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中西方爱情悲剧RQ本文1996年8月收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视野论文,悲剧论文,本文论文,爱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爱情婚姻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戏剧中的婚恋题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俯拾即是，“因为爱情和婚姻实质是一个民族深层文化的体现”，[1]反过来文化背景的差异又影响、限制着一个民族的恋爱方式和婚姻习俗，决定着男女主人公对爱情与婚姻所采取的行动。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爱情上的种种差异，“不能仅仅归结为封建传统，其间更多的可能是文化背景的影响和限制”。[2]那么，中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有何差异？对造就悲剧英雄的性格，支配男女主人公的行动和决定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又什么影响？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
一
漫长的人类历史，给中西方文化打上了不同的烙印，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在西方，古希腊的商业文化和作为其子体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具有一显著的连续性的基本属性，即以个人（或民族）为中心的向外扩张性，它要求人们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上，不是回避冲突，而是要勇敢地迎接冲突甚或主动地挑起冲突，在冲突中争取闪光诱人的未来。这样的民族心态反映在哲学上则是物质与精神截然二分的世界观和强调排斥、斗争的辩证法，这种哲学思想统治了整个的西方思想达2千余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无法沟通的断裂；笛卡尔分世界为心灵与物质两种互不相干的实体；康德哲学大讲“自在之物”（“本体”）与现象的对峙；黑格尔哲学中“理念”同自然“凛然对立”。总之，不仅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上帝与人世、本体与现象之间分庭抗礼，而且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感性与理性等范畴之间也相互对立，不可调和，不仅如此，多数哲学家都强调一方战胜、否定另一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与工商业文化的特点相背，中华民族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超稳定的农业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向内调适。由于生产力的低下，靠天吃饭便不可避免，在严峻的自然面前人们只能千方百计地调整自己来顺应它，于膜拜中力争“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向内调适的心态，向社会其他领域渗透的结果，则必然产生竭力缓解、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倾向。它在哲学上的反映便是一元化的有机世界观和企求稳定和谐的实用辩证法。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提出了许多成对的范畴，看到了事物中包含对立的两面，但他们不是强调双方冲突的尖锐性与必要性，更未认识到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动力。他们最乐于申说的是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企图维护整个系统的均衡、稳定与和谐。
正是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着以上深刻的对立，因而西方人的悲剧观中包含着强调矛盾冲突的必然性、对抗性与必要性的思想，而中国的悲剧则倾向于将矛盾冲突和谐化。
这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积淀反映在爱情悲剧上，在西方则表现为男女主人公为追求自己的爱情自由、婚姻美满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主动、坚决、剧烈而又毫不妥协的。与之相反，中国爱情的男女主人公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被动、极其可怜的，甚或采取“忍”、“让”的态度以缓和矛盾而最终换来自身爱情的悲剧。
《罗密欧和朱丽叶》是莎翁的一部著名的爱情悲剧，它所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罗密欧和朱丽叶为了反抗封建的婚姻制度，为追求自由和幸福而抗争，双双殉情的形象，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家长制度与包办婚姻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与美满婚姻的理想。与这一主题相辉映的中国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同样讴歌了一对青年男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冲破封建门阀观念，反抗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勇于献身的宝贵精神。