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台湾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伊始。“这不论是作为近代日本第一次向国外派兵，或向后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出兵，都是一次重大的事件。”[①]腐败的清政府对此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签订了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北京专条》。日本不战而胜，更刺激了其贪婪的胃口，之后70年间，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给我们提供深刻的教训。
一
台湾是我国东南海疆的屏障，不仅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而且“百物殷实”，故“各国通商以来觊觎已久”[②]。荷兰、西班牙、英、美等国都先后对其进行过侵凌和掠夺；明治维新以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原因，一开始就采取了对外武力扩张政策，把“相距尤近”的台湾作为它的首要侵略目标。
为实现明治立国时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计划，日本竭力鼓吹和推行其“大陆政策”，其步骤为：一是征服台湾；二是征服朝鲜；三是征服满蒙；四是征服中国内地；五是征服世界。据此，日本扩张的第一步就是中国的台湾。
1870年8月，日本政府决定派遣外务权大臣柳原前光、外务权少臣藤原义质等前来中国，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③]，意在借此取得在华特权。1871年7月，日本议约全权大臣伊达宗城、副使柳原前光抵天津，同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谈判约款。日方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④]，并要求索“一体均沾”的最惠国特权。但为中国代表严词拒绝。9月23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条约中没有列入“一体均占”的最惠国条款，也未将西方国家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如内地通商、长江航行等许给日本，同时在条约中还规定了各项权利的相互原则。日本对未能从条约中攫取到如西方国家所享有的那样多的特权，极为不满，于是就利用琉球事件出兵台湾。
琉球曾是东亚一群岛国家，在1871年日本开始吞并琉球之前，与中国有过500年的友好往来史。自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察度王即开始向明政府朝贡，历受中国皇帝册封，称为属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日兵掳其国王尚宁，迫为日本臣属。但此后琉球仍与明朝交往，奉中国正朔，并受册封。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它还独立地与欧美各国签订过条约。日本一直觊觎着琉球，以把它作为侵华的跳板。
借口终于找到，这便是琉球漂流民事件。1871年11月，琉球渔船因飓风飘流至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船员50余人，活下来的12人后由中国政府送回。这个事件纯属中国与琉球之间的问题，与日毫不相干，日本却以此作为对外侵略的借口。1872年日本出兵琉球，用欺诈狡猾手段，片面宣布琉球为日本藩属。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日关系紧张起来。1873年日本又进行外交讹诈，并利用与中国政府换约的机会，窥探清政府对台湾地方和琉球事务的态度。外务卿副岛种臣等在天津换约之后，复至北京进行活动，副岛种臣命副使柳原前光至总理衙门质询琉球船民被杀事件，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答称：“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⑤]柳原前光无言可对，乃说：“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答曰：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柳原前光断章取义，曲解为台湾东部番社不属中国领土[⑥]，扬言琉球的居民现在是在它的保护之下的，来威胁清政府，为日本侵台制造舆论。
1874年4月，日本政府公然成立台湾事务局，并且任命大藏相大隈重信为长官，负责主持此事；同时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番地都督”，带领数千人赴台。5月8日，日军“在台湾东南登陆，起造土垒炮台。”[⑦]
当时日本经济与军事实力尚不强大，它之所以敢于公然与中国为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鼓励与支持。早在19世纪50年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就想染指台湾。1852年11月，美国的访日特使裴里，借口一海军失踪，到台湾勘察，进行了收集情报，调查矿产、森林耕地，测量港口，绘制地图等广泛的活动。回国后便向美国政府建议，鼓吹侵占台湾。1867年6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81人侵犯琅
（亦琅峤，今之恒春），被我台湾的兄弟民族龟子豆族伏击打败，副舰长马凯基以下多人毙命，残敌狼狈逃去。
美国在自己单独侵略台湾的图谋失败之后，从70年代开始，改用支持日本侵台的方针，企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来为美国势力入侵台湾开辟道路。当日本刚一策划出兵台湾时，美驻日公使德龙便立即把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介绍给日本政府，帮助日本进行筹划。李仙得不仅“充东洋大官，为日本出谋”[⑧]，替它发动侵台事宜进行策划，而且还向日提供了许多台湾的海图、地图、照片等重要资料。此外，还有美国海军少校凯赛尔和陆军上尉华森等多人在侵台日军的九艘军舰上担任指挥职务。同时，美船“纽约”号还受雇为日本运兵[⑨]。在德龙看来，这一行动“可以进一步离间中国和日本，免去日本的内战，并将台湾，也许连同朝鲜一并置于同情西方列强的一个国家的旗帜之下。”[⑩]由此可见，日本的这次出兵侵台，就某种意义上讲，乃为美日联合对中国的侵略。
二
日军在台湾南端的琅登陆后，即发动对龟山、竹山、凤港、石门等地的进攻，“焚踞牡丹社，并扰及邻社，肆虐已甚。”(11)后因遭到当地村社人民的伏险截击，遂一面“招降牡丹社番目，前年被杀之人并不深追，即给旗为记”；另方面又运去“铁器、农具及动杉茶树花木等件”(12)，在占领的龟山一带企图久居殖民。
清政府获悉日本侵台之后，一面和日交涉，并要求列强出面干涉；一面派总理船政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其“带领轮船兵弁巡阅为名，预筹布置。”(13)沈赴台后，“筹调枪队、军火，订购铁船、枪炮，备豫不虞”。清政府调“驻徐州之武毅铭军枪队六千五百人，由轮船分批航海赴台，稍壮声援。并令津沪各局先尽现存炮械军火陆续解济。”(14)
就当时台湾的形势来说，日本处境已十分困难。“台湾地方热甚，兵士多病”(15)，侵台日军3650多人之中，残伤患病者已达560多人；且“该国此役已糜费百余万，雇用西人充兵头，皆给重价，约六个月为期”(16)，支持业感不易。而我在台屯兵，至当年中秋节时已达万余，更有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日，“民俗强悍可用”(17)；同时，西方各国为对华贸易，也反对日本对台湾继续用兵，整个局势的发展对中国颇为有利。但负责主持和日交涉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始终抱定妥协求和的方针，他害怕中日交战，不但对战争缺乏胜利信心，而且认为“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18)因此，他虽也主张调军布防，但“非必欲之用武”(19)，而只是用于为和谈服务。他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20)他一再要沈葆桢“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密饬唐提督到台后，进队不可孟浪。”对日兵“断无驱逐之理。”(21)他明知各国“未始不望日人之收功获利，断无实心帮我者”(22)，可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各国出面干涉日本撤兵上。其对策就是开放台湾和各国通商，企求国际干涉的所谓“以夷制夷”。他说“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23)。
