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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0）03—0057—06
冷战结束后，多极化已成为一种趋势。由于世界格局的转换，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知识产业正加速着这种整合，新的经济秩序在动荡中孕育，新的游戏规则在冲突中演绎，新的制度框架也在调整中铸就。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化、种族问题的复杂化、文明冲突的升级化、领土资源纷争的白热化、宗教问题的板块化、贸易磨擦的国际化、南北差距的扩大化、人权问题的双重标准等现象，给全球经济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带来种种新的威胁与挑战。中国经济如何消除这种威胁，如何监测和预警这种外部风险，如何加以防范，它涉及到中国经济以何种姿态进入21世纪的问题。
一、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的依存度
冷战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安全系数提高了，周边环境得到了空前的改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安全因素也大为增加了，许多经济安全领域的问题日益突出。从国际经济利益的规模分析，国家经济安全领域的外延扩展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反映在内与外两个方面。内，表现为商品进口、外资吸收、技术引进、合作项目开发、旅游开发、管理模式输入、市场理念嫁接、与国际经济体系对接等；外，表现为商品出口、劳务出口、海外投资、技术出口、经济援助、承包工程、海外项目开发等。从1998年我国对外经济情况看，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增长明显走缓；受国内市场需求制约，进口下降，全年进出口总额324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零点四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出口下降4.8%； 全年进口总额1402亿美元，下降1.5%。全年对亚洲出口下降9.9%。对外贸易方面形势的变化，使国家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面临严峻挑战。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额589亿美元，下降7.9%对外借款110亿美元，下降8.5%[1]。从宏观上看，尽管政府在外贸管理上采取了若干推进措施， 但国内区域经贸发展仍不平衡，沿海出口加工型贸易与内地资源型出口差距还很大，外经贸质量仍不理想。随着美中贸易磨擦增加，欧美对华反倾销案件增多，外贸出口企业的经营机制和竞争能力还不适应国际市场要求。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大。近年来，由于区域经济联盟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加之中国传统出口地区的经济不景气，使我国的出口优势面临着结构性挑战。因为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对欧、美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常常与政治问题相互纠缠，对国家的外贸经济产生着外力波动型的周期影响。因冷战后中、美间的战略需要不如以前重要，美便常常对华施压，欲使中国按美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行事。美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成为美国的王牌。人权问题、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对台关系等问题也成为经济磨擦的外因，而对华限制配额制和反倾销政策则是中国对美贸易风险增大的变数之一。另外，贸易统计方法的不同也增加了与贸易对象国的矛盾。再者，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能力增长放缓，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一度存在的“亚洲增长神话”破灭，这些地区或国家的支付能力降低，外汇储备不足，也使中国对上述地区的出口大幅下降，风险相应增大。
国际经济活动中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其风险愈大，则经济安全系数愈低，对国家利益的冲击愈大。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间的依存度问题不容忽视，其程度并不亚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二、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风险及其效应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外部经济风险也成为一种跨国界的转移因子而作用于一国的经济系统。外部经济风险有两大类，一为直接风险，二为间接风险。直接风险主要体现为人为风险，是指经济的创新、扩张、竞争、垄断、流动、制裁等行为带来的风险。而间接风险主要指因世界各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文化、宗教等因素变化导致的一国经济安全状态恶化的现象。间接风险往往产生“链条效应”、“蝴蝶效应”和“钟摆现象”（注：市场具有关连性，即“链条效应”。笔者认为，一市场的量化约束会影响另一或多个市场的有效需求及供给，反应了市场非均衡传递的溢出效应，进而产生传递振荡乘数效应，弄成另一市场的新一轮干扰波。“蝴蝶效应”，即对偏离常规行为的解释，它着力捕捉局部变化的放大及扰动现象。“翅膀扇动”主要体现“钟摆现象”，除蕴含放大效应外，也含有对市场不可测性的外部风险防范。）。