这两部中西方戏剧史上的不朽之作虽有着相同的主题，但悲剧英雄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采取的行动却是不一样的。一旦爱情唤醒了朱丽叶人性的觉醒，她便一往直前。尽管两家的世仇很深，但她为了爱情我行我素，在最困难的时候她给爱人捎去了戒指，使几乎绝望的罗密欧心中点起了欢乐的明灯。她不仅和罗密欧秘密结婚，甚至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偷偷地度过了新婚之夜。为了保住自己的幸福，她还不惜用上了撒谎、假死等手段。再看罗密欧，心中一旦被爱情的火焰所点燃，一切行动变得无所顾忌。舞会结束后，他冒着被朱丽叶家人发现而施暴的危险，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围墙，偷偷地潜入普莱特家的花园，向朱丽叶吐露爱慕之情；随后他又大胆地进入朱丽叶的闺房与之分享了爱情的幸福。可见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是大胆主动，而又不惜代价的。再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男女主人公虽情深意笃，渴望能结为夫妻，但一旦祝英台的父亲宣布要她嫁给马家时，她最激烈反抗行动只是与父亲在婚姻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辩。当梁山伯提出告状时，祝英台则劝道：告状“于事无补要先吃亏”。最后祝英台则屈服于父亲的压力、马家的权势而同意嫁给马家。一对恋人宁肯为爱情憔悴而死而不愿公开地决一死战。中国的另一部爱情悲剧《娇红记》中，男女主人公有同样的结局，娇娘与申纯挚诚相爱，但在父母之命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当父亲答应要将她许配给有权有势的帅家之时，她也只能蓬头垢面以死相拒，除此而外，别无任何行动。最终抱恨而死。再看男主人公闻听自己心爱之人的死讯，痛不欲生，绝食而死。男女主人公双双殉情，这固然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但也说明了悲剧英雄的软弱和无能。
为了崇高火热的爱情，同敌对力量发生冲突，悲剧英雄不惜以生命来捍卫爱情，以壮烈的行动向敌对力量发起猛攻，这在西方的爱情悲情剧中并不少见。在莎翁的另一部爱情悲剧《奥瑟罗》中，奥瑟罗是纯真的爱情、尚武精神、罗曼蒂克的化身，苔丝狄蒙娜则是美好、圣洁女性的化身，他们共同构成了悲剧的一极：人性。伊阿古则在相对的一极，代表着玩世不恭、绝对理智践踏人性的邪恶。伊阿古蔑视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坚信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冷酷的理智，因此施展了各种手段来毒化这种纯洁的爱情。但他的阴谋却并不得逞：奥瑟罗一旦感受到一股毒气正在侵蚀自己的爱情，便不惜采取最极端的行动以保证这种爱情不受玷污，他杀害了苔丝狄蒙娜，以便“以后永远爱她”。苔丝狄蒙娜死了，但理想却得到了维护，伊阿古所奉行的信念终告破灭[3]，主人公以高昂的代价维护了自己爱情的圣洁，真可谓是壮烈之举。
与此相比，中国的爱情悲剧远不及西方悲剧中英雄来得那样坚决，抗争也不那样剧烈，那样毫不妥协，有的甚至与此相反，悲剧主人公龟缩进自己的爱情，听任邪恶的势力在自己周围蔓延滋长，最终被邪恶势力所吞噬。中国的另一部爱情悲剧《汉宫秋》是一个极好的代表。汉元帝对爱妃王昭君爱得真挚，王昭君对帝王也是至死不渝，但在匈奴大军压境和要挟之下，汉元帝不得不将爱妃拱手献出。软弱、妥协使火热的爱情窒息而死。这绝不是积极行动的悲剧，是放任自流的悲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悲剧主人公在斗争中所采取的行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以下我们以同样的视角来分析一下民族文化的差异对悲剧人物性格的影响，从而找出造成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
二
中西方爱情悲剧都是以悲剧主人公的双双殉情或爱情的毁灭结局的，但造成悲剧的因素却各不相同，其中英雄的人格也是造成悲剧不可忽视的因素。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根本就顾及不到家族的世仇，他们丝毫不犹豫就决定逃往一块爱情的乐土，这充分显示了他们的独立人格。他们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外界的干预，他们的失败是出于偶然（要不是瘟疫流行，交通受阻，信差会及时将信送到，悲剧也许不会发生）；而奥瑟罗只是为了维护爱情的纯洁，才亲手将爱情毁灭。再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王娇娘与申纯的爱情，只能听任父母摆布；汉元帝与王昭君之间的爱情也受制于外力的作用。假使《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娇红记》中的男女主人公对父母之命不予理采，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一起私奔，假使身为一国之君的汉元帝奋起反击，与匈奴决一死战，也许不会有这些悲剧。而这一幕幕悲剧正说明主人公性格的软弱、无能，一种依附人格毁灭了他（她）的爱情。
中西方爱情悲剧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差异，正集中地体现了各自民族性格的特点。而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各自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结构是紧密相连的。
一般说来，独立人格的产生是以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自主和思想上的自由为前提的，这在古希腊和近代西方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例证。
