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勤虎[1]2003年在《SSP公司的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珠海南方软件园是被国家计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认定的十一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之一,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目前经营该园的SSP公司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本文经研究分析认为,SSP公司以通过促进软件出口的发展战略可以摆脱危机,获得持续发展。 论文对南方软件园的发展和现状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SSP公司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接着,对SSP公司的外部环境进行了PEST分析,行业产业链分析,波特分析,并对其内部环境进行了分析,采用SWOT分析方法,提出了SSP公司以促进软件出口为主的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论文对适合我国软件出口的模式进行了分析,结合南方软件园的实际情况,提出了SSP公司促进软件出口的具体运作模式。 本论文以经营珠海南方软件园的SSP公司为立足点,提出了软件园通过促进软件出口,做强做大软件企业,寻求自身持续发展的战略模式,并就具体促软件出口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本论文对于我国稚嫩的软件产业和软件园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姜涛[2]2007年在《西欧1990年代空间战略性规划(SSP)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空间战略性规划(SSP)的案例比较入手,在SSP的形成机制分析基础上,展开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欧1990年代SSP范式特征的构建。研究首先对西欧1990年代SSP复兴运动中五个具典型性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然后,研究通过考察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空间规划学科理论本身,以及与之最密切相关的公共行政学科、经济管理学科理论在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背景动态中的一系列重大演变过程,对促成西欧1990年代SSP形成或转变背后的机制加以挖掘与追问。于此基础上,研究在一个全新的“规划主体—规划客体—理性方法”的叁元分析框架内,在同1960年代SSP以及传统综合理性规划范式特征的对比、提炼中,完成了西欧1990年代SSP范式特征的整体与批判性构建。最后,研究针对中国当前SSP实践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启示与建议。可以说,作为一种空间管治手段的西欧1990年代SSP,呈现出“混种规划”的复杂特质,正是通过有明确坚守但更具包容性、平衡性的目标,以及更丰富、务实的实现手段,帮助空间规划学科重新合法、有效地回应“国家-市场-公民社会”这一动态结构中浮现的各种危机与挑战,为实现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长远公共利益,一个国家和地方在可持续性竞争发展中始终占据主动,以及公民日常生活环境品质的提升,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文泽军[3]2005年在《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策略研究》文中指出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型员工将成为工作的主力军。知识型员工作为追求自主性、个体化、多样化和创新精神的员工群体,对企业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策略,对于提高知识型员工工作效率、改善企业管理和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把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从基本激励理论出发,研究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策略并用于实践。本文对知识型员工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出知识型员工主要有体现自身价值、追求工作的挑战性、知识更新、个人成长、支持和愉快的工作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根据激励理论,结合对知识型员工的需求分析,企业在进行激励选择和设定时,应有针对性地满足知识型员工的需要,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总而言之,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包括两方面: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物质激励方面:企业应注重提高员工报酬、灵活实施多种福利政策、加强员工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几方面;非物质激励方面:企业应从营造愉快和谐的工作环境、实行弹性工作制、重视员工个人成长、加强员工培训、鼓励员工参与决策以及提高工作挑战性等方面入手。在对知识密集型企业SSP公司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策略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激励理论,从企业实际出发,同样从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两方面提出适合企业本身的员工激励措施。在物质激励方面,SSP 公司应改善其员工绩效考核制度,实行灵活福利政策;在非物质激励方面,SSP 公司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实施工作激励、积极进行员工培训,同时充分考虑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等。