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是相互转化的。前者源于市场经济的外向性、创新性、竞争性与扩张性；后者源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流动性、专业化和复杂性。如欧元诞生后，对美元单一货币体制是一冲击。北约的东扩，科索沃危机的升级，导致北约的对南动武，这对欧盟国家最初是一种间接外部风险。随着冲突的升级又使欧元处于直接外部不安全状态，转入直接外部风险；对巴尔干地区国家而言，又加大了外部风险的内部化；对其它欲以欧元为外汇第二储备的国家或地区，也由间接外部风险向直接风险转化。事实上，欧元启动后因科索沃危机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形成“成本威慑”效应，导致欧元对美元的比价连连下降。可见欧洲的经济预期仍受政治安全因素的影响。欧洲资本为避险而涌入美国，有利于美元战略意图实现，形成美元的“战争红利”。
一国经济在不同层次上运行，其可能遭遇的外部风险也千差万别。经济竞争可引发外部风险乃至冲突，导引国家利益及经济安全状况恶化。近年来美、日贸易磨擦的背后，是经济竞争、产业竞争、经济规模竞争及经济发展战略之争。当经济竞争危及一国生存、发展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而又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时，即转化为经济对抗。20世纪90年代初，日、美经济对抗不断升级，磨擦加剧，展现了两国在经济安全战略领域进行讨价还价、利益重组的局面，这是经济对抗的主题。其中，某一领域或单一产品的对抗为战役性对抗，而涉及全局或结构性的产业、规模的对抗为战略性对抗。
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导致的经济对抗也不断升级。中美经济具有巨大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多为低、中级产品，非美国关键性产业领域，且美国因产业升级或经济结构升级，许多进口中方的产品属非生产性项目，不存在战略性竞争或对抗，而仅仅是统计学上的区别。然而，美仍以中方出现年度贸易顺差而采取制裁或报复措施来实行对抗，其用心显然不在安全领域，是想打“关贸牌”，进而牵制中国，或以“要价”方式提高中方的机会成本。这表明中国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空间运用国家安全手段，才能降低风险并获得最佳的成本收益。
冷战结束后，世界仍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经济上则体现为“经济强权”及“经济霸权”，它通过“控制金融资本、特殊技术和自然资源掌握领导其他国家的经济手段。”[2] 美国的世界市场逻辑体现了这种强权或霸权。美国投资专家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染指亚洲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也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这场金融危机重塑了冷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美元仍是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超级霸主。这说明经济风险与经济安全成反比关系，风险愈大，则安全系数愈小；反之亦然。
国家经济的外部风险还体现在国际局势的变化上。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发生的变动也会导致局势的复杂化。国家经济安全通过各种风险链引起的效应，往往表现为综合“钟摆效应”，使得国家必须全面审视并及时调整其经济安全战略。近来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发现，美对华问题缺乏远见而又易轻率从事，其对外政策的眼光一直受冷战思维的困扰，由此产生了不间断的政治风险源；还发现美中双方在政治与经济、商业与地缘还难以分开，此即美中关系的脆弱性根源，是一种“非商业性陷阱”。除洛斯阿拉莫斯“核窃案”及《考克斯报告》外，风险链还包括有关商用卫星、计算机等军民两用技术出口许可的限制和贸易逆差问题、战区导弹防御协定、反华人权提案等敏感因素。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因素削弱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给美国经济利益带来了损害[3]。 这也说明国际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场博弈游戏，非经济因素的风险链往往会波及到“始作俑”者的自身经济安全和利益。
国家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愈深，非经济因素在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就越大。外交关系的恶化，外交政策的失调，外交谈判的失利，也会影响国家安全态势。美国卡托研究所多恩教授认为，近年来建设性的接触政策被美政界的反华情绪所干扰，使得中国加入WTO 的进程受到影响。双方就中国加入WTO未达成协议， 主要是克林顿“没有听取经济谋士的建议，而是采纳了政治谋士的建议”。事实上，中国已达到加入该组织的标准，20世纪末中美双方终于达成世贸协议，但却是双赢的结果，实质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至今，中国加入世贸最大的“剩余风险”即美国国会的表决了。
