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障碍：通往表达自由之路上的伏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性论文,障碍论文,路上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7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首先提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口号至今，已经过去了350多年，而这几百年的时间正是人们对言论与出版自由所属范畴——表达自由的认识和追求的历史。在以往对表达自由的研究中，人们多从哲学、法律、政治等层面入手，寻找对自由的控制因素。这些因素已经为人们所警觉，并加以抵制。如今，表达自由已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被承认，并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表达自由是不是从此不成问题了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已为人们有目共睹的政府控制依然存在以外，还有许多隐性的束缚，成为通往自由之路上的无形障碍。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障碍查清并且逐一清除，而只是专注于减少政府控制，增加法律保障，我们就会在追求表达自由的过程中陷入一个又一个伏击，最终只能无力地仰望自由的彼岸。
因此，本文将从舆论、物质、知识、干扰、流通和语言六个方面来揭示表达自由所受到的隐性威胁，并试析扫除这些障碍的途径。
一、众口铄金：对舆论谴责的畏惧
法律给了每个人说话的权利，却并不保证每种意见都被听者所接受和容忍。当一种观点的表达有可能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攻击和愤怒谴责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必然会三缄其口。“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们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会试图以“准统计的方式”判断未来哪种观点会占上风，哪种观点会占下风，并以此作为自己是公开说出观点还是因恐惧孤独而保持沉默的依据。而当他们越是沉默，其他人就越是觉得某种观点不具有代表性，于是便继续保持沉默。①（P158-159）表达的权利就这样被占有强势地位的舆论所吞噬。
舆论是大众意见的汇集，是“社会状况的温度表，人心向背的显示仪”。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舆论并非真理，它只是相当数量的人“对特定事物所持的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见解”②（P48-51）。舆论与真理相悖的情况时有发生。“真理往往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的声音并不一定总是比少数人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密尔指出：“如果发现有什么人在什么问题上的意见是与举世一致的意见相左的话，即使举世一致的意见是正确的，从那些少数异议者为自己进行的辩护中也总有值得一听的东西，如果他们沉默了，真理将有所损失。”③（P53）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代表真理还是代表舆论，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值得权衡的问题。放弃真与善的追求，一味迎合或者妥协，从长远来看有害于社会。选择真理正是为了实现人的更本质的利益要求，如果大众媒介只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决定传播态度，人类社会就不能进步。
大众媒介具有传递舆论、发扬舆论、设置舆论和引导舆论的功能，还对个人具有威胁、震慑的作用。所以，“一旦媒介的主旨和多数人观点之间存在裂缝，便会导致沉默的大多数”。①（P160-161）伊莉莎白·内尔—纽曼十分肯定地说：“我从未发现沉默的螺旋与媒介的主旨相悖，因为，愿说出观点的勇气还部分取决于来自媒介的支持与允许。”①（P160）
作为媒体，应该给社会上的各种意见特别是弱势意见保留一个声音的通道，有时，甚至要组合这些微弱的声音，以使它们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这些声音对于真理的发现和完善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广告界有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叫做“头脑风暴”。它围绕讨论主题集合多人的智慧，在允许自由发言的同时，还确保每个人的观点和意见不受攻击，从而保证了表达自由的充分实现。这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当然，说话者本身也应“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提倡自我克制和质朴的原则，又贬恶扬善，限制靡靡之音和自我放纵”④（P36），遵守职业道德。否则，必将遭致舆论的谴责。
二、无米之炊：物质力量的匮乏