沈其强[4]2012年在《服务增强战略下制造企业的组织要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市场竞争强度不断提高,导致实体产品(physical products)的利润率在不断下降,顾客需求决策的考虑重点从“工业时代”的实体产品价格和质量,扩展到了与实体产品相关的服务。这就使得制造企业越来越难以依赖单纯的实体产品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许多有前瞻性的公司如IBM、GE、苹果、海尔、远大、华为等国内外公司在重视产品创新的同时,纷纷借助服务创新来获取新的价值来源。西方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服务增强(Service Enhancement)”。他们发现,服务增强现象在制造业中具有广泛的行业分布性,在不同知识含量和不同产品类型的制造部门中都存在较为普遍的服务增强现象。然而,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与产品创新或技术创新研究相比,目前针对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的研究非常少,无法对制造企业的服务增强战略变革提供具体的指导。因此,有必要从制造企业的视角出发研究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的具体动因和实施过程,帮助中国制造企业跳出低价竞争的陷阱,通过服务创新提升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实现产业的升级。为此,本论文根据战略管理研究中的“环境—战略—组织”权变理论,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横向和纵向调查数据,识别出当前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模式及其变革的路径,同时对如何通过组织设计提高服务增强的绩效水平提出了初步的建议。本文从内涵、模式、组织要素及战略等方面对服务增强研究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服务增强战略变革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的研究工作如下:第一,从“环境—战略”匹配理论出发,研究了中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增强战略模式,深化了“产品——服务连续体(Product-Service Continuum)”理论,并为制造企业制定具体的服务增强战略提供借鉴。首先,从竞争强度、市场成长性、客户需求类型、价格敏感性等8个因子出发,运用聚类分析将制造企业外部市场环境的市场环境分为4种类型:竞争强度高且关注价格、竞争强度低且关注设备优化、竞争强度高且关注降低初始投资、低竞争强度且关注协作创新;接着,在整合了竞争优势定位和服务产品两个服务增强战略测量方法的基础上,从制造企业的视角出发,根据成本领先、服务差异化等7个因子将制造企业的服务增强战略定位分为:关注成本领先和售后服务、关注高度差异化和维护服务、成本领先和运营服务、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等4类;最后,运用交叉表(cross-tabulation)将环境类型和战略类型进行匹配,得出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的具体匹配模式,并对这些模式的特点进行了解释。“环境—战略匹配”的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增强战略分为4类:售后服务提供商、维护服务提供商、运营服务提供商和研发服务提供商;它们的客户价格敏感性差异较大,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服务增强战略都需要强调价格竞争;另外,仅仅提供基本服务(如产品咨询、送货、安装、调试等)并不能产生服务差异化。第二,在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模型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交叉表采用对制造企业2008年和2010年的服务增强战略进行比较,识别出服务增强战略的变革路径。结果表明,服务增强变革存在5种路径:从“售后服务战略”转变为“维护服务提供商”、从“售后服务提供商”转变为“运营服务提供商”、从“维护服务提供商”转型为“运营服务提供商”、从“维护服务提供商”转型为“研发服务提供商”、从“运营服务提供商”转型为“研发服务提供商”第叁,从“战略—组织”权变理论出发,对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中的6个关键性组织要素进行研究,分析这些要素对绩效水平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1)通过对组织要素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出与战略变革密切相关的六个组织要素:最高管理层对服务的承诺、服务报酬、服务技术、服务人员跨职能部门的沟通、服务培训、客户待遇;(2)将服务增强战略按照与产品和服务的紧密程度分为客户导向型服务增强战略(Services in Support of Client, SSC)和产品导向型服务增强战略(Services in Support of Product, SSP)两类,通过理论分析,构建起组织要素与这两类服务导向之间的关系假设,包括12个直接效应和11个间接效应;(3)运用分层回归对正式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并对结果进行解释。最终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结果,如SSC能够促进产品的销售却不能增加服务的销售、SSP能够促进服务的销售却不能促进产品的销售、高层领导对服务的重视只能使组织更加重视SSP导向却不能提高组织的SSC导向、而通过增加服务技术的运用、提高员工的服务报酬等方式却可以同时提高组织的SSC导向和SSP导向。这些结论对于服务增强战略的实施都非常有启发意义。本研究深入分析了制造企业通过服务增强战略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1)从“环境—战略匹配”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制造企业市场环境的竞争强度、客户服务需求、价格敏感度、市场成长等特性,识别出客户对制造企业存在4类服务增强需求;(2)综合采用竞争定位和服务产品两个维度对目前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定位进行了实证分析,识别出4种类型服务增强活动和4类战略定位,并对各自的管理重点进行深入的研究;(3)根据匹配理论,识别出制造企业的4类服务增强战略模式,并对这些模式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同时实证分析了服务增强战略的5种变革路径;(4)结合组织管理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对制造企业如何改进组织要素进而提升服务增强战略的绩效水平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陈辞[5]2011年在《中国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安排与投融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自然灾害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洪灾—条线、旱灾—大片”,据近20年的资料统计,我国洪涝灾害年均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3%,每年因洪涝灾害死亡人口上千人,全国农作物年均因旱受灾面积约26000公顷,年均因旱饮水困难人口约2900万人,水旱灾害的威胁将长期存在’。