7月，处于进退维谷的日本向清政府提出，以赔款为条件，日本从台撤兵。这时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得格及驻华公使艾忻敏相继以袒护日本的姿态出来“调停”。李鸿章虽也认为“此事若以兵费结局，以后觊觎更多，鱼肉更甚”(24)，但又提出“抚恤琉球被难之人”，“犒尝”日兵“远道艰苦”之法(25)。10月，日使大久保利通与柳原进京和总理衙门谈判。日方索贴兵费200万两，遭到拒绝后，便以出京回国相威胁。“英使威妥玛乃为居间调处，多方恫喝”(26)。清朝政府屈服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压力，终于在10月31日总理衙门大臣奕与大久保利通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及“凭单”。
“条约”承认，台湾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这就把琉球国当作了日本的领地，把日本侵略台湾的可耻行为美化成正义行动。并据此规定“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十万两”，日军“在台地方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27)。就这样，日本的强盗侵略，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满载50万两的犒劳费回国。尤其重要的是取得了清政府对琉球属于日本领地的公开承认。这无疑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开了中日外交史上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先河。
对于这个条约，连李鸿章也不得不承认“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又说“忍小忿而图远略，抑亦当事诸公之用心欤”(28)，赞扬主持对日和谈的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非钧处智珠在握，操纵得宜，固未易如此妥协也。”(29)
三
条约签订后，日本步步的加紧侵略，打破了清政府的迷梦，宣告了投降外交路线的破产。历史说明，这种“妥协”，绝非如李鸿章所云是什么“智珠在握”，“忍小忿图远略”，而是荒谬绝伦。以眼前的一时安逸，而不惜葬送国家主权，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与虎谋食。它更加暴露出清政府的腐朽，使日本感到其软弱可欺，从而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增大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不久，日本就以该约为依据，加紧吞并琉球。1879年正式改琉球为冲绳县，没费一兵一率就将其占为己有。
日本台事交涉得逞，其势益形鸱张，遂悍然至朝鲜寻衅。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否认朝鲜和清朝间传统的政治关系。1885年通过《中日天津条约》，攫取到日后出兵朝鲜的权力。此后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接踵而来。而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军阀政府、抗战爆发之前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都是沿袭这种投降主义的对日外交路线，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阴谋一步步得逞，对华侵略一步步升级，不仅霸占了我国神圣领土台湾，而且侵占了中国东北，直至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
不难看出，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和由此签订的《中日北京专条》是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几十年中，日本步步进逼，而中国节节退让，破坏了中日两国之间平等友好的传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屈辱的一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一，增强国力，加紧进行现代化建设。落后就要挨打，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优胜劣汰是无情的铁律。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在于进入近代后中国经济的落后，国防的衰弱。因此，要紧紧抓住机遇，加快改革步伐，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使我们民族免于被奴役、被宰割的根本保证，也是预防和抵御外敌入侵的物质基础。
第二，居安思危，警惕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局部战争时有发生。近些年来，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日本朝野总有那么一些人，妄图为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军国主义的阴魂至今未散，美国也有些人时常想干涉中国的内政。因此，即使是和平环境，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预则立，不预则废，常备不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不屈于任何压力，坚决拥护国家的统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要坚决保卫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绝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为此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为此作出贡献。
注释：
①[日]依田憙家：《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中译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 ⑧ (19)—(23) (25) (29)《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
③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7卷第24页、第82卷第3页。
⑤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页。
⑥连横：《台湾通史》第十四卷281页。
⑦ (11)—(18) (24) (26) (28)《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
⑨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874.pp.311—312.
⑩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375页。
(27)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2—344页。