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为基础的增长理论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4X(2001)03-0040-05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总量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个模型：前者是没有积累的再生产，后者是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除资本家消费外的）用于积累并投资的再生产。但是，社会总产品从其使用性质上看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部分，二者必须相适应。马克思把前者的生产部门叫做“第一部类”，用“Ⅰ”表示；后者的生产部门叫做“第二部类”，用“Ⅱ”表示。[1]
再生产模型是“静态模型”，其中，简单再生产模型揭示经济以不变的"0"速度增长，扩大再生产模型以固定不变的“常量”速度增长。马克思本来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均衡增长”甚至“崩溃”的必然规律，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均衡模型”呢？它怎样才会成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指导意义又有“操作性”的理论呢？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将它“动态化”发展和深化，即以之为基础建立一个增长理论，从中找出经济失衡的关键变量，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和“调节”这一关键变量，达到稳定经济，使其持续增长之目的。
一、从扩大再生产理论中发展出来的简单增长模型
既然是建立“增长模型”，则应该以扩大再生产模型为基础（简单再生产没有增长）。先将马克思的再生产两部门模型[2]加总，并用大写字母表示加总后的各项：
上式表示，国民生产总值由总不变资本、总可变资本和总剩余价值三部分构成。以C+V+M=W为任意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构成(C+V+M=W中的W实际上是“社会总价值”，严格说它与“国民生产总值”是不同的；差别在于是否计算“服务”的“价值”。笔者认为，价值范畴本身是发展的，“总价值”的计算是否包含“服务”商品在内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为比较计，本文暂且把W称为“国民生产总值”不改变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下同）。根据扩大再生产模型原理，在不考虑政府的模型中，剩余价值M被按照一定的比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即积累；另一部分用于资本家消费。把用于消费的部分用M[,1]表示，用于积累的部分用M[,2]表示。其中又按一定资本有机构成的比率分为不变资本的积累和可变资本的积累。前者用△C表示，后者用△V表示。显然有M[,1]+M[,2]=M；△C+△V=M[,2]。设储蓄等于投资，用△K表示投资，则△C+△V=M[,2]＝△K。以C+V+M=W时为基期，则次年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起始情况为(C+△C)+(V+△V)，年终时国民生产总值为(C+△C)+(V+△V)+(M+△M)＝V+△V。又，△M等于利润率乘以△K，即△M＝p△K，已知t年的增长率为：
式(1)为推导出来的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公式。此公式右边的分母是资本总额，分子为新增资本总额，这一分式又是投资增长率。可见，国民收入增长率等于投资增长率。用K'表示投资增长率，则g=K'。
式(1)右边分式的分子和分母式都是“绝对量”表示的，反映不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与生产技术关系及储蓄率等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式(1)右边的分子分母同除以(V+M)，则
这样，分子项（被除数）的分母为国民收入总量，分子项△K＝S（储蓄总量），所以，以“被除数”形式表示的分子项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储蓄率，用S'表示。可见，这一变换适合于假设V也储蓄的情况，等于放弃了只有资本家才储蓄的假设。如果要保留只有资本家才储蓄的假设，则设V的储蓄率为零就行了。
分母项（以除数形式表示）的分子是资本总量，分母是国民收入（新创价值）总量，这个分式表示的是“投入产出比率”，用α表示，代表生产的技术条件。因此，
式(2)是我们推导的第二个增长公式。这是基本式，以之为基础还可以推导一些与之不同的增长公式。如果我们保留再生产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此增长模型就是个持续均衡增长的模型。在再生产模型中，储蓄率S'和资本有机构成（此模型中用资本产出比率α表示）都是常数。[3]另外，舍象掉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这样，在这三个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可长期保持稳定的增长，增长率亦为不变常数。从式(1)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同，用推导g同样的办法不难验证，模型涉及的其它几个“增长率”，如剩余价值增长率、不变资本增长率、可变资本增长率、消费增长率等，都与国民收入增长率同。
如果改变假设前提，该模型就可说明动态的增长问题。
二、放宽假设前提对增长模型的分析
简单增长模型仍然是静态性质的。在其严格假定条件下“均衡模式”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实经济中不存在那样的条件。但是，增长模型为我们分析现实经济情况提供了“标准”。通过逐一修正假设条件，不但能找到现实经济波动的问题之所在，还能分别比较不同变量在经济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揭示某种特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规律，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规律，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的增长规律，不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增长规律等。
1.储蓄率可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保持资本产出比率（或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将与储蓄率同方向变化，即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储蓄率或积累率。由此是不是可以说，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积累率呢？静态地看这个模型确实如此。但是，积累不是孤立于经济体系之外进行的。增加积累率，是以降低消费率为代价的。积累率的不断提高必然是消费率的不断降低，如此，经济增长速度将在递增一段时间后递减，直至降到原速度以下。所以，模型虽然反映了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不要片面地夸大其作用，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适得其反。
2.劳动力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即便假设积累率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由于资本必须与劳动力结合生产才能进行，所以，经济也不是无限制地随积累率增长。在资本有机构成一定的前提下，劳动力增长速度成为经济增长率的上限。如果积累率小于劳动力增长率。则就业不足，经济增长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如果积累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则经济过热，生产过剩，物价上涨，增长速度最终会跌落到劳动力增长率以下。此外，如果人口与经济保持同一比率增长，虽然经济总量可能持续增长，但人均指标没有变化，即人均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因此，在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靠劳动力和资本高投入的“增长”，是没有意义的增长。所谓增长，应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严格说应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如果以价值计，只有在开放经济中才有可能），才能使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进步。