2009-2010年我国西南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而西南地区的水资源与全国来比却是相当丰富的。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西南地区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的原因是什么?从深层次因素讲,除了气候变化、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外,因产权不清而导致的农业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特别供给主体缺位),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工程性缺水严重是造成地区性大旱的重要原因。西南大旱等全国性的旱灾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投资农业水利设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水利历来是农业的命脉,因其对泄洪抗旱、农田灌溉、保障粮食增产、丰收及其安全和提高农业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迄今为止,有关农业水利设施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从现有的已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对农业水利设施产权安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小型农业(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上,对产权制度创新与效率分析的研究已经有所涉及,但对效率的分析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投如——产出方面,相对缺乏从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方面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对农业水利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研究,从笔者目前梳理的文献来看,大都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业水利设施投融资机制的研究;二是对农业水利设施管理体制的研究;叁是对农业水利设施运行机制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理论成果无疑成为了农业水利设施投融资理论、管理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从明确的利益角度分析农业水利设施投融资问题的研究还相对缺乏。特别是与产权安排相一致的投融资机制的研究经笔者文献检索还未曾发现。本研究将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来进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则天下稳,农业兴则国家兴。水利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农业的命脉。日益严峻的干旱情况的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农业水利建设及其绩效。从现实和长远来看,如果不能解决缺水背后的制度因素,不能在全国尤其是缺水地区建立一套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形成一个节水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话,很难解决我国当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因旱而灾将继续恶化和扩大。为此,本文基于阿兰·斯密德教授所提出的“状态(Situation)——结构(Structure)——绩效(Performance)"即SSP范式,试图探寻影响农业水利设施绩效差异的本源性因素,并援用相关经济学理论加以分析论证,以揭示农业水利设施绩效差异之根源就在于其自身特性不同,即农业水利设施的状态不同决定了各农业水利设施的制度选择的不同,从而导致绩效不同,以期为我国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制度创新安排。本文共分7章。第1章为导论,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研究方法、本文研究范围的界定、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和局限性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第2章为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重点对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安排的相关研究和农业水利投融资机制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进行了评述,同时针对本文的需要,对产权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投融资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3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中国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安排与投融资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以“SSP”分析范式为基础,建立了“物品特性——主体的权利结构——特定产权选择——产权安排与投融资机制契合机理——绩效分析”的研究框架。第4章分析了农业水利设施投融资的主体结构及其权利划分,详细探讨了我国农业水利设施的五大投融资主体结构,分别为政府、村民委员会、合作组织、私人资本投资者以及农户。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农业水利设施投入的政府间的权利变化、财政体制的变迁与政府财力的变化、政府间事权的变化以及投融资机制的演进历程,并从实证的角度,对财政体制变迁对地方政府财力变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第5章通过对产权的类型和变迁的分析,论述了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选择原则,即提高农业水利设施综合利用率的原则、有利于加强维护和保养、降低监督成本的原则、调控多方利用关系、兼顾多方利益的原则、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农业水利设施的具体产权模式,即股份合作制度安排、农户独资制度安排、拍卖、租赁和承包等制度安排,并辅之以案例来加以左证。