表达自由的实现程度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是最大的。在脱离了原始的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形式之后，信息传播和接收都必须通过媒介，并借助一系列技术手段和财力支持才能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握了传播工具的人才真正具有发言权。因此，如果想要获得表达自由，首先必须具备相当的财力、物力，并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因为“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最少亦受其牵制。”中国早期的政治家兼报人梁启超为了保证新闻自由，曾表示“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⑤西方有很多媒体宣称自己是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的，我们且不追究其真实性，单就这种立场而言，确是有其必要性的。
仅有财力的支持还不够，今天的信息大战更是一种科学技术的较量。数字、网络、卫星技术的发展，使传播者的声音可以被更准确、更快速和更广泛地接收。而与此同时，运用高科技来封锁和删减信息的手段几乎同步发展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正是依仗着雄厚的技术力量，掌握了世界新闻信息的霸权，而经济技术力量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听到自己的声音。因此，运用高科技的传播工具已成为媒体新一轮争夺的焦点。
三、身为拙妇：传者自身知识水平的局限
人类的传播能力水平并非依靠天生，最重要的是后天习得。由于自身知识水平的局限，一部分人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也无法清楚顺利地表达自己，更不用说用传媒进行传播。严峻的现实已向我们展示，文字媒体、网络媒体等要求对象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媒体在日益忽略遗弃这一部分知识贫乏者的声音，形成了一种违背大众传播本性的媒体歧视。既然大众传播有能力将信息传达到其他方式所无法企及的地方，比如偏远地区和农村的贫民，它也应该担负起从这些“其他方式无所企及的地方”寻求信息、回收意见的责任。而事实上，在这些地方，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接触媒体的机会大大减少，几乎被剥夺了表达的权利。
知识沟理论认为：“在一段时间内，当媒介已对某个话题做过大量宣传后，文化程度较好的人将比文化程度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吸取该话题的知识。”⑥（P274）这一假说在很多实验中得到了证实。如果接受了新知识的人有更多机会利用媒体表达自己，而没有接受或者反应较慢的人则与媒体更加疏远，这样的循环结果将有可能导致文化弱势群体全面退出大众传媒的舞台。
蒂奇纳、多纳赫和奥里恩指出：“印刷媒介的许多公众事务和科技新闻以及印刷媒介本身就是以比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的兴趣和口味为取向，一切均以他们马首是瞻。”⑥（P274）这种社会传媒的等级歧视必须得到改变，同时，也要找出办法解决文化层次较低者利用媒体的困难。首先，要鼓励这部分人的表达欲望。只有他们自己愿意说、并积极地去说，才有弥补知识差距的可能。媒体应该考虑他们的水平有针对性地传播，这样才能在促成理解新知识的同时，得到他们的意见反馈。其次，不同的媒体具有不同的特性，针对文化层次较低的受众群体应该更多地发挥广播电视媒体的优势。第三，记者还可以替他们说出他们自己表达不出来的意见，当然，“替言”的前提是记者深入到这些低层次的群众中间去，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想法，并作真实的报道，而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或杜撰。
四、言过其“时”：媒介议程的干扰
当人们想说话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自己刚要发言或者正说到一半，却忽然有另外的事情或其他人发言打断自己，而自己也无法再扭转局面，注意力就此转移。在大众传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媒介既可以为公众设置议题，也可以随时改换议题，弃置议题。而公众虽然是具有主观能动的主体，但在媒介的引导下，会变得盲目跟从，注意力很容易转移。诺顿·朗在讨论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报纸是设置地方性议题的原动力。在决定人们将谈论什么……问题上，它起着很大作用。”⑥（P248）
正是由于媒介具有的这一强大功能，使意图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关注兴趣的人们常常找不到发言的契机，有时，即使侥幸进入了媒介发布和讨论的内容，由于不够突出，仍然无法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2002年4月，“泔水油条”成为杭州媒体的热门话题，当地的几家报纸每天以大量的版面来争论杭州是否有人用泔水炸油条的问题，引起了市民的恐慌。然而奇怪的是，虽然这个议题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在这件事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却很少看见百姓的评论。原来，这几家报纸都是在群众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的时候，便让这个议题撤出了报纸的版面。而错过了说话的时机以后，人们往往都会自动放弃表达的打算。
被媒体的议程设置剥夺了表达权的事例数不胜数。不排除媒介的干扰，自由的表达就会时刻受到威胁。然而，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是客观存在着的，我们只能呼吁抵制其负面作用，却不能完全根除这一功能。一方面，必须严格限制媒体炒作新闻。用那些虚假的、罕见的、缺乏新闻价值的事件充斥媒体的大部分时间和空间，不仅浪费了资源，干扰了视听，更阻塞了有益的言论进入媒体通道。另一方面，媒体之间应妥善分工。在同一时期，不宜过分集中地关注相同的问题，极力避免“媒介问议程设置”⑥（P263），而在不同的时期，又应适度而有选择地回溯重要议题，加入最新的信息，并给欲言未言者一次补充意见的机会。
