起、向全世界扩展，让世界从此“一去不复返”地远离了各种前现代的传统秩序的几百年内，甚至在苏东剧变、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终归失败使曾经唯一能与之匹敌的替代性意识形态影响也日渐式微的世纪末以来，仍然有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在生产着对抗和超越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之势的替代性秩序选择。但是，即使他们声称是反资本主义的，由于与霸权离得更近，他们与资本主义和各种霸权观念的决裂，远远不及一直处在边缘地位的农民和底层生产出的“对抗性意识形态”那般彻底。
四、四种理论定位
在以上的部分中，笔者分析了在“是否存在有组织公开行动”与“是否存在统一的底层意识”这两点上，研究对象和援引资源相当接近的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存在的重要分歧。其他的区别当然也存在，随手举一例：对观察到的独特的集体抗争行为，斯科特强调“底层性”，而底层研究学派强调其“东方性”(查特吉，2000；钱永祥，2000)。但这一区别，如同很多表象上的区别一样，并不是本质性的，也不是他们之间最终无法相融的关键。
两派理论都是希望同时超越对被支配群体既有的两种研究倾向：一种是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研究为代表的线性进化史，把劳工史、妇女史写成一部部觉醒史、组织史、成长史——查特吉提出，这必定是一部假历史(陈光兴，2000)；另一种是很多底层研究的悲剧性叙事，将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看作底层的悲剧，农民、底层、殖民地人民在这一过程中无法组织，无法形成独立意识形态，一盘散沙，只能偶发地反抗或完全沉默，其社区和原有纽带趋于消解，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或群体也处在解体的过程之中。
至于如何超越，两派理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向：斯科特早期提出“日常抵抗”，但随即意识到：底层若无统一的意识形态，还是只能在D格(见下表1)里打转。“日常反抗”太过琐碎和被动，仅仅在“非意向性后果”方面显出效果来，即使强行赋予政治意义，也无法真正超越“证明自觉而有效反抗的不可能性”的悲剧性底层研究。因此，从“隐藏的文本”开始，斯科特有意识地往B格发展，走向底层意识形态建构论——既然“日常反抗”作为其核心范畴之一不能动摇，要保持理论的一贯性，就只能承认行动的无组织、不公开性，也就无法往C格或A格方向发展。B格是能保持“日常反抗”又能超越D格的唯一选择。
而底层研究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公开行动，因为底层研究学派最初是由历史学家创立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农民的大规模行动是一个历史事实，不可能无视；独立后的印度更由于采取议会民主的国家政体而使各种近于“乌合之众”的群体抗争都合法化了，因此印度的底层其实从资本主义入侵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公开抗争。底层研究一开始就处在C格内，其对底层异质性的强调，以及对线性史观的自始至终的抗拒，使其始终不可能挪动到A格；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底层研究，在起家时的历史学、政治学取向之外又加入了文化批评和解构主义，倒颇有移向D格的倾向——此时，90年代的斯科特早已经稳定在B格了。
时间上的擦肩而过，只是一个可供把玩的小花絮，并不是二者分野的关键。因为D格其实是一个包容甚广的理论取向。既然在意识和行动上双方面承认“碎片化”，碎片到如此程度的底层和反抗，怎么能够用一种统一的理论范式去概括呢？即使某两种研究都在D格，它们之间往往也无法相容，比如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农民的“自在非自为阶级论”、“落后阶级论”、“边缘、无效阶级论”和解构主义的“碎片论”，前者基于线性进化的史观，后者正是要把进步史观、甚至包括阶级概念本身都消解掉，二者几乎水火不容。但二者却因都在D格而对底层的反抗行动抱以悲观的态度。
话说回来，正是对原有两种倾向(A和D)的克服采取了不同的方向(B和C)，才使这两派底层理论如平行线般独立发展了多年，却没有明显的交点。
五、理论的社会背景
前文已述，目前国内提到这两派理论之一或是并列提到的，多属于简单借用：在理论上把农民或底层的抗争赋予政治含义，拆解宏大叙事，强调日常抵抗侵蚀政策，或是在方法论上强调重新阅读文化遗产，如谣言、民俗、民间文化及非文字的口述材料，只要做到这些的研究，就往往声称借用了底层研究或斯科特的范式。这始终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读和过于草率的并列——因为“底层研究”不等于“对底层的研究”，在一项研究敢于声称承接这两个学派的传统之前，对两个学派的初始问题意识必须有所澄清。
一切对抗性政治研究都与现实密不可分：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主流从强调怨恨和剥削的传统范式向资源动员范式，后来又继续向新社会运动范式过渡，主要动力是西方社会主导的社会运动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次才是理论内部的自我扬弃。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论点在国内学界赫赫有名，其不容忽视的现实背景却还显得陌生。