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我国农业水利设施特定产权安排与投融资机制的契合机理。第6章从计量与逻辑层面对农业水利设施投融资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对绩效分两大块来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农业水利投入的经济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肯定了我国农业水利设施投入所获得的效益,其次对中国农业水利设施的制度绩效从制度成本、制度收益、机会主义到制度绩效进行了逻辑推理证明分析。第7章首先作为简要的结语,对本文研究所得到的结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其次探讨了我国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安排及投融资机制的创新问题,从小型农业水利设施产权创新的六大诱导因素入手,分析了我国小型农业水利设施产权安排与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可能性,提出了小型农业水利设施产权安排创新的模式,构建了与产权安排创新相一致的投融资机制。在此基础上,对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安排与投融资机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对上述内容的研究,本文得到几个重要结论和几点政策启示。主要结论有如下几个:(1)农业水利设施具有特殊的属性。第一是它的自然属性,农业水利设施具有无法准确计量分割的物品,即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第二是水利设施的外部性;第叁是公共物品特性。(2)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为各类农业水利设施明晰了产权主体归属,有利于明确责权利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拓宽投融资渠道,但并不必然带来绩效,不能彻底地解决农业水利设施供给不足的状况。由于农业水利设施是一种公共池塘资源,不具有排他性与可竞争性的特点,即使是在一个封闭的资源边界和受益者边界中人们都有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动机,更何况可以让外来人免费享用这个资源。因此,我国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产权改革,只是解决了设施的归属问题,但由于设施的复杂性,以及农民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加上小农基础上带来的巨大制度成本却相对较小的制度收益,使得这一项制度安排并不必然带来预期的绩效。(3)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间财权和事权划分的“逆向化”是造成农业水利设施整体供给不足的制度根源。通过对农业水利设施建设中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历史变迁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伴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展开,政府间明显存在财权上移但事权却下移的趋势。这种逆向化,使得中央政府因“甩包袱”而退出,地方政府因财力有限而无法进行投入,农民因“原子化”而缺乏建设的激励机制。(4)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必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将产权安排与投融资机制契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站在国家的角度,农业水利具有战略性,因为它关系到粮食生产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生态安全,它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既然对国家来说,农业水利设施是个政治问题,就应该按照政治问题的治理来对待,在宏观层面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在微观层面要构建体制机制,在操作层面,要把农业水利设施的建设由现在的应急管理转化为风险管理。(5)重塑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组织是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管理的基础。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和文化角度来看,都已经很难发挥它应有的功效了,因此重构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势在必行。(6)农业水利设施的投融资机制需在国家、市场和农户之间寻求最佳结合方式。我国农村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这就意味着不能只有一种制度安排。在进行制度思考时,既要跳出单一的或国家、或市场、或农户的简单化臆想,又要避免抽象地将国家、市场、农户叁者笼统地合在一起,而必须从农业水利设施的特性、农村社会的性质、国家的稳定以及市场经济这些基本前提出发,在国家、市场、农户叁者中寻找最佳的结合方式。我国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太多,投资规模非常巨大,单纯的依靠某一单一的投融资渠道已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保证政府投资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地区,寻求国家、集体和农户的最佳结合方式,是解决农业水利设施资金来源的最佳途径。几点政策建议:(1)健全农业水利设施投融资机制,完善政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一是制定法律法规,增加政府主导性投入,确保资金来源;二是拓宽融资渠道,有效运用资本市场,建立灵活有效的融资机制。(2)完善农业水利设施产权体制改革,构建新的投入增长机制。