五、偏听则暗：信息流通的劫难
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体和不论国界寻求、接收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表面上看，传播和接受已经被给予了自由的权利，但是传播的过程是一条循环的链，链上包含有多个环节，特别是通过媒体来传播的过程就更为复杂。因此，没有中间流通环节的自由便无法真正实现自由的目的。还信息传播畅通的通道成为争取表达自由的新要求。
信息流通受限已给当代传播造成了很多的混乱。西方媒体制造的“中国妖魔论”就是典型。由于西方民众无法收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声音，只能接受本国媒体对中国带有偏见甚至诬蔑性质的报道，长期以来，便对中国形成了丑恶的印象。在他们眼中，中国只有宗教迫害、一党专制、民族主义和盗窃技术机密等等。“只有一种声音的世界是最容易滋生偏见的。人们需要倾听来自各个方面的观点和意见，因为只有那些兼顾双方、不偏不倚、并且力图从最强烈的亮光下观察双方理由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那部分真理。”③（P41）使人们认清事实真相最好的办法不是直接告诉他们是什么，而是把事实多角度地呈现在他们面前，由他们自己去判断。
因此，“守门人”的运用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开通信息流动的各种渠道，让所有的声音在观点市场上自由地交汇融合是非常必要的。欠发达国家针对西方大国媒体利用技术优势对自身进行信息轰炸的现象，也应采取一些举措给以还击。总之，保持“多种声音”是最基本的原则。
六、对牛弹琴：言语不通的障碍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而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编码和译码的可能性与准确性是解读信息内容的关键一环。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也时常会发生编码和译码的偏差，从而导致信息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实现信息传通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实践中，由语言优势带来的传播优势非常明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3月公布的一个材料显示：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中，大约有60％是从英语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的，美国英语著作占了其中的八成，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用本民族文字写成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大国语言”出版的，只占世界全部译著的5％。⑦（P219）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信息的“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载体的“普适性”。因此，利用语言优势推行文化帝国主义，从而控制和影响全球人的思想和表达，成为一些西方大国近年来一直坚持的政策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约塞人·波特曾说：“让一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那就意味着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观察统统遭到限制。”在表达自由的前提“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终极实现条件“理解自由”都受到了限制的情况下，表达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因此，我们的任务不在于以某种大国语言来统一全世界，相反，却在于尽可能地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给弱国语言应有的发言权。在这方面或可借助一些相关的国际组织的力量，根据其国家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因素给以及时准确的翻译和出版。同时，弱势语言的国家应尽可能地发展和光大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让对牛弹琴成为可能。
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人们掌握了那些由他们自己造成，却又支配并控制他们的社会力量，才能获得自由。”而以上所讨论的各个方面，无论是舆论、物质、知识、干扰、流通还是语言，都是人们自己造成后又反过来约束自己的社会现象，它们潜藏在通往自由的途中，用一只无形的手阻拦着人们的表达，成为法律、制度等公开制约因素的附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隐性的障碍要比显性的障碍更为可怕，因为一种控制过于明显即会遭到受控者的反抗，而这些隐性的因素很少被人们清楚、强烈地感觉到，从而有了长期发挥它们的作用的可能。因此，我们在争取自由的法律赋权，反对政府或集团控制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忘记它们。把表达自由之路上的伏击一个个找出并填埋，才能避免跌入陷阱而使自由成为永远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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