3.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资本产出比率反映了劳动生产率高低，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这里的技术进步是广义的，既包括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包括管理、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它集中体现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或者说平均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因为，先有劳动者（包括科学工作者、管理者）素质的提高，才有物化形态存在的“技术”。技术进步既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均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唯一途径。从模型看，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率成反比。因为，劳动生产率越高，资本有机构成就越高；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总资本C+V与国民收入V+M的比值就越高。也就是说，在储蓄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越高，资本产出比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因此，为保持经济增长率不降低，必须相应提高储蓄率。由于劳动生产率有不断提高的趋势，所以，为保经济不停滞，就加快积累，加快积累使消费率不断降低，从而使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导致经济危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宏观经济长久均衡增长。
列宁按照马克思的方法研究了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再生产问题，但他只是为了说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没研究技术进步与宏观经济均衡及增长的关系。[4]实际上，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均衡中是首要的变动因素。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没有技术进步就不会有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另一方面，正是技术进步因素使增长模型变得不稳定。上述的几个因素（劳动力增长率、储蓄率、技术进步）中的任一个因素变动都影响经济增长率的稳定，但劳动力增长率、储蓄率的变动都主要与技术进步有关。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要使经济增长，必须使劳动力增长率同步变动。但是，技术进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它一方面可能造成相对人口过剩，一方面又可在劳动人口不增长，甚至绝对减少的条件下使经济仍有持续增长的可能。技术进步对储蓄率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剩余价值是积累的源泉，储蓄率的高低取决于剩余价值绝对量的大小，绝对量大，储蓄率就高，反之则低；二是，技术进步使剩余价值率（利润率）下降，为提高剩余价值总量，只好加大储蓄率。这两个影响都是使储蓄率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一趋势使经济变得不稳定，是市场机制调节的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动因。
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波动和宏观失衡，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技术进步，或者说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的波动和失衡在所难免。我们不能阻止技术进步，阻止生产力发展来获得所谓的经济“稳定”。避免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引起的矛盾激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状况。这正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经过了几次濒于崩溃的经济大危机后仍能取得经济增长的原因。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技术进步的必然）后各种矛盾激化，它一方面向外扩张，以缓解和转嫁矛盾，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许的范围内调整生产关系，比如国家干预、产权法人化、社会化和收入再分配等都是对局部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所限，它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范围和幅度不可能永远跟上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脚步。
4.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一般所指的开放系统是有国际经济交换的系统。但是，在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系统内部往往存在相对封闭的两种系统，交换经济不发达的经济系统，如我国广大的不发达的农村；交换经济较发达的经济系统，如我国市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或东部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类系统之间的交换关系不断发展。考察这两类系统之间的交换关系对各自发展的影响，就应以开放系统为背景，这是大系统内部的小开放系统。在开放系统中考察经济增长会发现一些与模型得出的一般结论不同的特点，但是并不违背模型揭示的基本规律。特点主要表现于：在一个与外界系统有交换，且存在发展程度差异的经济系统里，在系统间差别消失之前，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与模型中的其它增长指标不一致而仍能维持系统经济较快增长。比如，落后系统将过剩的农业人口提供给先进系统，同时，先进系统在国外引进资金。这样，系统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快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时，只要能从系统外不断地引入资金和劳动力，经济将快速递增增长。由于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可保持低水平，从而快速自我积累。增长模型涉及的相关增长率可以在这个特殊阶段各自以极不相同的速度增长。在其它条件一定的前提下，这种不均衡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宏观经济“失衡”。因为，发达系统因各增长指标不平衡引起的过剩资本，过剩产品可以输往不发达系统。不发达系统受到系统外的冲击，也会打破原来的“低水平均衡”，使得经济增长。当然这里讲的是“公平交易”的开放系统的情况。帝国主义的殖民占领而导致的强制“国际交换”，另当别论。