农业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以明晰产权为核心,以保障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根本,以保证农业水利设施的安全运行为前提,放开建设权、出让资产权、转换经营权、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组合、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农业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发挥好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效益,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3)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投融资环境。一是转变观念,将农业水利设施由应急管理转向风险管理;二是制定并发布中长期农业水利发展规划;叁是制定水利投融资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四是加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全过程监管。(4)切实用好“一事一议”政策。(5)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构建与产权安排相一致的农业水利设施投融资体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和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利用阿兰·斯密德教授的SSP范式对中国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安排和投融资机制进行全面和系统的理论分析,不仅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一种创新,更是本文研究的一大特色。(2)揭示了农业水利设施整体不足的制度根源。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业水利设施供给主体单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业水利设施市场化改革,加上财政体制变迁过程中造成的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逆向化”,从而出现政府在农业水利设施投入上缺位、农户在农业水利设施投入上乏力、社会资本在农业水利设施投入上动力不足的局面。本文利用SSP范式,通过对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安排和投融资机制等制度安排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农业水利设施整体投入不足的制度根源。(3)构建了与农业水利设施“状态”相一致的产权安排和投融资机制。农业水利设施种类繁多,“状态”各异,不同农业水利设施的“状态”对应有不同的产权安排,从而对应有不同的投融资机制。
崔海明[6]2016年在《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和复杂化,全球制造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制造企业开展服务化转型成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商品化陷阱和实现科学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本质上讲,制造业服务化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过程,由于内外风险因素的干扰,会影响到商业模式创新的结果,不同的制造企业从产品导向商业模式向服务型商业模式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最终也造成产生的经济效果有好有坏。因此,如何精确地刻画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差异性,弄清其背后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成为推动制造服务化理论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商业模式的新视角来研究制造企业服务化,把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实质明确地认定为全面的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过程,而不仅仅开发和提供新的服务项目。本文基于国内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内涵与分类、服务型商业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制造企业的实际,从基于产品的服务(SSP)和基于客户的服务(SSC)两个不同的维度来测量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的程度,并识别出企业内外部四种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员工受教育程度、行业竞争程度及资源约束程度。同时以163家2009-2012年间实现IPO的中国创业板上市的制造企业为样本,对制造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有序多分类Logit回归分析,从而更全面、深入地解释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和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作为控制变量的企业规模和所处行业对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并不具有显着相关关系;产品研发强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提供SSP,相反地,产品研发强度越高,企业提供SSC的倾向较低:员工整体的文化程度越高,越会促进企业同时加快发展SSC和SSP;行业竞争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用SSC服务化策略,但对企业提供SSP并没有显着的影响;资源约束程度越高,企业更倾向于提供SSP及SSC。本文对于中国制造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将有助于中国制造企业更好地认识到影响服务化的内外部因素及作用机理,帮助我国制造企业更好地开展服务型商业模式创新,更加顺利的成功实现服务化转型。