从政治条件看，古希腊是在打碎宗法民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邦国家，奴隶主之间享受大致平等的权利。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近代西方各个国家的先后确立，古希腊民主政治的传统得到继承发扬，社会契约论和公民平等之类的政治思想大大弘扬，并被法律化，尽管事实上的政治民主、平等远未达到，但不可否认，这种政治思想的形式对造就西方人独立人格仍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经济条件上看，立足个人之上的古希腊商业经济和近代西方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使人对自然奴隶般的崇拜被打破。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独立性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和发展，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条神圣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经济自主有了不受政治左右的可能。
在思想意识结构上，也显示出异常活跃的状况，思想的多元化、思想创造的自由化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真理的认同上思想家依据各自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进行自由选择和发现。与之相适应，用以阐发个体人格的独立自主的伦理思想越来越受到西方人瞩目。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呼唤政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同时，也竭力标举个体人格的独立自主；拉美利特痛斥封建专制下“抹煞自己而仿效别人”[4]的奴隶人格，提倡“我行我素，保持自己的本色”[5]的独立人格；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希特把“自我”提升为创造一切、高于一切的中心；在他之后的尼采则更加猛烈抨击“奴隶的道德”，标榜“超人”的理想；等等。可以说将西方以个人为本位、重视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的思想推向了极端之境。
正是由于上述条件的满足，使得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独立人格的人。同时文艺作品中的悲剧主人公如普罗米修斯、美狄亚、哈姆莱特、娜拉等等，绝大多数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相比之下，20世纪之前的中国，并不具备造就独立人格的条件，倒是极具产生依附人格、奴化人格的文化背景。
从政治上看，中国的国家组织形式是宗法家庭组织形式的放大，在文化上表现为国家同一的特定的文化结构。家庭制度与专制政治的紧密结合，使中国文化在解决个体与国家的矛盾的冲突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学说，无不以强调个体对国家或集体的单纯义务和无条件绝对服从为特征。
从经济上看，由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农业文化特点，造成了中华民族普遍依赖自然力、屈从自然力的心态。一方面在政治上不仅农民而且社会各阶层都企望明主贤君、清官廉吏的荫庇；另一方面，人们被动地适应社会。中国小农在生产关系上要依附地主经济，而传统的“士”、“工”、“商”阶级则离不开对皇权和官僚政治的依附。由是，中国传统的各阶级无法得到经济上的独立地位，独立人格的形成亦从根本上得到了遏制。
与上述经济结构相对应，思想意识结构则表现为极端僵化与一统化，儒家的那套完整严密的伦理道德体系不仅将每个人在其中的位置预先设定，而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6]之类将每个人的思想方式、情态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规范化与一统化，直至“三从四德”之类更将每个人何种情形充任何种角争也预先规定得一清二楚，不许稍有违逆，其出发点与归宿旨在造就成批的顺民、忠臣、孝子、节妇之类。
正因为这样的文化背景，20世纪前的中国曾产生出一代代的依附人格和奴化人格的人物。在文艺作品，特别是在爱情悲剧中尤为突出，如杜丽娘、梁山伯与祝英台、王娇娘等，虽对封建礼教有所反抗，但终归将自身的爱情婚姻、自由与幸福寄托于理想之中——即便“我和你生前不能夫妻配，我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坟台”。（《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九场祝英台送别梁山伯时的一句话）悲剧人物很难跳出依附人格的罗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背景铸就不同的人格，独立人格支配着悲剧英雄去抗争，以避免悲剧的发生；而依附人格则束缚悲剧英雄的手脚，最终酿成悲剧。
三
纵观中西方爱情悲剧，不难发现悲剧主人公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在西方，男女主人公对待爱情可以说是狂热的、无所顾忌的；而在中国，则表现为审慎、严肃而又现实的态度。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产生于舞会上的一见钟情，他们各自为对方的美貌所倾倒，他们是先相爱再相知的。西方的另一部爱情悲剧《希波吕托斯》中，女主人公淮德拉竟狂热地爱上了自己丈夫前妻的儿子希波吕托斯。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爱情，它既强烈得让人无法抗拒，又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当淮德拉得不到希波吕托斯的爱的时候，她便决心使自己的爱情与希波吕托斯的童贞同归于尽。淮德拉的爱情是强烈、横扫一切的；她为爱情而采取行动则不顾一切后果，这与中国的悲剧英雄截然不同。祝英台和娇娘对待爱情则表现得清醒、理智和成熟，她们的爱情都产生于与心爱之人朝夕相处、一起生活、学习的过程之中，这是一种纯真、持久的爱情。王娇娘的择偶标准更为现实，她蔑视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也不要那些朝花暮柳、轻薄无行的文人才士，她一心希望“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便做连枝共家，共家我心欢悦”，那怕为此“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7]