上面讲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经济快速增长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况似乎与模型的结论——各种比率同速增长是相悸的。其实不然，一是这种增长方式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只是相对的“短期模式”，是特殊的；二是开放系统的各增长指标不能只计算系统内部变量，而应将系统外的变量计入。比如，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设条件下，引进的资本数量仍然受引进的劳动力数量的制约。如果系统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引进外资和劳动力。此时，原储蓄率S'=△K/(V+M)，现在等式右边的分子应该再加上引入资金，我们用k表示，引入资金不是系统内产生的，所以，计算增长率时分母不变。于是，增长公式中的“储蓄率”变为S'=(△K+k)/(V+M)。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新的S'的值增大，所以经济增长率相应提高。这就是落后国家吸引外资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本理论解说，一个国家内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这种资源配置也能收到类似的效果。如果放宽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设，由于发达系统内劳动生产率较高，单位时间内比不发达系统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因而其经济增长率会与其劳动生产率呈正比。增长公式中的分母增大本来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是，开放经济的这种特殊增长模式，由于过剩产品的价值可以在系统外实现，利润率会提高，资本产出比率(C+V)/(V+M)的V所占比例虽然相对缩小，由于分子分母都有V，所以对比值的影响下大；资本产出比率增大的原因是M相对变小。现在既然M增大，所以α值反而变小。分子S'增大，而分母α变小，经济增长率g自然就加速增大。如果考虑到劳动力供给的约束，经济增长率则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如果系统内的经济增长率不存在资金供给“瓶径”，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包括引进的系统外劳动力）加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用n表示劳动力增长率，e'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提高率，用g[,k]表示这种开放系统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则
g[,k]=e'+n(3)
这是我们建立的第三个增长模型。由于这个模型只是增长的一个特例，揭示的是开放系统的“个别”增长现象，并且不是长期形式，所以用不同的符号表示。由于这个模型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模型，实际上它仍然说明了模型(2)要说明的问题：只有各个变量同速增长才会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将其作为模型之一，是为了用它来说明特殊发展阶段的“个别增长现象”。
三、从增长模型中得出的几点重要结论
我们通过放宽增长模型(2)的假设前提作动态分析表明，储蓄率。资本产出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再生产中的必然反映）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将改变模型隐含的几个比率——投资增长率、不变资本增长率、可变资本增长率、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增长率等，并影响模型的稳定均衡，换言之，模型中的所有比率只有以不变的比率变化，经济才会有稳定、持续的增长，才不会有经济周期和危机！储蓄率和资本的价值构成不变是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必备条件。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此证明了马克思的假设前提正是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必备条件。
简单再生产固然符合这样的条件，因为简单再生产中所有的比率都以相同的“零”速度“增长”。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然）的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产生的前提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剩余价值积累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达到能为社会生产剩余的程度，并且剩余价值绝对量达到一定的水平。为积累剩余价值，价值规律决定生产者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比率，由此必然是不变资本以快于可变资本的速度增长。因此，长期均衡条件不能满足，经济不能自动持续增长与发展。换言之，宏观经济失衡正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不是象凯恩斯主义认为的那样，宏观经济失衡是因为市场运行机制受到阻碍（价格刚性等）所致。[5]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
导致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的关键变量是V，即劳动者收入或者说可变资本V不能与不变资本C同比例增长。因为，新创价值（国民收入）中，V的比例缩小意味着M比例的增大；M比例的增大意味着利润率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积累、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正是资本的目的。但由此导致经济失衡。因此，可变资本不能与不变资本等速增长是宏观经济失衡的关键因素。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三个结论。
假如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仍能保持V与C同比例增长，则经济可长期持续均衡增长。技术进步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让V与C保持同比例增长，似乎是不可能的。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使劳动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等速增长，因为这意味着不变资本与劳动力共同“分享”剩余，即工资必须超出劳动力价值范围。但是，如果借助市场之外的力量（如国家的经济职能等），使技术进步的同时注意让不变资本（即劳动者收入）保持相应的增长；或市场借助外力的调控“内生”地缩小C与V的增长差距（比如提高劳动者素质），则经济可相对稳定地持续增长。这说明，市场机制没有保持宏观经济均衡和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借助国家的经济干预力量，即宏观调控。这是我们得出的第四个结论。
通过建立以扩大再生产模型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增长理论的“增长规律”：V与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相同的增长速度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它蕴涵着正确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它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提高劳动者收入，让其保持与经济增长率相同的速度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言，自觉做到这点是困难的。但是，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这不但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条件，还是生产目的的直接要求。因此，从长期看，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而不是直接对生产领域的干预。
［收稿日期］200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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