杨晓怡[7]2013年在《SG公司供应商选择实践》文中提出我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已经悄然接近世界的一半,未来市场前景潜力无限。但是我国整车企业目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对零部件供应商的选择方法的确定。中国大多整车企业在面对选择时,出现对供应商的评审标准不统一、各行各业零部件供应商素质参次不齐及供应商数量太多难以精简等问题。目前许多整车企业仅通过简单的走访或者应用ABC法来进行供应商选择,这样的实际操作很难确保整车企业在明确需求的情况下选择到符合自身企业特点,保障整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供应商群体。本论文选择了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和核心战略供应商选择(Strategy Supplier Process,SSP)等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供应商选择的实践。论文讨论SG公司供应商选择评审现有流程中不足之处,建立了更加完善的供应商评审指标体系。再采用了层次分析法解决SG公司在进行LED车灯供应商选择评审过程中遇到的决策问题。针对层次分析法不能很好地支持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又进一步运用核心战略供应商选择方法对SG公司LED车灯的核心战略供应商进行选择,研究工作主要包括:论述战略供应商程序的基本概念、适用条件、实施的具体步骤,并就该方法进行了LED车灯案例应用。本文中用SG汽车公司在车灯供应商选择过程与应用作为实例,分别用层次分析法和核心战略供应商选择法进行了车灯供应商选择的实践操作。通过对二者实践结果的比较,突出了现阶段基于SG公司核心竞争发展角度核心战略供应商选择法的优势及层次分析法在选择供应商时具有灵活操作性和正确有效性。
李名亮[8]2014年在《广告公司经营模式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数字化、消费碎片化的时代,企业正在进行经营、传播实践与理论的创新变革,广告市场与广告产业链呈现出新的特点和状态。广告公司需要抓住产业转型所带来的机遇,学习和提高符合新的市场环境和传播环境需要的专业服务能力。同时,广告公司迫切需要进行经营模式的及时创新转型,这是应对环境变动和外部竞争压力的需要,是解决内部管理问题的法宝。如此,广告公司才能突破目前广告产业的结构失衡瓶颈,不断提升经营绩效和竞争优势。本研究试图分析广告公司经营模式动态转型的主要内容与系统特征,并研究当代广告公司经营模式转型对提升公司优势的机理与意义。因此,全文确定了基于经营模式创新的研究视角。全文的研究框架按照“转型背景-历史-当代特征-趋势”思路延展;而在经营模式不同模块创新转型部分的研究中,均沿着“影响因素一经营模式创新一公司竞争优势”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基于系统观,本文首次建构了广告公司经营模式的内容架构和组成因素;并进一步提出广告公司经营模式创新转型的方向和内容框架;继而基于广告公司顾客价值创造的内在逻辑发展轨迹,研究广告公司经营模式的历史形态、转型特点与核心驱动力;分析广告公司进行经营模式当代转型的驱动力。其次,分别探讨不同经营模式创新模块的转型特征与趋势;研究内容包括不同经营模块创新的核心内容,创新的战略方向、不同分因素的组合创新等;以及这些创新与提升公司优势地位的关系与作用的机理;研究结合不同类型广告公司的经营实践来分析。其叁,新兴的数字广告产业价值网络正在快速形成之中,本文重点研究了广告公司的数字化战略转型问题;充分论证了迎合媒介环境的数字化,满足广告主服务需求,是目前广告公司经营核心战略转型的重要动力之一;梳理相关产业链与组成单元各平台的发展脉络、功能脉络与经营模式;简要总结了广告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要点、经营模式创新的策略原则。研究认为,广告公司顾客价值创造的内在逻辑发展轨迹是:媒体附庸-独立中介-综合型专业服务-消费者导向的整合营销传播服务-生活者导向的数字化整合传播服务。广告公司历史经营模式转型的核心驱动力,经历了从外生市场推动到内生资源驱动,再到新的消费者与市场外生驱动的变化过程。广告公司经营模式创新转型的内容框架,就是围绕当前广告公司面临的主要经营现实,以核心战略创新为主导,依次进行数字化战略转型和整合战略,以及战略性资源和价值网络扩张叁个转型方向。价值链集聚、延伸或张大等是经营模式转型的核心问题。广告公司经营能力的提升过程,也是其价值链不断依据市场和经营状况而相应调整的过程。全产业链扩张与整合,即跨越广告产业链内部,多向向外部拓展业务,是有实力的广告公司努力的方向。差异化竞争战略是我国广告公司摆脱同质代理、价格战等不良竞争的有效经营战略。产业资源的分散是目前广告产业的主要问题;依托、拓展媒介这种核心战略资源,集聚资本、人才、信息等基础战略资源,进行公司的规模化发展,是目前许多广告公司的战略重心所在。集团化和战略联盟是广告公司重要的成长发展战略,是扩大公司规模,构建大型广告集团的有效途径。努力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益,能够增强广告公司对市场、媒介资源与人才等战略资源的控制能力,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带来垄断利润和竞争优势。经营模式及其创新,应该成为广告公司维持专业分工地位,获得核心竞争力、经营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新依托。本文首次建立了一种中观的广告公司战略分析单元;并从经营模式的视角构建公司竞争战略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公司更准确地把握新的经济环境和竞争条件下广告公司竞争的发展趋势,无疑会促进广告公司战略管理思想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本次对广告公司经营模式当代转型的研究,建立于创新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立足于经营模式的系统建构以及对经营模式创新驱动力和创新内容的全面把握,因此比较深入、系统。其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采取动态的、整合的分析框架;二是运用模块化理论,对经营模式创新内容的结构维度进行综合性研究。
高明晶[9]2015年在《动态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绩效的作用机理》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制造业正面临产品升级日趋加快、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劳动力和资源成本攀升、边际利润逐渐缩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从产品到“产品+服务”的转变已经成为制造企业获取利润、保持自身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也都开始极力推进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的实施。然而,从我国来看,大多数制造企业目前仍处于服务转型的初级阶段,由服务带来的价值效果还不明显。因此,对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绩效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研究主要从服务转型动因、组织变革以及实现模式等方面探讨服务转型的绩效结果,鲜有学者从实施层面研究服务转型的核心要素。