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及清代中央官刻比较小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考论文,元代论文,清代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和清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封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朝代。这两个政权都继承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尊儒崇教、重视文治的传统，其中央政府机构组织进行图书的撰写、编辑、校对、刻版、印制、发行的一系列“官刻”行为，就是这一传统的集中体现。对这两个朝代的相关编辑出版活动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今人把握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体脉络，也对理解我国古代编辑出版的历史传统、典章沿革和技艺传承大有裨益。 由于本文研究的视角，是我国历史上仅有的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的编辑出版活动，因此，笔者将两个王朝的起始年限确定为“1271年—1368年”和“1644年—1911年”，元代及清代入主中原之前作为地方性政权存在的“蒙古汗国”“后金”及未曾入关的“大清”，均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元代和清代两个封建朝代所面临的“以少临众”“以弱驭强”“以夷狄治华夏”的治理环境、民族构成和文化心理极为相似，所以这两个朝代在中央官刻行为上，有许多相同点。但由于统治者所处的历史条件、治理观念和政治意识不同，又必然会存在诸多差异。这里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中央官刻的组织机构不同 我国历代的中央官刻机构虽然各不相同，但各朝官署之间相沿相生、前后相继仍有一定脉络可循。唯有元代和清代，中央官刻机构却各自创设出了一些与前代完全不同的中央官刻组织机构。 1.元朝的中央官刻组织机构繁多复杂 元朝的中央官刻组织机构众多，但缺乏连贯性、系统性。元代政权统治中原的时间并不长，其以50余万人统驭5883万余人，[1]这在事实上大大超出了蒙古民族之前的政治实践。为了实现不同统治目标，元代政府建立了一系列中央政府机构承担图书刊刻和出版发行职能，主要包括秘书监之兴文署、艺文监之广成局、太史院之印历局、司农司、太医院、国子监等机构。 元代在书籍出版发行管理体制上区别于其他朝代最大的特点是，由最高中央行政机关——中书省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业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审查图书出版业务。这就加大了图书出版的政治控制和操作难度。[2] 因此，元王朝尽管建立起了上述众多行政机构，但由于受限于中书省的最高决定权，各行政机构的运行并不顺畅。兴文署作为元代最重要的中央刻书机构，各级官员十余人，工匠五六十人。[3]该机构规模有限，且史籍记载几经废立，并没有能够发挥出较大的作用。艺文监则专事翻译儒家经典，其下属之广成局“秩七品，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4]其存世时间不过40余年，所刊图书基本未见流传。国子监刻印的书籍目前可考的唯有延祐三年(1316)之小字本《伤寒论》。[5] 诸如兴文署、广成局、国子监等本应专司图书刻印的中央机构或者规模极小，或者存世时间本就不长，或者并未发挥出应有的职能，各个部门之间此消彼长，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没有能够像其他朝代一样，编纂刊刻出大型图书。 2.清代的中央官刻组织机构集中连贯 清代中央官刻较为集中，以武英殿修书处为中心。清代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承谕旨、受皇命专司收藏、编辑、刊刻、出版书籍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其存续时间之长、著述成果之丰、主事官员之显、机构规模之大，当之无愧地成为清代中央官刻的中心。 武英殿修书处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建立，直至清王朝1911年覆灭，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长达221年的时间里，武英殿修书处一直扮演着清王朝首要中央政府出版机构的角色。清代定例，各类书籍的编纂均开设专馆，如实录馆、会典馆、方略馆、明史馆、四库全书馆等，但所有书籍的刊刻工作，一律交由武英殿修书处办理。[6]据杨玉良统计，清代“中央官刻图书数量总计约713种(历书除外)”。[7]肖力、肖东发据陶湘所著《殿版书目》资料核算，武英殿修书处刊刻图书共计520种、52935卷。[8]以种类计，武英殿刻书占清代中央官刻图书的72.93%。 武英殿修书处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其机构规模和职员设置。该机构起初并无定制，直至乾隆晚期，规定武英殿修书处由管理王大臣统领，职衔为正二品，其下总裁、提调等官员从翰林中选取。上述职位均非定员，唯常设正监造、副监造、委署主事、库掌等各类“技术官僚”，合计人数在100人以上。修书处下设各类办事机构十多个，最多时常备各类在旗终身工匠200余人。[9]根据相关规定，一旦遇到皇帝钦命编纂大型图书，人手不敷使用时，可由工部统一雇佣工匠。