斯科特的研究始终是在西方学界“寻找激进行动者”的传统中进行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工人阶级，但工人运动在战后西方世界已经不居主流；新一代左派理论家们又找到了知识分子、学生等他们认为能代表“无产阶级”作为“先锋阶级”的人，但在1968年的风暴终于歇息之后，这个论调的市场也在缩小。70年代进入田野的斯科特，最初受马克思影响，但随即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的依赖性”、“深陷霸权而没有独立意识”、“没有独立的社区”为由，否定了工人阶级作为激进行动者的可能，而找到了在资本主义中没落却一直在抵抗资本主义的小农为“反资本主义”的激进行动者——由于欧美的农业劳动者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主，斯科特就只能到第三世界去找小农。资本主义霸权最成熟的表现是在西方社会，而霸权的制度化基础(学校与印刷、影音媒介)又集中在城市，前文已述，在斯科特看来，农民和底层被霸权得比城市工人少，第三世界工人被霸权得比西方国家工人少。那么作为第三世界的农民、底层，他们的日常生活离霸权可能是最远的，因此最有可能隔离资本主义的影响，独立发展非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把农民树立为激进行动者，这是斯科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不同，与斯科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自洽的。一切对于反抗的研究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反抗是否引向任何形式的解放？”否则，就会堕落为虚无主义。对此，似乎把反抗泛化得无从捉摸的福柯也以“自我技术”作出了回应，并在晚年返回了康德式的伦理取向。而对斯科特来说，“解放”含义是与最通常的理解不一样的：只要存在农民，农民的反抗本身就有激进含义，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纲领指引人们到一个以“社会主义”或其他主义为名的未来新社会才叫做“解放”。毋宁说，他关心的是“主体”的问题，而不是“解放”的问题：如果未来社会不再有小农，激进行动就找不到“主体”了——斯科特担心的就是“解放”可能把“主体性”弄没了。
斯科特的这种担心其实不仅是理论的，更是现实的。在世界的惊人变迁中，结合事实的反驳永远比纯理论的争辩要来得深刻：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次入侵，以及新自由主义更为深入席卷全球，“不依赖资本主义”、“远离霸权机构而有独立意识”、“有独立社区”，这些可视为反抗资源的因素，这些曾经使斯科特相信小农在激进行动者的候选阶级排名中优于西方城市工人阶级的因素，其实同时在走向没落。“前资本主义的村落”正在消失的过程中，但是斯科特并不修正他的基本判断，而是找到了社会记忆来作为替代实体村落的抵抗资源。他将“自然村落”(natural village)替换成了“记忆中的村庄”(remembered village)，虽然村子已经物是人非，不复前现代的原生形态，但村民对过去的理解、对村庄的记忆、对何为正义的认知，点点滴滴地汇聚和总结成了“隐藏的文本”，为他们的抵抗提供了合法性和形式。他们的几百年的日常抵抗实践，又反过来增加了隐藏的文本的厚度和深度(Evans，1986)。总之，这个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不存在严格的前现代村落时，也有可能继续生长和增殖。
而印度底层研究的兴起，是以双重失败——“资本主义民主的失败”和“工人农民运动的失败”——为背景的。底层研究学派除同样宣称承继葛兰西外，还受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思想的影响，把葛兰西的“工人阶级夺取霸权”观点等同于殖民地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一向运转良好的议会民主体系出现危机，威权主义的苗头泛起，国内各个阶层均有失望情绪，这种情绪转化为一种对资产阶级作为“民族代言人”身份的不认同，但同时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反抗也并未取得进展，因此面临“旧民主主义革命未成功”，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无处可寻的两难困境。在初期，底层研究学派曾经羡慕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陈燕谷，2005)，对印度的底层抗争则进行民粹主义式的歌颂(赵刚，2000)。但随后，底层研究分化出仍然坚持阶级分析思路和现代性叙事的一支，如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等人的劳工研究；以及解构阶级和现代性、把底层仍作了碎片化定义和悲剧式解读的、由斯皮瓦克领衔的文化批判一派(Spivak，1988)。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化，乃是由于一部分研究者依然认定底层的反抗是对抗要将世界一统的新自由主义病毒的希望所在(查特吉，2007)，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却认定了底层在社会变迁中注定的悲剧命运。
印度底层研究在90年代的发展动力枯竭(张旭鹏，2009)，甚至有“底层研究死亡”之说(秘舒，2006)，这源于研究者的严重分化：一部分人像正统马克思主义劳工研究一样写劳工、妇女的觉醒史、成长史，已经背离了底层研究最初的宣言，在底层研究的经典文献对“假历史”的批判话语映照下自甘堕落为了“假历史”；一部分人与“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合流，书写底层在现代转型中的被剥夺史和抗争史，更像“真历史”，却又写成了悲剧史，与自称“书写底层的历史”的西方左派史学家如霍布斯鲍姆看不出区别(霍布斯鲍姆，2001)，也不符合底层研究的初衷；另一部分人则以消解一切的解构主义态度，将底层的反抗也无限解构，底层曾经有过的奋斗与挣扎在他们笔下变作一种理论游戏，这样更是使底层研究丢失了主体——这正有点类似于前文提到过的，如把斯科特的日常抵抗概念和福柯的宽泛权力定义结合便可能导向的“丢失了主体”、一切皆反抗但一切皆无意义的理论困境。底层研究群体内部取向的分化，固然与其在起家时采取的理论走钢丝态度没有和精英视角彻底决裂(刘健芝、许兆麟，2005)有关系，但最深的根源还在于，现实中底层的反抗使人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能指望的事物——不能写成觉醒史，那明显是假历史；若写成悲剧史，又毫无新意；若以解构取向去写，则有虚无主义之嫌。