因此,本文从动态能力视角出发,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动态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绩效的作用机理。本文在回顾制造企业服务转型和动态能力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制造企业服务转型中的动态能力概念,将其划分为环境洞察能力、组织学习能力、网络关系能力和创新变革能力,并构建了环境动态性、动态能力、服务转型战略与服务转型绩效的关系模型。其中,环境动态性分为市场动态性和竞争强度两个维度;服务转型战略包括支持产品的服务(SSP)和支持顾客的服务(SSC);服务转型绩效通过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衡量。本文选取沈阳机床、华为和海尔叁家典型的服务转型企业,通过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以及二手资料等多种方法进行数据收集,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数据编码,并通过分析性归纳得出本文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动态能力各维度通过促使制造企业达到环境-战略匹配、环境-组织匹配和战略-组织匹配从而获得服务转型绩效的提升;(2)制造企业服务转型中的动态能力在外部环境动态性的作用下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在服务转型的不同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动态能力维度不同,从而对服务转型绩效产生不同影响;(3)制造企业服务转型过程中必须实施与自身动态能力相匹配的服务转型战略,才能获得服务转型绩效的提升。通过上述研究,以期为中国制造企业的服务转型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在转型的大环境下利用动态能力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安宝宇[10]2012年在《云存储中数据完整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云计算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与日渐普及,标志着新一轮信息技术浪潮的来临。云存储作为云计算“基础设施即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人们对信息的存取提供着与日俱增的便利。然而,数据安全是任何一种存储模式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云存储自身一些特点如基于合约的服务模式、服务器的不完全可信等,使云存储数据安全比传统存储中更为复杂。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云存储走近更大用户群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着眼于云存储安全中的数据完整性保护问题,通过对云存储安全环境的综合分析,在现有存储系统数据完整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云存储中数据完整性保护若干关键技术的研究,以求进一步削减云存储与用户间的安全藩篱。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1)提出一种适用于归档云存储的轻量级的数据可取回性证明算法——L-POR。算法在具有有限破坏能力的“拜占庭敌手”模型基础上,以可信第叁方代替用户执行数据可取回性检查,并在数据损坏达到一定门限时执行数据恢复。该算法通过在编码产生的冗余数据中直接加入用户认证信息,避免了其他同类算法插入额外认证元数据带来的大量存储开销。(2)为解决和弥补云存储中现有数据持有性检查方案在效率或功能上的缺陷,本文提出基于隐式可信第叁方的数据持有性审计架构——AITTP。AITTP以防篡改可信硬件作为隐式可信第叁方,代替用户执行数据持有性检查,并生成显篡改的可信审计日志。审计日志存放在云服务器上,通过密码学措施与叁方交互保证日志的完整性和显篡改特性。可信硬件与云存储服务器集成在一起,同时能独立完成密码学运算而不受外界干扰,能有效解决现实应用中可信第叁方难以实现的问题。可信硬件与审计日志的结合使得AITTP天然地支持公开审计(Public Audit)、隐私保护和离线审计(Offline Audit),进而使数据持有性检查算法本身不必提供这些功能,拓宽了算法的选择面。(3)提出了云存储中基于可信第叁方的数据完整性问责方案。方案为用户与云服务器间交互完成的每个写操作生成一个由可信第叁方认证的操作凭单,实现对用户和云服务提供商的双向问责。为减轻用户与可信第叁方的负担,凭单被存放在云端。方案提出一个基于Merkel哈希树的凭单链表完整性保证算法,保证凭单不会被云服务提供商篡改或丢弃而不被发现;同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凭单生成协议和问责审计协议。仿真和测试结果表明,凭单生成协议对数据操作执行效率的影响较小,方案具有较强的可用性。(4)设计并实现了支持数据完整性保护与问责的云存储原型系统一——CS-IPA。该系统基于可信第叁方,有机整合了上面提到的数据可取回性证明算法与完整性问责方案,可作为两类算法或方案的验证系统,并为系统的实际部署提供参考。通过对系统服务器集群、客户端及可信第叁方的实现和部署,提出了云存储环境中数据可取回性证明与完整性问责的协同机制。
参考文献:
[1]. SSP公司的发展战略研究[D]. 杨勤虎. 四川大学. 2003
[2]. 西欧1990年代空间战略性规划(SSP)研究[D]. 姜涛. 同济大学. 2007
[3]. 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策略研究[D]. 文泽军. 重庆大学. 2005
[4]. 服务增强战略下制造企业的组织要素研究[D]. 沈其强. 东华大学. 2012
[5]. 中国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安排与投融资机制研究[D]. 陈辞.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6]. 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崔海明. 东南大学. 2016
[7]. SG公司供应商选择实践[D]. 杨晓怡.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8]. 广告公司经营模式转型研究[D]. 李名亮. 上海大学. 2014
[9]. 动态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绩效的作用机理[D]. 高明晶.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10]. 云存储中数据完整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D]. 安宝宇. 北京邮电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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