乾隆元年修书处雇佣刻字匠200余名，后为刊刻《大藏经》，另行雇佣匠役869人，连同常备工匠及各类官员，武英殿修书处总人数当在1500人左右。这样的技术规模是元代任何一个中央官刻机构所不能比拟的，也从侧面证明了武英殿修书处的中心地位。 二、中央官刻的图书内容不同 考诸历代中央官刻图书内容，一般均高度集中于儒家经典、制度典章、宗教典籍等几类，而语言文字则以汉字占据绝对多数的地位。但元代和清代政权均掌握在少数民族封建贵族手中，其中央官刻图书既要服从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标，还要服务于保证民族优势地位的目标，因而在图书内容和所用文字上，两朝都有其相对独特的一面。 1.图书内容的品种类别有差异 元代中央官刻中技术应用型图书占比较高，清代中央官刻图书种类繁多、体系严密、无所不包。鉴于元代历史较短，享国不满百年，且距今已800余年，图书存世较少，中央官刻图书则更少。从目前所知的历史实物和典籍来看，元代中央政府虽然同清代一样，尊孔崇儒、兴学修史、以文致治，但其刊刻的政教、经史类图书仅限于《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十余种(其中尚有数种因记载不明难以确定为中央官刻本还是地方官刻本)。这些图书种类稀少，部分书籍内容相对浅显，不少是儒家启蒙或普及类图书。而《农桑辑要》《栽桑图说》《救荒活民书》《圣济总录》《伤寒论》及各类历法等农业科技、医疗科学、天文历法方面的技术应用型书籍则一版再版。与前述政教、经史类图书“颁行天下”“赐予百官”“五十部赐朝臣”不同，《栽桑图说》一次即由元仁宗下令“刊印千秩”，《农桑辑要》先后五次再版发行了2.5万部，各类历法一年即多至310万本。[1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代的政教、经史类图书毫无疑义地占据中央官刻图书的首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清王朝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系统翻刻儒家经典，并将汉魏以来先贤们对经典著作的各种传、注、疏、解、义等研究成果和著作汇编全部刊印出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著作体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最高统治者更是身体力行，亲自著书立作，通过尊孔崇儒以强化其封建正统地位。 清代中央政府特别重视对各类典章、档案的修纂。清代的实录、起居注、本纪、列传、方略、纪略、方志等均完备记录，加以刊刻。清政府还重刻、续修了历代典章会要，如《通考》《通典》《通志》《大清会典》，定期编纂各中央政府部门法规及制度汇编《则例》《律历》。[11] 除此之外，清代统治者为怀柔远人、羁縻四方，借重于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力量，主持刊刻了大量宗教书籍；为发展生产、巩固统治又刻印了农业、医学、水利、测绘等科技类图书；为提高自身文化修养，诗词小说、文艺戏曲类图书也成为中央官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而言之，清代中央官刻图书种类繁多、体系严密、无所不包，超越了历代中央官刻事业。 2.图书内容的语言种类相区别 元代中央官刻书籍中蒙古文字始终占据首要地位，清代中央官刻则在文字上采取开放的态度。元代对帝国疆域内的人民实行了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处处以巩固蒙古族统治地位为执政宗旨，因而元世祖忽必烈在八思巴文发明之后，明确昭告天下，必须以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以各国字副之。为保证蒙古族及蒙古文的优势，元代设立了艺文监、蒙古翰林院、蒙古国子学等机构，专事翻译儒家经典、译写文字，并以八思巴文教授学生，形成了从教育培养到人才选拔再到职业储备的完整循环。如前文中笔者所提到的，元代中央官刻出版的《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孝经》《列女传》等政教类书籍均是史籍明载以蒙古文字刊刻的。不过由于元朝疆域过于广阔，民族构成过于复杂，加之八思巴文本身存在着一定缺陷不利其推广，虽经元代统治者强力施行，但客观上并未导致其他民族文字出版事业的较大削弱。汉文、藏文、西夏文、回回(波斯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等书籍均得以出版并流传至今。[12] 相比元代，清代的中央官刻文字由始至终都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清军入关后不久，即以顺治皇帝名义编写了一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书籍，这批书籍无一例外采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印，显示了满族上层贵族对中原文化和汉字的尊重。在中央官刻事业中，最高统治者没有刻意强调图书出版的文字种类。以武英殿修书处鼎盛的康、雍、乾三朝为例，总计刊印出版了436种图书，其中满文书籍约44种，占比仅为10%。在这些书籍中，不仅有政教类的《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性理精义》《四书》等儒家经典，也有会典、律历一类典章法规类的书籍，还有《古文渊鉴》等文学类书籍，甚至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刻印的《金瓶梅》。