综上所述，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在最初多少都有“寄望于农民或底层”的左派浪漫主义。但现实是，斯科特的精心建构即使深入如“记忆中的村庄”，也很难挽回小农和底层的社区在现实中的没落(Evans，1986)；底层研究的宣言中即使再铿锵有力地强调“不屈的庶民性一定要书写自己的历史的声音”，也无法改变远超出印度社会的“历史性失败”(陈燕谷，2005)。
理论发展和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后，这两脉理论确实难再有大踏步的自我超越。虽然至今他们仍然被第三世界的案例研究者们反复引用，理论进展却不明显(Bayat，2000)。对中国农民、底层抵抗行为的研究，也有了相当数量的案例研究，大多选择与社会运动理论对话，而非与革命/抵抗研究对话。这一少数派理论之所以应该为中国研究者熟知，因为社会运动理论未必是唯一适切的理论，还容易混淆理论与历史，循着社会运动教科书把一切案例写成“走向成熟的成长史”，这正是底层研究学派曾经批判过的“假历史”。要写“真历史”，这两派理论的对比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和公开行动固然有互为因果互相强化的关系，但有成熟的公开行动的抗争群体未必有精致建构的统一认同，反而可能是认同的混乱推动了行动；有着成熟精致的意识形态的底层群体也未必公开行动，而且可能恰是意识形态之统一和成熟决定了他们不公开行动(Scott，1990：87、157)。
底层研究在古哈为其拟定的纲领性文件《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不是一切历史都是精英创造的”可谓振聋发聩，可他们并不准备说“一切历史都是人民创造的”，把底层扶上英雄之位。他们只提倡对底层反抗的如实解说，没有必要为了超越“悲剧史”而写成“成长史”，也没有必要为了反对“成长史”而写成“悲剧史”。在“成长史”(A格，见表1)与“悲剧史”(D格)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宽广的中间地带，这还是仅从一维的视角。如果把意识形态发展程度和组织行动发展程度作为两项独立变量，就会观察到二者高度不一致、甚至互相削弱而非互相成全的情况(B格和C格)。这些很难被划归为成熟的社会运动抑或无效的底层抵抗的“跨界行为”，或许才是大量的中国当代底层抗争行动所在的波段。
*本文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课程“农村社会学”期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感谢郭于华老师对本文给予的修改建议。
注释：
①斯科特的著作在国内中译本多，被引用多。已经译出的三本著作(斯科特，2001，2004，2006)广泛传播了他的“道德经济”、“弱者的武器”、“日常抵抗”、“公开的文本和隐藏的文本”等中心概念，这些简捷有力的字眼在近几年出产的国内文章中出镜率颇高，但往往停留于借用概念的浅层次，且往往是从中文评述文章中引用，甚至层层转引，而非从原著引用，故很难做到从斯科特本身的理论脉络及他所处的西方学界语境中作全面理解。针对斯科特本身思想的较全面的评介文章也仅有几篇(郭于华，2002；常姝，2002；何雨奇，2008；陈鹏，2009)。
②国内对底层研究学派的兴趣，始于2001年《读书》上发表查特吉的文章《关注底层》(查特吉，2001)。不久，中央编译出版社选译出版《庶民研究》(刘健芝、许兆麟选编，2005)，该书两篇序言是从文化研究和史学角度的评介。随后，不少评介文章分别从社会学角度(秘舒，2006)、政治学角度(赵树凯，2008)和史学角度(张旭鹏，2009)解读这一研究群体。但这一派理论很少得到国内学者有意识的运用，一方面由于它没有什么“核心概念”可供传播和二次开发，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印度社会的陌生感,对其种姓和宗教复杂性的无所适从，加上底层研究学派作为美国、西欧之外的英语写作者，其文风上明显的“非主流性”和后期底层研究对文化研究和解构主义的近乎偏执的沉迷，消解了它与中国学者因同处第三世界本应有的亲和感。
③斯科特后期也有类似的对象扩展，详见后文。
④对福柯来讲，权力和反抗都是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是无载体的。因此“主体”这个概念对福柯来讲根本就不存在(Bayat，2000)。
⑤这个结论限于斯科特前期。到他写出《支配和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时，已强调将底层农民抵抗的理论扩展到一切被支配群体，即“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人们(Scott，1990：19)，渐有向福柯靠近的趋势。
⑥底层研究学派陆续出版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英文多卷本中包含了大量的案例研究，陈光兴主编的《发现政治社会：现代性、国家暴力与后殖民民主》以及刘健芝、许兆麟选编的《庶民研究》等中文资料都只是选译了其中和中国大陆、台湾社会相对亲和的一些案例研究。更多的案例研究由于需要大量关于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背景知识，在印度社会之外的适切性不那么显著，因此往往被划归为区域研究文献，从而较少被国内学者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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