上述分析表明，开放的社会与外部联系紧密，非经济因素的扰动也会产生局部放大效应，形成风险转移，从而在外部界定了一国经济利益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收益成本。从该意义上讲，非经济现象对经济安全的“钟摆效应”与风险域值成正比，其局部或区域经济安全也不断地以全球为舞台而发生变化。这也是中国在冷战后世界格局整合、过渡期对外部风险所要规避和防范的战略性课题。
三、外部经济风险的逃逸与聚敛
国家经济内循环系统，本质是开放的，它与外界保持着更大的能量交换，并从外界置换信息和资源。交换过程存在着国家内部风险的外在化及外部风险的内在化，即风险的交换与转移。本国经济系统在内循过程中的外衍，形成风险逃逸；而外部风险的内吸，为内部系统嫁接，形成风险聚敛。风险聚敛的根源十分复杂，经济利益往往与系统内其它因素混杂。某种意义上讲，外部风险内吸幅度愈大，程度愈深，空间愈广，则风险逃逸时间愈长；危机、震荡的幅度愈大，风险弱化和逃逸的时间也愈长。
1994年美国经济专家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分析，已向上述地区国家提出了相关风险逃逸问题。他指出，东亚国家必须从“奇迹”的“神话”中清醒，这种高速增长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持续投入带来的扩大效应不能持久，结构问题不解决，增长也将随之停止。另外，如教育投入不高，资本积累难以为继，也导致增长停滞。这种低要素价格也缺乏开发潜力，而技术缺口对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规模递增收益将产生消极影响[4]。此即著名的“克鲁格曼命题”。
亚洲金融危机，产生了多米诺牌现象，形成一国经济内循系统风险在相同经济结构经济中的交换和转移，这在客观上说明东南亚经济的增长关键是能否在要素投入优势施展殆尽前实现从技术引进型经济向技术开发型经济的转换。不论克氏命题是否有西方的偏见和傲慢，但其命题背后却深刻指出了在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政府干预、金融杠杆等方面如何逃逸风险的问题。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时也应引以为鉴。
减少经济风险的聚敛规模和程度，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稳定程度。以美国大选为例，2000年是美国大选年，将在第54届总统角逐中决定21世纪美国的第一位领导人。尽管冷战后美国内曾出现“内向化”现象，公共的焦点集中在欧洲事务国内问题上，由于近年来美国在全球的超级霸权战略，加之近年来美国国内经济强势增长，人们关注的话题似乎更集中于“人权”、“民主化”等外交问题上。在对华问题上，拿中国问题做文章仍是一张大选牌，且有强化的趋势。总统与国会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依然争议最大，也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但选民的心态与媒介的导向仍值得关注。美国内大选自然形成的对华贸易的风险（注：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一把双刃剑。据世界银行估算，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美国消费者每年将多付出140亿美元代价。 目前中国已成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进口贸易伙伴。中美两国贸易依存度很高，这种风险对双方都不容忽视。），使中国对美的出口形成风险内吸，成为中国外部经济不安全的因素之一。而“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不过是冷战的产物，同样对美国经济形成风险聚敛。经济风险聚敛的种类千差万别，形式各不相同，但对其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影响却不容低估。
四、外部经济风险的防范
国家外部经济风险对国家经济稳定和竞争力的影响是深远的，须纳入国家战略框架并加以防范。防范主要通过三个层次进行：
第一，是对国家经济外部不安全因素的直接或间接风险进行识别、确认及评估。风险识别是在对不同风险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按照国际通行的分类方法，可以把国家外部风险类型划分为三大类别：即地理分类，如墨西哥风险、东南亚风险、日本风险、俄罗斯风险、巴西风险等；触发因素分类，如政治风险（其中包括西方的“人权”、“人道主义”干预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等；风险程度分类，如高风险、低风险、一般风险等。根据风险评估程度，须设计不同的风险指数和风险等级。目前国际有影响的主要有富兰德指数、伦敦综合风险等级模型、国家风险损失评估模型等。其中富兰德指数把政治风险指数、政治社会环境指数等在指数中占有25%的比重，说明外部风险的重要性。国家风险的损失评估模型，主要是对国家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评价过程，以测定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及损害程度，并确定控制风险的目标和对策。其模型为：国家风险＝风险事件发生概率×风险损失额[5]。该模型较适合国家经济外部风险的分析。而国际风险的交换、转移、内吸等皆伴随大量随机性事件发生，而通过对随机频率的统计和模拟来确定的方法就较为客观。然而，对风险损失额的计算却难度很大，因为它缺乏一种边际效应的估算。对中国经济来说，除对国家个别安全的策略组合外，重要的是对上述评估模型加以综合考虑并建立适合国情的风险评估的数学模型。