中西方悲剧人物对待爱情、婚姻截然不同的态度，根植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具体又反映在中西方婚姻观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上。西方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如前文所述，早在古希腊时代，商业竞争和长期的海外殖民就铸就了西方人注重个人权益和自由与勇于冒险的进取意识。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使欧洲民族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两级性文化心态的生活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构成了特有的生活模式即‘阿波罗方式’和‘酒神方式’”。[8]前者讲规则、重秩序，追求理性原则；后者则追求生活的狂热、放纵。这种酒神精神表现在婚姻观上就出现了像美国加州首府州立大学华人哲学教授吴森先生所概括的“探究”心态。[9]这种心态的特征就是爱独立自由，喜欢探究新奇，富于冒险进取，从这种心态出发，男女在择偶上不管年龄大小，相貌美丑，不管是否结过婚，只要能达到探究上的满足，一切都无所顾忌。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罗曼蒂克式的狂热的爱情，淮德拉不受道德约束，横扫一切的爱正是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人们世世代代以家族为单位的农耕生活，铸就了相互关心、相互依存的心理和从整体的存在中实现自我价值取向，吴森教授把这称之为互相“关怀”的心境，[10]这种心态追求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具有“重整体，尚人伦，喜欢怀旧的贵和持中的特点”。[11]从这种心态出发，人们把男女关系视为相依为命、休戚相关、患难相扶的关系，故而在择偶问题上中国青年男女如视英台、娇娘等显得慎而又慎，爱慕双方总是考虑到对方的品行、身世、学历，关心对方的健康、学业、前途，直至相依为命，互许终身，白头偕老。中国人的这种对待婚姻的态度，与西方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爱情悲剧，虽然大多有着类似的结局，但悲剧人物的人格、行动、婚恋观及价值取向上却有着本质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与各自的文化紧密相连。我们只有认真考察文化背景，才能对中西方爱情悲剧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
注释：
[1]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2]鲍宗豪：《婚俗文化：中国婚俗的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页。
[3]参阅威尔逊·奈特：《烈火之轮》中的有关论述，[纽约和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125页。
[4]参阅《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
[5]参阅《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
[6]参阅《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2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7]叶桂刚、王贵元：《中国古代十大悲剧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68页。
[8]郑春苗：《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9]郑春苗：《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10]朱维之、方平：《比较文学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孜幕褐泄樗椎墓旒！罚虾H嗣癯霭嫔*
1992年版，第21、22页。
[3]参阅威尔逊·奈特：《烈火之轮》中的有关论述，[纽约和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125页。
[4][5]参阅《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
[6]参阅《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2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7]叶桂刚、王贵元：《中国古代十大悲剧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68页。
[8][9]郑春苗：《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9页。
[10]朱维之、方平：《比较文学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