[13]即便是进入乾隆朝，满文逐渐被汉字所替代，大部分满族官员都不能使用满文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也没有采用强制措施扭转这一趋势，仅仅是编制了规范的满文工具书。 三、中央官刻的技术因素不同 从科技史的角度而言，元代与清代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截然不同的。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顶峰，大量传统手工艺的集大成者和领先世界各国的最高技术成就均产生于这一时期。到了清代，我国的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并未完全停止，但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技术革新的力度均已逐步落后于世界最高水平。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两个朝代的中央官刻中蕴藏的技术因素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1.对技术工人的保护程度迥异 元代大力保护技术工人，清代则不甚重视。元代对技术工人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其他朝代，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封建大一统政权，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没有掌握当时中原发达地区的手工工艺，更不要说培养大量服务于蒙古统治阶级的技术工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元代全面实行了“保护百工”的政策。蒙古汗国时期及元代前期，连年战争中，蒙古军队攻占城池后必定屠城，在这个过程中“唯匠得免”并相沿成制，从而奠定了元代中央官刻的技术基础。 清代，武英殿修书处工匠主要分为钱粮旗匠和招募工匠两种。前者从上三旗闲人中选定，一经选定终身当差，月食钱粮一至三两不等。招募工匠则由工部统一雇佣，实行计件工资制。最不可思议的是，上述工匠报酬一经确定，竟至100余年不变。广大工匠既为主管官员盘剥，还要应对物价上涨，钱粮旗匠更要遭受所在旗佐领、管领的压制，可谓苦不堪言。[14]不过由于清朝中期国力强盛，政治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消极怠工的不良后果。 2.刊刻的技术水平发展趋势悬殊 元代中央官刻的技术手段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清代中央官刻的刊刻技术已走向没落。虽然元代中央官刻图书实物存世较少，但我们从其他元版书籍的技术手段来推测，大致应当不会与史实有较大出入。我国的图书刊刻主要有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种。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元代中期创制了木活字，并发明了圆轮活字架，根据其记载，当时也有人使用锡活字，这都是我国最早利用活字印刷技术的证明。此外，元代黄溍《金华先生文集》中记载“英宗……命于永福寺与诸为宿校勘三藏，将镂铜为板以传”。此处“镂铜为板”是关于利用铜金属印刷书籍的最早文字记录，只是无实物印证难以确认是铜版或铜活字。[15] 元代还出现了世界最早的套版印刷技术。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印无闻和尚《金刚经注》，经文用红色，注文用黑色，图画中的灵芝草则采用红黑两色套印。[16] 清代中央官刻图书虽然制作精良，但在传统的木版印刷、铜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方面，并无重大技术突破。中央官刻的铜活字印本无法掌握铜版插画技术，必须采用木板镌刻。[17]铜版画技法15世纪在欧洲发明之后，于17世纪万历晚年传入我国，但清代工匠无法熟练使用此种技法，以至于乾隆朝为了宣扬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战功，所制作的铜版画远涉重洋求助于法国，历时十年之久方才得以完成。与此同时，发端于西方的铅印、石印技术纷纷传入我国，凸显了世界印刷技术的发展成果，而我国传统印刷技术则伴随着王朝的衰朽彻底走向了没落。 元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成熟走向衰落的前夜，自元代以后，我国封建社会走向高度中央集权和全面专制。元代以降的封建统治者对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逐步深入。元代中书省亲自操刀负责图书出版的审查工作就是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的最好体现。也正是因为对社会思想禁锢的日益加深，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自元代以后就走向了全面的停滞，各种科学发明被统治阶级视为“奇技淫巧”，技术工人被视为草芥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元代、清代的中央官刻的比较，我们能够感受到封建制度从成长、成熟期走向没落期给社会各个层面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中央官刻事业的成功与否与统治者的重视程度和总体规划息息相关，而雄厚的经济基础、稳定的政治环境则是文化出版事业繁荣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