第二，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系统，实行动态监测。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对国家经济安全状态实施有效监测，对外部风险进行适时预警，是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应建立有关风险监测机构和组织，对一些重大和突发性事件进行全程监测和特殊监测。重点对外部风险确定监测指标，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能力和外汇储备能力的指标，美国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高性能计算机、卫星技术、军民两用技术等）对中美贸易影响的指标，美对台先进武器出口对中美关系影响的指标等[6]。 我国建立的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主要由景气指数系统和预警信号系统构成。前者属于经济景气波动的指标体系；后者是将系统监测信号进行显示和分析的特殊系统，包括确定预警界限、进行数据处理、信号显示与分析等内容。该系统设计体现了对外部风险内吸及其影响进行分析、预警的思想，如GDP中外贸份额、 出口构成及趋势、出口稳定性、进口依赖度、贸易条件变化、能源和战略性资源对外依赖度、外汇储备、外债及偿债、国民意志、外部政治风险、企业国际竞争力、外部军事威胁、综合威慑力、战略地位等若干项。并对经济安全状态划分为A级（安全）、B级（基本安全）、C级（不安全）、D级（危机）四个等级。其中经济不安全状态扩散对国内的传导也进行了预警显示[7]。其系统不完备在于：其一， 缺乏风险指数发布类的经常性机构，不能定期利用媒体形式向社会阐明风险状况；其二，对某些灰色领域尚缺乏定量分析，如零和对策下的博弈过程对经济安全的影响，传媒对国民意志在风险传递和内吸方面的作用，价值观念形态（“为人权而战”等）因素对区域经济波动的风险，纳入西方制订的游戏规则对国家经济行为的约束及风险，地区冲突（科索沃危机）对欧元启动后的走势和我国外汇储备结构及平衡能力的影响等等。因此，追求国家经济安全预警系统的完备性，同样能促进国民风险防范理念的成熟。
第三，构建面向21世纪的国家经济安全总体战略。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社会现实告诉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安全不仅是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且事关国家主权和政局稳定。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架构仍无所定，美国单极主导的秩序框架仍阴影重重，亦在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美国经济全球战略的目的是“开发”世界资源为其国家利益服务。在单边层次，美国通过“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单方面对欧盟、日本、中国相威胁，进行经济制裁，以自己的方式置谈判解决纠纷于其中；在双边层次，把贸易与“人权”挂钩，以压促别国就范，推行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政策，对贸易逆差实行双重标准；在区域层次，美国按自己设想进行区内贸易体系架构，在北美、欧盟、亚太三大板块贸易区内实行牵制战略，以欧压日，以日扼欧，再以欧、日挤中；在多边层次，美利用经济全球化，通过争夺国际多边合作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修改权，以图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建立经济、贸易、投资、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全球霸主地位[8]。因此，没有安全的经济环境，没有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和改革就没有保障。所以我国必须构建面向21世纪的国家经济安全总体战略以应对各种外部风险。
冷战后中国安全战略构筑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由于经济战略的制订都是在“有限理性”状态下决策的，因此该战略体系就需要有一定的弹性，要给面临复杂多变、充满不测风险的安全战略框架留有“微调”的余地，体现一种随机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应由政府统筹制订，并成立与之相配套的日常工作机构、综合信息情报分析处理部门和各种经济风险咨询公司。鉴于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重点应在战略环境、战略决策、战略结构、战略实施、战略适调与提升及生存战略、发展战略、竞争战略、威慑战略、平衡战略、资源配置战略等方面保持动态性、灵活性和高效性，避免因战略本身的饱和性而使其对随机性的危机处理缺乏迅速反应能力和临界处理能力。为此，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实施控制不仅保证其战略目标的非偏离，也是在过程中加以修正和调整的重要手段。其中，预先控制、过程控制和反馈控制对国家外部经济风险（显性或隐性）的控制和防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1999—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